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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说，妓女“给我以生活中别处无法寻得的性慰藉”。
没有人否认维迪亚·奈保尔的才气，早在1972年，大家就认定奈保尔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因此。当2001年奈保尔确认自己获奖后，并没有特别的惊喜，只是发了一个简短的声明，说自己“对获此殊荣颇为欣喜，这实在是我未曾臆想过的荣誉”。
诺贝尔奖颁给奈保尔，其实也是表明瑞典文学院的一个态度：个人的道德标准和文学要彻底划清界限。事实证明，瑞典文学院非常有先见之明。如果当时这个奖和道德挂钩，那么7年后，奈保尔的行为就相当于给了诺贝尔文学奖一记响亮的耳光：奈保尔承认，对和自己相伴41年的妻子从未温存过。在这段婚姻中，他从没给妻子买过婚戒，有一个交往了24年的情妇，结婚后第三年就趁妻子上班和妓女鬼混，还在妻子死后第6天就把另外一个情妇领回家。
这些事，奈保尔从来没打算瞒过他的妻子帕特丽夏。帕特丽夏和奈保尔相识在牛津大学。1955年结婚，两人没有孩子，直到1996年帕特丽夏因乳腺癌复发死去。1994年，帕特丽夏刚刚接受了乳房切除手术，当时正在写《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的奈保尔不仅很少去医院看望，还在接受《纽约客》采访时公开自己是个“召妓的男人”。他说，之所以召妓，是因为性能给他带来自我认同，让他感觉到自己的存在。他公开自己对帕特丽夏的不满意，“每个人(的性生活)都是完整的、满足的，而我的不是。”听到这番话的帕特丽夏彻底崩溃，从此一蹶不振，两年后去世。
其实，对于自己不能满足丈夫，帕特丽夏是知道的。在和丈夫41年的婚姻中，帕特丽夏记下24卷日记，“维迪亚告诉我，自从1967年，他就对和我做爱没有任何兴趣。”5年后，奈保尔遇到了已婚的玛格丽特-古丁，并和她开始了长达24年的婚外情。当然，在帕特丽夏去世后，奈保尔也没有娶玛格丽特。那时候，他已经爱上离异的巴基斯坦记者娜迪拉，在发妻去世两个月后，第二任妻子就娶进门。现在，当75岁的奈保尔将自己所有的档案以62万美元卖给自传作家，从3月23日在英国《每日电讯报》连载时，他开始对妻子的死感到有一点内疚：“可以这样说，是我杀了她。”
虽然帕特丽夏很少出现在奈保尔的作品中，但他在小说中一贯强调的男权主义足以反映出他们的婚姻关系。因为奈保尔讨厌妻子英国人式的古板和不解风情，帕特丽夏过早地枯萎了。曾经和奈保尔一起周游世界、互相提携30多年的美国作家保罗·索鲁在回忆录《维迪亚爵士的影子》中谈到自己初见帕特丽夏的情形，那时的她“娇小而苍白”，虽然有张“甜美的脸”，但“华发早生”。奈保尔对女人的态度一贯如此，对情妇玛格丽特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的相遇“解放了我，却毁了她。这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奈保尔说知道自己把玛格丽特拖成一个“中年女人，甚至老女人”不公平，但是“真的无能为力”。
之所以愿意回头正视这段，不仅是因为奈保尔老了，还因为奈保尔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剖析自己。在45年的作家生涯中，奈保尔写了26本书，捧回了所有英语文学的重要奖项，但他从来就没有归属感。奈保尔祖籍是印度，1932年出生于特立尼达，18岁到英国读大学，1990年被英国女王封为爵士。他的一生都在印度后裔和英国移民的身份中挣扎：作为英国人，他跻身上层，曾担任英国广播公司的主持人，作品也被公认为最能体现英文的力量，但他从没放弃谴责英国殖民后印度人无法收拾的烂摊子。作为印度人，他痛恨自己无法去除的亚洲烙印。1949年为了申请牛津，他给姐姐写信抱怨自己的脸太胖，“就算是从印度来的印度人也没有比我更像印度人”。正是这样的分裂让印度和飘零成了他文学的永恒主题。在1994年出版的《世界的道路》上，第一句话“我离家已经四十年，我那时才十八岁”真实地描述了他内心中的印度情结。虽然身体是印度人，他的精神却是英国的，在他的笔下，印度社会是分崩离析的，恰如书名《印度：一个受伤的文明》。
分裂成就了奈保尔尖锐机智的文笔，也让他众叛亲离。生活中得不到满足的他对世界充满了不屑，他说布莱尔是“文化践踏者”，不相信一切宗教，对狄更斯充满鄙视，对任何人都不留情面，和最好的朋友保罗-索鲁决裂。如果说在这个世界上，他还有一个找不出缺点的人，那就是47岁英年早逝的父亲。可能也是因为21岁时父亲就去世了，让他从此失去了对别人的信任，也让他开始用批判的眼光看世界，并最终成为一个才华横溢但道德备受指责的人。
没有人否认维迪亚·奈保尔的才气，早在1972年，大家就认定奈保尔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因此。当2001年奈保尔确认自己获奖后，并没有特别的惊喜，只是发了一个简短的声明，说自己“对获此殊荣颇为欣喜，这实在是我未曾臆想过的荣誉”。
诺贝尔奖颁给奈保尔，其实也是表明瑞典文学院的一个态度：个人的道德标准和文学要彻底划清界限。事实证明，瑞典文学院非常有先见之明。如果当时这个奖和道德挂钩，那么7年后，奈保尔的行为就相当于给了诺贝尔文学奖一记响亮的耳光：奈保尔承认，对和自己相伴41年的妻子从未温存过。在这段婚姻中，他从没给妻子买过婚戒，有一个交往了24年的情妇，结婚后第三年就趁妻子上班和妓女鬼混，还在妻子死后第6天就把另外一个情妇领回家。
这些事，奈保尔从来没打算瞒过他的妻子帕特丽夏。帕特丽夏和奈保尔相识在牛津大学。1955年结婚，两人没有孩子，直到1996年帕特丽夏因乳腺癌复发死去。1994年，帕特丽夏刚刚接受了乳房切除手术，当时正在写《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的奈保尔不仅很少去医院看望，还在接受《纽约客》采访时公开自己是个“召妓的男人”。他说，之所以召妓，是因为性能给他带来自我认同，让他感觉到自己的存在。他公开自己对帕特丽夏的不满意，“每个人(的性生活)都是完整的、满足的，而我的不是。”听到这番话的帕特丽夏彻底崩溃，从此一蹶不振，两年后去世。
其实，对于自己不能满足丈夫，帕特丽夏是知道的。在和丈夫41年的婚姻中，帕特丽夏记下24卷日记，“维迪亚告诉我，自从1967年，他就对和我做爱没有任何兴趣。”5年后，奈保尔遇到了已婚的玛格丽特-古丁，并和她开始了长达24年的婚外情。当然，在帕特丽夏去世后，奈保尔也没有娶玛格丽特。那时候，他已经爱上离异的巴基斯坦记者娜迪拉，在发妻去世两个月后，第二任妻子就娶进门。现在，当75岁的奈保尔将自己所有的档案以62万美元卖给自传作家，从3月23日在英国《每日电讯报》连载时，他开始对妻子的死感到有一点内疚：“可以这样说，是我杀了她。”
虽然帕特丽夏很少出现在奈保尔的作品中，但他在小说中一贯强调的男权主义足以反映出他们的婚姻关系。因为奈保尔讨厌妻子英国人式的古板和不解风情，帕特丽夏过早地枯萎了。曾经和奈保尔一起周游世界、互相提携30多年的美国作家保罗·索鲁在回忆录《维迪亚爵士的影子》中谈到自己初见帕特丽夏的情形，那时的她“娇小而苍白”，虽然有张“甜美的脸”，但“华发早生”。奈保尔对女人的态度一贯如此，对情妇玛格丽特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的相遇“解放了我，却毁了她。这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奈保尔说知道自己把玛格丽特拖成一个“中年女人，甚至老女人”不公平，但是“真的无能为力”。
之所以愿意回头正视这段，不仅是因为奈保尔老了，还因为奈保尔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剖析自己。在45年的作家生涯中，奈保尔写了26本书，捧回了所有英语文学的重要奖项，但他从来就没有归属感。奈保尔祖籍是印度，1932年出生于特立尼达，18岁到英国读大学，1990年被英国女王封为爵士。他的一生都在印度后裔和英国移民的身份中挣扎：作为英国人，他跻身上层，曾担任英国广播公司的主持人，作品也被公认为最能体现英文的力量，但他从没放弃谴责英国殖民后印度人无法收拾的烂摊子。作为印度人，他痛恨自己无法去除的亚洲烙印。1949年为了申请牛津，他给姐姐写信抱怨自己的脸太胖，“就算是从印度来的印度人也没有比我更像印度人”。正是这样的分裂让印度和飘零成了他文学的永恒主题。在1994年出版的《世界的道路》上，第一句话“我离家已经四十年，我那时才十八岁”真实地描述了他内心中的印度情结。虽然身体是印度人，他的精神却是英国的，在他的笔下，印度社会是分崩离析的，恰如书名《印度：一个受伤的文明》。
分裂成就了奈保尔尖锐机智的文笔，也让他众叛亲离。生活中得不到满足的他对世界充满了不屑，他说布莱尔是“文化践踏者”，不相信一切宗教，对狄更斯充满鄙视，对任何人都不留情面，和最好的朋友保罗-索鲁决裂。如果说在这个世界上，他还有一个找不出缺点的人，那就是47岁英年早逝的父亲。可能也是因为21岁时父亲就去世了，让他从此失去了对别人的信任，也让他开始用批判的眼光看世界，并最终成为一个才华横溢但道德备受指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