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清楚记得，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的乐队“音速青春”（Sonic Youth）仍然狂飙突进在后朋克与噪音实验两条路上的时候，他就用这只吉他。春夜前往湾仔原Vine教堂改造的音乐厅看瑟斯顿的音乐会，多少有点朝圣心态——瑟斯顿也在开场时就这教堂里的摇滚开了若干玩笑。玩笑归玩笑，这晚瑟斯顿有点掩不住的沉郁，我知道和教堂无关，和音乐无关，只关乎音速青春的另一位灵魂人物：金戈登（Kim Gordon）——瑟斯顿的前妻。这对实验音乐界著名的“金童玉女”前两年婚变，连我都觉得不好受，最近金戈登出版回忆录《乐队中的女孩》里面多有回忆两人的幸福与不幸，读得人黯然。只有最后一曲漫长的音墙建筑与拆解暴露了他是一个饱经沧桑的男人，我闭上眼睛，听出了他是在重塑他幻觉中的世界末日，犹如核冬天走向聚变一刻，巨大的低气压碾磨着地球的幸存者，鬼哭神号，而这个男人仗着吉他独行，渐渐走进宇宙辽远的清丽之中。青春像音速一般暴走过的，才知道这肩负着整个世界末日前行，是何等绝望。如果说瑟斯顿是演奏末日的男人，金戈登可能是孕育末日，把末日抚养长大乃至它繁花盛放的一个女人。
　　早期“音速青春”的歌曲是典型的后朋克，急促粗犷，但主音若是金戈登的话，那首歌就带着一种与毁灭、力所能及能挽回的一切。到音速青春中后期的歌，越来越漫长，越来越充满块状的、立体的噪音机构，金戈登的声音混裹着她贝司的冷静，只旁观其他三个男人的沉溺，她在为他们唱安魂曲。与帕蒂.史密斯满怀伤情、浓墨重笔的《只是孩子》相比，《乐队中的女孩》也显出更多冷静，金戈登旁观这整个与她密不可分的美国后朋克、Grange潮流，好像洞悉部落里所有人往事的老巫婆，喃喃念咒。
　　其实金戈登的书也在表示着自己与唱片工业、摇滚圈子的格格不入，她连假装任性都不愿。她和他，让我想起《只是孩子》里的那两个纯粹的艺术青年，他们也孤傲率性地体验彼时纽约的艺术与饥饿，“他们一无所有，只有彼此，但正是这样两股巨大力量的相融使他们披荆斩棘成为独立的他们自己。”——而金戈登和瑟斯顿也走向了终极的独立，不过也成为了彼此的荆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