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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月8日，共和国总理周恩来逝世。40年过去了，周总理在人民心中仍然保持着高大的形象。他究竟是怎样的人？我们从最新出版的《周恩来答问录》中选取别样角度，追忆他的点点滴滴……
反思大革命失败：三大错误憾失控制权
1936年7月9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周恩来，问道：一九二七年反革命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共产党的主要错误是什么？
周恩来：我们的第一个错误无疑是没有在农民中把革命深入展开起来，特别在广东和广西，那里的农民已经武装起来了。在这方面，我们的党执行了机会主义的政策，只是在水平面上，（数量上）发展，而不是深入到下面去发展（从农民中间直接组织战斗人员）。
第二，我们未能在国民党军队干部中建立必要的革命领导权。我们放弃了许多能够被争取过来的优秀军官。假如我们那时大力争取这些军官，在一九二六年我们仍然有可能为共产党部队招募和装备十个师。
第三，由于策略上的错误，我们抛弃了对国民党保持控制权的机会，当时国民党还是一个革命的政党。仅举一例：在上海，我们没有利用当时存在于国民党内部和存在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失去了我们对国民党的理应属于我们的控制权。假如我们执行正确策略，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以后，我们是可以取得这种控制权的。所有的右翼分子都暂时被赶出了政府，左翼分子汪精卫正和我们紧密合作;当时的中间派蒋介石孤立了。假如共产党全力加入国民党并且为争夺控制权而斗争，而不是留在国民党外边，我们就能与左翼组成联盟，取得并且保持領导权。军队，商人，学生，以至海外华侨，当时都赞同我们的主要策略纲领。再者，当蒋介石进军上海时，仍然有时间去组织一个反对蒋和其他右派分子的联盟。那时，大部分军权还不在他手里。北伐军中的第二军、第四军、第七军和第八军，蒋介石都不能控制。他只有三个师，而他们又是全军中最不可依靠的。
直白评价：蒋介石作为军人不怎么样 胡宗南最有才干
埃德加·斯诺：你对蒋介石作为一个军人，看法如何？
周恩来：不怎么样。作为一个战术家，他是拙劣的外行，而作为一个战略家则或许好一点。
作为一个战术家，蒋介石采用拿破仑的方法。拿破仑的战术需要极大地依靠士兵的高昂士气和战斗精神，依靠必胜的意志。而蒋介石正是在这方面老犯错误，他过于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带领敢死队的突击英雄。只要他带领一个团或一个师，他总是把他们弄得一团糟。他老是把他的士兵们集中起来，试图用猛攻来夺取阵地。一九二七年的武汉战役中，蒋介石带领一个师在别人失败后进攻那个城市，把全部力量用于进攻敌人的防御工事，这个师全部被打垮。
在南昌，他又重复了那种错误。他袭击了由孙传芳防守的那个城市，并拒绝等待增援而用了他的第一师。孙传芳撤退，让蒋介石进入部分城区，然后反击，把蒋军赶入城墙和河流之间的陷阱。蒋的军队被消灭了。蒋介石拥有第一师、第二师和第二十一师三个师，但他只用了第一师。叶剑英（现在是东征的红军参谋长）那时统率第二十一师。蒋的愚蠢使叶厌恶，不久就离开了他的指挥部。
在这次陕西战役中，蒋介石命令陈诚将军派两个师进攻红军并歼灭他们。陈诚是个比较高明的战术家，他拒绝这么做，怕遭伏击。我们截取到他给蒋介石的复信。我们实在欢迎这种集中，正是在这种进攻中，我们于去年（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把张学良部队六千人解除了武装。对南京说来幸运的是，蒋介石并不经常亲自在前线指挥，原因之一，是他不会骑马。
蒋介石是一个较高明的战略家，却不是一个高明的战术家。他的政治意识比军事意识强，这是他能争取其他军阀的原因。他常常相当熟练地制定一次战役的全面计划。
埃德加·斯诺：你认为南京最有才干的野战指挥官们是谁？
周恩来：陈诚是一个很坚定的苦干的人，但是他并没有什么出色的地方。胡宗南或许是蒋介石最有才干的指挥官，他进行了攻打红军的最有效的战斗。何应钦从前不是一个太蹩脚的指挥官，但是一九二七年他遭到严重的挫败，吓破了胆，丧失了战斗勇气，自从那时以来，他（在战场上）已经没有什么用了。
太意外：张学良亲自送蒋遭囚禁 引西安混乱两个月
“四·一二”之后，中共马上变成了地下党，我仍留在上海办理善后事宜，把许多人送到武汉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五月下旬，我搭一艘英国商船去武汉，这时武汉政府内左派与右派的对立已逐渐明显，农民运动在湘、鄂、赣、粤蓬勃展开，农民要求土地，右派即反对农民运动。到了“七·一五”汪精卫便正式“分共”，实行宁汉合作。接着我们就去南昌发动起义。
南昌起义的部队是贺龙第二十军，叶挺十一军二十四师，共约两万余人。当时参谋团中有叶挺、贺龙、朱德、刘伯承、聂荣臻、李立三、张国焘等，我也是其中成员之一。宋庆龄、邓演达都是革命委员会的委员。起义军后来失败了，是因为犯了一个错误，即没有与当地农民结合起来而要向广东去建立根据地。结果在潮汕与钱大钧等部激战失败。
我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去上海做地下工作，直到一九三一年止。一九三○年在上海时，我曾绕道欧洲到莫斯科参加第三国际执委会议。办出国护照时，我照了一张相，叫陈赓认，并且告诉他这个人是黄埔军校的，他想了半天认不出来。我于是就大胆地用这张相片向国民政府外交部申请，领了出国留学的护照。
红军长征到陕北以后，东北军即开始围攻。徐海东部首先把东北军打垮了一个师、一个旅，后来又打垮一个师。于是东北军的官兵不愿内战，要求抗日。中共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向东北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双方取得默契，互不攻击。
张学良及其部下不愿意进攻红军，蒋介石乃亲至西安，逼张打共产党，并且说，他如果不打，就派蒋鼎文来代替他，并要把他调到福建去。于是张学良决心发动事变，扣留蒋介石。事变发生后，我们在陕北保安接到张学良的电报，他要我们派代表去西安与蒋谈判。在西安参加谈判的共五人：蒋介石的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宋子文、蒋夫人、蒋，还有我。谈判结果，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准备打日本。十二月二十五日，蒋夫人坚持要在这一天送蒋回京，张学良自己答应了亲自送蒋返京，事前大家都不知道，张自己也未料到他到南京后会从此被囚。张学良被囚以后，东北军将领、士兵大为愤怒，以至杀死张学良的主要助手、主和派王以哲，情况严重，闹了两个月才告平静。从那时起，东北军被蒋介石分散到各处，不再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在西安混乱的两个月中，说服东北军的工作，比张学良在西安时困难百倍。
（《周恩来答问录》，人民出版社出版）
反思大革命失败：三大错误憾失控制权
1936年7月9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周恩来，问道：一九二七年反革命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共产党的主要错误是什么？
周恩来：我们的第一个错误无疑是没有在农民中把革命深入展开起来，特别在广东和广西，那里的农民已经武装起来了。在这方面，我们的党执行了机会主义的政策，只是在水平面上，（数量上）发展，而不是深入到下面去发展（从农民中间直接组织战斗人员）。
第二，我们未能在国民党军队干部中建立必要的革命领导权。我们放弃了许多能够被争取过来的优秀军官。假如我们那时大力争取这些军官，在一九二六年我们仍然有可能为共产党部队招募和装备十个师。
第三，由于策略上的错误，我们抛弃了对国民党保持控制权的机会，当时国民党还是一个革命的政党。仅举一例：在上海，我们没有利用当时存在于国民党内部和存在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失去了我们对国民党的理应属于我们的控制权。假如我们执行正确策略，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以后，我们是可以取得这种控制权的。所有的右翼分子都暂时被赶出了政府，左翼分子汪精卫正和我们紧密合作;当时的中间派蒋介石孤立了。假如共产党全力加入国民党并且为争夺控制权而斗争，而不是留在国民党外边，我们就能与左翼组成联盟，取得并且保持領导权。军队，商人，学生，以至海外华侨，当时都赞同我们的主要策略纲领。再者，当蒋介石进军上海时，仍然有时间去组织一个反对蒋和其他右派分子的联盟。那时，大部分军权还不在他手里。北伐军中的第二军、第四军、第七军和第八军，蒋介石都不能控制。他只有三个师，而他们又是全军中最不可依靠的。
直白评价：蒋介石作为军人不怎么样 胡宗南最有才干
埃德加·斯诺：你对蒋介石作为一个军人，看法如何？
周恩来：不怎么样。作为一个战术家，他是拙劣的外行，而作为一个战略家则或许好一点。
作为一个战术家，蒋介石采用拿破仑的方法。拿破仑的战术需要极大地依靠士兵的高昂士气和战斗精神，依靠必胜的意志。而蒋介石正是在这方面老犯错误，他过于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带领敢死队的突击英雄。只要他带领一个团或一个师，他总是把他们弄得一团糟。他老是把他的士兵们集中起来，试图用猛攻来夺取阵地。一九二七年的武汉战役中，蒋介石带领一个师在别人失败后进攻那个城市，把全部力量用于进攻敌人的防御工事，这个师全部被打垮。
在南昌，他又重复了那种错误。他袭击了由孙传芳防守的那个城市，并拒绝等待增援而用了他的第一师。孙传芳撤退，让蒋介石进入部分城区，然后反击，把蒋军赶入城墙和河流之间的陷阱。蒋的军队被消灭了。蒋介石拥有第一师、第二师和第二十一师三个师，但他只用了第一师。叶剑英（现在是东征的红军参谋长）那时统率第二十一师。蒋的愚蠢使叶厌恶，不久就离开了他的指挥部。
在这次陕西战役中，蒋介石命令陈诚将军派两个师进攻红军并歼灭他们。陈诚是个比较高明的战术家，他拒绝这么做，怕遭伏击。我们截取到他给蒋介石的复信。我们实在欢迎这种集中，正是在这种进攻中，我们于去年（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把张学良部队六千人解除了武装。对南京说来幸运的是，蒋介石并不经常亲自在前线指挥，原因之一，是他不会骑马。
蒋介石是一个较高明的战略家，却不是一个高明的战术家。他的政治意识比军事意识强，这是他能争取其他军阀的原因。他常常相当熟练地制定一次战役的全面计划。
埃德加·斯诺：你认为南京最有才干的野战指挥官们是谁？
周恩来：陈诚是一个很坚定的苦干的人，但是他并没有什么出色的地方。胡宗南或许是蒋介石最有才干的指挥官，他进行了攻打红军的最有效的战斗。何应钦从前不是一个太蹩脚的指挥官，但是一九二七年他遭到严重的挫败，吓破了胆，丧失了战斗勇气，自从那时以来，他（在战场上）已经没有什么用了。
太意外：张学良亲自送蒋遭囚禁 引西安混乱两个月
“四·一二”之后，中共马上变成了地下党，我仍留在上海办理善后事宜，把许多人送到武汉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五月下旬，我搭一艘英国商船去武汉，这时武汉政府内左派与右派的对立已逐渐明显，农民运动在湘、鄂、赣、粤蓬勃展开，农民要求土地，右派即反对农民运动。到了“七·一五”汪精卫便正式“分共”，实行宁汉合作。接着我们就去南昌发动起义。
南昌起义的部队是贺龙第二十军，叶挺十一军二十四师，共约两万余人。当时参谋团中有叶挺、贺龙、朱德、刘伯承、聂荣臻、李立三、张国焘等，我也是其中成员之一。宋庆龄、邓演达都是革命委员会的委员。起义军后来失败了，是因为犯了一个错误，即没有与当地农民结合起来而要向广东去建立根据地。结果在潮汕与钱大钧等部激战失败。
我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去上海做地下工作，直到一九三一年止。一九三○年在上海时，我曾绕道欧洲到莫斯科参加第三国际执委会议。办出国护照时，我照了一张相，叫陈赓认，并且告诉他这个人是黄埔军校的，他想了半天认不出来。我于是就大胆地用这张相片向国民政府外交部申请，领了出国留学的护照。
红军长征到陕北以后，东北军即开始围攻。徐海东部首先把东北军打垮了一个师、一个旅，后来又打垮一个师。于是东北军的官兵不愿内战，要求抗日。中共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向东北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双方取得默契，互不攻击。
张学良及其部下不愿意进攻红军，蒋介石乃亲至西安，逼张打共产党，并且说，他如果不打，就派蒋鼎文来代替他，并要把他调到福建去。于是张学良决心发动事变，扣留蒋介石。事变发生后，我们在陕北保安接到张学良的电报，他要我们派代表去西安与蒋谈判。在西安参加谈判的共五人：蒋介石的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宋子文、蒋夫人、蒋，还有我。谈判结果，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准备打日本。十二月二十五日，蒋夫人坚持要在这一天送蒋回京，张学良自己答应了亲自送蒋返京，事前大家都不知道，张自己也未料到他到南京后会从此被囚。张学良被囚以后，东北军将领、士兵大为愤怒，以至杀死张学良的主要助手、主和派王以哲，情况严重，闹了两个月才告平静。从那时起，东北军被蒋介石分散到各处，不再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在西安混乱的两个月中，说服东北军的工作，比张学良在西安时困难百倍。
（《周恩来答问录》，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