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的工作不用坐班，但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坐班”了呢。因为家就在校园里住，妈妈备课的大办公室和家只有两步路。冬天的时候办公室里点着大煤炉子，比家里暖和得多，所以放了学或者寒假，常常被妈妈打发到那里去写作业，顺便烧水，负责把办公室所有的开水瓶都灌满。
　　描写八十年代的电影里常常出现这种煤炉子。烧大轧子，一根排气筒高高地耸立着，不小心蹭着会被烫得直喊哎哟，过一会儿火不旺了就要用一根大粗铁条捅一捅，一捅煤灰就呼呼地冒上来，呛得人咳嗽。要是捅得时间长了，大铁条拿出来的时候都红得透明，像是世所罕见的红宝石，要使劲儿忍住才能不伸手去摸。
　　在电影里，这样的煤炉子上面总是蹲着一只大个儿的铝水壶，水早烧开了，却没有人来提走，铝水壶咕咚咕咚不急不慢地摇晃着厚敦敦的身体，白色的水汽像一条纱巾一样，晃悠悠地往上飘。在这样的时刻里，时间是凝滞的，它不往前走，也不往后出溜，它就像水汽一样，粘在了水壶上。
　　大办公室里摆放着横七竖八的桌子，桌子上都是满满的卷子和教案。墙上常年订着一本很小的日历，薄而脆的纸，365页，每一页介绍一个常识。过完一天，就把这一天的纸夹在上面生了绣的铁夹子里。有一天，我去夹日历的时候，发现新的一天介绍的是一个从来没听说过的古怪的词，叫“月经”。两个字都认识，合起来就不认识了。短短的一段话看了半天，还是完全不能够相信，这样奇怪的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也幻想过2000年。心里想要用完多少本这样的日历，才会终于走到21世纪。那时候四个现代化一定已经实现了，天空中就永远挂着那个明晃晃的标志。我在做什么呢？24岁应该已经很老了吧，但一定也可以很时髦，穿着白色的喇叭裤，戴着蛤蟆镜，提着双卡录音机，愉快地走在碧绿的草坪上。
　　不过也坚定地认为这个场景是永远永远都走不到的，那么多本日历，摞起来要一人高吧？怎么可能。
　　后来有一年夏天，和弟弟在暑假空荡荡的校园里追着玩儿。荒草长得很高，跑过去的时候刷刷地响。几乎没有脂肪的身体遭遇的阻力是零，我觉得自己必须停下来，如果再不停止，挥舞的胳膊就会变成翅膀，飞到天上去。好不容易收住脚步，忽然觉得有点肚子疼，蹲下来，发现有一件以为永远在远方的事情发生了。
　　我等着水烧开的时候总觉得时间很慢。大水壶藏着一个大秘密，它最沉得住气，一声不吭，秘密在里面像一只大熊一样冬眠了。你忍不住走开了，它却忽然慢悠悠地吟唱起来，你赶紧走过来等着，它却又不着急了。像京剧里的老生那样，踱来踱去地唱了半天，终于坐下来。你以为他要闭嘴，谁知道人家只不过要喘口气，就继续天长地久地唱下去。
　　你气急败坏地走开去做别的事儿了。埋头算一道最别扭最刁钻的题，算完了感觉自己累得地老天荒，忽然想起来水壶，不知道什么时候，人家已经在冒着纱巾一样大片的白而颤抖的水汽。
　　五年级的时候我休了一年学。那一年就像一个巨大的壶，架在一个巨大的煤炉子上，永远也烧不开。
　　所有的小孩子都去上学了，只有我无所事事，不知道该如何打发每一天。秋天来了，校园的地上到处都是翻滚的白杨叶子，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水分，踩上去是哗啦哗啦粉碎的声音。我故意穿得特别薄，冻得抖抖索索，抱着肩膀在校园里跑来跑去。每一个班都有一块黑板报，写着各种励志的名言。我把每一句都背了下来，那秋天冰凉而湿漉漉的太阳居然还一动不动，再背了一遍，太阳还是一动不动。高中的学生在集体朗诵着我听不懂的英语，一遍又一遍。
　　孤独和等待会让时间被胶水黏住，至于等待什么，并不知道。
　　休学的时候妈妈出差也带着我。那年夏天和她去了另外一个县城监考改卷，和许多年轻的男老师女老师一起住在招待所里。我带着一本厚厚的小说，叫《暴风骤雨》，他们出去监考的时候我就在房间里一页页地翻，看里面的人物讨论着牛、马、骡子和许多我现在也不能完全理解的事。休息的时候妈妈让我去给年轻教师们送一个大西瓜。那个西瓜又圆又大，把我压得歪歪扭扭。男教师和女教师的房间面对着面，他们都开着房门，我就站在走廊上。他们不理我，却彼此在调笑，说着我听不懂的话，非常愉快的样子。后来我坚持不住，西瓜滑在了地上，红色的汁液在水泥地上流出去很远。他们之间有一种很奇怪的关系，这种关系小孩子永远也走不进去。
　　红色的西瓜瓤，隔着绿色的西瓜皮。
　　在那个招待所里住了十几天，离开的时候我不舍得，亲一下房间的墙壁，还和它说话：你知道吧？我再也不会回来了。
　　十岁的小孩子说起“再也不会”，有种把西瓜举过头顶，再猛然摔下来的凄怆的口感。
　　八十年代的招待所，贴着绿色的有花纹的墙纸，西瓜皮的颜色。
　　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我妈妈的办公室门口放着一口被遗弃的大水缸。谁也不知道它为什么会在那里。晚上没有人的时候，我会躺在缸上面——用成年人想不出也做不来的姿势——看天上的星星。八十年代的星空非常低，就在大白杨树的树梢上，我努力想象着未来，还是觉得它永远不可能发生。二十岁在那个亮而小的星星上，三十岁在另外一个模糊而巨大的星星上，但是这么遥远，怎么可能走得到。
　　现在二十岁过完了，三十岁剩了个尾巴，四十岁在哪里，还不知道。
　　很小很小的时候，和妈妈暑假去爸爸的军营探亲。有一天，一个勤务员骑着马带我出去玩。我记得他是个个子很小的四川兵，说一口我完全听不懂的话。他把我放在马鞍子的前面，马很矮小，也很乖，踢踢踏踏地走在一条铺满碎石子的山路上。
　　黄昏时分，路的尽头有一座青色的山。我用小手指着那座山说：要去。四川兵嘟囔了一句什么话，我听不懂，但觉得是一种拒绝，于是继续固执地指着山说：要去。
　　他就不再说话了。
　　夏天黄昏的风总是最温柔的，身上的汗毛都跳起舞来，只有马蹄踏在石子上的声音，清脆到让人觉得，所有的西瓜，都在一个又一个地裂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