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哲的作品普遍传递出一种困惑、迷茫的气息。这种气息既是个人青春体验的显现，也源于自身对时代文化气息的敏感；既是对一个英雄时代的质疑，也源于自我对周遭社会现实生存状态的诘问。艺术家的思考穿行在理想与现实的中间地带，游弋在英雄时代的坍塌与自我世界的迷失之间，尽管精神与肉身的边界似乎已被消解，但作品内在的文化诉求仍能穿透作品那些表层的图像，希望在相对具体的时间线索中，对自我世界所呈现出的变化进行言说。于是，这个自我的世界从一开始，就多少具有精神现象学的意味，不过，最终困惑、迷茫成为了它的肌理，而“困局”则是其底色。
　　宿哲是一位对青春记忆保持着自省的艺术家。但是，他对自我的体察，不是从形而下的生活层面，而是从自身的文化记忆入手的。在2006年创作的《英雄与梦想》、《也许从来就没有过什么英雄》等作品中，宿哲表达了对那个曾被赋予太多理想价值观的时代的质疑与不信任。在一个由意识形态所统辖的社会里，“英雄”形象往往表征着一种崇高的人生理想。但是，“英雄”实质是被塑造出来的，这种塑造不仅受制于意识形态话语的支配，而且还以一套严密、规范的图像与视觉系统呈现出来，譬如形象上的“高大全”、色彩表达上的“红光亮”。1976年，“文革”的结束，意味着一个极左的时代走向了死亡，同时也意味着宏大叙事的英雄时代的终结。不过，由于文化思维惯性的存在，“英雄”叙事仍然会对更年轻一代的青年产生着影响。正是源于对自我青春体验的审视，对宿哲来说，“英雄”叙事原本就是一种话语权力，它不但会遮蔽真实的现实，还会对具有独立价值的自我世界产生吞噬作用。于是，在《这是一个冻结的英雄主义梦想》、《在一个英雄的烦恼》中，宿哲将创作的注意力集中放在了消解作品题材的崇高感，以及视觉观看经验的仪式性上。在这个过程中，“英雄”形象的缺席具有多重的意义指涉，既让画面的场景失去典型性的意义，也让作品丧失掉由“高大全”所带来的仪式感，而蓝灰的色调则是对“红光亮”的颠覆。很显然，鉴于“英雄”的缺席，艺术家巧妙地讨论了一个理想价值观坍塌后，自我世界所呈现出的迷茫与困惑。
　　在2008年的作品中，宿哲的创作曾出现过一些转变，艺术家希望用一种微观叙事的方法，从日常的生活入手，表达个人独特的现实生存体验。即便如此，宿哲仍延续了此前质疑“英雄”叙事的创作思路，只不过，此时作品中关于青春意义的追问变得更为的强烈，这在《我把青春献给谁》中体现得尤为突出。2010年的作品进一步深化了艺术家关于自我世界的拷问，其中，一些变化值得注意。首先是作品的现实语境围绕都市化与都市生存展开。从图像的表达上看，艺术家对都市场景的使用，并不是要真正去表现都市，而是让作品在意义生效时起到提示性的作用。事实上，真正体现自我“困局”内涵的还是那些女性形象。尽管她它们和期作品中“英雄”的缺席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但这些女性形象在视觉呈现的方式与意义的指涉上，仍具有某种“英雄”的品质。她它们仍然是被塑造的，仍然裹挟着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只不过，前者是理想主义、集体主义时代的“英雄”，后者是流行文化、商业社会包装的明星；前者是政治意识形态下的产物，后者是商业时代欲望消费的载体。虽然这两者之间也存在着一些区别，但是，一旦当它们一旦成为一个历史时期主导性的价值观的时候，真正个体化的自我世界反而会沦落为一个“他者”。与此同时，都市化的图像所蕴涵的时间意识开始显现出来了。，如果将“英雄”看作是“文革”时代的产物的话，我们就不难发现，宿哲对自我世界的讨论，实质是将其放在了从“文革”到改革开放、再到20世纪90年代消费社会形成的社会变迁的背景下予以讨论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艺术家强调作品背后的时间维度，不仅能为其建构一种上下文关系，也会对“自我”与“自我世界”的讨论赋予一些社会学的意义。然而，不管是期的“英雄”系列，还是近期的《第六号》、《第八号》等作品，宿哲对青春体验的言说，均较为完整的保持了一贯的迷茫与困惑的情绪。事实上，在《第三号》、《第五号》等作品中，艺术家的自我反思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而且，在那些困惑的情绪中，还传递出一种淡淡的伤害感。对于宿哲来说，从反思——自省——迷茫——困惑，再走向伤害，这正是潜藏在表层化的图像背后思想观念前行的内在轨迹。借助对“英雄”的讨论，宿哲表达了一个理想价值观坍塌后，自我世界出现的精神荒芜；借助对“明星”的表现，呈现出的则是商业时代对人所产生的异化，虽然二者在图像呈现方式上略有不同，但自我世界的“困局”仍然是其作品的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