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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怀 北京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台湾实践大学特聘专任教授，中国农业科学院学位论文评审专家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春夏之交，黄昏。苏州大学图书馆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一个满脸稚气的大学生正在伏案疾书。他在写一封信，一封投寄给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信。他在信里写道：“我是学历史的，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是，一个国家必须把别国的银子赚过来，这样本国的财富才能增加。另外应该尽量不让外国的产品挤占本国市场，否则便意味着自己国家的银子被别的国家赚走了……我学的这段历史知识叫重商主义。现在我注意到国内到处都是日本货，事情要总这么发展下去不对劲，这不符合我所学的知识。我认为中央对这件事情应该引起足够重视……”信尾的署名是：彭真怀。
过了不久，学校党委书记找到这位名叫彭真怀的大学生，问他是不是给中央写过一封信。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党委书记勉励他好好学习，还特别告诉他：“中央领导说要好好培养你。”
那年彭真怀读大一，刚满16岁。
书生襟抱本无垠
从2006年至2011年初，短短5年的时间里，彭真怀共向中央和相关部委提交了34份报告。这些报告全部得到了从省、部长直至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批复。有人据此将彭真怀比作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传奇样本。
《对两岸关系几个重大问题的建议》：2008年上报中央，并被境外各大媒体转载，各方面也都给予了积极正面的评价。
《把灾区创建为国家试验区的建议》：2008年6月16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第34期《书刊摘报》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报告了这个建议。建议中提出的科学与法治精神、战略性环境评估和地震实物陈列馆等内容，在国务院《关于支持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家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和《国家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中被采用。
《扩大内需应处理好十个方面的关系》：2008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相继批示：请发改委做好相关工作，认真、周密、有效安排。随后，报告中的建言、建议在中央制定的相关政策中，都得到了体现。
《以小城镇建设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拉动国内经济增长》：2009年1月12日，新华社第189期《国内动态清样》向全国省部级以上领导报告了这个建议，“小城镇拉动经济增长”重大应急课题随之启动。当年12月5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放宽城镇户籍限制，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把推进城镇化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决定推进城镇化发展的制度创新，加快人口向小城镇集中，提高小城镇的综合承载能力。
《维护高房价是对当前形势的错误判断》：这份写于2009年3月的研究报告指出，没有购买力的房地产市场是危险的，严重时可能绑架银行、绑架政府、绑架公众。2009年12月14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决定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切实防范各类住房按揭贷款风险。2010年1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直至现在，这份研究报告中的真知灼见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警惕产能过剩与重复建设的建议》：这份写于2009年两会期间的建议，首先摘要发表于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该建议系统完整地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第一次大胆地批评单纯提保增长不符合科学发展观。2009年8月26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强调实行严格的有保有控的调控政策。9月26日，国务院批转发改委等部门《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
《把农民、农业、农村放在决策起点上》：2010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第204期《群言》转发，上报中央政治局常委。这个报告分析了农民为什么贫穷、农业为什么困难、农村为什么危险三个问题，提出了农村土地升值、资本盘活和结构调整三大目标。12月18日，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同志作出重要批示……
34份报告和由此产生的影响，让彭真怀一举站在了共和国顶级学者的高度。但熟悉他的人知道，那些沉甸甸的报告，并不是枯坐书斋的产物。他所有的思想、观点，其实都是在路上、在绝不轻松的调研途中产生的。
2006年底，彭真怀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综合配套改革进行调研。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他马不停蹄地在事先选定的100多个调研样本间穿梭，在矿山的坑道里，在钢厂的炼钢炉旁，他与一线的工人和技术员们交谈，一个个详细的数据，一个个详实的配套改革方案，就这样在他的心里渐渐清晰起来。因为调研的紧张，他自然无法顾及衣着的光鲜、体面。一次，在一座煤矿的选矿厂里，一位矿工冲他一扬手：“老弟，把那小钻头递给我！”他赶紧照办。在他走访、调研过的许多厂矿，他被许多人称为是“最不像学者的学者”。但当他将《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综合配套改革的建议》呈送有关部门，其准确的数据梳理、扎实的理论分析，立刻引起各方重视。2007年4月20日，时任辽宁省省委书记的李克强同志专门作出批示。不久，建议中的许多观点和思路，便在实际工作中相继得到了体现。
从2009年7月开始，彭真怀用一年多时间对四川、云南和贵州交界地区、国家重点规划的“乌江干流沿岸、红水河沿岸、攀西至六盘水”3个矿产能源综合开发区进行考察调研。在翻山越岭的实地调研过程中，他发现四川的攀枝花、凉山、宜宾，云南的昆明、丽江、楚雄、大理和昭通，贵州的六盘水、毕节等10个市（地、州），正是这一区域的经济增长点。而这一区域在资源禀赋、主导产业和文化传统等方面有着密切联系，在经济、文化、科技、信息和基础设施等众多领域有着合作发展的坚实基础。如果能够从国家层面推进这一区域的合作与发展，对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构建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提升我国未来发展能力，无疑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和影响。为此，他郑重建议把这一区域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并列入“十二五”规划，完善扶持政策，加大资金投入，体现项目傾斜。2010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同志对这些建议作出批示。
对彭真怀来说，那份报告属于一份意外得来的成果。那次的目的，其实就是对3个矿产能源综合开发区进行项目论证和产业整合调研。但是，当他以自己一以贯之的调研风格，不辞辛劳地徒步金沙江上游、横断山区和云贵高原腹地进行实地探访后，才最终形成了一个前人从未有过的大胆思路。而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一年时间里，穿破了三双旅游鞋……
冰心一片赤子心
2009年6月间，彭真怀向河北省委、省政府递交了《对河北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建议》，那是他行走燕赵大地、艰苦调研数月后的心血之作。7月21日，在河北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会议上，彭真怀应邀向与会者发表讲话，从各个不同的层面，对建议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了阐释。随后，省委书记张云川讲话：“真怀同志科学理性地思考河北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非常有针对性，我听了以后很受启发，很受教育……真怀同志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学者，我们要向你学习……”
其实，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的那种挥之不去的责任感，已经成了深藏于彭真怀年轻血脉中的一种高度自觉。
2008年深秋，彭真怀在四川巴中地区调研，在通江县的空山乡，见到了一位老红军。虽然有当地政府的定期补助，老人的生活依然很窘困。家徒四壁的老屋里，了无生气。天气已经很冷了，老人还穿着一身破旧的单衣。握着老人粗糙的双手，看着老人浑浊的双眼，彭真怀流泪了。他掏出身上所有的钱塞到老人手里，把身上的毛衣脱下，给老人穿上。
在山东沂蒙山区调研时，当地一位陪同的领导告诉彭真怀：“我们这里都是山地，土地瘠薄，除了种花生，其它的庄稼都长不好。”彭真怀问这位领导：“那为什么不种花生呢？”“不行啊！花生没有补贴，价格上也是随行就市，大多数时候便宜得让人心寒，所以，我们好多年不敢种花生。”
彭真怀陷入沉思。
他知道那位领导说的是对的。他看过2008年4月财政部《中央财政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把花生排除在政府支持的品种之外。不久，农业部发布《全国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提出未来8年重点培育16个优势农产品品种，同样没有花生。而从1996年以来，我国食用油市场的主动权就操控在外商手里，对外依存度长期高达75%以上，早已超出了国家战略安全警戒线。这个事关我国粮油风险的重大问题，早就引起过彭真怀的深切关注。现在，因为花生，这一课题，再次浮现于他的脑海。
此后，彭真怀跑遍了全国8个花生主产省进行有针对性的调研、走访。他了解到，一亩花生所获得的有效经济收入，分别是小麦的3倍、水稻的4倍和玉米的5倍。一亩地的花生仁产量在250公斤上下，出油率为50%左右，比大豆、菜籽高出两倍还多。由此他强烈地意识到，如果国家能够出台相关政策，让花生种植像小麦、水稻和玉米一样，得到农资综合直补和良种农机具购置补贴，在价格形成上享受最低保护价，那么，就不仅有利于提高老区和贫困山区的农民收入，有利于开发贫瘠干旱地区的非耕地资源，更有利于保障我国食用油50%的自给目标。
回到北京后，彭真怀又邀请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发改委和农业部等部委的领导和专家，通过在花生主产区实地考察、召开座谈会和参观龙头企业等方式，共同探讨中国的花生产业战略。不久，《振兴我国花生产业的政策建议》送呈中央。建议中提出，应站在解决三农问题的政治高度，把花生产业列入国家发改委正在制定的“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规划”，有效遏制国外资本在花生产业的渗透，确保后金融危机时期国家粮油安全。2009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同志作出批示。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决定实施花生良种补贴试点，加快花生生产基地县建设。
消息传来，彭真怀顿感轻松。“这些年总是这样。报告送上去后，只有等最后有了结果，我的心才能真正踏实下来。”彭真怀告诉我。
经世应务真名士
彭真怀说，他最崇敬的人就是明末清初的名士黄宗羲。黄宗羲“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的治学风格，一直深深地影响着他。
也因为如此，他一直孜孜以求的，就是将学术与实践结合，平和理性地谋划家国天下，为中央制国策，为地方解悬疑。从1996年开始的宏观经济和区域发展战略研究，成果斐然，影响深远。因长时期关注西部大开发并为之谋划建言而被学界称为“彭西部”，并获“第三届蒋学模经济学奖”提名。而其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瞭望》周刊等30多家媒体的数十篇有较大影响的理论文章，和中央文献出版社重點推出的《东北调查研究报告》、《西部调查研究报告》，都相继在学界和政府有关部门，引发过极大反响；特别是近年来他连续给地方政府和中央的34份报告，都已经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采访彭真怀之前，我大致梳理了一遍他近六年来的一些成果。然后，便有一个疑问深深印入我的脑海，挥之不去，他是如何完成那数十篇极具分量的理论文章和洋洋近百万言的《东北调查研究报告》、《西部调查研究报告》？又是如何写就那34份后来相继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报告？毕竟，他不是超人，他也是与你我一样的肉体凡胎！
采访中，我将这个疑问提出来。“你说得对，我不是什么超人。但我是一个一直都没有停止过下基层调研脚步的学者，是一个因此被很多人称为是‘走在路上的学者’。因为长期坚持调研，我与基层和现实之间，就有了一种最为贴近的血肉联系。而我的几乎每一个研究课题，也就有了现实的针对性和指向性。黄宗羲讲知识分子应该经世应务，经世应务的基础又是什么呢？是必须深入基层，必须对现实生活有深切的体察和了解。一个只习惯呆在书斋里的学者，是没有办法经世应务的。” 彭真怀说。
当然，在当今中国，自诩为“走在路上的学者”不在少数，真正能“走”出成果的却并不多。彭真怀的经验是，作为一名学者，必须时刻保持一颗敏锐的心，才能在错综复杂的现实万象中，选定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调研课题。
比如对山东濯村的调研。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作出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决策，广大农民翘首以盼过上好日子，各地也相继树立了一批新农村建设典型。但这些典型大多原有经济实力很强，一些成功经验在当时当地行得通，却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离320多万个村庄的真实状况有很大差距。2008年间，有个致富典型村邀请全国行政村的带头人参观学习取经，很多村书记回来后给彭真怀写信说，好看不能学。“那些来信让我立刻意识到，只有那些好看能学、让不同区域的农村能够复制的典型，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新农村建设的典型。”
于是，他来到位于胶东半岛的濯村，用两年多时间沉浸在这里，感受这个从黄土地上站起来的村庄，在过去十多年间所发生的历史性变迁。
濯村是个既无城区拉动又无资源优势的村庄，1996年之前村集体经济为“零”。全村人一直过着泥土里扒食的生活，垃圾到处有，污水满地流，一幅不堪入目的脏乱差景象。2009年11月，当彭真怀第一次踏上濯村这块土地的时候，一个草如茵、树成行，楼房鳞次栉比、园区厂房林立，三季鲜花飘香、四季树木常绿的花园式村庄呈现在眼前。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通过深入调研，他也逐渐摸清了濯村之所以产生巨变的原因：首先是改变村民观念，依法流转土地承包权，开展适度规模经营；其次，内引外联，大力兴办农村工业区，让集体经济规模呈几何级数递增，而农民的收入也随之水涨船高。再然后，在提升村民的思想、文化和道德素质上下大功夫。在那篇后来名动一时的《濯村：从黄土地上站起来的村庄》报告的结尾处，彭真怀如此动情地写道：濯村街道两旁，种满石榴树，石榴树年年开花，年年结果。到了果熟季节，除了自然掉落的，树上石榴一颗不少。我在濯村调研时，为这一情景由衷地伸出了大拇指。但在濯村人看来却很平常，他们这样解释：“石榴挂在树上，才是美景。摘下一颗果，固然自己得到了些实惠，但你失去的东西却更多！”满树的红石榴，见证着濯村人对家园发自内心的爱，也折射着濯村人深植内心、永不掉落的文明。濯村人热爱自己的家园，守望自己所营造的这一抹抹温暖。他们有一个发自内心的心愿，在如诗画般的环境里生活，就要有与之相匹配的行为，这样才能让生活的枝头结满甘甜的果实……
采访彭真怀那天，他刚从外地回来。马上又要启程去宁夏，继续“全国省级农村信用社改革调研”。我问是不是感觉很难。他略一沉吟：“有难度。难就难在如何才能在稳步推进改革的同时，不致引起大的震荡，甚至引起体制上的颠覆。所以，我总是有一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感觉。但我相信，有中央的科学部署，有各级党委、政府的鼎力相助，这个项目会如期完成的！”
责任编辑 陈晰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春夏之交，黄昏。苏州大学图书馆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一个满脸稚气的大学生正在伏案疾书。他在写一封信，一封投寄给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信。他在信里写道：“我是学历史的，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是，一个国家必须把别国的银子赚过来，这样本国的财富才能增加。另外应该尽量不让外国的产品挤占本国市场，否则便意味着自己国家的银子被别的国家赚走了……我学的这段历史知识叫重商主义。现在我注意到国内到处都是日本货，事情要总这么发展下去不对劲，这不符合我所学的知识。我认为中央对这件事情应该引起足够重视……”信尾的署名是：彭真怀。
过了不久，学校党委书记找到这位名叫彭真怀的大学生，问他是不是给中央写过一封信。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党委书记勉励他好好学习，还特别告诉他：“中央领导说要好好培养你。”
那年彭真怀读大一，刚满16岁。
书生襟抱本无垠
从2006年至2011年初，短短5年的时间里，彭真怀共向中央和相关部委提交了34份报告。这些报告全部得到了从省、部长直至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批复。有人据此将彭真怀比作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传奇样本。
《对两岸关系几个重大问题的建议》：2008年上报中央，并被境外各大媒体转载，各方面也都给予了积极正面的评价。
《把灾区创建为国家试验区的建议》：2008年6月16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第34期《书刊摘报》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报告了这个建议。建议中提出的科学与法治精神、战略性环境评估和地震实物陈列馆等内容，在国务院《关于支持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家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和《国家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中被采用。
《扩大内需应处理好十个方面的关系》：2008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相继批示：请发改委做好相关工作，认真、周密、有效安排。随后，报告中的建言、建议在中央制定的相关政策中，都得到了体现。
《以小城镇建设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拉动国内经济增长》：2009年1月12日，新华社第189期《国内动态清样》向全国省部级以上领导报告了这个建议，“小城镇拉动经济增长”重大应急课题随之启动。当年12月5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放宽城镇户籍限制，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把推进城镇化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决定推进城镇化发展的制度创新，加快人口向小城镇集中，提高小城镇的综合承载能力。
《维护高房价是对当前形势的错误判断》：这份写于2009年3月的研究报告指出，没有购买力的房地产市场是危险的，严重时可能绑架银行、绑架政府、绑架公众。2009年12月14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决定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切实防范各类住房按揭贷款风险。2010年1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直至现在，这份研究报告中的真知灼见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警惕产能过剩与重复建设的建议》：这份写于2009年两会期间的建议，首先摘要发表于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该建议系统完整地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第一次大胆地批评单纯提保增长不符合科学发展观。2009年8月26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强调实行严格的有保有控的调控政策。9月26日，国务院批转发改委等部门《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
《把农民、农业、农村放在决策起点上》：2010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第204期《群言》转发，上报中央政治局常委。这个报告分析了农民为什么贫穷、农业为什么困难、农村为什么危险三个问题，提出了农村土地升值、资本盘活和结构调整三大目标。12月18日，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同志作出重要批示……
34份报告和由此产生的影响，让彭真怀一举站在了共和国顶级学者的高度。但熟悉他的人知道，那些沉甸甸的报告，并不是枯坐书斋的产物。他所有的思想、观点，其实都是在路上、在绝不轻松的调研途中产生的。
2006年底，彭真怀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综合配套改革进行调研。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他马不停蹄地在事先选定的100多个调研样本间穿梭，在矿山的坑道里，在钢厂的炼钢炉旁，他与一线的工人和技术员们交谈，一个个详细的数据，一个个详实的配套改革方案，就这样在他的心里渐渐清晰起来。因为调研的紧张，他自然无法顾及衣着的光鲜、体面。一次，在一座煤矿的选矿厂里，一位矿工冲他一扬手：“老弟，把那小钻头递给我！”他赶紧照办。在他走访、调研过的许多厂矿，他被许多人称为是“最不像学者的学者”。但当他将《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综合配套改革的建议》呈送有关部门，其准确的数据梳理、扎实的理论分析，立刻引起各方重视。2007年4月20日，时任辽宁省省委书记的李克强同志专门作出批示。不久，建议中的许多观点和思路，便在实际工作中相继得到了体现。
从2009年7月开始，彭真怀用一年多时间对四川、云南和贵州交界地区、国家重点规划的“乌江干流沿岸、红水河沿岸、攀西至六盘水”3个矿产能源综合开发区进行考察调研。在翻山越岭的实地调研过程中，他发现四川的攀枝花、凉山、宜宾，云南的昆明、丽江、楚雄、大理和昭通，贵州的六盘水、毕节等10个市（地、州），正是这一区域的经济增长点。而这一区域在资源禀赋、主导产业和文化传统等方面有着密切联系，在经济、文化、科技、信息和基础设施等众多领域有着合作发展的坚实基础。如果能够从国家层面推进这一区域的合作与发展，对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构建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提升我国未来发展能力，无疑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和影响。为此，他郑重建议把这一区域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并列入“十二五”规划，完善扶持政策，加大资金投入，体现项目傾斜。2010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同志对这些建议作出批示。
对彭真怀来说，那份报告属于一份意外得来的成果。那次的目的，其实就是对3个矿产能源综合开发区进行项目论证和产业整合调研。但是，当他以自己一以贯之的调研风格，不辞辛劳地徒步金沙江上游、横断山区和云贵高原腹地进行实地探访后，才最终形成了一个前人从未有过的大胆思路。而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一年时间里，穿破了三双旅游鞋……
冰心一片赤子心
2009年6月间，彭真怀向河北省委、省政府递交了《对河北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建议》，那是他行走燕赵大地、艰苦调研数月后的心血之作。7月21日，在河北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会议上，彭真怀应邀向与会者发表讲话，从各个不同的层面，对建议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了阐释。随后，省委书记张云川讲话：“真怀同志科学理性地思考河北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非常有针对性，我听了以后很受启发，很受教育……真怀同志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学者，我们要向你学习……”
其实，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的那种挥之不去的责任感，已经成了深藏于彭真怀年轻血脉中的一种高度自觉。
2008年深秋，彭真怀在四川巴中地区调研，在通江县的空山乡，见到了一位老红军。虽然有当地政府的定期补助，老人的生活依然很窘困。家徒四壁的老屋里，了无生气。天气已经很冷了，老人还穿着一身破旧的单衣。握着老人粗糙的双手，看着老人浑浊的双眼，彭真怀流泪了。他掏出身上所有的钱塞到老人手里，把身上的毛衣脱下，给老人穿上。
在山东沂蒙山区调研时，当地一位陪同的领导告诉彭真怀：“我们这里都是山地，土地瘠薄，除了种花生，其它的庄稼都长不好。”彭真怀问这位领导：“那为什么不种花生呢？”“不行啊！花生没有补贴，价格上也是随行就市，大多数时候便宜得让人心寒，所以，我们好多年不敢种花生。”
彭真怀陷入沉思。
他知道那位领导说的是对的。他看过2008年4月财政部《中央财政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把花生排除在政府支持的品种之外。不久，农业部发布《全国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提出未来8年重点培育16个优势农产品品种，同样没有花生。而从1996年以来，我国食用油市场的主动权就操控在外商手里，对外依存度长期高达75%以上，早已超出了国家战略安全警戒线。这个事关我国粮油风险的重大问题，早就引起过彭真怀的深切关注。现在，因为花生，这一课题，再次浮现于他的脑海。
此后，彭真怀跑遍了全国8个花生主产省进行有针对性的调研、走访。他了解到，一亩花生所获得的有效经济收入，分别是小麦的3倍、水稻的4倍和玉米的5倍。一亩地的花生仁产量在250公斤上下，出油率为50%左右，比大豆、菜籽高出两倍还多。由此他强烈地意识到，如果国家能够出台相关政策，让花生种植像小麦、水稻和玉米一样，得到农资综合直补和良种农机具购置补贴，在价格形成上享受最低保护价，那么，就不仅有利于提高老区和贫困山区的农民收入，有利于开发贫瘠干旱地区的非耕地资源，更有利于保障我国食用油50%的自给目标。
回到北京后，彭真怀又邀请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发改委和农业部等部委的领导和专家，通过在花生主产区实地考察、召开座谈会和参观龙头企业等方式，共同探讨中国的花生产业战略。不久，《振兴我国花生产业的政策建议》送呈中央。建议中提出，应站在解决三农问题的政治高度，把花生产业列入国家发改委正在制定的“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规划”，有效遏制国外资本在花生产业的渗透，确保后金融危机时期国家粮油安全。2009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同志作出批示。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决定实施花生良种补贴试点，加快花生生产基地县建设。
消息传来，彭真怀顿感轻松。“这些年总是这样。报告送上去后，只有等最后有了结果，我的心才能真正踏实下来。”彭真怀告诉我。
经世应务真名士
彭真怀说，他最崇敬的人就是明末清初的名士黄宗羲。黄宗羲“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的治学风格，一直深深地影响着他。
也因为如此，他一直孜孜以求的，就是将学术与实践结合，平和理性地谋划家国天下，为中央制国策，为地方解悬疑。从1996年开始的宏观经济和区域发展战略研究，成果斐然，影响深远。因长时期关注西部大开发并为之谋划建言而被学界称为“彭西部”，并获“第三届蒋学模经济学奖”提名。而其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瞭望》周刊等30多家媒体的数十篇有较大影响的理论文章，和中央文献出版社重點推出的《东北调查研究报告》、《西部调查研究报告》，都相继在学界和政府有关部门，引发过极大反响；特别是近年来他连续给地方政府和中央的34份报告，都已经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采访彭真怀之前，我大致梳理了一遍他近六年来的一些成果。然后，便有一个疑问深深印入我的脑海，挥之不去，他是如何完成那数十篇极具分量的理论文章和洋洋近百万言的《东北调查研究报告》、《西部调查研究报告》？又是如何写就那34份后来相继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报告？毕竟，他不是超人，他也是与你我一样的肉体凡胎！
采访中，我将这个疑问提出来。“你说得对，我不是什么超人。但我是一个一直都没有停止过下基层调研脚步的学者，是一个因此被很多人称为是‘走在路上的学者’。因为长期坚持调研，我与基层和现实之间，就有了一种最为贴近的血肉联系。而我的几乎每一个研究课题，也就有了现实的针对性和指向性。黄宗羲讲知识分子应该经世应务，经世应务的基础又是什么呢？是必须深入基层，必须对现实生活有深切的体察和了解。一个只习惯呆在书斋里的学者，是没有办法经世应务的。” 彭真怀说。
当然，在当今中国，自诩为“走在路上的学者”不在少数，真正能“走”出成果的却并不多。彭真怀的经验是，作为一名学者，必须时刻保持一颗敏锐的心，才能在错综复杂的现实万象中，选定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调研课题。
比如对山东濯村的调研。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作出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决策，广大农民翘首以盼过上好日子，各地也相继树立了一批新农村建设典型。但这些典型大多原有经济实力很强，一些成功经验在当时当地行得通，却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离320多万个村庄的真实状况有很大差距。2008年间，有个致富典型村邀请全国行政村的带头人参观学习取经，很多村书记回来后给彭真怀写信说，好看不能学。“那些来信让我立刻意识到，只有那些好看能学、让不同区域的农村能够复制的典型，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新农村建设的典型。”
于是，他来到位于胶东半岛的濯村，用两年多时间沉浸在这里，感受这个从黄土地上站起来的村庄，在过去十多年间所发生的历史性变迁。
濯村是个既无城区拉动又无资源优势的村庄，1996年之前村集体经济为“零”。全村人一直过着泥土里扒食的生活，垃圾到处有，污水满地流，一幅不堪入目的脏乱差景象。2009年11月，当彭真怀第一次踏上濯村这块土地的时候，一个草如茵、树成行，楼房鳞次栉比、园区厂房林立，三季鲜花飘香、四季树木常绿的花园式村庄呈现在眼前。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通过深入调研，他也逐渐摸清了濯村之所以产生巨变的原因：首先是改变村民观念，依法流转土地承包权，开展适度规模经营；其次，内引外联，大力兴办农村工业区，让集体经济规模呈几何级数递增，而农民的收入也随之水涨船高。再然后，在提升村民的思想、文化和道德素质上下大功夫。在那篇后来名动一时的《濯村：从黄土地上站起来的村庄》报告的结尾处，彭真怀如此动情地写道：濯村街道两旁，种满石榴树，石榴树年年开花，年年结果。到了果熟季节，除了自然掉落的，树上石榴一颗不少。我在濯村调研时，为这一情景由衷地伸出了大拇指。但在濯村人看来却很平常，他们这样解释：“石榴挂在树上，才是美景。摘下一颗果，固然自己得到了些实惠，但你失去的东西却更多！”满树的红石榴，见证着濯村人对家园发自内心的爱，也折射着濯村人深植内心、永不掉落的文明。濯村人热爱自己的家园，守望自己所营造的这一抹抹温暖。他们有一个发自内心的心愿，在如诗画般的环境里生活，就要有与之相匹配的行为，这样才能让生活的枝头结满甘甜的果实……
采访彭真怀那天，他刚从外地回来。马上又要启程去宁夏，继续“全国省级农村信用社改革调研”。我问是不是感觉很难。他略一沉吟：“有难度。难就难在如何才能在稳步推进改革的同时，不致引起大的震荡，甚至引起体制上的颠覆。所以，我总是有一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感觉。但我相信，有中央的科学部署，有各级党委、政府的鼎力相助，这个项目会如期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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