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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八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思考。这些思考和探索，丰富了他对中国独特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为八大顺利召开奠定了基础。
集中精力研究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影响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共中央在莫斯科召开了苏共二十大。在大会期间，米高扬第一个站出来点名批判斯大林。接着，2月24日夜至25日晨，赫鲁晓夫不向参加苏共二十大的各国党代表团通报，突然秘密召集苏共二十大的代表开会，会上，他作了长达四个半小时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西方国家通过秘密渠道，得知了这个秘密报告的全部内容。不久，美国《纽约时报》全文发表了这个报告，立即在全世界引起轰动。
1956年2月26日，毛泽东收到中共中央赴苏代表团的电报，得知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大致内容。3月3日下午，出席苏共二十大的中共代表团成员邓小平、谭震林回到北京。当天，毛泽东就在怀仁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聂荣臻、谭震林开会，听邓小平、谭震林汇报情况。邓小平、谭震林在会上详细汇报了他们出席苏共二十大的情况、苏共二十大的政治变化以及在苏联得知的苏共中央内部情况。听完汇报后，毛泽东没有表态，他要大家用10天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研究苏共二十大的变化和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以及如何应对的问题，然后再开会讨论。
3月12日晚8点，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苏共二十大的问题。会上，大家纷纷发言，谈了自己的看法。会议开到次日凌晨一点。散会后，毛泽东又专门留下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康生、杨尚昆，继续研究中共如何对待苏共二十大的问题。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首次对苏共二十大表了态。他说：我们党从一开始就对苏共二十大有保留意见。《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社论。第一篇是根据大会开始时赫鲁晓夫的公开报告写的。那时，我们不晓得他会大反斯大林，从大局考虑给予支持，但社论中只谈了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问题，没有谈和平过渡问题，因为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不同意见。苏共二十大结束的第二天，中央收到代表团发来的电报，报告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但由于不了解详细内容，不好仓促发表意见。所以在第二篇社论中，我们采取了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方针，只讲他们的第六个五年计划，笼统地表示支持。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特别是这个报告所涉及的问题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现在全世界都在议论，我们也要议论。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揭了盖子，一是捅了漏子。说它揭了盖子，就是讲，这个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它捅了漏子，就是讲，赫鲁晓夫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
这次会后，毛泽东开始集中精力，研究苏共二十大问题和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影响。他经常召集小型会议，研究苏联方面的问题。经常参加这些小型会议的，除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外，还有彭真、康生、聂荣臻、杨尚昆等人。为了研究苏联方面情况的需要，中国有关苏联问题的专家也应中央的要求，提供了许多背景资料，包括赫鲁晓夫的出身和经历的背景材料，米高扬、马林科夫的出身和经历的背景材料等。对这些材料，毛泽东都专心致志地阅读、研究。有不清楚的地方，哪怕是半夜，他也叫来秘书赶快去查。毛泽东还专门分析、研究了西方通讯社对苏联国内情况的报道等问题，研究后又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伯达等人，到他的住处研究这方面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思考，毛泽东认为，中央主要领导人对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意见比较集中，中共中央对苏共方面的变化的分析和应对意见已经成熟，因此，他决定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研究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的对策问题。
1956年3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如期召开。会上，刘少奇首先发言。他在发言中，对斯大林的主要错误做了系统的分析。接着，周恩来发言，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几次重大错误同斯大林的关系，进行了分析。邓小平也在会上发了言，着重谈了反对个人崇拜问题。王稼祥在会上则专门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进行分析，指出了报告中的内在矛盾。最后，毛泽东做了结论性的发言。毛泽东在发言中谈到：共产主义运动，从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算起，至今只有100年多一点的历史。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从俄国十月革命算起，还不到40年。实现共产主义，是空前伟大而又空前艰巨的事业。不艰巨就不能说伟大，因为很艰巨才很伟大。在这艰巨斗争的过程中，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走的是前无古人的道路。我历来是“难免论”。斯大林犯错误，是题中应有之义。赫鲁晓夫同样也要犯错误。苏联要犯错误，我们也要犯错误。问题在于共产党能够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自己的错误。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否认存在矛盾，就是否认唯物辩证法。矛盾无时不在，无所不在。有矛盾就会有斗争，只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而已。斯大林犯过严重错误，但他也有伟大功绩。他在某些方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但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著作虽然包含了某些错误，但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只不过在学习时要采取分析的态度。赫鲁晓夫这次揭了盖子，又捅了漏子。他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至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失误，我们要尽力加以补救。
毛泽东提议:我们中国共产党也要写一篇关于苏共二十大的文章，公开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斯大林问题的态度。这篇文章的发表方式，可以考虑采取《人民日报》社论的方式，因为苏共还没有公开发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事态仍在发展中，我们发表声明或者做决议，过于正式……这篇文章，可以以支持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迷信的姿态，正面讲一些道理，补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失误。对斯大林的一生要加以分析，既指出他的严重错误，更要强调他的伟大功绩。对我们党历史上同斯大林有关的路线错误，只从我们党自己方面讲，不涉及斯大林。对个人迷信作一些分析，并说明我们党一贯主张实行群众路线，反对突出个人。文章不要太长，要有针对性地讲道理。
与会者一致赞成毛泽东的这一提议。会议决定，文章由陈伯达执笔，中宣部和新华社协助。毛泽东还专门对陈伯达提出要求：一周之内写出文章的初稿，交中央讨论。陈伯达领受任务后，立即找了几个助手，动笔写作。
3月29日，陈伯达就把文章初稿拿了出来。文章按毛泽东的意见，定名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3月29日当天，中央办公厅把打印出来的几份稿子交给邓小平。邓小平批示“分送几位中央的主要领导人看”，同时建议陈伯达召集陆定一、胡乔木、胡绳、吴冷西讨论修改初稿。这几个人在一起讨论了两次，对文章作了修改。4月1日，修改后的稿子送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其他几位主要中央领导人手中。
4月1日晚上10点50分，毛泽东找陈伯达到他住处商谈稿子的修改问题，两个人一直谈到第二天的凌晨2点。
4月2日4点，毛泽东就给刘少奇、邓小平写信：“社论已由陈伯达同志写好。请小平于本日（二日）夜间即印成清样约20份左右，立即送给各政治局委员，各副秘书长，王稼祥、陈伯达、张际春、邓拓、胡绳等同志，请他们于三日上午看一遍。三日下午请你们召集一次政治局会议（有看过清样各同志参加）提出修改意见，于四日上午修改完毕。四日下午打印成第二次清样，由书记处再斟酌一下，即可发稿，争取五日见报。目前有了这篇社论就够了。”毛泽东临时决定：不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改用《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
按毛泽东的这个意见，刘少奇于4月3日在中南海西楼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这篇文章。当天晚上，毛泽东约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胡乔木、胡绳一起讨论修改文章的事。4月4日，再次召开会议，讨论修改这篇文章。毛泽东还亲自动手，增写了许多重要内容。陈伯达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文稿进行再次修改后，交给毛泽东阅。毛泽东看后，觉得很好了，于4月4日上午8时批示：照此改正，再打清样十五份，于今日上午十点，连同这份原稿，送交我的秘书高智，勿误为盼。
文章于5日见报。这篇文章对斯大林作了全面的分析，正确地评价了斯大林，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文章见报后，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毛泽东对这篇文章一直比较满意。
毛泽东在修改这篇文章的文字中，表明了他对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一些重要看法。他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也会犯错误，因为它“担负着历史上最伟大、最困难的任务，面对着历史上情况最复杂和道路最曲折的斗争，因而它的工作——正如列宁所说的——也不能不犯很多的错误。如果有些共产党人发生骄傲自满和思想硬化的情形，那么，他们甚至也会重犯过去自己犯过的或者别人犯过的错误。这一点，我们共产党人是必须充分地估计到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领导人物的责任是要尽量减少错误，尽量避免某些严重的错误，注意从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中取得教训，力求使某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不至于变成全国性的、长时期的错误。而要达到这种目的，就要求每个领导者都十分谨慎和谦逊，密切地联系群众，遇事和群众商量，反复地调查研究实际的情况，经常进行适合情况的、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斯大林，在他后一个时期的工作中所以犯了某些严重的错误，就是因为他没有这样做。他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里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对于某些重大问题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的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斯大林在这些问题上，陷入了主观性和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状况，脱离了群众……
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我们党的历史经验，也是在自己同各种错误路线作斗争的过程中使自己获得了锻炼，因此取得了伟大的革命胜利和建设胜利的。至于局部和个别的错误，则在工作中时常发生，仅仅是依赖党的集体智慧和人民群众的智慧，及时地加以揭露和克服，才使它们不能获得发展的机会，没有成为全国性的和长期性的错误，没有成为危害人民的大错误。”
毛泽东之所以对苏共二十大如此重视，之所以要写《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主要是为即将召开的八大做思想准备、制度准备。他的思路是：在八大会议前和会议上，要通过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不犯或者少犯错误的机制，在共产党高层，建立一种联系群众、保证集体领导的制度。同时，由于斯大林在中国共产党党员中有广泛影响，客观、公正地评价斯大林，既指出斯大林的错误，又肯定斯大林的功绩，便于在正确的思想基础上统一全党的认识。否则，苏共二十大，特别是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就可能干扰中共八大，有造成中国共产党内认识上的分歧的可能。可以说，毛泽东亲自组织写作并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是他为八大召开做的最重要的准备工作之一。
形成了《论十大关系》中的基本思路
在中共中央准备召开八大时，中共中央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路是：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加快实现国家工业化。1955年3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致的开幕词，集中表达了这一思路。他说：“一个六万万人口的东方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在这个国家里改变历史方向和国家面貌，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使国家基本上工业化，并且要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决不会不遇到困难的，如同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所曾经遇到过的许多困难那样，也许还会要遇到比过去更大的困难。但是，同志们，我们共产党人是以不怕困难著名的。”
从1955年3月准备召开八大起，毛泽东就一直在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怎样才能摆脱苏联模式，从而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1956年1月中旬，毛泽东从杭州回到北京不久，听薄一波说，刘少奇为八大政治报告做准备工作，正在听取国务院一些部委汇报工作。毛泽东说：“这很好，我也想听听。你能不能替我也组织一些部门汇报？”于是，薄一波就召集了一些部门的负责人来向毛泽东汇报。汇报从1956年2月14日开始，到4月24日结束。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听取了34个部委的工作汇报。每天一起床就到颐年堂去听汇报，每次都听四五个小时，听汇报之前或者听完之后，毛泽东要把有关材料看完。周恩来除个别时候因事请假外，每次都来一起听汇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有时也来参加听汇报。毛泽东在听汇报时，不断地插话，提出问题，发表意见，进行评论。
毛泽东在听汇报时，提出了要给地方以更大自主权，他说：他们是块块，你们是条条，你们无数条条往下达，而且规格不一。他们若干要求，你们也不批准，约束了他们。
在讲到学习外国技术时，毛泽东说：要把外国先进的东西先学来，就像小学生临摹一样。这和行政措施不一样，行政措施要看我们的具体情况，不能样样都学人家的，技术就非学不可。
在讲到克服本位主义问题时，毛泽东提出：解决制度问题比解决思想问题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质。批评本位主义的文章要写，但光批评，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行，还要研究解决制度问题。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样是那些人，实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实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解决生产关系问题，要解决生产的诸种关系问题，也就是各种制度问题，不单是要解决一个所有制问题。农业合作社实行包工包酬制度，据说二流子也积极起来了，也没有思想问题了。人是服制度不服人的，你们说对不对？
在谈到一长制问题时，毛泽东说：你们为什么对一长制那么感兴趣？党委领导就不好？党委的集体领导无论如何不会妨害一长制。可以找两个厂子分别试一下看，一个是一长制，一个是党委集体领导制，看后者是不是就一定搞得那么坏。苏联内政部可以不受党的领导，这样一个武器不要党的领导，很容易形成一长独裁……任何情况下，党的集体领导这个原则不能废除。家庭也不能搞一长制，没有商量是不行的。工厂总比家庭复杂些。工厂要有一定的纪律，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任务。为达此目的，没有集体领导、个人负责是不行的。
在谈到学苏联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学苏联，要分两类。一类按中国的，一类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学。如土改，我们不学，不照它的。如财经方面有些建议，陈云不学。对资本家的政策，我们也不学它。技术问题横直一概照抄，比较好的，或者我们根本不知道的，学过来再说。
毛泽东还说：经济建设要走上轨道，走上轨道的时间，比革命走上轨道的时间短一些才好。我们搞革命，很长时间不上轨道。从1921年到1941年整风以前，有20年不上轨道。经过整风才上轨道。搞建设究竟要多少年才上轨道？应该缩短。
毛泽东在谈到他为什么要召集几十个部委，听他们的汇报，调查研究时，明确表示，这样做，就是为了给八大做准备工作。确实，在这次集中精力调查研究之后，毛泽东和中央其他主要领导人的思路变了，他们改变了过去决定的八大主要反对右倾保守的想法，形成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一些新见解，确立了《论十大关系》这篇文章的基本思路。这个基本思路，就是开八大的指导思想。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是他1个多月调查研究的成果。贯穿在《论十大关系》之中的基本思想，是以苏为鉴，独立思考，按中国自己的情况办事，走中国自己的路。这个思想，也就是指导八大召开的基本思想。据当时参加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工作的邓力群回忆：1956年四五月间，一次刘少奇开会回来，大约是晚上10点多钟了，打电话找我和陈伯达等到他那里，高兴地说：主席作了调查，讲了十大关系，十大关系应当成为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纲。
在组织修改八大政治报告时形成了一些新思想
八大很重要的文件，是政治报告。对此，毛泽东十分重视。起草八大政治报告，中央确定，由刘少奇负责，但整个工作不是刘少奇一个人做，中央为此还专门组成了一个起草委员会，由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王稼祥、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7个人组成。实际上，邓小平和胡乔木两人是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具体组织、落实人，胡乔木则是具体执笔者。
当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的人选确定后，毛泽东就要求尽快拿出报告的初稿来。一开始，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是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15年并且争取15年以前超额完成。自从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后，八大的指导思想也改变了，变成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搞社会主义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这就是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对八大政治报告的重点，也予以了明确。他说：报告里面有国内外形势、有社会主义改造、有建设、有人民民主专政、有党这么几个大题目，都可以讲。但是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中，主要还是经济建设。
到1956年7月初，八大政治报告写出了第一稿，题目是《为实现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而斗争（初稿）》。这份初稿交毛泽东审阅后，毛泽东即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修改八大政治报告中去了。
毛泽东拿到这份草稿后，于7月6日到10日，先后6次召集起草委员会会议，讨论这份稿子。15日、19日，他又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7月23日，毛泽东到北戴河，把报告稿也带上，进行认真的推敲、修改，还多次召集政治局会议、起草委员会会议，进行研究。8月20日，他回到北京，一面亲自主持召开七届七中全会和八大预备会议，一面继续修改政治报告稿。从现在查到的档案中，保存下来的政治报告修改稿有80多份，这80多份报告修改稿，都是经过中央反复讨论、修改后，又打印清楚，再修改，再打印的结果。在80多份报告草稿中，经毛泽东亲笔修改的，就有21份。由此可见，毛泽东为修改党的八大政治报告稿，倾注了多少心血！
毛泽东在修改八大政治报告时，留下了大量宝贵的思想。他在八大政治报告稿修改中特别写道：“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在各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阶级还未消灭。在阶级消灭以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残余还会存在一个很长的时期。这就是我们今后还可能犯错误的社会原因。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残余消灭以后，社会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人们的主观和客观世界的矛盾，是永远存在的，这又是人们永远都有犯错误的可能性的原因。我们必须正视这种种情况，而不是否认这种种情况，我们才能少犯错误，和尽一切努力争取不犯极端严重的错误，而决不能认为已经万事大吉，可以高枕无忧。”
毛泽东在修改八大政治报告时，专门谈到了中国走独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必然性。他在修改稿中写道：“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毛泽东还谈到了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独立自主的问题。他写道：“中国革命和中国的建设，都是依靠发挥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为主，以争取外国援助为辅，这一点也要弄清楚。那种丧失信心，以为自己什么也不行，决定中国命运的不是中国人自己，因而一切依赖外国的援助，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我们在肯定这一点之后，又必须肯定另一点，即应当继续努力同苏联和一切兄弟国家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同世界上一切兄弟党、人民革命政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取得他们的同情和援助。如果我们不肯定这一点，那也是完全错误的。”
在修改八大政治报告时，毛泽东还多次专门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陆定一、田家英等人写信或写批示，对政治报告稿的修改问题提出意见，对这些同志的修改，加以评价，对修改过程、进度，进行具体指导。在毛泽东的具体指导下，八大政治报告经过反复修改，集中了中央领导集体的智慧，也集中了毛泽东对中国独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50年代的一个重大理论成果，也为八大顺利召开，创造了基本条件。
发表了一次有重大政治意义的谈话
在筹备八大的过程中，毛泽东仍然兼顾党政日常工作，作出了一些关系全局的重大决策。同时，他也经常会见各界人士，发表一些重要谈话。1956年8月24日，他在会见音乐工作者（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时发表的谈话，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关于中国要走自己独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决心和思路，对八大政治基调的确立，起了关键作用。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完全是即席说出来的。他一开始就直接提到：“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小的原则和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接着，毛泽东说：“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的书。但是并不等于中国人要完全照外国办法办事，并不等于中国人写东西要像翻译的一样。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十月革命就是俄国革命的民族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我们“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特别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应该‘标新立异’，但是，应该是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不要雷同。雷同就成为八股。”“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这样争论就可以统一了。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保守主义，这两个东西对中国都是不利的。学外国不等于一切照搬。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半瓶醋是不行的，要使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醋……非驴非马也可以。骡子就是非驴非马。驴马结合是会改变形象的，不会完全不变。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收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实际上就是为八大定基调。这个基调就是：中国今后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再照抄照搬苏联的那一套，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基础上，走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我们当然还要学苏联，但目的是把它改变，变成中国自己的。毛泽东的这个指导思想，后来就成为八大的指导思想。
以上就是毛泽东在筹备八大期间做的一些思考与探索。这些探索可以说，都是围绕确定八大的基本指导思想而做的，也是为了探索中国独特社会主义道路而做的。正由于毛泽东抓住了关键，八大才得以成功召开，八大才成为对中国后来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产生重大影响的一次会议。
集中精力研究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影响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共中央在莫斯科召开了苏共二十大。在大会期间，米高扬第一个站出来点名批判斯大林。接着，2月24日夜至25日晨，赫鲁晓夫不向参加苏共二十大的各国党代表团通报，突然秘密召集苏共二十大的代表开会，会上，他作了长达四个半小时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西方国家通过秘密渠道，得知了这个秘密报告的全部内容。不久，美国《纽约时报》全文发表了这个报告，立即在全世界引起轰动。
1956年2月26日，毛泽东收到中共中央赴苏代表团的电报，得知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大致内容。3月3日下午，出席苏共二十大的中共代表团成员邓小平、谭震林回到北京。当天，毛泽东就在怀仁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聂荣臻、谭震林开会，听邓小平、谭震林汇报情况。邓小平、谭震林在会上详细汇报了他们出席苏共二十大的情况、苏共二十大的政治变化以及在苏联得知的苏共中央内部情况。听完汇报后，毛泽东没有表态，他要大家用10天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研究苏共二十大的变化和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以及如何应对的问题，然后再开会讨论。
3月12日晚8点，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苏共二十大的问题。会上，大家纷纷发言，谈了自己的看法。会议开到次日凌晨一点。散会后，毛泽东又专门留下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康生、杨尚昆，继续研究中共如何对待苏共二十大的问题。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首次对苏共二十大表了态。他说：我们党从一开始就对苏共二十大有保留意见。《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社论。第一篇是根据大会开始时赫鲁晓夫的公开报告写的。那时，我们不晓得他会大反斯大林，从大局考虑给予支持，但社论中只谈了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问题，没有谈和平过渡问题，因为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不同意见。苏共二十大结束的第二天，中央收到代表团发来的电报，报告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但由于不了解详细内容，不好仓促发表意见。所以在第二篇社论中，我们采取了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方针，只讲他们的第六个五年计划，笼统地表示支持。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特别是这个报告所涉及的问题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现在全世界都在议论，我们也要议论。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揭了盖子，一是捅了漏子。说它揭了盖子，就是讲，这个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它捅了漏子，就是讲，赫鲁晓夫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
这次会后，毛泽东开始集中精力，研究苏共二十大问题和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影响。他经常召集小型会议，研究苏联方面的问题。经常参加这些小型会议的，除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外，还有彭真、康生、聂荣臻、杨尚昆等人。为了研究苏联方面情况的需要，中国有关苏联问题的专家也应中央的要求，提供了许多背景资料，包括赫鲁晓夫的出身和经历的背景材料，米高扬、马林科夫的出身和经历的背景材料等。对这些材料，毛泽东都专心致志地阅读、研究。有不清楚的地方，哪怕是半夜，他也叫来秘书赶快去查。毛泽东还专门分析、研究了西方通讯社对苏联国内情况的报道等问题，研究后又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伯达等人，到他的住处研究这方面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思考，毛泽东认为，中央主要领导人对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意见比较集中，中共中央对苏共方面的变化的分析和应对意见已经成熟，因此，他决定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研究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的对策问题。
1956年3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如期召开。会上，刘少奇首先发言。他在发言中，对斯大林的主要错误做了系统的分析。接着，周恩来发言，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几次重大错误同斯大林的关系，进行了分析。邓小平也在会上发了言，着重谈了反对个人崇拜问题。王稼祥在会上则专门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进行分析，指出了报告中的内在矛盾。最后，毛泽东做了结论性的发言。毛泽东在发言中谈到：共产主义运动，从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算起，至今只有100年多一点的历史。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从俄国十月革命算起，还不到40年。实现共产主义，是空前伟大而又空前艰巨的事业。不艰巨就不能说伟大，因为很艰巨才很伟大。在这艰巨斗争的过程中，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走的是前无古人的道路。我历来是“难免论”。斯大林犯错误，是题中应有之义。赫鲁晓夫同样也要犯错误。苏联要犯错误，我们也要犯错误。问题在于共产党能够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自己的错误。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否认存在矛盾，就是否认唯物辩证法。矛盾无时不在，无所不在。有矛盾就会有斗争，只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而已。斯大林犯过严重错误，但他也有伟大功绩。他在某些方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但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著作虽然包含了某些错误，但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只不过在学习时要采取分析的态度。赫鲁晓夫这次揭了盖子，又捅了漏子。他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至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失误，我们要尽力加以补救。
毛泽东提议:我们中国共产党也要写一篇关于苏共二十大的文章，公开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斯大林问题的态度。这篇文章的发表方式，可以考虑采取《人民日报》社论的方式，因为苏共还没有公开发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事态仍在发展中，我们发表声明或者做决议，过于正式……这篇文章，可以以支持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迷信的姿态，正面讲一些道理，补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失误。对斯大林的一生要加以分析，既指出他的严重错误，更要强调他的伟大功绩。对我们党历史上同斯大林有关的路线错误，只从我们党自己方面讲，不涉及斯大林。对个人迷信作一些分析，并说明我们党一贯主张实行群众路线，反对突出个人。文章不要太长，要有针对性地讲道理。
与会者一致赞成毛泽东的这一提议。会议决定，文章由陈伯达执笔，中宣部和新华社协助。毛泽东还专门对陈伯达提出要求：一周之内写出文章的初稿，交中央讨论。陈伯达领受任务后，立即找了几个助手，动笔写作。
3月29日，陈伯达就把文章初稿拿了出来。文章按毛泽东的意见，定名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3月29日当天，中央办公厅把打印出来的几份稿子交给邓小平。邓小平批示“分送几位中央的主要领导人看”，同时建议陈伯达召集陆定一、胡乔木、胡绳、吴冷西讨论修改初稿。这几个人在一起讨论了两次，对文章作了修改。4月1日，修改后的稿子送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其他几位主要中央领导人手中。
4月1日晚上10点50分，毛泽东找陈伯达到他住处商谈稿子的修改问题，两个人一直谈到第二天的凌晨2点。
4月2日4点，毛泽东就给刘少奇、邓小平写信：“社论已由陈伯达同志写好。请小平于本日（二日）夜间即印成清样约20份左右，立即送给各政治局委员，各副秘书长，王稼祥、陈伯达、张际春、邓拓、胡绳等同志，请他们于三日上午看一遍。三日下午请你们召集一次政治局会议（有看过清样各同志参加）提出修改意见，于四日上午修改完毕。四日下午打印成第二次清样，由书记处再斟酌一下，即可发稿，争取五日见报。目前有了这篇社论就够了。”毛泽东临时决定：不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改用《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
按毛泽东的这个意见，刘少奇于4月3日在中南海西楼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这篇文章。当天晚上，毛泽东约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胡乔木、胡绳一起讨论修改文章的事。4月4日，再次召开会议，讨论修改这篇文章。毛泽东还亲自动手，增写了许多重要内容。陈伯达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文稿进行再次修改后，交给毛泽东阅。毛泽东看后，觉得很好了，于4月4日上午8时批示：照此改正，再打清样十五份，于今日上午十点，连同这份原稿，送交我的秘书高智，勿误为盼。
文章于5日见报。这篇文章对斯大林作了全面的分析，正确地评价了斯大林，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文章见报后，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毛泽东对这篇文章一直比较满意。
毛泽东在修改这篇文章的文字中，表明了他对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一些重要看法。他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也会犯错误，因为它“担负着历史上最伟大、最困难的任务，面对着历史上情况最复杂和道路最曲折的斗争，因而它的工作——正如列宁所说的——也不能不犯很多的错误。如果有些共产党人发生骄傲自满和思想硬化的情形，那么，他们甚至也会重犯过去自己犯过的或者别人犯过的错误。这一点，我们共产党人是必须充分地估计到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领导人物的责任是要尽量减少错误，尽量避免某些严重的错误，注意从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中取得教训，力求使某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不至于变成全国性的、长时期的错误。而要达到这种目的，就要求每个领导者都十分谨慎和谦逊，密切地联系群众，遇事和群众商量，反复地调查研究实际的情况，经常进行适合情况的、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斯大林，在他后一个时期的工作中所以犯了某些严重的错误，就是因为他没有这样做。他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里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对于某些重大问题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的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斯大林在这些问题上，陷入了主观性和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状况，脱离了群众……
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我们党的历史经验，也是在自己同各种错误路线作斗争的过程中使自己获得了锻炼，因此取得了伟大的革命胜利和建设胜利的。至于局部和个别的错误，则在工作中时常发生，仅仅是依赖党的集体智慧和人民群众的智慧，及时地加以揭露和克服，才使它们不能获得发展的机会，没有成为全国性的和长期性的错误，没有成为危害人民的大错误。”
毛泽东之所以对苏共二十大如此重视，之所以要写《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主要是为即将召开的八大做思想准备、制度准备。他的思路是：在八大会议前和会议上，要通过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不犯或者少犯错误的机制，在共产党高层，建立一种联系群众、保证集体领导的制度。同时，由于斯大林在中国共产党党员中有广泛影响，客观、公正地评价斯大林，既指出斯大林的错误，又肯定斯大林的功绩，便于在正确的思想基础上统一全党的认识。否则，苏共二十大，特别是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就可能干扰中共八大，有造成中国共产党内认识上的分歧的可能。可以说，毛泽东亲自组织写作并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是他为八大召开做的最重要的准备工作之一。
形成了《论十大关系》中的基本思路
在中共中央准备召开八大时，中共中央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路是：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加快实现国家工业化。1955年3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致的开幕词，集中表达了这一思路。他说：“一个六万万人口的东方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在这个国家里改变历史方向和国家面貌，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使国家基本上工业化，并且要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决不会不遇到困难的，如同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所曾经遇到过的许多困难那样，也许还会要遇到比过去更大的困难。但是，同志们，我们共产党人是以不怕困难著名的。”
从1955年3月准备召开八大起，毛泽东就一直在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怎样才能摆脱苏联模式，从而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1956年1月中旬，毛泽东从杭州回到北京不久，听薄一波说，刘少奇为八大政治报告做准备工作，正在听取国务院一些部委汇报工作。毛泽东说：“这很好，我也想听听。你能不能替我也组织一些部门汇报？”于是，薄一波就召集了一些部门的负责人来向毛泽东汇报。汇报从1956年2月14日开始，到4月24日结束。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听取了34个部委的工作汇报。每天一起床就到颐年堂去听汇报，每次都听四五个小时，听汇报之前或者听完之后，毛泽东要把有关材料看完。周恩来除个别时候因事请假外，每次都来一起听汇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有时也来参加听汇报。毛泽东在听汇报时，不断地插话，提出问题，发表意见，进行评论。
毛泽东在听汇报时，提出了要给地方以更大自主权，他说：他们是块块，你们是条条，你们无数条条往下达，而且规格不一。他们若干要求，你们也不批准，约束了他们。
在讲到学习外国技术时，毛泽东说：要把外国先进的东西先学来，就像小学生临摹一样。这和行政措施不一样，行政措施要看我们的具体情况，不能样样都学人家的，技术就非学不可。
在讲到克服本位主义问题时，毛泽东提出：解决制度问题比解决思想问题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质。批评本位主义的文章要写，但光批评，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行，还要研究解决制度问题。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样是那些人，实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实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解决生产关系问题，要解决生产的诸种关系问题，也就是各种制度问题，不单是要解决一个所有制问题。农业合作社实行包工包酬制度，据说二流子也积极起来了，也没有思想问题了。人是服制度不服人的，你们说对不对？
在谈到一长制问题时，毛泽东说：你们为什么对一长制那么感兴趣？党委领导就不好？党委的集体领导无论如何不会妨害一长制。可以找两个厂子分别试一下看，一个是一长制，一个是党委集体领导制，看后者是不是就一定搞得那么坏。苏联内政部可以不受党的领导，这样一个武器不要党的领导，很容易形成一长独裁……任何情况下，党的集体领导这个原则不能废除。家庭也不能搞一长制，没有商量是不行的。工厂总比家庭复杂些。工厂要有一定的纪律，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任务。为达此目的，没有集体领导、个人负责是不行的。
在谈到学苏联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学苏联，要分两类。一类按中国的，一类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学。如土改，我们不学，不照它的。如财经方面有些建议，陈云不学。对资本家的政策，我们也不学它。技术问题横直一概照抄，比较好的，或者我们根本不知道的，学过来再说。
毛泽东还说：经济建设要走上轨道，走上轨道的时间，比革命走上轨道的时间短一些才好。我们搞革命，很长时间不上轨道。从1921年到1941年整风以前，有20年不上轨道。经过整风才上轨道。搞建设究竟要多少年才上轨道？应该缩短。
毛泽东在谈到他为什么要召集几十个部委，听他们的汇报，调查研究时，明确表示，这样做，就是为了给八大做准备工作。确实，在这次集中精力调查研究之后，毛泽东和中央其他主要领导人的思路变了，他们改变了过去决定的八大主要反对右倾保守的想法，形成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一些新见解，确立了《论十大关系》这篇文章的基本思路。这个基本思路，就是开八大的指导思想。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是他1个多月调查研究的成果。贯穿在《论十大关系》之中的基本思想，是以苏为鉴，独立思考，按中国自己的情况办事，走中国自己的路。这个思想，也就是指导八大召开的基本思想。据当时参加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工作的邓力群回忆：1956年四五月间，一次刘少奇开会回来，大约是晚上10点多钟了，打电话找我和陈伯达等到他那里，高兴地说：主席作了调查，讲了十大关系，十大关系应当成为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纲。
在组织修改八大政治报告时形成了一些新思想
八大很重要的文件，是政治报告。对此，毛泽东十分重视。起草八大政治报告，中央确定，由刘少奇负责，但整个工作不是刘少奇一个人做，中央为此还专门组成了一个起草委员会，由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王稼祥、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7个人组成。实际上，邓小平和胡乔木两人是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具体组织、落实人，胡乔木则是具体执笔者。
当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的人选确定后，毛泽东就要求尽快拿出报告的初稿来。一开始，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是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15年并且争取15年以前超额完成。自从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后，八大的指导思想也改变了，变成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搞社会主义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这就是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对八大政治报告的重点，也予以了明确。他说：报告里面有国内外形势、有社会主义改造、有建设、有人民民主专政、有党这么几个大题目，都可以讲。但是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中，主要还是经济建设。
到1956年7月初，八大政治报告写出了第一稿，题目是《为实现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而斗争（初稿）》。这份初稿交毛泽东审阅后，毛泽东即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修改八大政治报告中去了。
毛泽东拿到这份草稿后，于7月6日到10日，先后6次召集起草委员会会议，讨论这份稿子。15日、19日，他又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7月23日，毛泽东到北戴河，把报告稿也带上，进行认真的推敲、修改，还多次召集政治局会议、起草委员会会议，进行研究。8月20日，他回到北京，一面亲自主持召开七届七中全会和八大预备会议，一面继续修改政治报告稿。从现在查到的档案中，保存下来的政治报告修改稿有80多份，这80多份报告修改稿，都是经过中央反复讨论、修改后，又打印清楚，再修改，再打印的结果。在80多份报告草稿中，经毛泽东亲笔修改的，就有21份。由此可见，毛泽东为修改党的八大政治报告稿，倾注了多少心血！
毛泽东在修改八大政治报告时，留下了大量宝贵的思想。他在八大政治报告稿修改中特别写道：“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在各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阶级还未消灭。在阶级消灭以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残余还会存在一个很长的时期。这就是我们今后还可能犯错误的社会原因。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残余消灭以后，社会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人们的主观和客观世界的矛盾，是永远存在的，这又是人们永远都有犯错误的可能性的原因。我们必须正视这种种情况，而不是否认这种种情况，我们才能少犯错误，和尽一切努力争取不犯极端严重的错误，而决不能认为已经万事大吉，可以高枕无忧。”
毛泽东在修改八大政治报告时，专门谈到了中国走独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必然性。他在修改稿中写道：“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毛泽东还谈到了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独立自主的问题。他写道：“中国革命和中国的建设，都是依靠发挥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为主，以争取外国援助为辅，这一点也要弄清楚。那种丧失信心，以为自己什么也不行，决定中国命运的不是中国人自己，因而一切依赖外国的援助，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我们在肯定这一点之后，又必须肯定另一点，即应当继续努力同苏联和一切兄弟国家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同世界上一切兄弟党、人民革命政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取得他们的同情和援助。如果我们不肯定这一点，那也是完全错误的。”
在修改八大政治报告时，毛泽东还多次专门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陆定一、田家英等人写信或写批示，对政治报告稿的修改问题提出意见，对这些同志的修改，加以评价，对修改过程、进度，进行具体指导。在毛泽东的具体指导下，八大政治报告经过反复修改，集中了中央领导集体的智慧，也集中了毛泽东对中国独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50年代的一个重大理论成果，也为八大顺利召开，创造了基本条件。
发表了一次有重大政治意义的谈话
在筹备八大的过程中，毛泽东仍然兼顾党政日常工作，作出了一些关系全局的重大决策。同时，他也经常会见各界人士，发表一些重要谈话。1956年8月24日，他在会见音乐工作者（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时发表的谈话，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关于中国要走自己独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决心和思路，对八大政治基调的确立，起了关键作用。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完全是即席说出来的。他一开始就直接提到：“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小的原则和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接着，毛泽东说：“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的书。但是并不等于中国人要完全照外国办法办事，并不等于中国人写东西要像翻译的一样。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十月革命就是俄国革命的民族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我们“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特别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应该‘标新立异’，但是，应该是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不要雷同。雷同就成为八股。”“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这样争论就可以统一了。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保守主义，这两个东西对中国都是不利的。学外国不等于一切照搬。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半瓶醋是不行的，要使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醋……非驴非马也可以。骡子就是非驴非马。驴马结合是会改变形象的，不会完全不变。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收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实际上就是为八大定基调。这个基调就是：中国今后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再照抄照搬苏联的那一套，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基础上，走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我们当然还要学苏联，但目的是把它改变，变成中国自己的。毛泽东的这个指导思想，后来就成为八大的指导思想。
以上就是毛泽东在筹备八大期间做的一些思考与探索。这些探索可以说，都是围绕确定八大的基本指导思想而做的，也是为了探索中国独特社会主义道路而做的。正由于毛泽东抓住了关键，八大才得以成功召开，八大才成为对中国后来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产生重大影响的一次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