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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31日，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发布了《2011年联邦司法系统年度报告》。依循既往旧例，罗伯茨会在这份报告内回顾本年工作，反映当前困难，回应公众关切。之前五年间，年度报告的主题，始终是呼吁为联邦法官加薪，但国会至今未予回应。尽管如此，大家仍以为，在2011年的报告中，罗伯茨依旧会穷追不舍，继续拿“加薪”和“预算”说事。然而，令公众讶异的是，新发布的报告却直指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大法官的司法伦理。
所谓司法伦理，是指法官为保持司法独立、公正、中立、正直，所遵守的职业规范，如不参与政治活动、主动申报业外收入、自觉从与个人有利害关系的案件中回避，等等。一年来，受几起重要案件影响，司法伦理话题，尤其是大法官的回避程序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第一起案件，是去年6月宣判的沃尔玛公司性别歧视案。这起案件中，代表沃尔玛公司的律所，正好是安东宁·斯卡利亚大法官儿子的雇主，虽然大法官的公子并未参与这起案件，当事人还是申请斯卡利亚回避，但斯卡利亚拒绝了这一请求。
第二起案件，涉及到雀巢公司收购的一家公司，已于去年12月开庭。然而，直到开庭前日，一方当事人才提出，斯蒂芬·布雷耶大法官的妻子拥有雀巢公司股份，虽市值不到五万美元，却仍有悖司法伦理。后来，还是布雷耶的妻子赶在开庭之前，卖出了雀巢公司的股票，他才顺利参审此案。
第三起案件就是大名鼎鼎的医保案，将于今年6月底宣判。此案表面涉及奥巴马的医改措施是否违宪，但由于宣判时间正值总统大选白热化阶段，若判决对奥巴马不利，可能直接影响到大选结果。为此，民主党、共和党都高度重视此案，竭力寻找制胜良机。
为确保万无一失，国会中的共和党人提出，新任大法官艾琳娜·卡根必须主动回避，因为她担任首席政府律师期间，参与规划过医改方案，无法公正审理此案。民主党人则反戈一击，要求克拉伦斯·托马斯大法官回避，因为他的妻子维吉尼亚在一个保守派机构任职，该机构一直大张旗鼓地反对医改措施。“枕边人”立场如此鲜明，难免会影响到审判者本人。然而，卡根、托马斯均表示不会回避。
中国读者或许会感到奇怪，美国法制如此完备，像法官回避这么重要的问题，按法律规定来不就可以了，何必闹得沸沸扬扬，还影响到大法官的公正形象。其实，争议这么大的根本原因，恰恰是因为在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回避问题上，根本无法可依。
说起来，联邦法官伦理准则的形成，其实与美国棒球业有很大关系。1920年，“芝加哥白袜队”在1919年世界杯大赛中“打假球”的事件曝光，令球迷们震惊不已，史称“黑袜丑闻”。丑闻令棒球运动陷入诚信危机。为恢复公众信任，球队所有者们推选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凯纳索·芒汀·兰蒂斯出任棒球联盟执行长。尽管各界欢迎这一人事任命，但也有人质疑道：现任联邦法官，到底能不能出任棒球联盟执行长？为化解争议，兰蒂斯法官于1922年辞去司法职务，全心投入棒球业。受此事推动，美国律师协会于1924年发布了《法官伦理准则》。之后，美国司法会议也制定了《法官行为准则》，作为联邦下级法院法官的行动指引，定期修订，沿用至今。
然而，无论《法官伦理准则》，还是《法官行为准则》，都只对联邦下级法官有效。以回避为例，准则就法官什么情况下应当回避，列出了判定标准。如果法官拒绝回避，准则也提供了复议途径。比如，地区法院法官拒绝回避，可由上诉法院复议；上诉法官拒绝回避，可由最高法院复议。可是，如果最高法院大法官拒绝回避呢？准则没有给出答案。实践中，当事人如果申请大法官回避，通常由大法官自行斟酌确定，如果他不愿回避，也无须提供书面解释。
2004年，大法官回避标准及程序问题，首次激起轩然大波。当时，副总统迪克·切尼卷入最高法院正在审理的一起案件，可是斯卡利亚大法官却毫不避嫌，照样在案件审理期间与切尼进餐、聚会，还一起外出猎鸭。此事经媒体披露后，各界人士纷纷要求斯卡利亚从此案回避，但斯卡利亚不仅不愿回避，还在媒体上高调回应，说大法官与政治人物有交情是正常现象，公众不能因为这些，就质疑一位大法官的公正度。
2011年3月，来自全美76所法学院的107位教授联名提议，要求国会立法解决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回避问题。他们认为，大法官也应当遵守其他联邦法官遵守的伦理准则，如果他们拒绝回避，当事人起码应该可以向一个独立、公正的委员会提起上诉。受医保案影响，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也意识到，最高法院如果继续采取“鸵鸟政策”，拒绝回应社会各界关于回避程序的质疑，司法公信力迟早会遭遇危机，所以才将这一议题列为年度报告主题。
然而，罗伯茨给出的说法，却令质疑者们非常失望。他指出，最高法院已是终审法院，大法官们的决定自然不能再转交其他机构复议。针对由其他大法官集体审议回避问题的提议，罗伯茨解释说，如果由另外八人决定某位大法官是否可以参审，可能导致某些人联合起来，故意排除那些与自己意见相左的同事。而且，最高法院只有九位大法官，平时也是集体听审，如果有多人回避，将导致审理人数不足。此外，罗伯茨也强调，不能光靠伦理准则来确保司法公正，人民应当信任经过严格程序选拔出来的大法官。
罗伯茨的年度报告发布后，《纽约时报》迅速发布批评性社论，质疑说：凭什么大法官们可以不遵守法官行为准则，却让下级法院法官必须遵守？如果最高法院既不受伦理准则约束，又放言“不能光靠伦理准则来确保司法公正”，显然是一种回避问题、缺乏诚意的态度。由此看来，美国关于大法官回避谁说了算的争议，还将一直持续下去。
所谓司法伦理，是指法官为保持司法独立、公正、中立、正直，所遵守的职业规范，如不参与政治活动、主动申报业外收入、自觉从与个人有利害关系的案件中回避，等等。一年来，受几起重要案件影响，司法伦理话题，尤其是大法官的回避程序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第一起案件，是去年6月宣判的沃尔玛公司性别歧视案。这起案件中，代表沃尔玛公司的律所，正好是安东宁·斯卡利亚大法官儿子的雇主，虽然大法官的公子并未参与这起案件，当事人还是申请斯卡利亚回避，但斯卡利亚拒绝了这一请求。
第二起案件，涉及到雀巢公司收购的一家公司，已于去年12月开庭。然而，直到开庭前日，一方当事人才提出，斯蒂芬·布雷耶大法官的妻子拥有雀巢公司股份，虽市值不到五万美元，却仍有悖司法伦理。后来，还是布雷耶的妻子赶在开庭之前，卖出了雀巢公司的股票，他才顺利参审此案。
第三起案件就是大名鼎鼎的医保案，将于今年6月底宣判。此案表面涉及奥巴马的医改措施是否违宪，但由于宣判时间正值总统大选白热化阶段，若判决对奥巴马不利，可能直接影响到大选结果。为此，民主党、共和党都高度重视此案，竭力寻找制胜良机。
为确保万无一失，国会中的共和党人提出，新任大法官艾琳娜·卡根必须主动回避，因为她担任首席政府律师期间，参与规划过医改方案，无法公正审理此案。民主党人则反戈一击，要求克拉伦斯·托马斯大法官回避，因为他的妻子维吉尼亚在一个保守派机构任职，该机构一直大张旗鼓地反对医改措施。“枕边人”立场如此鲜明，难免会影响到审判者本人。然而，卡根、托马斯均表示不会回避。
中国读者或许会感到奇怪，美国法制如此完备，像法官回避这么重要的问题，按法律规定来不就可以了，何必闹得沸沸扬扬，还影响到大法官的公正形象。其实，争议这么大的根本原因，恰恰是因为在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回避问题上，根本无法可依。
说起来，联邦法官伦理准则的形成，其实与美国棒球业有很大关系。1920年，“芝加哥白袜队”在1919年世界杯大赛中“打假球”的事件曝光，令球迷们震惊不已，史称“黑袜丑闻”。丑闻令棒球运动陷入诚信危机。为恢复公众信任，球队所有者们推选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凯纳索·芒汀·兰蒂斯出任棒球联盟执行长。尽管各界欢迎这一人事任命，但也有人质疑道：现任联邦法官，到底能不能出任棒球联盟执行长？为化解争议，兰蒂斯法官于1922年辞去司法职务，全心投入棒球业。受此事推动，美国律师协会于1924年发布了《法官伦理准则》。之后，美国司法会议也制定了《法官行为准则》，作为联邦下级法院法官的行动指引，定期修订，沿用至今。
然而，无论《法官伦理准则》，还是《法官行为准则》，都只对联邦下级法官有效。以回避为例，准则就法官什么情况下应当回避，列出了判定标准。如果法官拒绝回避，准则也提供了复议途径。比如，地区法院法官拒绝回避，可由上诉法院复议；上诉法官拒绝回避，可由最高法院复议。可是，如果最高法院大法官拒绝回避呢？准则没有给出答案。实践中，当事人如果申请大法官回避，通常由大法官自行斟酌确定，如果他不愿回避，也无须提供书面解释。
2004年，大法官回避标准及程序问题，首次激起轩然大波。当时，副总统迪克·切尼卷入最高法院正在审理的一起案件，可是斯卡利亚大法官却毫不避嫌，照样在案件审理期间与切尼进餐、聚会，还一起外出猎鸭。此事经媒体披露后，各界人士纷纷要求斯卡利亚从此案回避，但斯卡利亚不仅不愿回避，还在媒体上高调回应，说大法官与政治人物有交情是正常现象，公众不能因为这些，就质疑一位大法官的公正度。
2011年3月，来自全美76所法学院的107位教授联名提议，要求国会立法解决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回避问题。他们认为，大法官也应当遵守其他联邦法官遵守的伦理准则，如果他们拒绝回避，当事人起码应该可以向一个独立、公正的委员会提起上诉。受医保案影响，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也意识到，最高法院如果继续采取“鸵鸟政策”，拒绝回应社会各界关于回避程序的质疑，司法公信力迟早会遭遇危机，所以才将这一议题列为年度报告主题。
然而，罗伯茨给出的说法，却令质疑者们非常失望。他指出，最高法院已是终审法院，大法官们的决定自然不能再转交其他机构复议。针对由其他大法官集体审议回避问题的提议，罗伯茨解释说，如果由另外八人决定某位大法官是否可以参审，可能导致某些人联合起来，故意排除那些与自己意见相左的同事。而且，最高法院只有九位大法官，平时也是集体听审，如果有多人回避，将导致审理人数不足。此外，罗伯茨也强调，不能光靠伦理准则来确保司法公正，人民应当信任经过严格程序选拔出来的大法官。
罗伯茨的年度报告发布后，《纽约时报》迅速发布批评性社论，质疑说：凭什么大法官们可以不遵守法官行为准则，却让下级法院法官必须遵守？如果最高法院既不受伦理准则约束，又放言“不能光靠伦理准则来确保司法公正”，显然是一种回避问题、缺乏诚意的态度。由此看来，美国关于大法官回避谁说了算的争议，还将一直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