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白色的墙壁，白色的天花板，白色的被褥，一望無际的白形成一片白色的海洋，一张男人的狰狞的脸，在里面狂奋地游着。然后他吼叫一声，瘫伏在我身上。一百八十斤的重量，我喘不过气来，右小腿骨头在他的挤压下，要碎了。我疼。很多星星从天上落下来，密密麻麻的黑。我没有说，不能说，在他面前我没有这个能力。我忍受着，当自己是已死的人。我知道，他将以这样的姿势睡个十几分钟，就像我知道，他的每次出现，必是在宾馆里。整个过程他一句话不说，我也被迫沉默。十几分钟后，我就能重新体验到自由呼吸的美好。有那么几秒，我看着他。他的脸黢黑，牙不知何时掉了一颗，样子有些滑稽。头发乌黑，几根白发还是钻了出来。耳毛又黑又长，从耳朵里朝外嚣张地张望着;鼻毛也很长。以我关于人体的常识，他将是一个长寿的人。
他打起了呼噜，大街上随处鸣叫的喇叭一样，刺激着我的耳膜。我的耳膜也和小腿骨一样，碎了。我向天花板看去，一望无际的白中粘着一点黑。关于它，英伦贵族弗吉尼亚·伍尔夫产生过很多想象，写了一篇被称作意识流的小说。她应该是没有挨过饿的，对于我而言，它只是苍蝇，一只死了的又僵又硬的苍蝇。它除了苍蝇，不会是别的。有时候我会想，在他饕餮的时候，吃到一只苍蝇，会是什么样的反应。我见到过他吃饭。那是我们第一次，在一个小咖啡馆里。他心满意足后，喊来服务员点几个菜。一盘炒鸡蛋、一条鲫鱼、一盘青菜。他大张着嘴，吃完了半盘鸡蛋、半条鲫鱼后，才突然想起了我。我穿着单薄的衣服，坐在沙发的角落。房间里没有暖气，也没有空调，十二月的天，我很冷，也饿。我哆嗦着拿起筷子。至于那顿饭什么味道，日后想起来一点回忆都没有的。只是从此，那三样菜再不吃。
他终于醒来了，晃了晃脑袋，抖了抖身体。起身，下床，去洗手间里冲洗。在接下来的几分钟他的动作将是，擦干身子，穿上衬衣、裤子，穿上外套、皮鞋。在镜子里照照，看有没有寻欢作乐的痕迹。然后开门，离开。我留下，结账。结账的钱是他给的，两百元，从来不多，也不少。我拿着他的两百元，用自己的身份证，来开房。两个月来，他每星期见我一次，见一次，睡两次，他严格地遵守着这道程序。
我站在窗口，看着他开了车，缓缓驶出宾馆的大门。一旦驶离大门，他便又是那个衣冠楚楚的高校院长，恪尽职守地扮演着社会赋予的诸种角色，道德上毫无瑕疵可言。谁也不会想到，就在半个小时，或者二十分钟之前，他还在一个小他二十三岁的女孩身上疯狂地快活。他在她身上的时候，还接过他们的电话，一本正经与他们谈着工作或私人事务。
他的车一转弯，不见了。我坐在沙发上，点了根烟。在他面前，我不能抽烟。他自认是洁净的人，不抽烟，也闻不得烟味，我只得克制了。我在他面前，什么都要克制了。骄傲，尊严，脾性，忧患，悲伤，属于我的东西，统统都要掩藏起来。
自由呼吸的感觉真好，我大口地吸着，大口地吐着，犹如一个死而复生的人。我感觉身体里的水分失尽了，干裂的大地一般，铺天盖地的渴。我喝了一杯水，又一杯水，我的膀胱盛满了水，口腔里仍挂着夏日的太阳一样，我想我就要死了，必死无疑。
我看着那红色的烟头，突然之间想要把这间房子烧掉，把这个宾馆也烧掉。每次都是在这个宾馆，这个房间，它们就像这座苏北城市里遍地都有的大澡堂子，藏了诸种污，纳了多样垢。可是它不洁净，不清洗。每次来这里，身上便又添一层泥，洗也洗不去的。所以我也想把自己烧掉，一把灰，漂在一望无际的干净的海里。空气中飘起了肉味，胳膊上的汗毛滋滋地响。三朵烟花，黑黑的，在左胳膊上一字排开。
王菲在房间里慵懒地唱，“只爱陌生人”。我打开手机，倪志文的来电。
“你在哪里？”他问。破败的沙发里，露出的灰色棉絮，他的声音听起来有气无力，与两年前的男子判若两人。
那是十月里明媚的一天，研究生一年级的公共课，我正埋头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这是我看的第四遍，《死屋手记》读了三遍，《卡拉马佐夫兄弟》读了两遍，正要准备第三遍。我爱死了这个作家、死刑犯和赌徒，他在一百多年前就描述了我，我当他是我的灵我的肉我的情人与丈夫，对他无论怎样爱都不为过的。此外，我还要把《鲁迅全集》给读完了，女性主义的经典给读完了。研究生录取结果公布出来之后，我就把三年的功课都计划好了。这三年，不能白过，我对自己说。教室里一个个热闹的声音，带着兴奋，带着欢喜，考研一拨拨地刷下来，我们是跑到最后的，理应为自己骄傲。
“你好，我叫倪志文。”
拉斯科尔尼科夫做了一个梦，一匹瘦弱的老母马，拉着一辆超载的车，车夫不断地抽打，人们哄笑，嘲讽，怒骂，随车夫一块用木棍、铁棒打她，老母马死去。
我抬起头来，眼前是一张帅气的脸。
“哦。”我说，淡淡地，算是打了招呼。看书时，我不喜欢被打扰，对主动搭讪的异性，也向来不存有什么好感，即便对方是一个英俊的男子。又低下头去。
“女孩家不好看这种书的。”他似乎没领会我的暗示，扫了一眼书上的文字，说。这话说出来，可见阅读方面他是有一点见识的。满教室里虽都是文学院学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大概都只在外国文学课上听到过一次，然后就像理查德·耶茨一样被忘了。一个读者与一个作家，是需要缘分的。
不待我接话，男子便自作主张给我推荐了几本，有关庄子、老子，虽然不是我所感兴趣的，看着他的热情，也便笑纳。
这是第一次，我和倪志文谈话。他要我的号码，我没给。他留下了他的号码，我丢了。在心底里，我当他是一个无聊的人。而我的生活，是不要一些无聊的人和事打扰的。
“你现在哪里？”倪志文又问了一遍。我环顾了下房间，还是白，一望无际白色的白。恍惚某个瞬间，我以为自己在一片白色的海洋里，可是我不会游泳。身边没有船，也没有帆，我只有死去。我当自己是个死人，已死的人便无所谓再死。
“学校外面。”我说。学校外面是一个太宽泛的概念，这样回答等于什么都没说。只有如此。我不能告诉他我在宾馆里。那种事情，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我在李先生餐馆，方便的话你过来，一块喝点儿酒。”他说。
“方便。”我说。我怎么能不方便，现在我有大把的时间。我什么都没有，只有大把的时间。那些计划中的书从图书馆借来，厚厚地摞在桌子上，一本也没有翻看。集中不起来精神。也没有心思去上课。教授们的授课笔记颜色泛黄，大概十几年没更新了，却都在向往着成为博导。学校申博失败，教授们都罢课，认为是上面暗箱操作，自己受到不公平对待。就没人反省，都新世纪了，还在拿作古的元老说事。外边人笑，学校自己的学生也笑。
这样的学校，省部级的课题自然很少的，文科的研究教授们自己都能搞定，研究生也就处于闲散的状态。直到要毕业，还不太清楚科研为何物。也有出去兼职的，大多是家教，给中小学生讲讲数学、物理，攒取些生活费。除此，再没有可做的了。三线城市，机会之少，纵有千般才智，也无处施展。生命晃晃荡荡地，一天天消耗下去。都在等着那张文凭，以为凭此便会变个样子。临近毕业才惊觉，那张硕士文凭已经失去了效用。这是新世纪的第九年，我们所在的X市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苏宁、万达相继入驻，文广电台轰轰烈烈举办了一场MM大赛，年轻靓丽的姑娘们在舞台上扭动腰肢巧笑嫣然，成功实现被人包养的愿望。对此，我们惊慌惊恐，不知所措。倪志文大概要算一个例外，他发表了很多论文，核心的也有几篇，朱敬文奖学金、国家奖学金、优秀研究生奖、优秀论文奖，凡是有奖都少不了他。荒僻枯败的地方，人所艳羡的传奇。
他坐在李先生餐馆靠边的位置，桌上已有了两个空瓶子，我进去时，他正兀自喝着一杯。他眼睛猩红，脸色憔悴，头发油腻，衣领也有些斑渍。那样子，让我想到了孔乙己。
我坐下，顾自拿起桌上一瓶啤酒，咬开了，仰头灌下去。我渴。张德才渴了会打电话给我，我的身体是他的甘泉，他渴了便来，就像那是他自己的，而我竟无力阻止。我阻止不了。我熟读波伏娃、克里斯蒂娃、托妮·莫里森，可是现实面前于事无补。乌鸦在身体里尖叫，我渴，我的身体像久旱的大地，一块块干裂开去，迟早有一天，四分五裂，分崩离析。
半瓶啤酒进了肚，我看向倪志文，他也是一张干渴的脸。他没有阻拦，对我的饮酒方式，他司空见惯。也便知道，那是我的风格，无望的生活中，把自己往死里逼迫。
“我女朋友她——”他喝下一大杯酒，抽起了烟。他以前不抽烟的。说完这几个字，他沉默下去。我也不问。我们在一起喝酒聊天，称兄道弟，看起来很亲密，其实应该都不关心对方的。我们沉浸在各自的悲伤里，自顾不暇，丧失了对他人的兴趣，也丧失了对这个世界的兴趣，只是一天一天，百无聊赖地活着。而我和他之所以成为朋友，不过因为寂寞。我太寂寞。
倪志文依旧沉默着，我看向餐馆的外面。人来人往的小路，挤满卖各种物什的小贩。一位老者蹲坐其间，头发皆白，脊梁高弓，远望去，像一只行将倒下的老虾。面前摆着两篮蔬菜，鞋上沾满泥，显见是从附近的郊区走来。来来往往那么多人，只有一个停下来扒了扒她的菜，大概不甚满意，又站起身朝别的摊子走去。老者半弓的身子本已站起，顾客既走，她只得缓慢蹲下。她蹲下的动作，给人感觉，随时可能再也起不来。周围商场的叫卖声此起彼伏，在这座急吼吼发展的城市，她就像光洁皮肤上的一块疤，醒目刺眼。
“我女朋友她，跟人睡了。”仿佛过了一个世纪，我听到倪志文说出这一句话。我转过头来，看着他。他女朋友本科毕业后回到他们老家的小镇上教书。像苏北大多数小镇一样，它闭塞、乏闷、无聊、单调。那样环境中生活的人，都是寂寞的。人是最耐不住寂寞。他女朋友也就在一个无聊的夜，和男同事上了床，男同事第二天就把这事大肆张扬了出去，传到了倪志文的耳朵里。彼时他已和女孩订婚，高中便相恋，几年的感情，落得这般结局。
“这样啊。”我说。我又点燃了一根烟，现在我每天都要抽掉两包烟，我女性的皮肤在尼古丁的刺激下变得黯淡无光，毛孔粗大。我的心大概也是这样的。我以为道德解体的年代，人人都可随欲而为，谁也没有资格去指责另一个人，即便这人是自己的丈夫，或妻子。说完那几个字，我再也无话可说。我找不到安慰的词，我们那么需要别人的安慰，可任何的安慰都是于事无助的，也是虚伪的，一个人永不可能体味另一个人的处境。
我看向外面，天有点暗了，是大雨来前的昏黄。老者仍坐在地上，啃嚼着手里的馒头，她的牙齿大概都脱落了，嚼起来一瘪一瘪的，就像一只搁浅的河蚌在无力呼吸。
“你不也跟别人睡？”沉默太久，我想要打破。想了好久，挤出这样一句话。这是只有我知道的倪志文的秘密，他把文学院稍有姿色的女研究生都睡过来了。他哄她们上床，轻而易举的事情。一顿饭、一双鞋、一条裙子、他英俊的面孔、发表的若干论文、才子的称号。或许这些都不是，她们跟他上床，只是因为也陷于同样的困顿。只有肉身，一次次的撞击和高潮，才能证明自己还活着。
对我的话，倪志文沒有反驳，仰起头把又一杯啤酒喝了下去。我看着他，知道自己这话狠了点儿。他雄心勃勃，要做出一番大事业，可父母只是苏北贫穷的农民，至今还住在破败的小瓦屋里，天上下雨屋内流。哥嫂跟爹娘分家，因为一口锅吵了起来。他便一次次借口不回去。他回去看到的，是支离破碎、遍地疮痍，是身体上似乎永远刮不去的脓，是他二十七年人生的溃败。女朋友应该是他在尘世唯一美好的留念，她竟是被别人睡了。他既觉得自己被泼了粪便，受到无尽的侮辱，又凄凄惶惶无所归依。但是我不准备道歉。在人伤口上撒盐，是我二十五年的人生中，学到的一种技能。我保护不了自己，也不想别人受到保护。
他放下酒杯，又燃起了一根烟。他的眼睛发红，长久没有休息的红，也是受伤的雄兽的红，他的红在这嘈杂的环境中，更添了他男人的性感。这样的男子，还是有一定的魅惑的。然而我们做朋友两年，除了一次人群中的拥抱，便再没有身体的接触。我远非贞洁的女子，比起一份工作、一套房子，身体是最无关紧要。我不与他上床是因为，他满足不了我的需要。他没有钱，没有权力，也没有地位，他是一无所有、自己都不保的人。对这样的人，喜欢又有什么用。 剩下的半瓶啤酒我一仰头，喝完了。嗓子仍然干，冒火的沙砾一片。我的膀胱满满地都是啤酒，我还是渴，我注定要渴死。我不想死。向服务员要了两瓶酒，咬开，递给倪志文。他一瓶，我一瓶，我们碰了，都仰起了头。我听到他身体里的焦渴声，咕嘟咕嘟。研究生两年多，我们身体里的水分都散尽了。
一瓶酒灌下去，倪志文开始滔滔不绝讲他的爱情，对未婚妻的深情。他是真醉了，清醒的时候，他是不讲的。爱情对我们来说，是美好无瑕的童话，明媚透亮，鸟语花香。而我们生活在潮湿的地下室，不见天日，鼹鼠样，打着洞。因为对黑暗没有感觉，我们的洞胡乱一气，通不到彼此，也通不到地上的阳光。我们群体在黑暗里，各自为战，孤零零地打着，永远没有尽头。
“说说你的工作吧，找得如何？”我打断了他的讲述，问道。我不是真的关心他的工作，只是不想听爱情了。爱情在这个时期，显得愚蠢、幼稚，不合时宜。
文学院的研究生中，好几个人都找到工作了，此处说的工作指企事业单位和公务员，一般公司不在考虑之内的。不是怕苦，也不是怕累，怕没有保障，没有保障就没有安全，我们这些起跑线最后的人要的是安全。找到工作的那几个，据说都是父母有钱或有关系的，他们自己也隐隐约约承认。当然传说也有不找关系不塞钱考上的，那是天上掉馅饼的事情，文学院没有人碰到。我们只听说文艺学专业的一个二十九岁的女研究生，考的北京和江苏的公务员，笔试都是第一，形象、口才和思维在我们中算是出彩的，可是面试一过，就被刷了。被刷的还有很多人，一次次去考，一次次被刷，人人脸灰着、暗着，就像我们的人生。
很多人认为倪志文应该找到不错的工作的，即便他没有好的爹娘，没有钱没有关系，好歹他那份简历拿出去是很优秀的。对此他也抱着很大希望，一次次把简历递出去，一次次报名，一次次坐进考场。某职院该能进去的，某事业单位该会录取的，某公务员应该没问题的，一次次他对我说，可是没有一个有结果。
“那些论文、奖状，总不能一点儿用没有的？”我问。话一出便后悔了，这话问得多幼稚。果然，他脸上满满都是嘲讽，“有什么用啊，不及脱光衣服躺下去。”他说。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认识的一个男人，开了家汽车美容店，一年百万的利润。顺应时代潮流，包养了本市那所211大学的一个女研究生。两年后厌了，想要找新的，又摆脱不了，便给了女孩一套二手房，七十平米，就在211大学的旁边。
“跟了他两年，就能弄到一套房子，好歹也二三十万，值了。”倪志文感叹道。二三十万，我们都没有这样的概念，那应该是很多很多的钱，以目前的状态我们工作好多年，也不一定攒上。倪志文其实算错了，211学校附近是繁华地段，那套房子按七十平米算，也得四十多万。
“有時候会希望自己是个女孩子，”他说，“好歹还有个肉身去利用。”便又讲起了学校的一件事。这是我们研究生院女生都知道的。同届现当代文学专业的一个女研究生，颇有姿色，二年级刚开学就由导师介绍，与本市资产上亿的富豪公子定了婚。这个消息几分钟之内传遍了女研究生公寓，激起千重石万重浪。尽管读研之前，我们那样确定，完全凭靠着自己就可以拼取一片天下，事实一次又一次证明，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女孩子读研，除了耽误几年大好青春，实在没有别的用处。女研究生们看那女孩的眼睛，便五味杂陈。我没有想到，男生也会酸楚。
“如果我是女孩……”倪志文又喊来了两瓶酒，作着假如他是女孩的讲述。我听着倪志文的羡慕，想要告诉他，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容易。以肉身去换取惠益，好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沉迷的轮盘赌，拼的不过运气罢了。更多时候，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陪了夫人又折兵。这些话，我没有说。说出来，他也感受不到。他只看到繁花似锦，想象不到掩藏其后的森森白骨。
我倒了满杯酒，一口闷下去。认识张德才的那天，我就是这样灌自己的。那是半年前，他第一次单独和我在一起时，说，我给你找工作。他的潜台词是，你得让我睡了。他欲热的眼睛明白无误地暗示了这点，他理所当然认为我就是那个跑来让他睡的人。我是女研究生，读了十九年书，我熟知历朝历代各个国家女性的遭遇，我算得上有智慧有思想还有一些能力，可是于事无助，我还得用这女性的肉身，寻找一份工作。他就这样，稳稳抓住我的软肋，我苦笑一声，进了他笼。
我已经跟张德才睡了两个月，这两个月每星期见一次，每次睡两回，我已经被他睡了十六回。可是那份工作，还遥遥无期。我没有怪过他。二十五岁的经验我已明白，这本就是一场赌博，输赢在天命。让我无法原谅自己的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思念他，犹如贪婪的母兽，他的每次呼吸、每句话、每个眼神、每个动作，都是我的食粮，每次交配后我都要反复咀嚼。他却总是太忙、很忙，只在想睡我的时候露个面，其余像从世界里消失了一样。我便只有等待。每一分每一秒都那么长，我在时间的长河中，腐烂，衰朽，死去。我不承认自己爱上了这个男人，我怎么可能爱上他，我们之间永远与爱情没有关系。这是我最后的尊严。
我没有告诉倪志文这些事情，它们是我抹不去的耻辱，我是要带着躺进坟墓里去的。
外面起了骚动，暴雨降临之夕，城管们出动了。这座城市每天都能看到城管，时时处处，他们穿着深蓝制服，戴着大盖帽，手握一根电棒。小贩们麻利地收拾摊子，发动小三轮，转眼工夫，跑了个无踪影。只剩下老弱病残，手忙脚乱。城管们到了。他们截住了他们，呵斥着没收他们的东西。我透过玻璃窗看着，突然想起，据传言我们的一个男研究生同学通过导师关系，考上了县城在编城管。自从他考上城管，挤满青春痘的脸上一扫往日的晦暗，满满都是幸福的表情。我想象着我这研究生同学毕业后每天也都像眼前的这些人一样，真是一幅滑稽的画面。
所有人的物什都被收走，胆子大点的，试图从城管手里拿回来，脸上挂着谄媚的笑。自然无果，包括老人的。老人或许年龄大了，或许第一次出摊，没什么经验。城管来之前，别人都忙着收拾摊子，她仍蹲坐地上。城管来了，她的筐子被拿走，她佝偻着身子去要，对方躲开，她坚持要，对方推搡了下，她趔趄着险些倒下。周围都是看热闹的人，没谁帮她说一句话。每个人对此画面司空见惯，也就无动于衷。 “操。”我听到倪志文骂了一声。他也在看着外面，大概是酒喝多了的缘故，他的眼睛比我初看到时更红。
“他们不能这样。”他说。这是他在一年级时经常说的话。那时我们喝酒，谈的是海德格尔、克尔凯郭尔，谈的是萨特、加缪、卡夫卡，我们也谈塞林格、金斯堡、瓦格纳。我们谈论这些人时，他脸上闪现着理想的光辉。
倪志文掂起了一个酒瓶。“你在这儿等我。”他说。
我拉住了他。他们六七个人，他打不过的。找工作的当口，不能让意外发生。我以自己最后的理智勸阻他。
那些人已经走远，老人也不知去向，倪志文愤愤坐下，拿起酒瓶咕噜咕噜灌下去。
那天是怎么回去的，我忘了。只记得后来吐了起来，吐后又喝了两瓶酒。李先生餐馆摇晃起来，道路摇晃起来，路上的车、行人也都摇晃起来。满大街都是苍蝇，嗡嗡叫着，落在我头发、眉毛、眼睛、胸脯、四肢上，我身上落满了苍蝇，赶也赶不走。几只还钻进了嘴里，在里面嗡嗡叫着，冲撞着我的牙齿、我的舌头、我的喉咙。我又吐了起来，翻天覆地。我多么希望一直吐下去，把那些耻辱、肮脏，统统吐出来，我要一个干干净净的自己。
几个月后，我们毕业了，那年我二十六岁，倪志文二十八。
倪志文留了校，学校下属私立二级学院做人事代理的辅导员，每个月两千块钱。那两年X市的房价疯涨，均价达到了七千块钱一平米，他的工资不吃不喝三个半月才能买到一平米，而房价还在往上蹿。他结婚了，不是订婚的那个女孩。他妻子在学校当宿管，俩人在校外租的房子。学校也有给员工房间的，一个月要五百块钱，他付不起。他租的是一百块的单间，几平米。在视频里看他，恹恹躺在床上，比之前更没有精神气。
“我班有个女生，被田雨禾盯上了。”他发来几个字。
田雨禾是那个二级学院导播系主任，四十多岁，一米七不到的个子，满脸坑，酒糟鼻，喜欢在有风的黑夜约漂亮女生去操场的旮旯角落里谈论理想和人生。据说被他约过的，到了两位数。现在倪志文的学生，也成为这数字中的一个。我没有细问，没有心思，也没有精力。
我的运气大概算是好的，毕业一年后，张德才为我找到了一份工作，X市附近一所下级市的高职院校，虽然是民办的，随时都有解散的可能，我也很知足了。这是在我被他睡了一年零七个月后的成果。
我没有想到的是，张德才与我谈起了爱情。他会站在海边，录下波涛的汹涌，然后隔着千里的距离，大声说，赵小轻，听，这是海的声音。会在我偶尔提及某个男生后，变得心神不宁，偷偷翻看我的手机查阅我的短信。会在听到我随口而言的关于相思的情话后，一次又一次问：“真的吗？你又骗我。”脸上却带着小男孩的喜悦，那是只有陷入恋爱的人才有的表情。我想见他，便能见到。不想见他，他全世界到处找，我也没有半点儿影踪。在以前，无论如何不能想象，男人如他也会有人的感情。他要我也爱他。他似乎忘了，当初仅仅是因为肉身，他才与我交往的。现在他谈爱情，我谈不起，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本谈爱情的。
倪志文最后的消息，是张德才告诉我的，那时他正躺在我怀里。从什么时候起，他做完之后不再急切地离开，而是推了各种事务，关了手机，紧紧抱着我。他和我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如果陪我过夜，晚上我是在他的唠叨声中睡去，早上醒来，他正俯身凝视着我。他对我，好像永远看不够。
“你们学校有个人，把系主任给捅了。”张德才说。我不在X市，X市的事情都是他告诉我的。我听后无所动。这年代，什么样的事情都会发生。我的神经钝了。
“好像是一个叫什么倪志文的。”他接着说。
倪志文，倪志文，我努力回忆着。突然之间，房间里飞来很多苍蝇，它们落在我的头发、眉毛、眼睛，落在我的脖颈、胸脯、大腿，尖利的嘴刺进我的肌肤，在我的身上肆无忌惮横冲直撞。我的身体迅即肿起一个个红色的包，又痒又痛。从床对面落地大镜子里，我看到了一个赤身裸体、被密密麻麻的黑覆盖的奋力挣扎的男子。他到底没有屈服，在绝望的无底的深渊，徒手一搏，把命耗上。有什么东西深重地压迫着，我呼吸急促起来。
张德才没有察觉我的反应，径直讲述着事情的来龙去脉。
“傻货，为一个学生把一生断送，值当吗？”最后，张德才总结道。对他来说，当然不值得。他曾说过我是他一生中唯一一场爱情，是他完美无缺人生中的致命缺陷。我倦倦听着，很清楚，东窗若事发，他会毫不犹豫把这脚后跟剔除了。这是他在长久的社会生存中形成的本能。
我颤抖着双手打开手机，网页上满满的都是倪志文的消息。法院客观中性的判决，学院欲盖弥彰的通告。没有哪个部门追究田雨禾的责任。田雨禾没有死。他在医院里躺几个月后，出来便应该又是哪个主任，即便不是哪个主任，风头一过，也会在相应部门找到职位。这种事他们经常这样处理的。而倪志文的余生，我不敢猜想。可他是那个能够与我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文学院那么多研究生，他是唯一一个能够与我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他不但与我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谈论太宰治、芥川龙之介、爱伦·坡、尼采、叔本华、福柯。他也是唯一一个我拥抱的人。有次和张德才发生性事后，我找到倪志文，大声哭泣。我哭湿了他的肩膀他的胸脯，把多日的憋屈和屈辱统统哭出来。我哭得肝肠寸断、惊天动地。那是在倪志文面前，我唯一一次失控。他抱着我，任由我哭。等我哭罢，牵着我的手走进路边的饭店，用他家教攒的钱请我喝酒。我总是和他喝酒，白天喝，晚上喝，不分钟点喝。只要我需要，无论何时，一个电话，他便出现。他出现后，什么都不说，只陪我喝酒。
“其实我蛮理解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我听到倪志文说。那是我们第一次谈话，他只是看了一句我正读的文字，便知它的出处。那时上课铃正好响起，我没有听清这句话。
“无论怎样，你都要好好的。”这是倪志文发给我的最后一条短信。从时间上推算，是他出事前的几天。那是他向我的无声告别。而我忙着准备学校的教学竞赛，忙着为生存获取点资本，没有理会。
翻天覆地的晕眩，仿佛从高处坠落，心脏一直在紧缩、紧缩，喘不过气来。我推开张德才靠过来的身体，抬头看向天花板，上面的苍蝇仍在，它从粘上的那天起，就掉不下来。但此时此刻，我迫切地想要向一种无名无形的东西宣告。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我必须做些什么。
（责任编辑：丁小宁）
他打起了呼噜，大街上随处鸣叫的喇叭一样，刺激着我的耳膜。我的耳膜也和小腿骨一样，碎了。我向天花板看去，一望无际的白中粘着一点黑。关于它，英伦贵族弗吉尼亚·伍尔夫产生过很多想象，写了一篇被称作意识流的小说。她应该是没有挨过饿的，对于我而言，它只是苍蝇，一只死了的又僵又硬的苍蝇。它除了苍蝇，不会是别的。有时候我会想，在他饕餮的时候，吃到一只苍蝇，会是什么样的反应。我见到过他吃饭。那是我们第一次，在一个小咖啡馆里。他心满意足后，喊来服务员点几个菜。一盘炒鸡蛋、一条鲫鱼、一盘青菜。他大张着嘴，吃完了半盘鸡蛋、半条鲫鱼后，才突然想起了我。我穿着单薄的衣服，坐在沙发的角落。房间里没有暖气，也没有空调，十二月的天，我很冷，也饿。我哆嗦着拿起筷子。至于那顿饭什么味道，日后想起来一点回忆都没有的。只是从此，那三样菜再不吃。
他终于醒来了，晃了晃脑袋，抖了抖身体。起身，下床，去洗手间里冲洗。在接下来的几分钟他的动作将是，擦干身子，穿上衬衣、裤子，穿上外套、皮鞋。在镜子里照照，看有没有寻欢作乐的痕迹。然后开门，离开。我留下，结账。结账的钱是他给的，两百元，从来不多，也不少。我拿着他的两百元，用自己的身份证，来开房。两个月来，他每星期见我一次，见一次，睡两次，他严格地遵守着这道程序。
我站在窗口，看着他开了车，缓缓驶出宾馆的大门。一旦驶离大门，他便又是那个衣冠楚楚的高校院长，恪尽职守地扮演着社会赋予的诸种角色，道德上毫无瑕疵可言。谁也不会想到，就在半个小时，或者二十分钟之前，他还在一个小他二十三岁的女孩身上疯狂地快活。他在她身上的时候，还接过他们的电话，一本正经与他们谈着工作或私人事务。
他的车一转弯，不见了。我坐在沙发上，点了根烟。在他面前，我不能抽烟。他自认是洁净的人，不抽烟，也闻不得烟味，我只得克制了。我在他面前，什么都要克制了。骄傲，尊严，脾性，忧患，悲伤，属于我的东西，统统都要掩藏起来。
自由呼吸的感觉真好，我大口地吸着，大口地吐着，犹如一个死而复生的人。我感觉身体里的水分失尽了，干裂的大地一般，铺天盖地的渴。我喝了一杯水，又一杯水，我的膀胱盛满了水，口腔里仍挂着夏日的太阳一样，我想我就要死了，必死无疑。
我看着那红色的烟头，突然之间想要把这间房子烧掉，把这个宾馆也烧掉。每次都是在这个宾馆，这个房间，它们就像这座苏北城市里遍地都有的大澡堂子，藏了诸种污，纳了多样垢。可是它不洁净，不清洗。每次来这里，身上便又添一层泥，洗也洗不去的。所以我也想把自己烧掉，一把灰，漂在一望无际的干净的海里。空气中飘起了肉味，胳膊上的汗毛滋滋地响。三朵烟花，黑黑的，在左胳膊上一字排开。
王菲在房间里慵懒地唱，“只爱陌生人”。我打开手机，倪志文的来电。
“你在哪里？”他问。破败的沙发里，露出的灰色棉絮，他的声音听起来有气无力，与两年前的男子判若两人。
那是十月里明媚的一天，研究生一年级的公共课，我正埋头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这是我看的第四遍，《死屋手记》读了三遍，《卡拉马佐夫兄弟》读了两遍，正要准备第三遍。我爱死了这个作家、死刑犯和赌徒，他在一百多年前就描述了我，我当他是我的灵我的肉我的情人与丈夫，对他无论怎样爱都不为过的。此外，我还要把《鲁迅全集》给读完了，女性主义的经典给读完了。研究生录取结果公布出来之后，我就把三年的功课都计划好了。这三年，不能白过，我对自己说。教室里一个个热闹的声音，带着兴奋，带着欢喜，考研一拨拨地刷下来，我们是跑到最后的，理应为自己骄傲。
“你好，我叫倪志文。”
拉斯科尔尼科夫做了一个梦，一匹瘦弱的老母马，拉着一辆超载的车，车夫不断地抽打，人们哄笑，嘲讽，怒骂，随车夫一块用木棍、铁棒打她，老母马死去。
我抬起头来，眼前是一张帅气的脸。
“哦。”我说，淡淡地，算是打了招呼。看书时，我不喜欢被打扰，对主动搭讪的异性，也向来不存有什么好感，即便对方是一个英俊的男子。又低下头去。
“女孩家不好看这种书的。”他似乎没领会我的暗示，扫了一眼书上的文字，说。这话说出来，可见阅读方面他是有一点见识的。满教室里虽都是文学院学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大概都只在外国文学课上听到过一次，然后就像理查德·耶茨一样被忘了。一个读者与一个作家，是需要缘分的。
不待我接话，男子便自作主张给我推荐了几本，有关庄子、老子，虽然不是我所感兴趣的，看着他的热情，也便笑纳。
这是第一次，我和倪志文谈话。他要我的号码，我没给。他留下了他的号码，我丢了。在心底里，我当他是一个无聊的人。而我的生活，是不要一些无聊的人和事打扰的。
“你现在哪里？”倪志文又问了一遍。我环顾了下房间，还是白，一望无际白色的白。恍惚某个瞬间，我以为自己在一片白色的海洋里，可是我不会游泳。身边没有船，也没有帆，我只有死去。我当自己是个死人，已死的人便无所谓再死。
“学校外面。”我说。学校外面是一个太宽泛的概念，这样回答等于什么都没说。只有如此。我不能告诉他我在宾馆里。那种事情，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我在李先生餐馆，方便的话你过来，一块喝点儿酒。”他说。
“方便。”我说。我怎么能不方便，现在我有大把的时间。我什么都没有，只有大把的时间。那些计划中的书从图书馆借来，厚厚地摞在桌子上，一本也没有翻看。集中不起来精神。也没有心思去上课。教授们的授课笔记颜色泛黄，大概十几年没更新了，却都在向往着成为博导。学校申博失败，教授们都罢课，认为是上面暗箱操作，自己受到不公平对待。就没人反省，都新世纪了，还在拿作古的元老说事。外边人笑，学校自己的学生也笑。
这样的学校，省部级的课题自然很少的，文科的研究教授们自己都能搞定，研究生也就处于闲散的状态。直到要毕业，还不太清楚科研为何物。也有出去兼职的，大多是家教，给中小学生讲讲数学、物理，攒取些生活费。除此，再没有可做的了。三线城市，机会之少，纵有千般才智，也无处施展。生命晃晃荡荡地，一天天消耗下去。都在等着那张文凭，以为凭此便会变个样子。临近毕业才惊觉，那张硕士文凭已经失去了效用。这是新世纪的第九年，我们所在的X市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苏宁、万达相继入驻，文广电台轰轰烈烈举办了一场MM大赛，年轻靓丽的姑娘们在舞台上扭动腰肢巧笑嫣然，成功实现被人包养的愿望。对此，我们惊慌惊恐，不知所措。倪志文大概要算一个例外，他发表了很多论文，核心的也有几篇，朱敬文奖学金、国家奖学金、优秀研究生奖、优秀论文奖，凡是有奖都少不了他。荒僻枯败的地方，人所艳羡的传奇。
他坐在李先生餐馆靠边的位置，桌上已有了两个空瓶子，我进去时，他正兀自喝着一杯。他眼睛猩红，脸色憔悴，头发油腻，衣领也有些斑渍。那样子，让我想到了孔乙己。
我坐下，顾自拿起桌上一瓶啤酒，咬开了，仰头灌下去。我渴。张德才渴了会打电话给我，我的身体是他的甘泉，他渴了便来，就像那是他自己的，而我竟无力阻止。我阻止不了。我熟读波伏娃、克里斯蒂娃、托妮·莫里森，可是现实面前于事无补。乌鸦在身体里尖叫，我渴，我的身体像久旱的大地，一块块干裂开去，迟早有一天，四分五裂，分崩离析。
半瓶啤酒进了肚，我看向倪志文，他也是一张干渴的脸。他没有阻拦，对我的饮酒方式，他司空见惯。也便知道，那是我的风格，无望的生活中，把自己往死里逼迫。
“我女朋友她——”他喝下一大杯酒，抽起了烟。他以前不抽烟的。说完这几个字，他沉默下去。我也不问。我们在一起喝酒聊天，称兄道弟，看起来很亲密，其实应该都不关心对方的。我们沉浸在各自的悲伤里，自顾不暇，丧失了对他人的兴趣，也丧失了对这个世界的兴趣，只是一天一天，百无聊赖地活着。而我和他之所以成为朋友，不过因为寂寞。我太寂寞。
倪志文依旧沉默着，我看向餐馆的外面。人来人往的小路，挤满卖各种物什的小贩。一位老者蹲坐其间，头发皆白，脊梁高弓，远望去，像一只行将倒下的老虾。面前摆着两篮蔬菜，鞋上沾满泥，显见是从附近的郊区走来。来来往往那么多人，只有一个停下来扒了扒她的菜，大概不甚满意，又站起身朝别的摊子走去。老者半弓的身子本已站起，顾客既走，她只得缓慢蹲下。她蹲下的动作，给人感觉，随时可能再也起不来。周围商场的叫卖声此起彼伏，在这座急吼吼发展的城市，她就像光洁皮肤上的一块疤，醒目刺眼。
“我女朋友她，跟人睡了。”仿佛过了一个世纪，我听到倪志文说出这一句话。我转过头来，看着他。他女朋友本科毕业后回到他们老家的小镇上教书。像苏北大多数小镇一样，它闭塞、乏闷、无聊、单调。那样环境中生活的人，都是寂寞的。人是最耐不住寂寞。他女朋友也就在一个无聊的夜，和男同事上了床，男同事第二天就把这事大肆张扬了出去，传到了倪志文的耳朵里。彼时他已和女孩订婚，高中便相恋，几年的感情，落得这般结局。
“这样啊。”我说。我又点燃了一根烟，现在我每天都要抽掉两包烟，我女性的皮肤在尼古丁的刺激下变得黯淡无光，毛孔粗大。我的心大概也是这样的。我以为道德解体的年代，人人都可随欲而为，谁也没有资格去指责另一个人，即便这人是自己的丈夫，或妻子。说完那几个字，我再也无话可说。我找不到安慰的词，我们那么需要别人的安慰，可任何的安慰都是于事无助的，也是虚伪的，一个人永不可能体味另一个人的处境。
我看向外面，天有点暗了，是大雨来前的昏黄。老者仍坐在地上，啃嚼着手里的馒头，她的牙齿大概都脱落了，嚼起来一瘪一瘪的，就像一只搁浅的河蚌在无力呼吸。
“你不也跟别人睡？”沉默太久，我想要打破。想了好久，挤出这样一句话。这是只有我知道的倪志文的秘密，他把文学院稍有姿色的女研究生都睡过来了。他哄她们上床，轻而易举的事情。一顿饭、一双鞋、一条裙子、他英俊的面孔、发表的若干论文、才子的称号。或许这些都不是，她们跟他上床，只是因为也陷于同样的困顿。只有肉身，一次次的撞击和高潮，才能证明自己还活着。
对我的话，倪志文沒有反驳，仰起头把又一杯啤酒喝了下去。我看着他，知道自己这话狠了点儿。他雄心勃勃，要做出一番大事业，可父母只是苏北贫穷的农民，至今还住在破败的小瓦屋里，天上下雨屋内流。哥嫂跟爹娘分家，因为一口锅吵了起来。他便一次次借口不回去。他回去看到的，是支离破碎、遍地疮痍，是身体上似乎永远刮不去的脓，是他二十七年人生的溃败。女朋友应该是他在尘世唯一美好的留念，她竟是被别人睡了。他既觉得自己被泼了粪便，受到无尽的侮辱，又凄凄惶惶无所归依。但是我不准备道歉。在人伤口上撒盐，是我二十五年的人生中，学到的一种技能。我保护不了自己，也不想别人受到保护。
他放下酒杯，又燃起了一根烟。他的眼睛发红，长久没有休息的红，也是受伤的雄兽的红，他的红在这嘈杂的环境中，更添了他男人的性感。这样的男子，还是有一定的魅惑的。然而我们做朋友两年，除了一次人群中的拥抱，便再没有身体的接触。我远非贞洁的女子，比起一份工作、一套房子，身体是最无关紧要。我不与他上床是因为，他满足不了我的需要。他没有钱，没有权力，也没有地位，他是一无所有、自己都不保的人。对这样的人，喜欢又有什么用。 剩下的半瓶啤酒我一仰头，喝完了。嗓子仍然干，冒火的沙砾一片。我的膀胱满满地都是啤酒，我还是渴，我注定要渴死。我不想死。向服务员要了两瓶酒，咬开，递给倪志文。他一瓶，我一瓶，我们碰了，都仰起了头。我听到他身体里的焦渴声，咕嘟咕嘟。研究生两年多，我们身体里的水分都散尽了。
一瓶酒灌下去，倪志文开始滔滔不绝讲他的爱情，对未婚妻的深情。他是真醉了，清醒的时候，他是不讲的。爱情对我们来说，是美好无瑕的童话，明媚透亮，鸟语花香。而我们生活在潮湿的地下室，不见天日，鼹鼠样，打着洞。因为对黑暗没有感觉，我们的洞胡乱一气，通不到彼此，也通不到地上的阳光。我们群体在黑暗里，各自为战，孤零零地打着，永远没有尽头。
“说说你的工作吧，找得如何？”我打断了他的讲述，问道。我不是真的关心他的工作，只是不想听爱情了。爱情在这个时期，显得愚蠢、幼稚，不合时宜。
文学院的研究生中，好几个人都找到工作了，此处说的工作指企事业单位和公务员，一般公司不在考虑之内的。不是怕苦，也不是怕累，怕没有保障，没有保障就没有安全，我们这些起跑线最后的人要的是安全。找到工作的那几个，据说都是父母有钱或有关系的，他们自己也隐隐约约承认。当然传说也有不找关系不塞钱考上的，那是天上掉馅饼的事情，文学院没有人碰到。我们只听说文艺学专业的一个二十九岁的女研究生，考的北京和江苏的公务员，笔试都是第一，形象、口才和思维在我们中算是出彩的，可是面试一过，就被刷了。被刷的还有很多人，一次次去考，一次次被刷，人人脸灰着、暗着，就像我们的人生。
很多人认为倪志文应该找到不错的工作的，即便他没有好的爹娘，没有钱没有关系，好歹他那份简历拿出去是很优秀的。对此他也抱着很大希望，一次次把简历递出去，一次次报名，一次次坐进考场。某职院该能进去的，某事业单位该会录取的，某公务员应该没问题的，一次次他对我说，可是没有一个有结果。
“那些论文、奖状，总不能一点儿用没有的？”我问。话一出便后悔了，这话问得多幼稚。果然，他脸上满满都是嘲讽，“有什么用啊，不及脱光衣服躺下去。”他说。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认识的一个男人，开了家汽车美容店，一年百万的利润。顺应时代潮流，包养了本市那所211大学的一个女研究生。两年后厌了，想要找新的，又摆脱不了，便给了女孩一套二手房，七十平米，就在211大学的旁边。
“跟了他两年，就能弄到一套房子，好歹也二三十万，值了。”倪志文感叹道。二三十万，我们都没有这样的概念，那应该是很多很多的钱，以目前的状态我们工作好多年，也不一定攒上。倪志文其实算错了，211学校附近是繁华地段，那套房子按七十平米算，也得四十多万。
“有時候会希望自己是个女孩子，”他说，“好歹还有个肉身去利用。”便又讲起了学校的一件事。这是我们研究生院女生都知道的。同届现当代文学专业的一个女研究生，颇有姿色，二年级刚开学就由导师介绍，与本市资产上亿的富豪公子定了婚。这个消息几分钟之内传遍了女研究生公寓，激起千重石万重浪。尽管读研之前，我们那样确定，完全凭靠着自己就可以拼取一片天下，事实一次又一次证明，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女孩子读研，除了耽误几年大好青春，实在没有别的用处。女研究生们看那女孩的眼睛，便五味杂陈。我没有想到，男生也会酸楚。
“如果我是女孩……”倪志文又喊来了两瓶酒，作着假如他是女孩的讲述。我听着倪志文的羡慕，想要告诉他，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容易。以肉身去换取惠益，好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沉迷的轮盘赌，拼的不过运气罢了。更多时候，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陪了夫人又折兵。这些话，我没有说。说出来，他也感受不到。他只看到繁花似锦，想象不到掩藏其后的森森白骨。
我倒了满杯酒，一口闷下去。认识张德才的那天，我就是这样灌自己的。那是半年前，他第一次单独和我在一起时，说，我给你找工作。他的潜台词是，你得让我睡了。他欲热的眼睛明白无误地暗示了这点，他理所当然认为我就是那个跑来让他睡的人。我是女研究生，读了十九年书，我熟知历朝历代各个国家女性的遭遇，我算得上有智慧有思想还有一些能力，可是于事无助，我还得用这女性的肉身，寻找一份工作。他就这样，稳稳抓住我的软肋，我苦笑一声，进了他笼。
我已经跟张德才睡了两个月，这两个月每星期见一次，每次睡两回，我已经被他睡了十六回。可是那份工作，还遥遥无期。我没有怪过他。二十五岁的经验我已明白，这本就是一场赌博，输赢在天命。让我无法原谅自己的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思念他，犹如贪婪的母兽，他的每次呼吸、每句话、每个眼神、每个动作，都是我的食粮，每次交配后我都要反复咀嚼。他却总是太忙、很忙，只在想睡我的时候露个面，其余像从世界里消失了一样。我便只有等待。每一分每一秒都那么长，我在时间的长河中，腐烂，衰朽，死去。我不承认自己爱上了这个男人，我怎么可能爱上他，我们之间永远与爱情没有关系。这是我最后的尊严。
我没有告诉倪志文这些事情，它们是我抹不去的耻辱，我是要带着躺进坟墓里去的。
外面起了骚动，暴雨降临之夕，城管们出动了。这座城市每天都能看到城管，时时处处，他们穿着深蓝制服，戴着大盖帽，手握一根电棒。小贩们麻利地收拾摊子，发动小三轮，转眼工夫，跑了个无踪影。只剩下老弱病残，手忙脚乱。城管们到了。他们截住了他们，呵斥着没收他们的东西。我透过玻璃窗看着，突然想起，据传言我们的一个男研究生同学通过导师关系，考上了县城在编城管。自从他考上城管，挤满青春痘的脸上一扫往日的晦暗，满满都是幸福的表情。我想象着我这研究生同学毕业后每天也都像眼前的这些人一样，真是一幅滑稽的画面。
所有人的物什都被收走，胆子大点的，试图从城管手里拿回来，脸上挂着谄媚的笑。自然无果，包括老人的。老人或许年龄大了，或许第一次出摊，没什么经验。城管来之前，别人都忙着收拾摊子，她仍蹲坐地上。城管来了，她的筐子被拿走，她佝偻着身子去要，对方躲开，她坚持要，对方推搡了下，她趔趄着险些倒下。周围都是看热闹的人，没谁帮她说一句话。每个人对此画面司空见惯，也就无动于衷。 “操。”我听到倪志文骂了一声。他也在看着外面，大概是酒喝多了的缘故，他的眼睛比我初看到时更红。
“他们不能这样。”他说。这是他在一年级时经常说的话。那时我们喝酒，谈的是海德格尔、克尔凯郭尔，谈的是萨特、加缪、卡夫卡，我们也谈塞林格、金斯堡、瓦格纳。我们谈论这些人时，他脸上闪现着理想的光辉。
倪志文掂起了一个酒瓶。“你在这儿等我。”他说。
我拉住了他。他们六七个人，他打不过的。找工作的当口，不能让意外发生。我以自己最后的理智勸阻他。
那些人已经走远，老人也不知去向，倪志文愤愤坐下，拿起酒瓶咕噜咕噜灌下去。
那天是怎么回去的，我忘了。只记得后来吐了起来，吐后又喝了两瓶酒。李先生餐馆摇晃起来，道路摇晃起来，路上的车、行人也都摇晃起来。满大街都是苍蝇，嗡嗡叫着，落在我头发、眉毛、眼睛、胸脯、四肢上，我身上落满了苍蝇，赶也赶不走。几只还钻进了嘴里，在里面嗡嗡叫着，冲撞着我的牙齿、我的舌头、我的喉咙。我又吐了起来，翻天覆地。我多么希望一直吐下去，把那些耻辱、肮脏，统统吐出来，我要一个干干净净的自己。
几个月后，我们毕业了，那年我二十六岁，倪志文二十八。
倪志文留了校，学校下属私立二级学院做人事代理的辅导员，每个月两千块钱。那两年X市的房价疯涨，均价达到了七千块钱一平米，他的工资不吃不喝三个半月才能买到一平米，而房价还在往上蹿。他结婚了，不是订婚的那个女孩。他妻子在学校当宿管，俩人在校外租的房子。学校也有给员工房间的，一个月要五百块钱，他付不起。他租的是一百块的单间，几平米。在视频里看他，恹恹躺在床上，比之前更没有精神气。
“我班有个女生，被田雨禾盯上了。”他发来几个字。
田雨禾是那个二级学院导播系主任，四十多岁，一米七不到的个子，满脸坑，酒糟鼻，喜欢在有风的黑夜约漂亮女生去操场的旮旯角落里谈论理想和人生。据说被他约过的，到了两位数。现在倪志文的学生，也成为这数字中的一个。我没有细问，没有心思，也没有精力。
我的运气大概算是好的，毕业一年后，张德才为我找到了一份工作，X市附近一所下级市的高职院校，虽然是民办的，随时都有解散的可能，我也很知足了。这是在我被他睡了一年零七个月后的成果。
我没有想到的是，张德才与我谈起了爱情。他会站在海边，录下波涛的汹涌，然后隔着千里的距离，大声说，赵小轻，听，这是海的声音。会在我偶尔提及某个男生后，变得心神不宁，偷偷翻看我的手机查阅我的短信。会在听到我随口而言的关于相思的情话后，一次又一次问：“真的吗？你又骗我。”脸上却带着小男孩的喜悦，那是只有陷入恋爱的人才有的表情。我想见他，便能见到。不想见他，他全世界到处找，我也没有半点儿影踪。在以前，无论如何不能想象，男人如他也会有人的感情。他要我也爱他。他似乎忘了，当初仅仅是因为肉身，他才与我交往的。现在他谈爱情，我谈不起，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本谈爱情的。
倪志文最后的消息，是张德才告诉我的，那时他正躺在我怀里。从什么时候起，他做完之后不再急切地离开，而是推了各种事务，关了手机，紧紧抱着我。他和我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如果陪我过夜，晚上我是在他的唠叨声中睡去，早上醒来，他正俯身凝视着我。他对我，好像永远看不够。
“你们学校有个人，把系主任给捅了。”张德才说。我不在X市，X市的事情都是他告诉我的。我听后无所动。这年代，什么样的事情都会发生。我的神经钝了。
“好像是一个叫什么倪志文的。”他接着说。
倪志文，倪志文，我努力回忆着。突然之间，房间里飞来很多苍蝇，它们落在我的头发、眉毛、眼睛，落在我的脖颈、胸脯、大腿，尖利的嘴刺进我的肌肤，在我的身上肆无忌惮横冲直撞。我的身体迅即肿起一个个红色的包，又痒又痛。从床对面落地大镜子里，我看到了一个赤身裸体、被密密麻麻的黑覆盖的奋力挣扎的男子。他到底没有屈服，在绝望的无底的深渊，徒手一搏，把命耗上。有什么东西深重地压迫着，我呼吸急促起来。
张德才没有察觉我的反应，径直讲述着事情的来龙去脉。
“傻货，为一个学生把一生断送，值当吗？”最后，张德才总结道。对他来说，当然不值得。他曾说过我是他一生中唯一一场爱情，是他完美无缺人生中的致命缺陷。我倦倦听着，很清楚，东窗若事发，他会毫不犹豫把这脚后跟剔除了。这是他在长久的社会生存中形成的本能。
我颤抖着双手打开手机，网页上满满的都是倪志文的消息。法院客观中性的判决，学院欲盖弥彰的通告。没有哪个部门追究田雨禾的责任。田雨禾没有死。他在医院里躺几个月后，出来便应该又是哪个主任，即便不是哪个主任，风头一过，也会在相应部门找到职位。这种事他们经常这样处理的。而倪志文的余生，我不敢猜想。可他是那个能够与我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文学院那么多研究生，他是唯一一个能够与我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他不但与我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谈论太宰治、芥川龙之介、爱伦·坡、尼采、叔本华、福柯。他也是唯一一个我拥抱的人。有次和张德才发生性事后，我找到倪志文，大声哭泣。我哭湿了他的肩膀他的胸脯，把多日的憋屈和屈辱统统哭出来。我哭得肝肠寸断、惊天动地。那是在倪志文面前，我唯一一次失控。他抱着我，任由我哭。等我哭罢，牵着我的手走进路边的饭店，用他家教攒的钱请我喝酒。我总是和他喝酒，白天喝，晚上喝，不分钟点喝。只要我需要，无论何时，一个电话，他便出现。他出现后，什么都不说，只陪我喝酒。
“其实我蛮理解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我听到倪志文说。那是我们第一次谈话，他只是看了一句我正读的文字，便知它的出处。那时上课铃正好响起，我没有听清这句话。
“无论怎样，你都要好好的。”这是倪志文发给我的最后一条短信。从时间上推算，是他出事前的几天。那是他向我的无声告别。而我忙着准备学校的教学竞赛，忙着为生存获取点资本，没有理会。
翻天覆地的晕眩，仿佛从高处坠落，心脏一直在紧缩、紧缩，喘不过气来。我推开张德才靠过来的身体，抬头看向天花板，上面的苍蝇仍在，它从粘上的那天起，就掉不下来。但此时此刻，我迫切地想要向一种无名无形的东西宣告。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我必须做些什么。
（责任编辑：丁小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