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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纽伦堡的德国日耳曼国立博物馆《早期丢勒》大展是德国四十年来最大规模的丢勒展览，展出了这位纽伦堡之子在1484-1505年间早期艺术生涯创作的作品。上一次如此郑重的回顾展还要回溯到1971年丢勒500年诞辰之际，参观人数高达36万，在当时的战后德国算得上规模空前。
1500年的纽伦堡是德语世界的前卫艺术摇篮和最大的印刷出版中心，阿尔布雷希特?丢勒出身在这样一个浸淫着高度人文精神的城市，活跃而富于好奇心的新兴中产阶级将他塑造成一个文艺复兴通才理想的完美化身。尽管父亲的金匠职业颇受敬重，丢勒却早早发展了自己对美术的热爱，涉足油画、版画、插图、设计、建筑，甚至是诗歌、艺术理论和博物学。早在他生活的时代，有着达芬奇式博学的丢勒就被认为是代表着城市资产阶级的新生力量，他的成长经历和时代背景也成为这次大展的关注焦点。
诡谲的神话世界
1498年，丢勒《启示录》付梓。这是一套十五幅的大型木版画，取材于预言世界末日的《圣经?启示录》，传为使徒约翰所做，成书于基督徒遭受迫害的公元一世纪末，预示着末日审判日耶稣的重临人间。1500年前后的欧洲大陆，瘟疫的大面积爆发和各种基督显灵事件引发的骚动正在旷野乡村弥漫，甚嚣尘上的围绕1500年的末日情感仿佛在呼应文本的创作时代。——这是欧洲历史转折的前夜，此后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和西方社会经济、科学和文化的重大变革就此重塑了世界的面貌，譬如1517年马丁?路德发动的宗教改革，在此之后丢勒便成为路德忠实的追随者。身处这样新旧交替的时代，这位德国文艺复兴大师怀抱着虔敬的宗教感经营着自认为神授天赋的职业，并孜孜寻求艺术家创作冲动的精神本质：荣耀神。
《四骑士》是十五幅木刻组画之一，描绘了《启示录》中记载的魔鬼骑士所代表的四种灾祸：瘟疫、战争、饥荒和死亡。要将文本中充满神话和隐喻的世界落实到纸面上，需要年轻的艺术家心中“充满形象”，这意味着画家不仅要动用创作生涯中所积累的各类形象和图式的资源，还需要对戏剧化宏大场景的掌控力和想象力。1486年，年幼的丢勒就在当时最大的制作祭坛和木刻插图的作坊中当学徒，掌握了构图和对复杂的象征性叙事的图解能力。《四骑士》很好地体现了德国本土艺术家对富于表现力的素描线条和丰富层次的灰度的偏爱。尽管相较于丢勒成熟期细腻优雅的版画作品，《启示录》的阴影布线失之粗重简单，但那些疏散硬直的线条反而流露出浓重的刀痕，别有一番媒介的特殊风味。饱满的构图、巴洛克式狂飙的动势，加之出人意表的视角和象征图示，这个《启示录》中热病狂梦般的世界为丢勒赢得了全欧洲的声誉。
对完美的寻求
在完成《启示录》前不久，丢勒刚刚按照当时青年工匠的惯例，凭借游历学徒的身份造访了西德和意大利北部。通过广泛的印刷品和自己的亲身观摩，意大利对理念美的追求和尼德兰精确的自然主义都为画家所融汇贯通。《人类的堕落》正体现了艺术家在平衡形式的单纯和细致的图像这两种不同艺术趣味时所做的探索。对丢勒来说，只有通过精确和谐的比例才能获致人体的完美。从威尼斯写给好友的信札来看，艺术家热衷于搜集古董和动物标本，对数学家欧几里得、建筑师维特鲁威及一系列各类古希腊罗马的经典文献兴致盎然。早在艺术生涯的初期，他就如其意大利同行一样开始有意识地通过《理想头部的构造》之类的手稿系统地开展透视、自然形态和人体比例的研究，并成为他晚年《测量论》、《人体解剖学原理》等一系列艺术和数学著作的理论基础。也是通过现存1100多幅的素描作品，丢勒将这种创作方式从设计图稿、作坊画样的附属地位中挣脱出来，成为研究自然、记录艺术家主观冲动的独立形式。
《人类的堕落》被称为“丢勒版画的典范之作”。身为人类始祖的亚当夏娃提供了人体古典美的绝佳标本。他们静止的定格般的姿态显然超越了一般圣经图解的意义，相当直率地展露着南欧人所熟稔的肉体之美。另一方面，背景中精细绘制的大量动植物，则充分体现了受过宗教画题材系统训练的丢勒对隐喻图示的酷爱，并激发了艺术史家们持久的解读热情，比如由丢勒研究而步入图像学领域的潘诺夫斯基。亚当手执象征生命之树的花楸，画面正中则是善恶知识之树无花果；树丛中的麋鹿、公牛、兔子和猫分别代表着中世纪广泛信仰的四类气质：敏感的抑郁质、沉稳的黏液质、乐观的多血质和冲动的胆汁质。所有的动植物刻画入微，那种在丢勒名作《青草地》和《野兔》中登峰造极的写实主义令人不禁想起尼德兰文艺复兴大师凡?艾克曾说的：北方艺术家的任务就是像镜子一样反映自然。
自我的精神深渊
作为自画像之父，又是第一个为自己立传的艺术家，丢勒很早就意识到个人的非凡天赋和历史地位。他会细心保存和整理自己众多的素描和绘画作品，并为得意之作署上经典的AD首字母签名,附简短说明。正是由于丢勒留下的大量自述、游记、书信、甚至自撰的家族史，我们才得以看到现代绘画中作为精神基石的自我观念如何在文艺复兴的荣光中系统地呈现。1484年，年仅十三岁的丢勒创作了现存第一幅儿童自画像。虽然帽子和右臂边缘的改动，过分纤长的右手食指，生硬的外套褶皱显示出年幼如他尚没有掌握肯定的线条表达，但这幅银针素描标志着艺术家自我审视的毕生生涯的重大开端。在日后回顾时，画家不无自豪地在原稿上题字道：“这是我在1484年对着镜子给自己的画像，我那时还是个孩子。”对于自画像的兴趣持续了丢勒一生，并为艺术史的后来者留下了深远影响。在《早期丢勒》的展场中心放置着19世纪艺术家根据丢勒13岁自画像创作的大理石雕像，在那个俾斯曼、瓦格纳和尼采的时代，稔于内省、耽于探索，理性与绮思并存的丢勒本人成为了高扬的德意志精神的丰碑。
1500年的纽伦堡是德语世界的前卫艺术摇篮和最大的印刷出版中心，阿尔布雷希特?丢勒出身在这样一个浸淫着高度人文精神的城市，活跃而富于好奇心的新兴中产阶级将他塑造成一个文艺复兴通才理想的完美化身。尽管父亲的金匠职业颇受敬重，丢勒却早早发展了自己对美术的热爱，涉足油画、版画、插图、设计、建筑，甚至是诗歌、艺术理论和博物学。早在他生活的时代，有着达芬奇式博学的丢勒就被认为是代表着城市资产阶级的新生力量，他的成长经历和时代背景也成为这次大展的关注焦点。
诡谲的神话世界
1498年，丢勒《启示录》付梓。这是一套十五幅的大型木版画，取材于预言世界末日的《圣经?启示录》，传为使徒约翰所做，成书于基督徒遭受迫害的公元一世纪末，预示着末日审判日耶稣的重临人间。1500年前后的欧洲大陆，瘟疫的大面积爆发和各种基督显灵事件引发的骚动正在旷野乡村弥漫，甚嚣尘上的围绕1500年的末日情感仿佛在呼应文本的创作时代。——这是欧洲历史转折的前夜，此后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和西方社会经济、科学和文化的重大变革就此重塑了世界的面貌，譬如1517年马丁?路德发动的宗教改革，在此之后丢勒便成为路德忠实的追随者。身处这样新旧交替的时代，这位德国文艺复兴大师怀抱着虔敬的宗教感经营着自认为神授天赋的职业，并孜孜寻求艺术家创作冲动的精神本质：荣耀神。
《四骑士》是十五幅木刻组画之一，描绘了《启示录》中记载的魔鬼骑士所代表的四种灾祸：瘟疫、战争、饥荒和死亡。要将文本中充满神话和隐喻的世界落实到纸面上，需要年轻的艺术家心中“充满形象”，这意味着画家不仅要动用创作生涯中所积累的各类形象和图式的资源，还需要对戏剧化宏大场景的掌控力和想象力。1486年，年幼的丢勒就在当时最大的制作祭坛和木刻插图的作坊中当学徒，掌握了构图和对复杂的象征性叙事的图解能力。《四骑士》很好地体现了德国本土艺术家对富于表现力的素描线条和丰富层次的灰度的偏爱。尽管相较于丢勒成熟期细腻优雅的版画作品，《启示录》的阴影布线失之粗重简单，但那些疏散硬直的线条反而流露出浓重的刀痕，别有一番媒介的特殊风味。饱满的构图、巴洛克式狂飙的动势，加之出人意表的视角和象征图示，这个《启示录》中热病狂梦般的世界为丢勒赢得了全欧洲的声誉。
对完美的寻求
在完成《启示录》前不久，丢勒刚刚按照当时青年工匠的惯例，凭借游历学徒的身份造访了西德和意大利北部。通过广泛的印刷品和自己的亲身观摩，意大利对理念美的追求和尼德兰精确的自然主义都为画家所融汇贯通。《人类的堕落》正体现了艺术家在平衡形式的单纯和细致的图像这两种不同艺术趣味时所做的探索。对丢勒来说，只有通过精确和谐的比例才能获致人体的完美。从威尼斯写给好友的信札来看，艺术家热衷于搜集古董和动物标本，对数学家欧几里得、建筑师维特鲁威及一系列各类古希腊罗马的经典文献兴致盎然。早在艺术生涯的初期，他就如其意大利同行一样开始有意识地通过《理想头部的构造》之类的手稿系统地开展透视、自然形态和人体比例的研究，并成为他晚年《测量论》、《人体解剖学原理》等一系列艺术和数学著作的理论基础。也是通过现存1100多幅的素描作品，丢勒将这种创作方式从设计图稿、作坊画样的附属地位中挣脱出来，成为研究自然、记录艺术家主观冲动的独立形式。
《人类的堕落》被称为“丢勒版画的典范之作”。身为人类始祖的亚当夏娃提供了人体古典美的绝佳标本。他们静止的定格般的姿态显然超越了一般圣经图解的意义，相当直率地展露着南欧人所熟稔的肉体之美。另一方面，背景中精细绘制的大量动植物，则充分体现了受过宗教画题材系统训练的丢勒对隐喻图示的酷爱，并激发了艺术史家们持久的解读热情，比如由丢勒研究而步入图像学领域的潘诺夫斯基。亚当手执象征生命之树的花楸，画面正中则是善恶知识之树无花果；树丛中的麋鹿、公牛、兔子和猫分别代表着中世纪广泛信仰的四类气质：敏感的抑郁质、沉稳的黏液质、乐观的多血质和冲动的胆汁质。所有的动植物刻画入微，那种在丢勒名作《青草地》和《野兔》中登峰造极的写实主义令人不禁想起尼德兰文艺复兴大师凡?艾克曾说的：北方艺术家的任务就是像镜子一样反映自然。
自我的精神深渊
作为自画像之父，又是第一个为自己立传的艺术家，丢勒很早就意识到个人的非凡天赋和历史地位。他会细心保存和整理自己众多的素描和绘画作品，并为得意之作署上经典的AD首字母签名,附简短说明。正是由于丢勒留下的大量自述、游记、书信、甚至自撰的家族史，我们才得以看到现代绘画中作为精神基石的自我观念如何在文艺复兴的荣光中系统地呈现。1484年，年仅十三岁的丢勒创作了现存第一幅儿童自画像。虽然帽子和右臂边缘的改动，过分纤长的右手食指，生硬的外套褶皱显示出年幼如他尚没有掌握肯定的线条表达，但这幅银针素描标志着艺术家自我审视的毕生生涯的重大开端。在日后回顾时，画家不无自豪地在原稿上题字道：“这是我在1484年对着镜子给自己的画像，我那时还是个孩子。”对于自画像的兴趣持续了丢勒一生，并为艺术史的后来者留下了深远影响。在《早期丢勒》的展场中心放置着19世纪艺术家根据丢勒13岁自画像创作的大理石雕像，在那个俾斯曼、瓦格纳和尼采的时代，稔于内省、耽于探索，理性与绮思并存的丢勒本人成为了高扬的德意志精神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