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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马的南勇、杨一民、张建强分别是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南勇同时又是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党委书记和主任)、副主席和部门主任。作为足协(主要)官员,对目前中国足球水平低下和假、赌、黑、贿等丑恶现象频发,他们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然而,如果我们深入分析,也会发觉,虽然这样的归罪“干净利落”,但可能还没有触及深层次的根本问题。
中国足球的职业化改革已有十几年。这十几年的足球职业化之路事实上并不顺畅,问题一直未曾断绝,而且越来越严重。因此,虽然南勇在足球圈是公认的做事独断的人,而且利欲熏心,涉赌涉贿,但是,要说中国足坛的乌烟瘴气,只是他南勇(或其中的两三人)之“力”,恐怕也高估了他(们)的能力和能量。
关键还在于足球管理的体制之弊。
其一,职业化改革的不彻底导致足协权力过分膨胀,在足坛出现了权贵市场经济现象。大家知道,中国足球是在各项体育事业中率先职业化的,实行了俱乐部制和球员会员制、联赛公司制。这一改革一度曾赢得各方称赞。人们都以为联赛运作和俱乐部经营管理的市场化,球队组成和球员流动与转会的市场化,会出现新机制、新动力。然而,中国足球在职业化改革过程中,作为管理机构的中国足协权力不是小了、弱了,而是大了、强了,小政府大市场的改革初衷荡然无存。人们看到的不是俱乐部和球员的自我做主和自由选择增强了,而是中国足协及其一些部门和个人权力的无限膨胀,即“婆婆”更厉害而“媳妇”更没地位了,借用曾任广州松日俱乐部副总经理的利彪的话是“到俱乐部干了一段时间,最大的感受是人在足球圈没有尊严。俱乐部没有尊严,搞职业足球的人没有尊严……那时候,足协的人下来,下面的人得像伺候太上皇那样伺候他们!”
可以这么说,正是因为足协的权力大了、强了,且在几近毫无监督的环境下,滥用权力肆意妄为,以权谋私中饱私囊也就毫不足怪了。
这种出现于中国足坛的权贵市场经济,使主管足球的权力机构手握着不断强化的各种权力,从赞助商的选定、赛制的改变、裁判员的委任、国家队的组成到球员改年龄,他们都有一言九鼎的操弄权,新兴的市场主体即俱乐部和球员则基本没有参与权,只有被动听命,以至于俱乐部、球队和球员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即,在中国足坛,钱能通神。
伴随着足协权力的膨胀,与此相应的是基层权力的不断弱化和缩小。想当年中国足球职业化之初,人们满心欢喜,以为市场化会使资源优化配置得到最大化的选择。然而,事实却是国足队员的身份可以花钱购买、俱乐部只能被动听从足协安排,至于球员转会更是与国际通行的自由转会相去甚远。如此畸形现象,一些人通过歪门邪道捞钱也就毫不意外了。
其二,中国足球管理政企一体、管办不分,导致乱像频现。大家知道,中国足协和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虽然中国足协名义上是一个民间组织,但实际上却行使着政府部门的行政职能。这种“双重身份”决定了中国足协一方面是行政权力机构,另一方面又是市场运行主体。
此外,南勇被刑拘之前,也集多种职务于一身: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这一职务可视为民间组织的负责人;同时,他又是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是一个正局级的国家干部;另外,他还曾是中超公司的董事长,是商业机构的领导。这使他亦民亦官亦商,多种身份、多种利益集于一身。
这样的体制,恰恰最容易滋生腐败。这样的身份,使其可以在不同身份之间轻松“转身”,以权谋私也就很难避免。
这种政企一体、管办不分的弊端,具体说来就是,一边是足协为了巩固权力而力图全力满足行政体系的需求,一边却是职业化足球利益各方找不到参与的渠道来制约足协,也即是,一方面,足协在操盘职业化足球联赛时,可以很方便地避开行政体系的监管,而在另一方面,足协的行政权力属性,又可以用于抵挡新兴的市场主体们要求参与规则制定、利益分配等正当诉求。这样,就足可使足协可以充分利用其“双重身份”谋取利益最大化。
当然,导致中国足协这种“双重身份”的,有历史的原因。足球职业化之初,事实上还没有市场化的微观基础。当初,与其他许多领域一样,职业化采用的是由非市场的手段推动市场化改革的路径,即由带有行政权力属性的足协来担任市场化建设的启动者和孵化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出这样的尝试可以理解,人们也期待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深入和市场主体的发育,作为主管部门的中国足协终将淡出具体的经营,一个符合市场原则和法制要求的职业足球市场终将得到确立。然而,事与愿违。中国足协在保有原来的专业管理权力的同时,还获得了对新兴的职业足球市场的绝对主导权。而且与人们的期待相反,足协并没有放弃这一绝对主导权的丝毫想法,巨大的利益更是巩固了足协的揽权冲动。
由此,由权力主导的职业化改革,赋予了中国足协的一身二任。足协也知道,在现行体制下,自身权力的基础来自行政权力体系,只要获得了行政权力体系的认可,就无事不可为了。反过来,一旦拥有了行政权力体系的支持,足协也就拥有了对职业足球的主导控制权。由于中国足协本身就是足球职业化改革的主导者,只要它顽固拒绝制定更合理的规则,拒绝赋予利益各方相应的权利,那么,在现行的框架内,无论是俱乐部、球员、其他专业人士,还是媒体,都缺乏可资利用的资源和手段制衡足协。
中国足坛的溃烂表明,尽管行政权力可以为职业化改革开创一定的条件,但是,只要行政权力依旧保持着绝对的主导权,而不给予市场利益各方以相应权利,那么,这样一个市场就注定是缺乏规则,权力也是缺乏制约的。
因此,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崔大林在谈到中国足协今后的改革时强调“政企分开、管办分离”,即未来在市场开发、俱乐部经营等方面必须强化中超公司的主体地位,足协作为管理机构,不能介入经营、裁判等领域。
其三,制度不健全,管理漏洞多,监督未跟上。主管部门没能对种种尚在萌芽状态的违规违纪现象加以严管严查,而是息事宁人,寄希望于足协自身能够律己。事实是,在足坛,像南勇、杨一民以及张建强等人身处足球管理核心,大权在握,足球职业化以后经手数以千百万计的资金往来,既有权钱交易的机会,又有以权谋私的便利。制度的不健全和管理上的漏洞,都使他们显得“游刃有余”,再加上到目前为止,在足坛还没有建立起一套严密管用的制度体系和严密有效的监督机制,致使那些手握实权的人肆无忌惮地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牟取非法利益。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南勇、杨一民、张建强等人的被捕带给人们的思考,远远超过几名官员的倒下,也超过了此次足坛反赌打黑肃贪本身。我们期望,这次的足坛反腐,能够为理顺中国足球管理体制,推进制度建设、强化监督管理起到催化的作用。■
编辑:卢劲杉lusiping1@gmail.com
然而,如果我们深入分析,也会发觉,虽然这样的归罪“干净利落”,但可能还没有触及深层次的根本问题。
中国足球的职业化改革已有十几年。这十几年的足球职业化之路事实上并不顺畅,问题一直未曾断绝,而且越来越严重。因此,虽然南勇在足球圈是公认的做事独断的人,而且利欲熏心,涉赌涉贿,但是,要说中国足坛的乌烟瘴气,只是他南勇(或其中的两三人)之“力”,恐怕也高估了他(们)的能力和能量。
关键还在于足球管理的体制之弊。
其一,职业化改革的不彻底导致足协权力过分膨胀,在足坛出现了权贵市场经济现象。大家知道,中国足球是在各项体育事业中率先职业化的,实行了俱乐部制和球员会员制、联赛公司制。这一改革一度曾赢得各方称赞。人们都以为联赛运作和俱乐部经营管理的市场化,球队组成和球员流动与转会的市场化,会出现新机制、新动力。然而,中国足球在职业化改革过程中,作为管理机构的中国足协权力不是小了、弱了,而是大了、强了,小政府大市场的改革初衷荡然无存。人们看到的不是俱乐部和球员的自我做主和自由选择增强了,而是中国足协及其一些部门和个人权力的无限膨胀,即“婆婆”更厉害而“媳妇”更没地位了,借用曾任广州松日俱乐部副总经理的利彪的话是“到俱乐部干了一段时间,最大的感受是人在足球圈没有尊严。俱乐部没有尊严,搞职业足球的人没有尊严……那时候,足协的人下来,下面的人得像伺候太上皇那样伺候他们!”
可以这么说,正是因为足协的权力大了、强了,且在几近毫无监督的环境下,滥用权力肆意妄为,以权谋私中饱私囊也就毫不足怪了。
这种出现于中国足坛的权贵市场经济,使主管足球的权力机构手握着不断强化的各种权力,从赞助商的选定、赛制的改变、裁判员的委任、国家队的组成到球员改年龄,他们都有一言九鼎的操弄权,新兴的市场主体即俱乐部和球员则基本没有参与权,只有被动听命,以至于俱乐部、球队和球员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即,在中国足坛,钱能通神。
伴随着足协权力的膨胀,与此相应的是基层权力的不断弱化和缩小。想当年中国足球职业化之初,人们满心欢喜,以为市场化会使资源优化配置得到最大化的选择。然而,事实却是国足队员的身份可以花钱购买、俱乐部只能被动听从足协安排,至于球员转会更是与国际通行的自由转会相去甚远。如此畸形现象,一些人通过歪门邪道捞钱也就毫不意外了。
其二,中国足球管理政企一体、管办不分,导致乱像频现。大家知道,中国足协和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虽然中国足协名义上是一个民间组织,但实际上却行使着政府部门的行政职能。这种“双重身份”决定了中国足协一方面是行政权力机构,另一方面又是市场运行主体。
此外,南勇被刑拘之前,也集多种职务于一身: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这一职务可视为民间组织的负责人;同时,他又是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是一个正局级的国家干部;另外,他还曾是中超公司的董事长,是商业机构的领导。这使他亦民亦官亦商,多种身份、多种利益集于一身。
这样的体制,恰恰最容易滋生腐败。这样的身份,使其可以在不同身份之间轻松“转身”,以权谋私也就很难避免。
这种政企一体、管办不分的弊端,具体说来就是,一边是足协为了巩固权力而力图全力满足行政体系的需求,一边却是职业化足球利益各方找不到参与的渠道来制约足协,也即是,一方面,足协在操盘职业化足球联赛时,可以很方便地避开行政体系的监管,而在另一方面,足协的行政权力属性,又可以用于抵挡新兴的市场主体们要求参与规则制定、利益分配等正当诉求。这样,就足可使足协可以充分利用其“双重身份”谋取利益最大化。
当然,导致中国足协这种“双重身份”的,有历史的原因。足球职业化之初,事实上还没有市场化的微观基础。当初,与其他许多领域一样,职业化采用的是由非市场的手段推动市场化改革的路径,即由带有行政权力属性的足协来担任市场化建设的启动者和孵化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出这样的尝试可以理解,人们也期待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深入和市场主体的发育,作为主管部门的中国足协终将淡出具体的经营,一个符合市场原则和法制要求的职业足球市场终将得到确立。然而,事与愿违。中国足协在保有原来的专业管理权力的同时,还获得了对新兴的职业足球市场的绝对主导权。而且与人们的期待相反,足协并没有放弃这一绝对主导权的丝毫想法,巨大的利益更是巩固了足协的揽权冲动。
由此,由权力主导的职业化改革,赋予了中国足协的一身二任。足协也知道,在现行体制下,自身权力的基础来自行政权力体系,只要获得了行政权力体系的认可,就无事不可为了。反过来,一旦拥有了行政权力体系的支持,足协也就拥有了对职业足球的主导控制权。由于中国足协本身就是足球职业化改革的主导者,只要它顽固拒绝制定更合理的规则,拒绝赋予利益各方相应的权利,那么,在现行的框架内,无论是俱乐部、球员、其他专业人士,还是媒体,都缺乏可资利用的资源和手段制衡足协。
中国足坛的溃烂表明,尽管行政权力可以为职业化改革开创一定的条件,但是,只要行政权力依旧保持着绝对的主导权,而不给予市场利益各方以相应权利,那么,这样一个市场就注定是缺乏规则,权力也是缺乏制约的。
因此,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崔大林在谈到中国足协今后的改革时强调“政企分开、管办分离”,即未来在市场开发、俱乐部经营等方面必须强化中超公司的主体地位,足协作为管理机构,不能介入经营、裁判等领域。
其三,制度不健全,管理漏洞多,监督未跟上。主管部门没能对种种尚在萌芽状态的违规违纪现象加以严管严查,而是息事宁人,寄希望于足协自身能够律己。事实是,在足坛,像南勇、杨一民以及张建强等人身处足球管理核心,大权在握,足球职业化以后经手数以千百万计的资金往来,既有权钱交易的机会,又有以权谋私的便利。制度的不健全和管理上的漏洞,都使他们显得“游刃有余”,再加上到目前为止,在足坛还没有建立起一套严密管用的制度体系和严密有效的监督机制,致使那些手握实权的人肆无忌惮地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牟取非法利益。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南勇、杨一民、张建强等人的被捕带给人们的思考,远远超过几名官员的倒下,也超过了此次足坛反赌打黑肃贪本身。我们期望,这次的足坛反腐,能够为理顺中国足球管理体制,推进制度建设、强化监督管理起到催化的作用。■
编辑:卢劲杉lusiping1@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