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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优秀的知识分子那里，信念的选择与坚守，并非来自内心强大的精神动力，而是来自孤注一掷的赌博。
哲学性的自杀，或者说诗性的自杀，这在我们这个时代，早已是一个遥远到陌生、陌生到缥缈的话题。为个体的尊严、为衰败的文化、为高贵的理想而殉身，是英雄时代的事业，是苟且时代的哀吟。当一个人诗性的生命能够深深的锲入他所在的时代最艰难的困惑，那么，壮烈的死亡将成为对一个时代难题最深刻的呼应。
王国维一头扎入昆明湖，正是如此；海子横卧于呼啸而来的火车前，亦是如此；余虹先生的自杀，亦应作如是观。
对学者，尤其是人文学科的学者而言，这个时代最可怕的特征，除了必须忍受时代精神所带来的虚无、焦虑、荒诞、绝望，忍受家园的丧失、价值的沦亡之外，更加尖锐而直接的生命境遇，是高校的日益行政化和学科的日益碎片化所带来的压迫感、分裂感和孤独感。
每一个人都在各式各样的心物交感中体认生命的意义，即便是生活在孤岛之上的鲁宾斯，只要相信一个全能的上帝，便能够继续生存下去。但是在我们今天，人不但失去了与传统的关联，与神圣的关联，甚至人与人之间，也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关联。
如果说，80年代的知识分子群体还能够在基本共识的基础之上，建立起各类的思想共同体或者学术共同体，这种共同体还能够给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力量，那么，到了90年代尤其是21世纪之后，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已经死亡，代之而起的是各种各样的技术“专家”，专科“学者”，每一个人都用厚厚的障壁，圈住自己的领域，囿于各自越来越狭小的专业，形成越来越狭小的圈子，彼此隔膜，互不相通。
庄子面对他的时代，发出这样的浩叹：“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战国道术之裂，缘于圣王不再，裂于思想，而对今天的知识人而言，道术再次断裂并破碎，一个令华夏2000余年文人孜孜以求的终极性之“道”早已消失，距离我们今天切近而遥远的80年代理想主义也已经被湮没。这个时代最严重的问题并不止于所谓“改革共识”已经破裂这一类政治社会表面的问题，而是在根本意义上维系一个共同的意义世界的平台已经消失。
具体来说，便是随着现代学科的日益狭隘化，日益互不相通，每一个人在自己的领域从事他们的学术工作或者思想工作，构建他们的意义世界的时候，由于缺乏一个共通的交流平台，彼此都成为孤岛。思想与学术，不再贯通天地，不再抚慰人心，不再E下求索，不再安身立命，而成为书斋中的顾影自怜，喃喃自语。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说：“在鲜明的希望与恐惧之间不能确定，是会使人痛苦的；可是如果在没有令人慰藉的神话故事的支持下，我们仍希望活下去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忍受这种不确定。不论是想把哲学提出的这些问题忘却，还是自称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些问题的确凿无疑的答案，都是无益的事。教导人们在不能确定时怎样生活下去而又不致为犹疑所困扰，也许这就是哲学在我们的时代仍然能为学哲学的人所能做出的主要事情了。”
在罗素那里，哲学已经失去了“改造世界”的雄心壮志，但尚能够为学哲学的人提供安身立命的依据。而到了我们今天，最切入现实的表述则是刘小枫先生在《拣尽寒枝》的“前言”中说到他的一个心愿：“想要清楚知道，因现代性而支离破碎的中国学术思想最终在哪里落脚……”
而在大多数优秀的知识分子那里，信念的选择与坚守，并非来自内心强大的精神动力，而是来自孤注一掷的赌博。谁要是拷问自己“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值得经历的生活”，“什么样的生命才是有意义的生命”，便不免陷入无法自拔的思想深渊之中。即便能够寻找到一种理论，一种宗教，赌博似地研究之信仰之，这种研究、信仰，也不能真正沉淀成为一种对自己有意义的生活方式。余虹先生以他悲壮的死亡，向作为后死者的我们宣告，在一个没有尊严的世界里寻找尊严，在一个没有爱的世界里呼唤爱，在一个没有意义的世界里寻找意义，是何等令人绝望的事情。
当面对“我与中国”的话题的时候，余虹感叹道：“我只是被动地、无可奈何地生活在这个地方，我几乎没有任何主动建构和改造它的权利与现实可能。”当面对一个学生自杀的时候，余虹写到：“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当面对美国学生为校园枪杀事件的凶手点燃蜡烛的时候，他写到：“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他的生命遭遇与精神境遇是这个时代的人们共同的遭遇，他的思想已经切入这个时代精神的深处。唯其如此，他在“自杀不易，活着更难”之间选择了死亡，这一死亡，让在孤独与绝望中追求着尊严，追求着自由，追求着爱的人们感到汗流浃背，感到寒入骨髓。
哲学性的自杀，或者说诗性的自杀，这在我们这个时代，早已是一个遥远到陌生、陌生到缥缈的话题。为个体的尊严、为衰败的文化、为高贵的理想而殉身，是英雄时代的事业，是苟且时代的哀吟。当一个人诗性的生命能够深深的锲入他所在的时代最艰难的困惑，那么，壮烈的死亡将成为对一个时代难题最深刻的呼应。
王国维一头扎入昆明湖，正是如此；海子横卧于呼啸而来的火车前，亦是如此；余虹先生的自杀，亦应作如是观。
对学者，尤其是人文学科的学者而言，这个时代最可怕的特征，除了必须忍受时代精神所带来的虚无、焦虑、荒诞、绝望，忍受家园的丧失、价值的沦亡之外，更加尖锐而直接的生命境遇，是高校的日益行政化和学科的日益碎片化所带来的压迫感、分裂感和孤独感。
每一个人都在各式各样的心物交感中体认生命的意义，即便是生活在孤岛之上的鲁宾斯，只要相信一个全能的上帝，便能够继续生存下去。但是在我们今天，人不但失去了与传统的关联，与神圣的关联，甚至人与人之间，也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关联。
如果说，80年代的知识分子群体还能够在基本共识的基础之上，建立起各类的思想共同体或者学术共同体，这种共同体还能够给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力量，那么，到了90年代尤其是21世纪之后，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已经死亡，代之而起的是各种各样的技术“专家”，专科“学者”，每一个人都用厚厚的障壁，圈住自己的领域，囿于各自越来越狭小的专业，形成越来越狭小的圈子，彼此隔膜，互不相通。
庄子面对他的时代，发出这样的浩叹：“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战国道术之裂，缘于圣王不再，裂于思想，而对今天的知识人而言，道术再次断裂并破碎，一个令华夏2000余年文人孜孜以求的终极性之“道”早已消失，距离我们今天切近而遥远的80年代理想主义也已经被湮没。这个时代最严重的问题并不止于所谓“改革共识”已经破裂这一类政治社会表面的问题，而是在根本意义上维系一个共同的意义世界的平台已经消失。
具体来说，便是随着现代学科的日益狭隘化，日益互不相通，每一个人在自己的领域从事他们的学术工作或者思想工作，构建他们的意义世界的时候，由于缺乏一个共通的交流平台，彼此都成为孤岛。思想与学术，不再贯通天地，不再抚慰人心，不再E下求索，不再安身立命，而成为书斋中的顾影自怜，喃喃自语。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说：“在鲜明的希望与恐惧之间不能确定，是会使人痛苦的；可是如果在没有令人慰藉的神话故事的支持下，我们仍希望活下去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忍受这种不确定。不论是想把哲学提出的这些问题忘却，还是自称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些问题的确凿无疑的答案，都是无益的事。教导人们在不能确定时怎样生活下去而又不致为犹疑所困扰，也许这就是哲学在我们的时代仍然能为学哲学的人所能做出的主要事情了。”
在罗素那里，哲学已经失去了“改造世界”的雄心壮志，但尚能够为学哲学的人提供安身立命的依据。而到了我们今天，最切入现实的表述则是刘小枫先生在《拣尽寒枝》的“前言”中说到他的一个心愿：“想要清楚知道，因现代性而支离破碎的中国学术思想最终在哪里落脚……”
而在大多数优秀的知识分子那里，信念的选择与坚守，并非来自内心强大的精神动力，而是来自孤注一掷的赌博。谁要是拷问自己“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值得经历的生活”，“什么样的生命才是有意义的生命”，便不免陷入无法自拔的思想深渊之中。即便能够寻找到一种理论，一种宗教，赌博似地研究之信仰之，这种研究、信仰，也不能真正沉淀成为一种对自己有意义的生活方式。余虹先生以他悲壮的死亡，向作为后死者的我们宣告，在一个没有尊严的世界里寻找尊严，在一个没有爱的世界里呼唤爱，在一个没有意义的世界里寻找意义，是何等令人绝望的事情。
当面对“我与中国”的话题的时候，余虹感叹道：“我只是被动地、无可奈何地生活在这个地方，我几乎没有任何主动建构和改造它的权利与现实可能。”当面对一个学生自杀的时候，余虹写到：“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当面对美国学生为校园枪杀事件的凶手点燃蜡烛的时候，他写到：“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他的生命遭遇与精神境遇是这个时代的人们共同的遭遇，他的思想已经切入这个时代精神的深处。唯其如此，他在“自杀不易，活着更难”之间选择了死亡，这一死亡，让在孤独与绝望中追求着尊严，追求着自由，追求着爱的人们感到汗流浃背，感到寒入骨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