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基于角色期待与溢出理论，揭示了进城务工人员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因素。通过对246名人员进行调查并采取数据统计分析，得到研究结论：个体特征、工作特征与家庭特征会对进城务工人员工作家庭冲突产生影响;家庭结构、工作投入及工作负荷分别正向影响WIF;环境支撑负向影响WIF;工作负荷、家庭投入及家庭结构正向影响FIW;配偶支持与环境支撑负向影响FIW。根据研究结论，有针对性地为进城务工人员更好处理冲突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建议。
关键词：进城务工人员 工作家庭冲突 角色投入 工作特征 家庭特征
一、引言
由于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大量务农人员被解放出来，为改善家庭生活质量，不少剩余劳动力从村镇流转城市，进城务工人员数量加大。然而针对该群体的子女教育、住房、医疗等相关配套政策不够完善，大多数务工人员不敢或不能带着老人或子女，只好委托配偶或亲戚照顾，产生了很多留守家庭。根据民政部统计，截至2018年8月底，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697万人。留守家庭的产生，使进城务工人员不能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产生了大量的问题。工作与家庭对每个人都是最重要的两大阵地，因此如何更好平衡二者关系尤为重要。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Greenhaus等（1985）对工作家庭冲突的界定被大家普遍接受，指当工作或家庭某个领域角色压力过大时，使另一领域角色承担困难形成内在角色冲突[1]。随着研究深入，学者们发现工作家庭冲突是双方向且相互作用的，可分为工作-家庭冲突（Work Interference with Family，简称WIF）和家庭-工作冲突（Family Interference with Work，简称FIW）。卫武等（2020）研究发现工作家庭冲突通过情绪耗竭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与反生产行为产生不同方向的影响[2]。留守家庭逐年增加，员工满意度下降、离职率与离婚率上升、子女教育[3]等都是不可忽視的问题，进城务工人员越来越成为研究者不可忽视的一大群体，而针对进城务工人员的研究都难以脱离该群体特殊的个体属性[4]。杨在军（2014）通过分析进城务工人员工作家庭冲突现状，发现较高的工作家庭冲突程度的根本原因是该群体自身及其家庭成员文化程度较低、就业能力较差等[5]。通过对以往研究的总结，发现影响该群体行为的前因变量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是个体特征，分为个人基本信息与角色投入。一方面，工资拖欠时有发生、技术水平难以满足市场需求，这些均是由于自身的学历水平较低、技术技能没有及时更新等原因造成[6];另一方面，基于角色期待理论，个体总是同时扮演着许多角色，当个体对某种角色投入程度越大时，就很难满足另一角色要求，从而产生角色冲突。进城务工人员工作投入与其工资水平具有联系，但工作投入越多易使个体难以满足家庭责任，导致家庭角色地缺失，家中配偶的家庭压力，易加剧工作家庭冲突。二是工作特征，社会支持理论认为一个人拥有的社会支持网络越发达，就能够越好地面对各种来自外界的压力与挑战[7]。如果工作单位福利待遇好、有良好的制度环境、每周工作时长适中、能提供技能培训等，则会减轻该群体的工作压力，缓解工作家庭冲突问题。三是家庭特征，进城务工人员因长期外出打工，易造成留守家庭、随迁家人等情况地产生，抚养子女或赡养老人的数量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进城务工人员的工作、心理等方面，而此时如若能得到配偶的支持，家庭压力则会减小从而有精力投入工作。因此，提出假设：
H1：个体特征与工作家庭冲突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H2：工作特征与工作家庭冲突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H3：家庭特征与工作家庭冲突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三、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一）研究设计
研究对象是跨地区半年及以上在城市进城务工具有农村户籍的劳动者。主要通过互联网平台与线下调研两种方式进行问卷采集。共收集246份有效问卷，有效率为90.1%。为保证测量工具的信效度，在大量查阅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比权文献中测量工具的优劣性，通过“翻译—回译”方式将国外量表译为中文，并进行适当的修订。角色投入量表主要分为工作投入与家庭投入两个部分，工作特征量表分为环境支撑与工作负荷，家庭特征量表分为配偶支持与家庭结构。工作家庭冲突量表采用Netemeyer等设计的两维度量表[8]。问卷采用里克特式五点计分法。经过检验，问卷的一致性与有效性得到验证，为假设检验提供了初步支持。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
个体特征方面，男性工作家庭冲突程度要高于女性。23岁以下与50岁以上的群体冲突较高;41—50岁群体具有强烈的家庭责任感和配偶支持，工作与家庭边界清晰，冲突程度较低。初中及以下群体与个人行业证书拥有量为0门的务工人员工作家庭冲突较严重，用工单位希望招收文化水平较高、拥有技能较多的人员，如若知识水平较低，在就业过程中易产生困难，加重个人工作压力，产生消极溢出影响家庭，导致工作家庭冲突程度较高。
家庭特征方面，离异有小孩的务工人员缺少配偶支持，无人共同承担家庭责任，工作和家庭压力巨大，冲突严重。工作特征方面，打零工由于没有稳定的工作单位，缺少长期工的福利待遇、稳定的工资收入、社会保险、社会支持等，当角色出现冲突时很少有人能帮其分担压力，致使冲突较高。外资或合资企业、事业单位一定程度上缓和角色冲突，冲突程度较低。工作变更次数为0次群体的工作家庭冲突程度最低，说明变更次数越多工作越不稳定，使其工作投入更大，具有较少的组织支持，易加剧工作与家庭两个领域的矛盾。
（三）相关性分析
通过SPSS进行数据分析，得到各变量间相关性结果（见表1）。一是工作投入、家庭投入与部分工作家庭冲突显著相关。基于角色投入理论，当务工人员加大工作投入时，时间与心理会更加投入工作，使其难以履行家庭责任，加剧对家庭的影响。二是环境支撑、工作负荷分别与工作家庭冲突显著负相关与正相关。基于社会支持理论，情感支持与物质支持会为务工人员在困难时提供的情感援助与物质资源会缓和工作家庭冲突;基于边界理论与溢出理论，工作负荷越重，易在工作领域中消耗精力与时间，从而无法履行家庭责任产生消极溢出。三是配偶支持、家庭结构分别与工作家庭冲突显著负相关与正相关。基于社会支持理论，配偶对务工人员的理解与肯定、照顾家人等会降低矛盾冲突。基于能量守恒定律，如果务工人员有需要照顾的老人或子女、与家人相处时间少或无人帮忙分担家务等，会使其无法正常履行工作岗位的要求，易造成角色间的冲突与消极溢出。
（四）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可进一步说明相关关系的方向和相关程度。工作投入、工作负荷、家庭结构对WIF具有正相关关系，环境支撑与配偶支持对WIF为负相关关系。其中家庭结构对WIF的正向影响度最大，其次是工作负荷与工作投入;环境支撑对WIF的负向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配偶支持。家庭投入、工作负荷、家庭结构对FIW具有正相关关系，环境支撑与配偶支持对FIW为负相关关系。其中工作负荷对FIW的正向影响度最大，其次是家庭结构与家庭投入;配偶支持对FIW的负向影响度最大，其次是环境支撑。
四、启示
第一，提升个人综合素质，增强主动意识。进城务工人员要加强自身学习与交际的主动性，主动高效选择适合自己的技能方向，并考取相关的从业资格证书，提高自身文化程度与择业选择灵活度。增强法律意识，与用工单位签订具有法律效益的劳动合同，规定好劳资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及时分析工作与家庭的要求与责任，加大对紧急事项或重要事项的角色投入，及时高效地完成该领域的责任，产生积极溢出。
第二，加大家庭支持力度，优化家庭环境。降低角色期待，恋人或夫妻间应相互理解 与支持，给予另一半最大的支持与鼓励;父母应给予外出务工子女较多的关心与帮助，减轻家庭压力。改善家庭结构，家庭生活环境要有适宜的共担家庭责任成员，要有熟悉的社会制度与生活环境，完善的社会支持网络。
第三，转变单位用人观念，健全规章制度。工作单位要按时与务工人员签订劳动合同，使务工人员处于法律保障下，从根本上保障务工人员的基本权益。管理者要給予更多人文关怀，高度认同务工人员的重要性，他们需要信任、尊重与决策权，能在工作岗位上得到自我成长和价值的实现。制定详细的薪资待遇制度，可根据个人的技能水平、业绩好坏计算相应的奖金数，以此全面提高个人的工资水平。针对该群体制定相应的福利制度，为其亲属提供居住安置、子女看护、老人护理等服务，提高劳动者的忠诚度。
第四，营造社会和谐氛围，完善配套政策。针对进城务工人员出台配套政策，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突出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的作用，努力实现城镇区域内部的公共服务对常住人口的全面覆盖。人社局应健全相关市场培训制度，建立起衔接进城务工人员迁入地与迁出地的职业教育培训服务体系，依据擅长领域有选择地挑选培训重点，切实获得相关技能，提高务工人员就业实力[9]。
参考文献：
[1]Jeffrey H. Greenhaus，Nicholas J. Beutell. Sources of Conflict between Work and Family Roles[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5，10（1）.
[2]卫武，倪慧.工作家庭冲突对员工工作行为的影响：基于资源保存理论和身份认同理论的视角[J].管理工程学报，2020，34（01）.
[3]许传新，王俊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关系及其对离职倾向的影响[J].人口与经济，2014（02）
[4]李海，姚蕾，张勉，朱金强.工作—家庭冲突交叉效应的性别差异[J].南开管理评论，2017，20（04）.
[5]杨在军.进城务工人员工作家庭冲突问题的分析及政策建议[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4（15）.
[6]苗元江，朱晓红，陈浩彬.从理论到测量——幸福感心理结构研究发展[J].徐州：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5（02）.
[7]张琪，张琳.青年女性“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因素及其平衡机制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8（04）.
[8]Netemeyer RG ， Boles J S ， Mcmurrian R .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family-work conflict scales[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996， 81（4）.
[9]田雅琳，仇勇，董青.北京市进城务工人员从业生态：现状、特点与解决对策——基于京内外调查的比较分析[J].经济研究参考，2017（64）.
〔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2020年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点项目“需求满足视角下轻工企业员工工作生活质量提升研究”（项目编号：20JZ023）阶段性成果〕
〔陈晓暾、朱怡琳（通讯作者）、罗文春，陕西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关键词：进城务工人员 工作家庭冲突 角色投入 工作特征 家庭特征
一、引言
由于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大量务农人员被解放出来，为改善家庭生活质量，不少剩余劳动力从村镇流转城市，进城务工人员数量加大。然而针对该群体的子女教育、住房、医疗等相关配套政策不够完善，大多数务工人员不敢或不能带着老人或子女，只好委托配偶或亲戚照顾，产生了很多留守家庭。根据民政部统计，截至2018年8月底，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697万人。留守家庭的产生，使进城务工人员不能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产生了大量的问题。工作与家庭对每个人都是最重要的两大阵地，因此如何更好平衡二者关系尤为重要。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Greenhaus等（1985）对工作家庭冲突的界定被大家普遍接受，指当工作或家庭某个领域角色压力过大时，使另一领域角色承担困难形成内在角色冲突[1]。随着研究深入，学者们发现工作家庭冲突是双方向且相互作用的，可分为工作-家庭冲突（Work Interference with Family，简称WIF）和家庭-工作冲突（Family Interference with Work，简称FIW）。卫武等（2020）研究发现工作家庭冲突通过情绪耗竭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与反生产行为产生不同方向的影响[2]。留守家庭逐年增加，员工满意度下降、离职率与离婚率上升、子女教育[3]等都是不可忽視的问题，进城务工人员越来越成为研究者不可忽视的一大群体，而针对进城务工人员的研究都难以脱离该群体特殊的个体属性[4]。杨在军（2014）通过分析进城务工人员工作家庭冲突现状，发现较高的工作家庭冲突程度的根本原因是该群体自身及其家庭成员文化程度较低、就业能力较差等[5]。通过对以往研究的总结，发现影响该群体行为的前因变量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是个体特征，分为个人基本信息与角色投入。一方面，工资拖欠时有发生、技术水平难以满足市场需求，这些均是由于自身的学历水平较低、技术技能没有及时更新等原因造成[6];另一方面，基于角色期待理论，个体总是同时扮演着许多角色，当个体对某种角色投入程度越大时，就很难满足另一角色要求，从而产生角色冲突。进城务工人员工作投入与其工资水平具有联系，但工作投入越多易使个体难以满足家庭责任，导致家庭角色地缺失，家中配偶的家庭压力，易加剧工作家庭冲突。二是工作特征，社会支持理论认为一个人拥有的社会支持网络越发达，就能够越好地面对各种来自外界的压力与挑战[7]。如果工作单位福利待遇好、有良好的制度环境、每周工作时长适中、能提供技能培训等，则会减轻该群体的工作压力，缓解工作家庭冲突问题。三是家庭特征，进城务工人员因长期外出打工，易造成留守家庭、随迁家人等情况地产生，抚养子女或赡养老人的数量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进城务工人员的工作、心理等方面，而此时如若能得到配偶的支持，家庭压力则会减小从而有精力投入工作。因此，提出假设：
H1：个体特征与工作家庭冲突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H2：工作特征与工作家庭冲突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H3：家庭特征与工作家庭冲突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三、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一）研究设计
研究对象是跨地区半年及以上在城市进城务工具有农村户籍的劳动者。主要通过互联网平台与线下调研两种方式进行问卷采集。共收集246份有效问卷，有效率为90.1%。为保证测量工具的信效度，在大量查阅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比权文献中测量工具的优劣性，通过“翻译—回译”方式将国外量表译为中文，并进行适当的修订。角色投入量表主要分为工作投入与家庭投入两个部分，工作特征量表分为环境支撑与工作负荷，家庭特征量表分为配偶支持与家庭结构。工作家庭冲突量表采用Netemeyer等设计的两维度量表[8]。问卷采用里克特式五点计分法。经过检验，问卷的一致性与有效性得到验证，为假设检验提供了初步支持。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
个体特征方面，男性工作家庭冲突程度要高于女性。23岁以下与50岁以上的群体冲突较高;41—50岁群体具有强烈的家庭责任感和配偶支持，工作与家庭边界清晰，冲突程度较低。初中及以下群体与个人行业证书拥有量为0门的务工人员工作家庭冲突较严重，用工单位希望招收文化水平较高、拥有技能较多的人员，如若知识水平较低，在就业过程中易产生困难，加重个人工作压力，产生消极溢出影响家庭，导致工作家庭冲突程度较高。
家庭特征方面，离异有小孩的务工人员缺少配偶支持，无人共同承担家庭责任，工作和家庭压力巨大，冲突严重。工作特征方面，打零工由于没有稳定的工作单位，缺少长期工的福利待遇、稳定的工资收入、社会保险、社会支持等，当角色出现冲突时很少有人能帮其分担压力，致使冲突较高。外资或合资企业、事业单位一定程度上缓和角色冲突，冲突程度较低。工作变更次数为0次群体的工作家庭冲突程度最低，说明变更次数越多工作越不稳定，使其工作投入更大，具有较少的组织支持，易加剧工作与家庭两个领域的矛盾。
（三）相关性分析
通过SPSS进行数据分析，得到各变量间相关性结果（见表1）。一是工作投入、家庭投入与部分工作家庭冲突显著相关。基于角色投入理论，当务工人员加大工作投入时，时间与心理会更加投入工作，使其难以履行家庭责任，加剧对家庭的影响。二是环境支撑、工作负荷分别与工作家庭冲突显著负相关与正相关。基于社会支持理论，情感支持与物质支持会为务工人员在困难时提供的情感援助与物质资源会缓和工作家庭冲突;基于边界理论与溢出理论，工作负荷越重，易在工作领域中消耗精力与时间，从而无法履行家庭责任产生消极溢出。三是配偶支持、家庭结构分别与工作家庭冲突显著负相关与正相关。基于社会支持理论，配偶对务工人员的理解与肯定、照顾家人等会降低矛盾冲突。基于能量守恒定律，如果务工人员有需要照顾的老人或子女、与家人相处时间少或无人帮忙分担家务等，会使其无法正常履行工作岗位的要求，易造成角色间的冲突与消极溢出。
（四）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可进一步说明相关关系的方向和相关程度。工作投入、工作负荷、家庭结构对WIF具有正相关关系，环境支撑与配偶支持对WIF为负相关关系。其中家庭结构对WIF的正向影响度最大，其次是工作负荷与工作投入;环境支撑对WIF的负向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配偶支持。家庭投入、工作负荷、家庭结构对FIW具有正相关关系，环境支撑与配偶支持对FIW为负相关关系。其中工作负荷对FIW的正向影响度最大，其次是家庭结构与家庭投入;配偶支持对FIW的负向影响度最大，其次是环境支撑。
四、启示
第一，提升个人综合素质，增强主动意识。进城务工人员要加强自身学习与交际的主动性，主动高效选择适合自己的技能方向，并考取相关的从业资格证书，提高自身文化程度与择业选择灵活度。增强法律意识，与用工单位签订具有法律效益的劳动合同，规定好劳资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及时分析工作与家庭的要求与责任，加大对紧急事项或重要事项的角色投入，及时高效地完成该领域的责任，产生积极溢出。
第二，加大家庭支持力度，优化家庭环境。降低角色期待，恋人或夫妻间应相互理解 与支持，给予另一半最大的支持与鼓励;父母应给予外出务工子女较多的关心与帮助，减轻家庭压力。改善家庭结构，家庭生活环境要有适宜的共担家庭责任成员，要有熟悉的社会制度与生活环境，完善的社会支持网络。
第三，转变单位用人观念，健全规章制度。工作单位要按时与务工人员签订劳动合同，使务工人员处于法律保障下，从根本上保障务工人员的基本权益。管理者要給予更多人文关怀，高度认同务工人员的重要性，他们需要信任、尊重与决策权，能在工作岗位上得到自我成长和价值的实现。制定详细的薪资待遇制度，可根据个人的技能水平、业绩好坏计算相应的奖金数，以此全面提高个人的工资水平。针对该群体制定相应的福利制度，为其亲属提供居住安置、子女看护、老人护理等服务，提高劳动者的忠诚度。
第四，营造社会和谐氛围，完善配套政策。针对进城务工人员出台配套政策，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突出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的作用，努力实现城镇区域内部的公共服务对常住人口的全面覆盖。人社局应健全相关市场培训制度，建立起衔接进城务工人员迁入地与迁出地的职业教育培训服务体系，依据擅长领域有选择地挑选培训重点，切实获得相关技能，提高务工人员就业实力[9]。
参考文献：
[1]Jeffrey H. Greenhaus，Nicholas J. Beutell. Sources of Conflict between Work and Family Roles[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5，10（1）.
[2]卫武，倪慧.工作家庭冲突对员工工作行为的影响：基于资源保存理论和身份认同理论的视角[J].管理工程学报，2020，34（01）.
[3]许传新，王俊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关系及其对离职倾向的影响[J].人口与经济，2014（02）
[4]李海，姚蕾，张勉，朱金强.工作—家庭冲突交叉效应的性别差异[J].南开管理评论，2017，20（04）.
[5]杨在军.进城务工人员工作家庭冲突问题的分析及政策建议[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4（15）.
[6]苗元江，朱晓红，陈浩彬.从理论到测量——幸福感心理结构研究发展[J].徐州：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5（02）.
[7]张琪，张琳.青年女性“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因素及其平衡机制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8（04）.
[8]Netemeyer RG ， Boles J S ， Mcmurrian R .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family-work conflict scales[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996， 81（4）.
[9]田雅琳，仇勇，董青.北京市进城务工人员从业生态：现状、特点与解决对策——基于京内外调查的比较分析[J].经济研究参考，2017（64）.
〔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2020年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点项目“需求满足视角下轻工企业员工工作生活质量提升研究”（项目编号：20JZ023）阶段性成果〕
〔陈晓暾、朱怡琳（通讯作者）、罗文春，陕西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