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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91年，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在四川德阳发现了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等国民党元老的亲笔信函、电报、命令等，其中有孙中山的9件文稿。这批文稿的内容集中反映了孙中山毕生事业重要转折时期的1923—1924年，这两年的斗争充满了历史的复杂性、艰巨性及重要性。新发现的孙中山等人的文物资料，对这一时期的已知历史资料作出了弥足珍贵的补充；对这批资料的探讨，为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学术成果。
关键词：孙中山遗稿；新发现；重要补充；研究成果
众所周知，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是公认的中国20世纪三大伟人，他们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演变，对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独立富强的今天，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搜集他们的文稿，更好地研究他们、宣传他们，历来是社会科学界重视之事。
以孙中山来说，对孙中山文稿的整理和研究，就搜集的篇目与范围而言，当以中华书局1981-1986年陆续出版的《孙中山全集》十一卷本最为完善。它不仅远远地超过了先前所有出版的《总理遗教》《孙中山选集》一类书，而且也大大地超过了20世纪60年代台湾出版的《国父全集》六卷本。因而，《孙中山全集》在对孙中山及其中国现代革命史的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是不容置疑的。但是，由于孙中山领导旧民主主义革命过程的艰难与复杂，有许多文稿的散失，《孙中山全集》也没有穷尽孙中山的文稿，所以在此后还有《孙中山集外集》《孙中山集外集补编》[1]等书籍的出版。
能够发现孙中山遗稿，无论对谁都是一件天大的幸事，而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就遇到了这样的机会，竟然发现了孙中山9件遗稿。这件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25年，仍然值得追述。
1991年初，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长隗瀛涛从他的学生、在德阳市文化局工作的赖汝航同志那里得到消息，说前驻粤滇军第二军军长范石生的后人居住在德阳，手中可能握有一批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国民党元老的手稿及其他文物资料。
作为著名的历史学家，隗瀛涛凭他的学识和职业敏感，立即认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信息，深入下去，很可能会发掘出一批具有价值的资料。
这是因为，范石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尤其是20世纪20—30年代民国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
在孙中山于1922—1924年第三次重建广东革命政府的革命活动中，范石生是当时驻粤滇军中实力最强的军事人物，也是较能服从孙中山调遣的将领。范石生在1922年底驱逐陈炯明出广州，迎接孙中山回粤重组大元帅府的事件中建有功勋，被委任为驻粤滇军第二军军长，授上将衔。1923年，他在讨伐并击退陈炯明叛军对广州城的进攻的战事中，更是功勋卓著，深得孙中山的倚重，受到孙中山的多次肯定，这在《孙中山全集》上是有记载的。例如：11月4日，滇军右冀攻克鸭仔步，孙中山特令嘉奖“右翼总指挥范石生……白金二万元”；11月11日，孙中山致电范石生等人，以示慰问；11月14日，因范石生率部反攻石龙，孙中山专门为此发布命令，肯定“此次蒙兰之退，形同混乱，非范军长石生督师回援，歼灭首逆，则今日之战局，更不卜可知。”[2]
范石生与朱德总司令也曾经有过并且一直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他们同期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又一起参加辛亥革命。1962年6月，朱德在同陈奇涵、杨至诚等同志的谈话纪要中说：
南昌起义前，驻在湖南的范石生第十六军同我党保持着统一战线关系，该军内仍然有我们党的组织，范石生也有同我们联合一起进入广东之意。南昌起义后，部队南下时，恩来同志就给我们写了组织介绍信，以备可能同范石生部发生联系时用。范石生同我也有旧关系，我们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时是同学，并且一起参加过辛亥革命。当我们进至上堡后，范石生就主动派在他部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韦伯萃来同我们联系，希望同我们合作。我们经过党组织的讨论和批准，同意同他合作，就签定了协议。[3]
以上材料，足以表明范石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由于范石生早在1939年就被暗杀，因此，过去对他的研究很不够；而他的后人则有保存范石生遗留文物的可能。
在隗瀛涛馆长的力主下，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当即派笔者两次前往德阳，进行专访，力争有所收获。
笔者在德阳与范石生将军之子范伦先生进行多次交流，确定范伦手中确有孙中山等人的遗稿；又进而得知范石生将军被暗杀时，虽然范伦年仅5岁，但由于范将军早已将孙中山等人的文稿装订成册，还一再叮嘱要妥善保管，故范将军的大量遗物并没有散失。“文革”期间，“造反派”欲“揪军内一小撮”，矛头直指朱德委员长，其中整理的主要材料，就是所谓“大军阀朱德与大军阀范石生的关系”。在此背景下，由范伦保管的范石生将军的遗物曾被收缴。所幸当时有四川省博物馆出面考证，认为这批资料并非反动东西，而是需要妥善保管的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文物，遂未致流失。“文革”结束后，这批遗物归还给范伦先生继续保管。
范伦先生向笔者出示了他所珍藏的父亲遗物，计有各类信函、电报、命令等文稿手迹或原件共39件，这些信函大多是用“大本营秘书处用笺”“大本营参谋处用笺”“大本营公用笺”“广东省长公署用笺”所写；有包括云南陆军讲武堂学员毕业集体照片在内的历史照片6件；还有范石生将军遗留下来的若干零碎首饰和使用过的物品（其中有的物品据说是孙中山先生赠送的）等等。
在范伦先生珍藏的这批文物资料中，最有价值的是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等国民党元老的亲笔信函、电报、命令等。它们分别是：
1.孙中山1923年11月21日致范石生信函；
2.孙中山1923年11月24日致范石生信函；
3.孙中山1923年12月22日致范石生信函；
4.孙中山1924年1月12日给杨希闵、范石生等人的命令；
5.孙中山1924年3月1日致范石生信函；
6.孙中山1924年4月13日致范石生信函； 7.孙中山1924年9月2日由胡汉民代行给范石生的命令；
8.孙中山1924年10月10日给范石生、廖行超的电报；
9.孙中山1924年10月13日给范石生的电报；
10.廖仲恺1924年9月29日致范石生、廖行超信函；
11.胡汉民1924年5月27日致范石生信函；
12.胡汉民1924年5月29日致范石生信函；
13.胡汉民1924年5月31日致范石生信函；
14.胡汉民1924年9月14日致谭延闿、刘震寰信函；
15.胡汉民1924年9月16日致范石生信函；
16.胡汉民1924年9月20日致范石生信函；
17.胡汉民1924年10月17日致范石生信函。
此外，还有一些信函也是具有研究价值、值得重视的文物：
1.范石生1924年10月致孙中山信函；
2.杨庶堪1924年1月1日致范石生信函；
3.杨庶堪10月26日致范石生信函；
4.杨庶堪23日致范石生信函；
5.谢无量9月24日致范石生信函；
6.卢师谛15日致范石生信函；
7.卢师谛致范石生信函；
8.李根源12月3日致范石生信函；
9.蒋光亮1924年1月16日致范石生信函；
10.蒋光亮致范石生信函；
11.王汝为1924年1月12日致范石生信函；
12.陈廉伯1924年9月5日致范石生信函；
13.叶恭绰2月14日致范石生信函；
14.龙济光8月28致范石生信函；
15.杨钟寿12月26致范石生信函；
16.袁祖铭11月5致范石生信函；
17.张延谔10月25致范石生信函；
18.范石生之父于腊月十二日致范石生的信函。[4]
这批信函、电报、命令的内容，主要是1923—1924年间，孙中山重建和领导陆海军大本营和广东革命政府，并就任大元帅一职时，为击溃陈炯明叛军对广州的进攻、平定商团反革命叛乱，为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而对范石生及其所部的具体指示；还有孙中山周边人、与范石生有交往人对当时形势、事件看法的交流。笔者根据信函内容、发函发报日期，与《孙中山全集》《孙中山年谱长编》所载孙中山当时的历史实际活动予以比较，完全吻合，从而断定：这批文物是真实可信的。
在这批文物中，最重要的就是孙中山的9件文稿。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孙中山的这9件文稿，在目前搜集孙中山文稿最为齐全的中华书局1981—1986年陆续出版的十一卷本《孙中山全集》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孙中山集外集》中，仅辑录有3件，且都有异文或只是部分辑录，另有6件未辑录。因此，这批资料乃为国内外首次发现，对研究孙中山晚年的思想、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因为1923—1924年是孙中山毕生事业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而这两年的斗争，又充满了历史的复杂性、艰巨性及重要性。正是在这一时期，孙中山作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重大战略决策。新发现的孙中山等人的文物资料，恰恰对这一时期的已知历史资料作出了弥足珍贵的补充。
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等人的文稿被发现并经确认为真迹后，立即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社会科学报》《团结报》《四川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文史杂志》《海峡两岸》《四川政协报》《文摘周报》《成都晚报》等报刊以及四川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介均对此进行了报道；一些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尤其是孙中山研究的学者、专家、教授也纷纷撰文，对这批文稿的发现及其研究价值予以充分的肯定。
在隗瀛涛馆长的指导下，笔者对这批文稿进行了认真研究，先后发表了《从新发现文稿看孙中山晚年的奋斗》《新发现的孙中山文稿对〈孙中山全集〉的补充》等10多篇论文，在此基础上出版了《新发现孙中山文稿及其研究》一书。
作为历史学尤其是中国近代历史学著名专家的隗瀛涛教授，在对新发现孙中山文稿的研究指导中认为，这批文稿的发现与研究，为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提供了以下的重要学术成果：
1.加强了关于孙中山晚年作为一位伟大的革命者，在很困难的情况下，仍在坚持不懈的奋斗，其斗争十分艰巨的论点；
2.进一步地论证了孙中山晚年产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思想基础及其具体实践，对香港、台湾及国外某些学者力图否定孙中山有“联共”思想及政策的观点进行了更为有力的澄清；
3.为目前收集孙中山文稿最为齐备的中华书局版《孙中山全集》补充了6件未辑录的文稿，又对《孙中山全集》中已辑录的3件文稿提供了作为实证的全文或正文，还从胡汉民信函中发现了一段孙中山的“谕示”。以上10件孙中山文稿已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孙中山集外集补编》所收录；
4.对《孙中山全集》和《孙中山年谱长编》所载孙中山1924年8月29日的三封信函的顺序问题提出了令人信服的新解；
5.对“商团事件”中的范石生和胡汉民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有利于更进一步纠正史学界过去全盘否定的观点。[5]
《孙中山集外集补编》收录了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发现的孙中山遗稿。《补编》之“补语”中说：“四川文史馆新发现的孙中山函札5件、大元帅令2件、电文2件，是研究孙中山重建大元帅府、粉碎陈炯明叛变、平定广州商团事件的重要资料。”[6] 《补编》在收录这部分文稿处，还特别说明：“1991年，四川省文史研究馆，从范石生后裔范伦先生处寻访到孙中山手迹，计有孙中山的信函5件、‘大元帅令’2件、电报2件，系首次新发现，为研究孙中山在广州重建大元帅府粉碎陈炯明叛变及平定商团提供重要史料。”[7]
孙中山是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开拓者，为了改造中国耗尽毕生的精力，在历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也为后继者留下坚实而珍贵的遗产。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在25年前发现孙中山遗稿及其研究这件事，是值得追述的。
注释：
[1]《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卷，第367页，第376页，第406页。
[3]朱德：《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2—399页。
[4]参见李殿元：《新发现孙中山文稿及其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5]参见余长安主编《一个历史学家的历史》，四川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页。
[6]《孙中山集外集补编“补语”》，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7]《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页。
关键词：孙中山遗稿；新发现；重要补充；研究成果
众所周知，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是公认的中国20世纪三大伟人，他们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演变，对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独立富强的今天，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搜集他们的文稿，更好地研究他们、宣传他们，历来是社会科学界重视之事。
以孙中山来说，对孙中山文稿的整理和研究，就搜集的篇目与范围而言，当以中华书局1981-1986年陆续出版的《孙中山全集》十一卷本最为完善。它不仅远远地超过了先前所有出版的《总理遗教》《孙中山选集》一类书，而且也大大地超过了20世纪60年代台湾出版的《国父全集》六卷本。因而，《孙中山全集》在对孙中山及其中国现代革命史的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是不容置疑的。但是，由于孙中山领导旧民主主义革命过程的艰难与复杂，有许多文稿的散失，《孙中山全集》也没有穷尽孙中山的文稿，所以在此后还有《孙中山集外集》《孙中山集外集补编》[1]等书籍的出版。
能够发现孙中山遗稿，无论对谁都是一件天大的幸事，而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就遇到了这样的机会，竟然发现了孙中山9件遗稿。这件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25年，仍然值得追述。
1991年初，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长隗瀛涛从他的学生、在德阳市文化局工作的赖汝航同志那里得到消息，说前驻粤滇军第二军军长范石生的后人居住在德阳，手中可能握有一批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国民党元老的手稿及其他文物资料。
作为著名的历史学家，隗瀛涛凭他的学识和职业敏感，立即认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信息，深入下去，很可能会发掘出一批具有价值的资料。
这是因为，范石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尤其是20世纪20—30年代民国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
在孙中山于1922—1924年第三次重建广东革命政府的革命活动中，范石生是当时驻粤滇军中实力最强的军事人物，也是较能服从孙中山调遣的将领。范石生在1922年底驱逐陈炯明出广州，迎接孙中山回粤重组大元帅府的事件中建有功勋，被委任为驻粤滇军第二军军长，授上将衔。1923年，他在讨伐并击退陈炯明叛军对广州城的进攻的战事中，更是功勋卓著，深得孙中山的倚重，受到孙中山的多次肯定，这在《孙中山全集》上是有记载的。例如：11月4日，滇军右冀攻克鸭仔步，孙中山特令嘉奖“右翼总指挥范石生……白金二万元”；11月11日，孙中山致电范石生等人，以示慰问；11月14日，因范石生率部反攻石龙，孙中山专门为此发布命令，肯定“此次蒙兰之退，形同混乱，非范军长石生督师回援，歼灭首逆，则今日之战局，更不卜可知。”[2]
范石生与朱德总司令也曾经有过并且一直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他们同期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又一起参加辛亥革命。1962年6月，朱德在同陈奇涵、杨至诚等同志的谈话纪要中说：
南昌起义前，驻在湖南的范石生第十六军同我党保持着统一战线关系，该军内仍然有我们党的组织，范石生也有同我们联合一起进入广东之意。南昌起义后，部队南下时，恩来同志就给我们写了组织介绍信，以备可能同范石生部发生联系时用。范石生同我也有旧关系，我们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时是同学，并且一起参加过辛亥革命。当我们进至上堡后，范石生就主动派在他部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韦伯萃来同我们联系，希望同我们合作。我们经过党组织的讨论和批准，同意同他合作，就签定了协议。[3]
以上材料，足以表明范石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由于范石生早在1939年就被暗杀，因此，过去对他的研究很不够；而他的后人则有保存范石生遗留文物的可能。
在隗瀛涛馆长的力主下，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当即派笔者两次前往德阳，进行专访，力争有所收获。
笔者在德阳与范石生将军之子范伦先生进行多次交流，确定范伦手中确有孙中山等人的遗稿；又进而得知范石生将军被暗杀时，虽然范伦年仅5岁，但由于范将军早已将孙中山等人的文稿装订成册，还一再叮嘱要妥善保管，故范将军的大量遗物并没有散失。“文革”期间，“造反派”欲“揪军内一小撮”，矛头直指朱德委员长，其中整理的主要材料，就是所谓“大军阀朱德与大军阀范石生的关系”。在此背景下，由范伦保管的范石生将军的遗物曾被收缴。所幸当时有四川省博物馆出面考证，认为这批资料并非反动东西，而是需要妥善保管的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文物，遂未致流失。“文革”结束后，这批遗物归还给范伦先生继续保管。
范伦先生向笔者出示了他所珍藏的父亲遗物，计有各类信函、电报、命令等文稿手迹或原件共39件，这些信函大多是用“大本营秘书处用笺”“大本营参谋处用笺”“大本营公用笺”“广东省长公署用笺”所写；有包括云南陆军讲武堂学员毕业集体照片在内的历史照片6件；还有范石生将军遗留下来的若干零碎首饰和使用过的物品（其中有的物品据说是孙中山先生赠送的）等等。
在范伦先生珍藏的这批文物资料中，最有价值的是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等国民党元老的亲笔信函、电报、命令等。它们分别是：
1.孙中山1923年11月21日致范石生信函；
2.孙中山1923年11月24日致范石生信函；
3.孙中山1923年12月22日致范石生信函；
4.孙中山1924年1月12日给杨希闵、范石生等人的命令；
5.孙中山1924年3月1日致范石生信函；
6.孙中山1924年4月13日致范石生信函； 7.孙中山1924年9月2日由胡汉民代行给范石生的命令；
8.孙中山1924年10月10日给范石生、廖行超的电报；
9.孙中山1924年10月13日给范石生的电报；
10.廖仲恺1924年9月29日致范石生、廖行超信函；
11.胡汉民1924年5月27日致范石生信函；
12.胡汉民1924年5月29日致范石生信函；
13.胡汉民1924年5月31日致范石生信函；
14.胡汉民1924年9月14日致谭延闿、刘震寰信函；
15.胡汉民1924年9月16日致范石生信函；
16.胡汉民1924年9月20日致范石生信函；
17.胡汉民1924年10月17日致范石生信函。
此外，还有一些信函也是具有研究价值、值得重视的文物：
1.范石生1924年10月致孙中山信函；
2.杨庶堪1924年1月1日致范石生信函；
3.杨庶堪10月26日致范石生信函；
4.杨庶堪23日致范石生信函；
5.谢无量9月24日致范石生信函；
6.卢师谛15日致范石生信函；
7.卢师谛致范石生信函；
8.李根源12月3日致范石生信函；
9.蒋光亮1924年1月16日致范石生信函；
10.蒋光亮致范石生信函；
11.王汝为1924年1月12日致范石生信函；
12.陈廉伯1924年9月5日致范石生信函；
13.叶恭绰2月14日致范石生信函；
14.龙济光8月28致范石生信函；
15.杨钟寿12月26致范石生信函；
16.袁祖铭11月5致范石生信函；
17.张延谔10月25致范石生信函；
18.范石生之父于腊月十二日致范石生的信函。[4]
这批信函、电报、命令的内容，主要是1923—1924年间，孙中山重建和领导陆海军大本营和广东革命政府，并就任大元帅一职时，为击溃陈炯明叛军对广州的进攻、平定商团反革命叛乱，为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而对范石生及其所部的具体指示；还有孙中山周边人、与范石生有交往人对当时形势、事件看法的交流。笔者根据信函内容、发函发报日期，与《孙中山全集》《孙中山年谱长编》所载孙中山当时的历史实际活动予以比较，完全吻合，从而断定：这批文物是真实可信的。
在这批文物中，最重要的就是孙中山的9件文稿。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孙中山的这9件文稿，在目前搜集孙中山文稿最为齐全的中华书局1981—1986年陆续出版的十一卷本《孙中山全集》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孙中山集外集》中，仅辑录有3件，且都有异文或只是部分辑录，另有6件未辑录。因此，这批资料乃为国内外首次发现，对研究孙中山晚年的思想、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因为1923—1924年是孙中山毕生事业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而这两年的斗争，又充满了历史的复杂性、艰巨性及重要性。正是在这一时期，孙中山作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重大战略决策。新发现的孙中山等人的文物资料，恰恰对这一时期的已知历史资料作出了弥足珍贵的补充。
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等人的文稿被发现并经确认为真迹后，立即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社会科学报》《团结报》《四川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文史杂志》《海峡两岸》《四川政协报》《文摘周报》《成都晚报》等报刊以及四川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介均对此进行了报道；一些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尤其是孙中山研究的学者、专家、教授也纷纷撰文，对这批文稿的发现及其研究价值予以充分的肯定。
在隗瀛涛馆长的指导下，笔者对这批文稿进行了认真研究，先后发表了《从新发现文稿看孙中山晚年的奋斗》《新发现的孙中山文稿对〈孙中山全集〉的补充》等10多篇论文，在此基础上出版了《新发现孙中山文稿及其研究》一书。
作为历史学尤其是中国近代历史学著名专家的隗瀛涛教授，在对新发现孙中山文稿的研究指导中认为，这批文稿的发现与研究，为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提供了以下的重要学术成果：
1.加强了关于孙中山晚年作为一位伟大的革命者，在很困难的情况下，仍在坚持不懈的奋斗，其斗争十分艰巨的论点；
2.进一步地论证了孙中山晚年产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思想基础及其具体实践，对香港、台湾及国外某些学者力图否定孙中山有“联共”思想及政策的观点进行了更为有力的澄清；
3.为目前收集孙中山文稿最为齐备的中华书局版《孙中山全集》补充了6件未辑录的文稿，又对《孙中山全集》中已辑录的3件文稿提供了作为实证的全文或正文，还从胡汉民信函中发现了一段孙中山的“谕示”。以上10件孙中山文稿已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孙中山集外集补编》所收录；
4.对《孙中山全集》和《孙中山年谱长编》所载孙中山1924年8月29日的三封信函的顺序问题提出了令人信服的新解；
5.对“商团事件”中的范石生和胡汉民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有利于更进一步纠正史学界过去全盘否定的观点。[5]
《孙中山集外集补编》收录了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发现的孙中山遗稿。《补编》之“补语”中说：“四川文史馆新发现的孙中山函札5件、大元帅令2件、电文2件，是研究孙中山重建大元帅府、粉碎陈炯明叛变、平定广州商团事件的重要资料。”[6] 《补编》在收录这部分文稿处，还特别说明：“1991年，四川省文史研究馆，从范石生后裔范伦先生处寻访到孙中山手迹，计有孙中山的信函5件、‘大元帅令’2件、电报2件，系首次新发现，为研究孙中山在广州重建大元帅府粉碎陈炯明叛变及平定商团提供重要史料。”[7]
孙中山是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开拓者，为了改造中国耗尽毕生的精力，在历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也为后继者留下坚实而珍贵的遗产。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在25年前发现孙中山遗稿及其研究这件事，是值得追述的。
注释：
[1]《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卷，第367页，第376页，第406页。
[3]朱德：《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2—399页。
[4]参见李殿元：《新发现孙中山文稿及其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5]参见余长安主编《一个历史学家的历史》，四川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页。
[6]《孙中山集外集补编“补语”》，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7]《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