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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基于减少碳排、摆脱油价波动等诉求，核能业界预言世界会很快进入核能爆炸式扩张时代或所谓“核能复兴”时代。即便是在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后不久，英国皇家学会还发表了题为《核能复兴时代的燃料循环管理》的报告力挺“核能复兴”;其他国家也不乏力挺核能的著名科学家和学者，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首席气象学家詹姆斯·汉森、哥伦比亚大学著名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以及澳大利亚气象学家巴里·布鲁克。
脆弱的“核能复兴”
世界核能协会将“核能复兴”界定为一种可能性，即核能产业复兴的可能性。之所以使用“核能复兴”这样的表达，其潜台词是，核能作为一个产业已沉寂许久甚至走下坡路多年——至少从西方国家看如此。
各国大规模新建核电站的顶峰期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但1979年美国三里岛核泄漏终结了这个高峰（1979年恰好是新建核电站数量的历史最高年份）。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直到21世纪初期，西方国家基本没有再大规模兴建核电站——即便是法国这个核大国，在1982年后也大大放缓了核电站建设步伐（该国至今仍服役的58座核电站中有50座是在1982年之前建设的）。1986年位于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的严重核事故，成为西方核能产业的关键转折点，加上20世纪80年代中期原油价格持续暴跌，核工业迅速走向衰退——公众恐惧、环境控制加强、成本持续升高以及长期依赖巨额补贴，使这个产业逐渐成为谎言、不透明及浪费纳税人金钱的代名词，长期以来几乎没有政府或银行愿意去碰。
进入21世纪之后的几年内，在减少碳排、摆脱油价波动等诉求下，全球再次出现“核能复兴”的机会：韩国、印度、俄罗斯和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成为新建核电站的主力。阿联酋、白俄罗斯、约旦、波兰、越南等国也很积极，包括美国、英国、芬兰、澳大利亚在内的一些发达国家也开始考虑甚至已经在建设核电站，已十多年未新建核电站的法国也在2007年开始新建核电站。
不过，由于新建核电站数量相对减少和部分核电站退役，1986年后，全球范围内处于运营中的核电站数量增长非常缓慢。1995年，全球在役核电站为436个，20年后的2014年这一数字为437个。从发电量看，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核电发电量不仅没出现显著上升，甚至有下降的趋势，2011年之后受日本福岛核事故的影响呈加速下降趋势。核能在全球电力生产中的比例由1996年峰值时的17.6%下降到2013年的10.8%。所以说，“核能复兴”在很大程度上是脆弱的，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使得“核能复兴”的可能性进一步下降。
阻碍“核能复兴”的主要因素，是核电站建设运营潜在的巨大风险：一是来自核泄漏的风险;二是与建造、运营、退役成本提高有关的财务风险以及替代能源价格迅速下降所导致的财务风险。在这两大风险之中，财务风险是根本性的。必须承认，核泄漏的风险与财务风险之间是相互强化的，但核泄漏风险并非阻碍“核能复兴”的根本因素，实际上，在福岛核事故没有发生之前，甚至在金融危机尚未爆发的2007年之前，核电站建设与运营就已面临日益增长的财务风险（包括成本高居不下和替代能源价格的持续下降）。鉴于核泄漏的风险已讨论得比较充分，本文重点从财务风险的角度进行分析。
从全球核电的发展历程看，左右其发展进程的一直是其相较于替代能源的相对成本高低。核电发展史上的几次明显的低谷期，经济性不具有优势、财务风险过大（实际就是不赚钱），都是主因。正如美国学者布拉德福特2012年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在过去30年中，核电最大的死敌是风险，但风险并非公众的健康风险，而是来自投资者钱包的风险，即不赚钱的风险。
2015年9月12日，山东海阳市，海阳核电站2号核岛穹顶正在吊装。
核电站建设、运营、退役成本
呈提高之势
首先，核电站建造成本有不断提高的趋势。核电站是非常复杂的资本密集型大型工程，其中涉及环评、审批、融资、选址以及建设过程中各种未能预计到的事件，往往会导致工期的一再推迟，从而又进一步推高成本。近年来，受监管、经济金融形势等多方面的综合影响，建设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导致建设周期变得越来越长。那种认定核电站建设基于“干中学”从而具备“学习效应”和“规模经济”的命题已基本被发达国家证伪。比如法国著名的核电建设公司法国电力公司和阿海珐在芬兰、法国、英国建造EPR原型堆的工作均比计划推迟好几年，投产遥遥无期。建设周期的拉长，必然导致需要巨额初始资金投入的核电站建设成本大幅上升，如2005年在芬兰建设的EPR反应堆，原定32亿欧元的反应堆将花费近60亿欧元甚至更高。以上情形在发达国家表现得尤其明显。实际上，从全球范围而言，每个核反应堆的平均建设时间从1965～1970年的平均60个月，提高到1995～2000年的116个月，有不断增长的趋势。进入21世纪后，每个核反应堆的平均建设时间虽然有所缩短，但2011年福岛核事故之后，由于各国提高了核安全监管的标准、强度和力度，加上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影响，建设时间又显著延长，新建核电站的推测成本飞速上升。2002年建造一个新的核反应堆的推测成本为20亿美元，十年之后则超过100亿美元。
其次，核能生产最关键的原料可能出现短缺从而导致运行成本的提高。在几十年前，由于全球范围内核电站数量较少，核电原料显得相对充足，但随着众多发展中国家也大规模进入核电产业，今后铀矿供应将变得异常困难。有研究预测，铀矿开采将会在2015年达到5.8万吨的高峰，之后逐渐下降到2025年的5.4万吨，2030年左右将进一步下降至4.1万吨。研究结论是，铀矿总量将无法满足未来核电厂的需求，并建议逐步减少核电。 再次，过期核电站关停和核废料处理的高成本远超过原先的估计。一方面，核废弃物的安全处理是人类面临的非常棘手的长期问题。目前全球已积累了几十万吨高放射性核废料，科学界至今未能找到有效的处理方案。当前绝大多数核废料都没有妥善的处理办法，缺乏妥善的安置场所。另一方面，核燃料的特殊性导致核电站退役周期漫长、难度大且成本极其昂贵。英国政府为核电站准备的退役金从1970年的200万英镑、1990年的95亿英镑，猛增到2011年的537亿英镑。相比之下，化石能源和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需要支付的此类成本较低。
核能产业的不透明使主要核电大国的成本数据被严重低估
首先，核工业在民用、军用之间的交叉补贴容易导致核电成本的低估。法国过去经常被当成核电发展的典范，但越来越多资料显示，法国之所以有如此高比例的核电（核电一度接近该国电力总消费的80%），主要源于法国军方对核电的长期交叉补贴。正如欧洲议会几年前发布的《法国核能的神话》的报告中所指出的，民用、军用间的交叉补贴是法国整个核能利用计划的基本原则——其他国家往往将核能的军用与民用分开，而法国自始至终都没有将核能的军民用途分开过，连核电与核武器的行政管理体系都未分开。最新的法国官方的报告也明确说，法国核能的军民两套体系是合一的。其实，不仅法国如此，几乎所有核电大国都有类似的情形，只是在交叉补贴的程度上有所差异而已。因此，运行成本的高度不透明（主要源于核工业具有军用和民用密切合作的特征）是核工业的基本特征，这主要源于民用核工业很容易成为核武器的车间，无论是材料还是技术本身，无论是专业知识还是技能，都能够比较顺畅地实现从民用到军事领域的溢出。实际上，一些国家热衷核电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是试图以民用项目掩盖其秘密计划建造核武器的真实企图。近年来一些没有核武器的国家积极加入核电建设的行列，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所谓的“核能复兴”。
其次，由于核电站建设运营很难赚到钱，国家控制核电经营或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为核电埋单，几乎成为各国的惯例（或提供巨额补贴）。比如在美国，尽管核电没有被征收全国性碳税或纳入碳交易，即使享有美国政府尤其是联邦政府长达50多年的巨额补贴（资料显示，美国核电业自1947年至1999年享有平均每年35亿美元的补贴），它还是缺乏经济竞争力。因此，如果没有美国政府为核电站的贷款背书，华尔街就不会资助兴建计划。其实，在核能发展的早期阶段，能源产业界就已确认，核电的高成本使它很难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下与其他类型的电力竞争，因而推动国家为核电埋单就成为行业惯例（提供还款担保、财政补贴等）。即便在核电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惯例也没有改变。实际上，大多数国家的绝大多数核电站都由政府机构计划，有大量公共补贴支持，并由政府、半政府或半公共企业经营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核能基本上是一种“官方技术”，往往由政府控股。世界大的核电生产商法国电力公司85%的股份由政府持有。瑞典大瀑布电力公司，100%国有，经营在瑞典的六家核电站。而政府控制的公司，其成本的不透明在所难免。
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呈持续降低之势
与核反应堆不同，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风机和太阳能板的发电成本在近年来剧烈降低：太阳能板的价格自2008年来的降幅超过75%，而风机发电成本的降幅也超过50%，这激发了风能和太阳能的扩张浪潮。而规模的迅速扩张又进一步激发了技术创新与成本的降低，从而实现了“技术进步—成本降低—规模扩张—技术进步—成本降低—规模扩张”的良性循环。风能和太阳能的发电成本，目前已接近甚至开始低于核电成本。风电、太阳能发电的规模有很大弹性，所需资金不多，建设周期也较短，加上成本优势的凸显且实用实惠，在资本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各国可再生能源电力装机容量迅速增长。据美国能源部再生能源实验室的报告，2012年，美国再生能源占全部电力装机容量的14%，其发电量也已超过总发电量的12%。在很多国家，风能和太阳能成为近年来成长最快的发电科技。太阳能与风能在过去几年的指数性成长，预示了这两种可再生能源的巨大潜力。美国能源部再生能源实验室预计风能与太阳能可以在2020年前为美国提供15%的电力，2030年前提供27%，2050年前提供50%。在中国和德国类似的情形也已出现。2011年底，德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全国总量比例已突破20%（2000年这一数字仅为6.3%）。另外，据国际能源机构的数据，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近几年吸引投资的能力远超核电。
另外，近年来，原油价格和煤炭价格持续下跌（在过去的一年间，原油价格和煤炭价格几乎腰斩），而美国页岩气革命不仅使得各国天然气价格暴跌，也进一步拉低了石油和煤炭的价格。考虑到全球经济尤其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显著减速，全球能源需求增幅显著降低，这都是导致全球原油、煤炭、天然气价格持续降低的重要诱因。在这种情况下，发展核能的必要性进一步降低。
如果没有重大技术突破，与石油、天然气、煤炭等化石能源相比，核能很难更便宜;与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相比，核能很难更安全、清洁，甚至也很难更便宜。由此，核能前途堪忧，“核能复兴”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核电的装机容量将基本保持不变。
在成本与价格竞争面前，核能光环不再，但核废料风险将“永垂不朽”。无论是基于安全性还是基于清洁性和经济性，加快核电发展都不是能源结构转型的主要选项。更为清洁而安全的能源是太阳能、风能等能源（随着技术进步与产业规模扩张，也可以是较低成本的），它们不会加剧气候变化，不会有核扩散的风险，不会成为恐怖主义和战争的袭击目标，即便发生重大天灾，也不会引致什么风险。
（冯文波为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副社长，徐振宇为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脆弱的“核能复兴”
世界核能协会将“核能复兴”界定为一种可能性，即核能产业复兴的可能性。之所以使用“核能复兴”这样的表达，其潜台词是，核能作为一个产业已沉寂许久甚至走下坡路多年——至少从西方国家看如此。
各国大规模新建核电站的顶峰期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但1979年美国三里岛核泄漏终结了这个高峰（1979年恰好是新建核电站数量的历史最高年份）。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直到21世纪初期，西方国家基本没有再大规模兴建核电站——即便是法国这个核大国，在1982年后也大大放缓了核电站建设步伐（该国至今仍服役的58座核电站中有50座是在1982年之前建设的）。1986年位于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的严重核事故，成为西方核能产业的关键转折点，加上20世纪80年代中期原油价格持续暴跌，核工业迅速走向衰退——公众恐惧、环境控制加强、成本持续升高以及长期依赖巨额补贴，使这个产业逐渐成为谎言、不透明及浪费纳税人金钱的代名词，长期以来几乎没有政府或银行愿意去碰。
进入21世纪之后的几年内，在减少碳排、摆脱油价波动等诉求下，全球再次出现“核能复兴”的机会：韩国、印度、俄罗斯和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成为新建核电站的主力。阿联酋、白俄罗斯、约旦、波兰、越南等国也很积极，包括美国、英国、芬兰、澳大利亚在内的一些发达国家也开始考虑甚至已经在建设核电站，已十多年未新建核电站的法国也在2007年开始新建核电站。
不过，由于新建核电站数量相对减少和部分核电站退役，1986年后，全球范围内处于运营中的核电站数量增长非常缓慢。1995年，全球在役核电站为436个，20年后的2014年这一数字为437个。从发电量看，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核电发电量不仅没出现显著上升，甚至有下降的趋势，2011年之后受日本福岛核事故的影响呈加速下降趋势。核能在全球电力生产中的比例由1996年峰值时的17.6%下降到2013年的10.8%。所以说，“核能复兴”在很大程度上是脆弱的，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使得“核能复兴”的可能性进一步下降。
阻碍“核能复兴”的主要因素，是核电站建设运营潜在的巨大风险：一是来自核泄漏的风险;二是与建造、运营、退役成本提高有关的财务风险以及替代能源价格迅速下降所导致的财务风险。在这两大风险之中，财务风险是根本性的。必须承认，核泄漏的风险与财务风险之间是相互强化的，但核泄漏风险并非阻碍“核能复兴”的根本因素，实际上，在福岛核事故没有发生之前，甚至在金融危机尚未爆发的2007年之前，核电站建设与运营就已面临日益增长的财务风险（包括成本高居不下和替代能源价格的持续下降）。鉴于核泄漏的风险已讨论得比较充分，本文重点从财务风险的角度进行分析。
从全球核电的发展历程看，左右其发展进程的一直是其相较于替代能源的相对成本高低。核电发展史上的几次明显的低谷期，经济性不具有优势、财务风险过大（实际就是不赚钱），都是主因。正如美国学者布拉德福特2012年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在过去30年中，核电最大的死敌是风险，但风险并非公众的健康风险，而是来自投资者钱包的风险，即不赚钱的风险。
核电站建设、运营、退役成本
呈提高之势
首先，核电站建造成本有不断提高的趋势。核电站是非常复杂的资本密集型大型工程，其中涉及环评、审批、融资、选址以及建设过程中各种未能预计到的事件，往往会导致工期的一再推迟，从而又进一步推高成本。近年来，受监管、经济金融形势等多方面的综合影响，建设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导致建设周期变得越来越长。那种认定核电站建设基于“干中学”从而具备“学习效应”和“规模经济”的命题已基本被发达国家证伪。比如法国著名的核电建设公司法国电力公司和阿海珐在芬兰、法国、英国建造EPR原型堆的工作均比计划推迟好几年，投产遥遥无期。建设周期的拉长，必然导致需要巨额初始资金投入的核电站建设成本大幅上升，如2005年在芬兰建设的EPR反应堆，原定32亿欧元的反应堆将花费近60亿欧元甚至更高。以上情形在发达国家表现得尤其明显。实际上，从全球范围而言，每个核反应堆的平均建设时间从1965～1970年的平均60个月，提高到1995～2000年的116个月，有不断增长的趋势。进入21世纪后，每个核反应堆的平均建设时间虽然有所缩短，但2011年福岛核事故之后，由于各国提高了核安全监管的标准、强度和力度，加上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影响，建设时间又显著延长，新建核电站的推测成本飞速上升。2002年建造一个新的核反应堆的推测成本为20亿美元，十年之后则超过100亿美元。
其次，核能生产最关键的原料可能出现短缺从而导致运行成本的提高。在几十年前，由于全球范围内核电站数量较少，核电原料显得相对充足，但随着众多发展中国家也大规模进入核电产业，今后铀矿供应将变得异常困难。有研究预测，铀矿开采将会在2015年达到5.8万吨的高峰，之后逐渐下降到2025年的5.4万吨，2030年左右将进一步下降至4.1万吨。研究结论是，铀矿总量将无法满足未来核电厂的需求，并建议逐步减少核电。 再次，过期核电站关停和核废料处理的高成本远超过原先的估计。一方面，核废弃物的安全处理是人类面临的非常棘手的长期问题。目前全球已积累了几十万吨高放射性核废料，科学界至今未能找到有效的处理方案。当前绝大多数核废料都没有妥善的处理办法，缺乏妥善的安置场所。另一方面，核燃料的特殊性导致核电站退役周期漫长、难度大且成本极其昂贵。英国政府为核电站准备的退役金从1970年的200万英镑、1990年的95亿英镑，猛增到2011年的537亿英镑。相比之下，化石能源和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需要支付的此类成本较低。
核能产业的不透明使主要核电大国的成本数据被严重低估
首先，核工业在民用、军用之间的交叉补贴容易导致核电成本的低估。法国过去经常被当成核电发展的典范，但越来越多资料显示，法国之所以有如此高比例的核电（核电一度接近该国电力总消费的80%），主要源于法国军方对核电的长期交叉补贴。正如欧洲议会几年前发布的《法国核能的神话》的报告中所指出的，民用、军用间的交叉补贴是法国整个核能利用计划的基本原则——其他国家往往将核能的军用与民用分开，而法国自始至终都没有将核能的军民用途分开过，连核电与核武器的行政管理体系都未分开。最新的法国官方的报告也明确说，法国核能的军民两套体系是合一的。其实，不仅法国如此，几乎所有核电大国都有类似的情形，只是在交叉补贴的程度上有所差异而已。因此，运行成本的高度不透明（主要源于核工业具有军用和民用密切合作的特征）是核工业的基本特征，这主要源于民用核工业很容易成为核武器的车间，无论是材料还是技术本身，无论是专业知识还是技能，都能够比较顺畅地实现从民用到军事领域的溢出。实际上，一些国家热衷核电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是试图以民用项目掩盖其秘密计划建造核武器的真实企图。近年来一些没有核武器的国家积极加入核电建设的行列，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所谓的“核能复兴”。
其次，由于核电站建设运营很难赚到钱，国家控制核电经营或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为核电埋单，几乎成为各国的惯例（或提供巨额补贴）。比如在美国，尽管核电没有被征收全国性碳税或纳入碳交易，即使享有美国政府尤其是联邦政府长达50多年的巨额补贴（资料显示，美国核电业自1947年至1999年享有平均每年35亿美元的补贴），它还是缺乏经济竞争力。因此，如果没有美国政府为核电站的贷款背书，华尔街就不会资助兴建计划。其实，在核能发展的早期阶段，能源产业界就已确认，核电的高成本使它很难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下与其他类型的电力竞争，因而推动国家为核电埋单就成为行业惯例（提供还款担保、财政补贴等）。即便在核电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惯例也没有改变。实际上，大多数国家的绝大多数核电站都由政府机构计划，有大量公共补贴支持，并由政府、半政府或半公共企业经营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核能基本上是一种“官方技术”，往往由政府控股。世界大的核电生产商法国电力公司85%的股份由政府持有。瑞典大瀑布电力公司，100%国有，经营在瑞典的六家核电站。而政府控制的公司，其成本的不透明在所难免。
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呈持续降低之势
与核反应堆不同，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风机和太阳能板的发电成本在近年来剧烈降低：太阳能板的价格自2008年来的降幅超过75%，而风机发电成本的降幅也超过50%，这激发了风能和太阳能的扩张浪潮。而规模的迅速扩张又进一步激发了技术创新与成本的降低，从而实现了“技术进步—成本降低—规模扩张—技术进步—成本降低—规模扩张”的良性循环。风能和太阳能的发电成本，目前已接近甚至开始低于核电成本。风电、太阳能发电的规模有很大弹性，所需资金不多，建设周期也较短，加上成本优势的凸显且实用实惠，在资本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各国可再生能源电力装机容量迅速增长。据美国能源部再生能源实验室的报告，2012年，美国再生能源占全部电力装机容量的14%，其发电量也已超过总发电量的12%。在很多国家，风能和太阳能成为近年来成长最快的发电科技。太阳能与风能在过去几年的指数性成长，预示了这两种可再生能源的巨大潜力。美国能源部再生能源实验室预计风能与太阳能可以在2020年前为美国提供15%的电力，2030年前提供27%，2050年前提供50%。在中国和德国类似的情形也已出现。2011年底，德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全国总量比例已突破20%（2000年这一数字仅为6.3%）。另外，据国际能源机构的数据，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近几年吸引投资的能力远超核电。
另外，近年来，原油价格和煤炭价格持续下跌（在过去的一年间，原油价格和煤炭价格几乎腰斩），而美国页岩气革命不仅使得各国天然气价格暴跌，也进一步拉低了石油和煤炭的价格。考虑到全球经济尤其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显著减速，全球能源需求增幅显著降低，这都是导致全球原油、煤炭、天然气价格持续降低的重要诱因。在这种情况下，发展核能的必要性进一步降低。
如果没有重大技术突破，与石油、天然气、煤炭等化石能源相比，核能很难更便宜;与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相比，核能很难更安全、清洁，甚至也很难更便宜。由此，核能前途堪忧，“核能复兴”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核电的装机容量将基本保持不变。
在成本与价格竞争面前，核能光环不再，但核废料风险将“永垂不朽”。无论是基于安全性还是基于清洁性和经济性，加快核电发展都不是能源结构转型的主要选项。更为清洁而安全的能源是太阳能、风能等能源（随着技术进步与产业规模扩张，也可以是较低成本的），它们不会加剧气候变化，不会有核扩散的风险，不会成为恐怖主义和战争的袭击目标，即便发生重大天灾，也不会引致什么风险。
（冯文波为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副社长，徐振宇为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