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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疾病一直折磨着罗荣桓，他持续尿血，脸色焦黄，身体消瘦。但他依然那样安详、镇定，每天照常批阅电文，主持召开会议。此时，罗荣桓已经不能行走，更不能骑马。
罗荣桓自1939年3月1日踏进山东抗日战场始，他共在山东战斗生活了2400多个日日夜夜。在这段时间内，罗荣桓呕心沥血，使山东的抗日武装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成为全国抗日战场上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鲜为人知的是，在山东战斗生活的这段时间，罗荣桓有将近3年的时间是抱着重病甚至躺在担架上指挥作战的……
抱病挺进山东挑重担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2月，日军入侵山东，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不战而逃，致使日军迅速占据了山东的重要交通线和绝大部分县城。鉴于山东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中共中央先后委派多批干部前往山东，配合山东省委发动了多起武装起义，并组建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等地方抗日武装。但此时在山东，不论是日伪军，还是国民党军和杂牌部队，他们的人数和装备都远远超过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共产党要在山东独立自主地担当抗日重任，显然需要有一支主力部队作骨干。
1939年3月1日，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和代师长陈光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命令，率一一五师一部渡过黄河，进入山东抗日战场。从此，一一五师好似一把插入敌人心腹的利刃，披荆斩棘，所向披靡，频创佳绩。入鲁第一战的樊坝战斗，全歼伪军1个团；在5月的陆房战斗中，一一五师突破日军8000人的重重包围，以伤亡360人的代价歼灭日军1300人；8月的梁山战斗，在双方兵力相当、日军火力明显占优势的条件下，一一五师运用伏击战的手段，歼灭日军一个大队300余人。充分显示了八路军主力部队的作用，大大鼓舞了山东抗日军民的士气。在入鲁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罗荣桓娴熟自如地运用“插、争、挤、打、统、反”六字方针，指挥一一五师打出了一片新天地，开辟了鲁西、鲁南等抗日根据地，并与华中、湖西、鲁中、鲁东南根据地建立了联系通道，打开了山东抗战的新局面。
在山东，罗荣桓依靠自己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卓越的领导艺术和坚强、灵活的组织原则性，一次次力挽狂澜：1939年底，湖西根据地发生“肃托”事件，眼看一大批优秀的革命干部要成为“肃托”扩大化的牺牲品，罗荣桓连夜骑马赶赴湖西，扼住了“肃托”扩大化的势头，挽救了一大批革命干部的生命；1941年11月的留田突围中，罗荣桓出其不意，神出鬼没，未费一枪一弹，未损一兵一卒，率领一一五师、山东分局和山东省战工会（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机关2000余人，一夜间悄悄跳出了5万日军的“铁壁合围”；为粉碎几十万日伪军的轮番“扫荡”“蚕食”和洗劫，他开创性地提出了“翻边战术”，山东抗战军民运用这一战术逐渐取得了军事上的主动，毛泽东盛赞“翻边战术”不是“战术”，而是“战略”……
然而，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山东的一些干部在工作中产生了分歧：在对山东总体形势的估计上，有些地方领导干部认为八路军和日伪军已经处于相持地位，倾向于建设正规化的主力兵团，打大仗，打运动战。尤其是“百团大战”后，部分同志甚至提出搞个“百连大战”。而罗荣桓对形势的估计远没有如此乐观，他认为八路军对日伪军还处于劣势，坚持游击战的方针不能改变，同时要扎根群众，把根据地建设好。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有的同志对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沈鸿烈之流抱有幻想、退让过多，幻想以退让求团结，同时没有把重点放在“发展进步势力”上，而是把“中间力量”当作砝码。罗荣桓认为这一切不符合山东的实际，不赞成这种做法。
随着这些分歧的加深，山东个别地方领导对一一五师和罗荣桓的工作开始不满，不断进行指责，一一五师内部也有些干部跟着对师部工作作了不实事求是的批评，一度形成“倒罗”的气氛。
为了解决山东领导之间的问题，1942年4月，刘少奇在回延安路过山东时，奉中央之命，对山东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在弄清各方面的事实后，他召集山东地方和部队的主要领导朱瑞、罗荣桓、陈光、黎玉、萧华等参加的座谈会，代表中央做了山东近几年来的工作和今后任务的报告。他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指出山东存在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分析了产生这些缺点和错误的主客观原因后，肯定了罗荣桓在对形势的估计等许多问题上的意见，表达了中央对罗荣桓的支持。
中央的肯定标志着罗荣桓逆境的结束。就在罗荣桓放下包袱，准备率领齐鲁儿女奋勇抗击日军之际，1942年冬，他却因操劳过度，不幸患上了严重的肾病，腰部酸痛，频频尿血。由于缺医少药，他得不到好的诊治，医生只得劝他多卧床休息。然而，当时正值敌后根据地最艰苦卓绝的岁月，罗荣桓根本躺不住。于是，他便拖着病体，以超人的毅力，指挥着抗日军民开展抗日斗争。
1943年3月12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成立新的山东军区，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第一一五师政委兼代师长。9月，中央又任命罗荣桓接替朱瑞为新的中共山东分局书记，让罗荣桓集五大职务于一身。当时，中央和毛泽东对罗荣桓的病情是清楚的，但几经权衡，还是认为罗荣桓是不二人选。罗荣桓觉得大敌当前，形势紧迫，绝不是自己养病歇息的时机，就强忍病痛，毅然挑起了全权负责山东境内党政军民工作的重担。
担架成为了他的指挥部
严重的疾病一直折磨着罗荣桓，他持续尿血，脸色焦黄，身体消瘦。但他依然那样安详、镇定，每天照常批阅电文，主持召开会议。此时，罗荣桓已经不能行走，更不能骑马，一一五师的六八六团派出了担架队，他就躺在担架上指挥对敌斗争。
每次到了宿营地，大家要把他从担架上抬上炕头时，他都摇摇头说：“不用了，抬上抬下同志们蛮辛苦的，再说遇到紧急情况还易误事。就把我连担架一齐抬上炕吧。晚上加条被子就得了。”等驻扎下来，他就叫警卫员扶起自己，拿条被子靠在身后，在担架上紧张地工作。他经常坐在担架上，吃力地在弓起的大腿上写文章，旁边放着几份文件，写累了就看文件。 有一次，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滨海支队支队长万毅见他坐在担架上，一边用手按疼痛的腰际，一边埋头写东西，就劝他拿出一段时间认真治治病，罗荣桓回答说：“现在要考虑的是怎样让山东这块根据地更好地起到它的战略枢纽作用！”担架成了他的指挥部。在战火纷飞的前线，很多重要军事会议在他担架旁召开，许多战斗命令是他从担架上发出的。随着他坚定的手势，随着他标画的红蓝箭头，一支支无敌的队伍飞向战场，一个个胜利的捷报纷纷传来……
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知道罗荣桓的病情后，很是担心，他立即拍电报给中共中央，建议让罗荣桓到新四军治疗。因为新四军中有一位奥地利泌尿科专家，名字叫罗生特，是一位医术高明的白求恩式的大夫。中央很快批准了陈毅的建议。
1943年4月初，罗荣桓在夫人林月琴和一一五师卫生部长谷广善等人的陪同下，经过一个月的长途跋涉，于5月28日到达安徽盱眙县（今属江苏省）东南黄花塘的新四军军部。罗生特马上对罗荣桓进行了全面检查。为了弄清楚是膀胱还是肾脏出血，他决定为罗荣桓做一次膀胱镜检查。但考虑到没有麻醉剂，做这种检查病人会非常痛苦，罗生特又犹豫了。罗荣恒鼓励他大胆去做，不要有顾虑。在检查过程中，罗荣桓尽管疼得浑身痉挛，豆大的汗珠不断地从额头上渗出，但他始终没吭一声，在场的人都为之动容。检查结果，膀胱无病变，但两侧的肾脏都有病变。由于没有X光机，无法再做进一步检查，罗生特只能暂且采取保守治疗。
英雄气概让罗生特折服
为了让罗荣桓静心养病，新四军领导特意把他安排在一个环境幽静的地方静养。在罗生特的精心治疗下，他的病情渐渐趋于稳定。但没过多久，山东战局发生了很大变化：蒋介石命令其嫡系李仙洲部入鲁。如果让李仙洲顺利达成目的，极可能造成今后开展抗日斗争更大的困难。罗荣桓坐不住了，决定立即回山东并于6月20日踏上了归程。
回到山东后，罗荣桓全身心投入斗争中去：礼送于学忠出鲁，成功制止李仙洲入鲁的反共逆流，使山东战局向着更有利的方向发展。此举得到了毛泽东的大力赞扬。
罗荣桓返回山东后，陈毅一直放心不下他的病。1943年秋后，陈毅专门委派罗生特到山东继续为罗荣桓治病。罗生特对罗荣桓的病非常担心。一天，他故意板着脸说：“政委同志，我以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者的责任和医生的权力，请你一位重病号、一位党的负责同志，每日至少休息5小时。”
罗荣桓温和地回答说：“罗生特同志，我很理解你，但问题是我已经很好了，你看——”他故意装出很有力的样子，在屋里踱来踱去。罗生特赶紧扶他坐下说：“不，不，你在担架上看文件，写材料，彻夜地开会、谈话，你的病情不会好转。按照我们医生的习惯，对付这种病人的办法是，取消他一切工作的权利。”
罗荣桓笑了笑，语重心长地说：“罗生特同志，你对中国的情况是非常了解的，我们民族正处在空前的苦难之中，人民和战士都在浴血奋战。我是他们的领导，在他们流血牺牲的时候，又怎能去躺在医院里呢？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你要像一个普通战士那样理解我的心情，就一定会支持我的。”
最终，罗生特被这位铮铮铁汉子那种舍身忘己、鞠躬尽瘁的英雄气概所折服，他含着眼泪，喃喃地说：“伟大的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邢大军据《文史精华》王贞勤/文
罗荣桓自1939年3月1日踏进山东抗日战场始，他共在山东战斗生活了2400多个日日夜夜。在这段时间内，罗荣桓呕心沥血，使山东的抗日武装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成为全国抗日战场上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鲜为人知的是，在山东战斗生活的这段时间，罗荣桓有将近3年的时间是抱着重病甚至躺在担架上指挥作战的……
抱病挺进山东挑重担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2月，日军入侵山东，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不战而逃，致使日军迅速占据了山东的重要交通线和绝大部分县城。鉴于山东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中共中央先后委派多批干部前往山东，配合山东省委发动了多起武装起义，并组建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等地方抗日武装。但此时在山东，不论是日伪军，还是国民党军和杂牌部队，他们的人数和装备都远远超过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共产党要在山东独立自主地担当抗日重任，显然需要有一支主力部队作骨干。
1939年3月1日，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和代师长陈光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命令，率一一五师一部渡过黄河，进入山东抗日战场。从此，一一五师好似一把插入敌人心腹的利刃，披荆斩棘，所向披靡，频创佳绩。入鲁第一战的樊坝战斗，全歼伪军1个团；在5月的陆房战斗中，一一五师突破日军8000人的重重包围，以伤亡360人的代价歼灭日军1300人；8月的梁山战斗，在双方兵力相当、日军火力明显占优势的条件下，一一五师运用伏击战的手段，歼灭日军一个大队300余人。充分显示了八路军主力部队的作用，大大鼓舞了山东抗日军民的士气。在入鲁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罗荣桓娴熟自如地运用“插、争、挤、打、统、反”六字方针，指挥一一五师打出了一片新天地，开辟了鲁西、鲁南等抗日根据地，并与华中、湖西、鲁中、鲁东南根据地建立了联系通道，打开了山东抗战的新局面。
在山东，罗荣桓依靠自己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卓越的领导艺术和坚强、灵活的组织原则性，一次次力挽狂澜：1939年底，湖西根据地发生“肃托”事件，眼看一大批优秀的革命干部要成为“肃托”扩大化的牺牲品，罗荣桓连夜骑马赶赴湖西，扼住了“肃托”扩大化的势头，挽救了一大批革命干部的生命；1941年11月的留田突围中，罗荣桓出其不意，神出鬼没，未费一枪一弹，未损一兵一卒，率领一一五师、山东分局和山东省战工会（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机关2000余人，一夜间悄悄跳出了5万日军的“铁壁合围”；为粉碎几十万日伪军的轮番“扫荡”“蚕食”和洗劫，他开创性地提出了“翻边战术”，山东抗战军民运用这一战术逐渐取得了军事上的主动，毛泽东盛赞“翻边战术”不是“战术”，而是“战略”……
然而，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山东的一些干部在工作中产生了分歧：在对山东总体形势的估计上，有些地方领导干部认为八路军和日伪军已经处于相持地位，倾向于建设正规化的主力兵团，打大仗，打运动战。尤其是“百团大战”后，部分同志甚至提出搞个“百连大战”。而罗荣桓对形势的估计远没有如此乐观，他认为八路军对日伪军还处于劣势，坚持游击战的方针不能改变，同时要扎根群众，把根据地建设好。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有的同志对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沈鸿烈之流抱有幻想、退让过多，幻想以退让求团结，同时没有把重点放在“发展进步势力”上，而是把“中间力量”当作砝码。罗荣桓认为这一切不符合山东的实际，不赞成这种做法。
随着这些分歧的加深，山东个别地方领导对一一五师和罗荣桓的工作开始不满，不断进行指责，一一五师内部也有些干部跟着对师部工作作了不实事求是的批评，一度形成“倒罗”的气氛。
为了解决山东领导之间的问题，1942年4月，刘少奇在回延安路过山东时，奉中央之命，对山东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在弄清各方面的事实后，他召集山东地方和部队的主要领导朱瑞、罗荣桓、陈光、黎玉、萧华等参加的座谈会，代表中央做了山东近几年来的工作和今后任务的报告。他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指出山东存在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分析了产生这些缺点和错误的主客观原因后，肯定了罗荣桓在对形势的估计等许多问题上的意见，表达了中央对罗荣桓的支持。
中央的肯定标志着罗荣桓逆境的结束。就在罗荣桓放下包袱，准备率领齐鲁儿女奋勇抗击日军之际，1942年冬，他却因操劳过度，不幸患上了严重的肾病，腰部酸痛，频频尿血。由于缺医少药，他得不到好的诊治，医生只得劝他多卧床休息。然而，当时正值敌后根据地最艰苦卓绝的岁月，罗荣桓根本躺不住。于是，他便拖着病体，以超人的毅力，指挥着抗日军民开展抗日斗争。
1943年3月12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成立新的山东军区，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第一一五师政委兼代师长。9月，中央又任命罗荣桓接替朱瑞为新的中共山东分局书记，让罗荣桓集五大职务于一身。当时，中央和毛泽东对罗荣桓的病情是清楚的，但几经权衡，还是认为罗荣桓是不二人选。罗荣桓觉得大敌当前，形势紧迫，绝不是自己养病歇息的时机，就强忍病痛，毅然挑起了全权负责山东境内党政军民工作的重担。
担架成为了他的指挥部
严重的疾病一直折磨着罗荣桓，他持续尿血，脸色焦黄，身体消瘦。但他依然那样安详、镇定，每天照常批阅电文，主持召开会议。此时，罗荣桓已经不能行走，更不能骑马，一一五师的六八六团派出了担架队，他就躺在担架上指挥对敌斗争。
每次到了宿营地，大家要把他从担架上抬上炕头时，他都摇摇头说：“不用了，抬上抬下同志们蛮辛苦的，再说遇到紧急情况还易误事。就把我连担架一齐抬上炕吧。晚上加条被子就得了。”等驻扎下来，他就叫警卫员扶起自己，拿条被子靠在身后，在担架上紧张地工作。他经常坐在担架上，吃力地在弓起的大腿上写文章，旁边放着几份文件，写累了就看文件。 有一次，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滨海支队支队长万毅见他坐在担架上，一边用手按疼痛的腰际，一边埋头写东西，就劝他拿出一段时间认真治治病，罗荣桓回答说：“现在要考虑的是怎样让山东这块根据地更好地起到它的战略枢纽作用！”担架成了他的指挥部。在战火纷飞的前线，很多重要军事会议在他担架旁召开，许多战斗命令是他从担架上发出的。随着他坚定的手势，随着他标画的红蓝箭头，一支支无敌的队伍飞向战场，一个个胜利的捷报纷纷传来……
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知道罗荣桓的病情后，很是担心，他立即拍电报给中共中央，建议让罗荣桓到新四军治疗。因为新四军中有一位奥地利泌尿科专家，名字叫罗生特，是一位医术高明的白求恩式的大夫。中央很快批准了陈毅的建议。
1943年4月初，罗荣桓在夫人林月琴和一一五师卫生部长谷广善等人的陪同下，经过一个月的长途跋涉，于5月28日到达安徽盱眙县（今属江苏省）东南黄花塘的新四军军部。罗生特马上对罗荣桓进行了全面检查。为了弄清楚是膀胱还是肾脏出血，他决定为罗荣桓做一次膀胱镜检查。但考虑到没有麻醉剂，做这种检查病人会非常痛苦，罗生特又犹豫了。罗荣恒鼓励他大胆去做，不要有顾虑。在检查过程中，罗荣桓尽管疼得浑身痉挛，豆大的汗珠不断地从额头上渗出，但他始终没吭一声，在场的人都为之动容。检查结果，膀胱无病变，但两侧的肾脏都有病变。由于没有X光机，无法再做进一步检查，罗生特只能暂且采取保守治疗。
英雄气概让罗生特折服
为了让罗荣桓静心养病，新四军领导特意把他安排在一个环境幽静的地方静养。在罗生特的精心治疗下，他的病情渐渐趋于稳定。但没过多久，山东战局发生了很大变化：蒋介石命令其嫡系李仙洲部入鲁。如果让李仙洲顺利达成目的，极可能造成今后开展抗日斗争更大的困难。罗荣桓坐不住了，决定立即回山东并于6月20日踏上了归程。
回到山东后，罗荣桓全身心投入斗争中去：礼送于学忠出鲁，成功制止李仙洲入鲁的反共逆流，使山东战局向着更有利的方向发展。此举得到了毛泽东的大力赞扬。
罗荣桓返回山东后，陈毅一直放心不下他的病。1943年秋后，陈毅专门委派罗生特到山东继续为罗荣桓治病。罗生特对罗荣桓的病非常担心。一天，他故意板着脸说：“政委同志，我以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者的责任和医生的权力，请你一位重病号、一位党的负责同志，每日至少休息5小时。”
罗荣桓温和地回答说：“罗生特同志，我很理解你，但问题是我已经很好了，你看——”他故意装出很有力的样子，在屋里踱来踱去。罗生特赶紧扶他坐下说：“不，不，你在担架上看文件，写材料，彻夜地开会、谈话，你的病情不会好转。按照我们医生的习惯，对付这种病人的办法是，取消他一切工作的权利。”
罗荣桓笑了笑，语重心长地说：“罗生特同志，你对中国的情况是非常了解的，我们民族正处在空前的苦难之中，人民和战士都在浴血奋战。我是他们的领导，在他们流血牺牲的时候，又怎能去躺在医院里呢？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你要像一个普通战士那样理解我的心情，就一定会支持我的。”
最终，罗生特被这位铮铮铁汉子那种舍身忘己、鞠躬尽瘁的英雄气概所折服，他含着眼泪，喃喃地说：“伟大的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邢大军据《文史精华》王贞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