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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胡阿毛精神 抗战 成仁取义
在所有的13—14 世纪的丝路纪行作品中，《马可·波罗游记》是影响最大的，自1298年问世以来，便成为西方世界发行最广、影响最大的书籍之一，几乎成为“欧洲人了解中国的唯一渠道”a。在《马可·波罗游记》光芒四射的星空旁，所有那个时代留下关于中国纪行的作品都只是黯然失色的星星。b《马可·波罗游记》不仅在13—14 世纪意义重大，而且穿越时代，影响了西方的文化进程。
《马可·波罗游记》是由马可·波罗口述，鲁思梯谦笔录完成的纪行作品。1254 年，马可·波罗出生于威尼斯的商业世家，父亲和叔叔常年往来于里海北岸的商业城市经商。众所周知，13 世纪是蒙古人掀开征略世界进程的时代。1260 年初，马可兄弟在里海北岸走动时，正遇上钦察汗国与伊利汗国间的战争，由于担心回家的路途被阻，他们选择继续前行，盘留于锡尔和阿姆河之间的不花刺（Bokhara，即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等地，后来又随伊利汗国的汗王旭烈兀派到元朝的使臣一起到达了上都，这个时间大约在1265 年前后。据说在他们回国的时候，马可兄弟把元朝的一封國书带到了罗马教廷。此后，在1271 年，马可兄弟受到了教皇格利高里一世的接见，并受命将教皇写给忽必烈汗的信函带去中国。这一次中国行，马可兄弟带上了17 岁的马可·波罗。父子叔侄一行从威尼斯出发向南穿过地中海，再横渡黑海，经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到达巴格达，又从波斯湾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岸穿过伊朗大沙漠到阿富汗，翻过帕米尔高原到达喀什，再从敦煌经玉门关，过河西走廊，最终于1275 年到达上都。之后，马可一家在中国停留了十七年。其间，马可·波罗因忽必烈大汗之命，先后到过新疆、甘肃、内蒙古、山西、陕西、四川、云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等地，也曾出使越南、缅甸、苏门答腊等地。每到一处，马可·波罗都要考察当地的风俗人情、地理环境以及市场行情。1290 年，因为忽必烈大汗下令将卜鲁罕部女子阔阔真赐婚于伊儿汗国的汗王阿鲁浑，马可一家奉命护送阔阔真公主前往伊儿汗国。一行人于1291 年春天由泉州出发，先到达爪哇，从爪哇继续航行，渡过印度洋，抵达伊儿汗国港口忽里模子（古代波斯的重要港口，在今伊朗南部海滨、霍尔木兹海峡以北），以水路经印度洋，总共航行了两年又两个月。1294 年，马可·波罗三人回塔布里斯，逗留九个月，最终于1295 年回到了威尼斯。总体来看，马可·波罗一家来往中国的路线，跨越海洋，穿行沙漠，基本需要穿越其时连接欧亚大陆的海、陆丝路才能到达目的地。1296 年，马可·波罗在一次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的海战中被俘，在监狱里口述旅行经历，由狱友鲁斯梯谦笔录，完成了这部世界名著《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游记》共有四卷200 章。c 第一卷，55 章，记载了马可·波罗等人东来时所进过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以及沿途的所见见闻，包括亚美尼亚、两河流域、波斯、中亚、帕米尔高原、天山南北等地。第二卷，82 章，记载了中国元朝的情况，前期的整治情况以及蒙古大汗忽必烈，同时也记载了中国许多城市的丰富物产和繁荣情况。第三卷，42章，记载了中国近邻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越南、缅甸、老挝、爪哇、苏门答腊、印度、斯里兰卡以及印度洋沿岸和岛屿等国家的情况，此外还提到非洲的阿比西尼亚（ 埃塞俄比亚）、桑给巴尔、马达加斯加等。第四卷，14 章，记载的是成吉思汗之后的蒙古诸王之间的战争和俄罗斯的情况。从《马可·波罗游记》的篇幅分布来看，关于中国记述的第二卷篇幅最多，游记以热情洋溢的口吻描述了元朝的驿站、汗八里的宫殿和街道、上都的美丽、忽必烈大汗举行寿辰庆祝的情景和行猎生活等，讲述了许多珍禽异兽、奇风异俗、独特信仰方面的内容，还讲述了西安、开封、南京、镇江、扬州、苏州、杭州、福州等名城的繁华，从大都南行至杭州、福州、泉州及东地沿岸及诸海诸洲一路的行程和见闻等。可以说，《马可·波罗游记》中有关中国的天文、地理、驿站、货币、治丝、制盐、造纸、建筑桥梁和宫殿的艺术、城市规划、市政管理、社会救济等方面的成就和经验，甚至面条、糖等诸般风物人情的描述，“为西方人对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的含浑、笼统的了解提供了一线光芒”d，激起了西方人对东方和中国的无限向往和巨大热情，以至于在马可·波罗死后掀起了西方人探索东方的热潮，从而开启了西方的大航海时代。
但是事实上，丝绸之路纪行作品中充斥着各种光怪陆离、匪夷所思，诚所谓“其怪异等事，不可殚纪”e 也，《马可·波罗游记》也不例外，而且是最典型的那一个。1324 年1 月8 日，当久病的马可·波罗即将去世时，他的朋友为了他的灵魂可以上天国，让他取消游记中那些难以置信的说法，但马可·波罗却说：“我所说的，还不及我见到的一半。”f 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马可·波罗没有撒谎，在《马可·波罗游记》中，“那些本来不可能虚构的细节，竟然写到细针密缕、卷帙浩繁的程度”g。丝绸之路上语言的丰富复杂背景以及文化教育的千差万别，使得那些来自丝绸之路沿线区域和国家的信息在交流与置换的过程中被机械性地或无意识地误解、误读和误写，让人觉得不可思议h。将马可·波罗的文化背景与他称呼中国地名、解读中国事物的方式二者关联起来解读《马可·波罗游记》，不仅可以还原一些丝路纪行的表述密码，而且这种饶有意味的解码过程，也多少能破译出西方人对《马可·波罗游记》痴迷疯狂的心理因素。
正如我们开篇介绍中提到的内容所述，马可·波罗来自威尼斯商人世家。威尼斯位于意大利东北边缘，濒临亚得里亚海，亚得里亚海位于东西方的中间，通地中海，而威尼斯即凭借地理位置的优越，从事东西方中转贸易。马可·波罗的爷爷起初亦在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开业起家。如前所述，马可·波罗从1275 年来到中国，直至1292 年离开中国，在中国17 年，马可·波罗不会说汉语，但他会八思巴文、阿拉伯文、回鹘文和叙利亚文，所以，他对于中国认知的表述语言也多为波斯语或突厥语。
现在我们来看看马可·波罗会怎么称呼他走过的中国城市与地区，尤其是那些著名城市的称呼。马可·波罗称元朝大都为the City of Khanbaliki 或the City of Cambaluc＼Gamalec，这个表述是从突厥语Khan-baliq 而来，khan 是大汗，baliq 是城市，音译为“汗八里”或“汗八里克”，意思是“大汗之居处”。像1294 年左右到达大都的意大利圣方济各会传教士孟特·戈维诺，他一直生活在大都，直至1328 年去世，他也称大都为Cambaluc，汗八里是当时操用突厥语的中亚细亚人对大都的流行称呼。而事实上，元大都，蒙古语作Dayidu，汉语表述为“大都”。再如，马可·波罗对泉州的称呼，他称之为Zaitun。泉州，古称刺桐城，以唐天祐时期王审初筑该城时，“城下都植刺桐树而名”！0。五代时，南唐清源军节度使留从效治泉 17 年间（946—963），在泉州城内“开通衢，构云屋（货栈）”，以“招徕海上蛮夷商贾”，“刺桐城”于是借由阿拉伯商人闻名于世界。刺桐在闽南语中读作Qitong，由于阿拉伯语中没有Ci 音，也没有Qi音，所以刺桐在阿拉伯语中作Zaitun。在宋代，阿拉伯人将泉州译为mcdine tza ytun，前一字为“城市”之最多，后一字则为“刺桐”的音译，马可·波罗称泉州为Zaitun，正是与他的语言系统有关。更值得纠讨的是马可·波罗对杭州的称呼，他称杭州为Kinsai，这是由南宋“行在”的音译而来，Kinsai的发音与阿拉伯文“行在”的音译完全对应。！1 需要提到的是，据《元史》载：“（至元十四年十一月，1277 年）庚子，命中书省檄谕中外，江南既平，宋宜曰亡宋，行在宜曰杭州。”！2 也就是说，江南一统之后，汉语里的“行在”改为“杭州”，马可·波罗到达杭州的时间在1277 年以后，而他的《马可·波罗游记》是1295 年口述给鲁斯梯谦，由其笔录完成的。也就是说，马可·波罗对杭州的表述完全没有注意到他用了一个被政府取缔了的地名称呼。至于他称大都为Khan-balik，称泉州作Zaitun，如果从中文汉语的角度来理解的话，很显然是会让人迷失的。Zaitun 一说是延续了阿拉伯人6 世纪以来对泉州的称呼，事实上，泉州在北宋时期便基本定名为泉州，这就是丝绸之路上的信息悖论，人们会根据已有数世纪的古老信息或者已经消亡的信息而生活，丝绸之路上的时间概念也越出了近现代人们的理解范畴。！3 从这个角度来说，马可·波罗是丝绸之路上信息的忠实传播者，只不过我们非常需要对他的信息进行文化背景解码。 除了中国地名信息，《马可·波罗游记》对中国事物的描述也往往给人一种炫目的感觉。如果细读游记，会发现马可·波罗非常喜欢用数字来表现他眼中的中国世界。他说大汗在上都城中养有一万匹牝马，用以取乳专供皇族享用;大汗有12000 名怯薛歹（番直宿卫）周而复始，终年有定地昼夜保卫他;在大汗寿诞节庆的时候，有12000 名男爵穿着同色衣来为之庆祝;大汗还有两兄弟专门为他管理猎犬，这两兄弟又各自统领万人，每万人各自穿一色衣，“此万人衣朱色，彼万人衣蓝色”！4，每万人队有2000 人，各有大犬一、二头，或二头以上，大汗出猎时，两兄弟则各率领所统万人，牵着5000 条犬，相约并从左右两边行，形成大包围圈捕猎;大汗还有鹰人万人，他们携有海东青500 头;在汗八里城中，有星者、巫师约5000 人，大汗全年赐给他们衣食。马可·波罗还说，在行在城中，有12000 座石桥，每座桥命10 人日夜看守，城中有12 种职业，每种职业有12000 户，每户至少有10 人，有的甚至多到20 人、40 人不等;在蛮子地域有富庶大城1200 余所，在行在城中有160 条大街，每条街有房屋1000，一共有房屋1600000 所;行在中大市场10 所，沿街的小市场无数，每星期有三天为市集之日，每次都有四五万人来赶集，等等。
值得注意的一个背景是，尽管阿拉伯数字是印度人在公元3 世纪时发明的，却是公元8 世纪进入印度的阿拉伯人将它推广到了世界。在阿拉伯商人广泛使用数字表达的情况下，西方世界普遍认为是阿拉伯人发明了数字。在12 世纪中叶，欧洲人才接触到阿拉伯算术，意大利数学家斐波那契把阿拉伯文的数学书籍译成拉丁文，并于1202 年写成《算盘书》。中国虽然早在8 世纪的唐朝开元年间通过历书接触到了印度数字，瞿昙悉达编写的《开元占经》就论及了印度数字，但是，中国有自创的数字系统，且与印度的数字写法不同，所以中国官方与民间概不采用印度的這套数字系统，于是在唐朝以后就失传了。大约在13 世纪初，宋元时期，大量西域人东迁中土，阿拉伯数字系统通过西域商人再度从中亚传入中国，但依旧没有得到官方和民间的采纳。直到明朝崇祯末年，方以智作《通雅》，才将这套阿拉伯数字正式用于汉语当中。！5 这样看来，马可·波罗在他对中国各种事物和现象的表述中大量运用数字系统描述的方式应该是受到了他身边那些西域商人的表述方式的影响，而且这种表述方式在13—14世纪的世界还是相当前卫和新鲜的。
让人别感意趣的是，马可·波罗在表述中似乎特别喜欢用12000 这个数字，这可能依旧与阿拉伯人的数字观念有关。比如在赖麦锡版本的《马可·波罗游记》中，马可·波罗说：“It is commonly saidthat the number of bridges，of all sizes，amountsto twelve thousand.”！6 意思是，在杭州时，他听到一种流行的说法，说杭州城中大小各式的桥梁有12000 座，这个数字说法显然是来自阿拉伯人。我们还需要指出的是，波斯- 阿拉伯人喜欢用夸张的手法表达事物数量，比如人们最常用“一千零一”来形容数量很大。在马可·波罗那些虚虚实实的数字式中国形象描述里，不仅隐藏着13—14 世纪间西方世界对阿拉伯数字的认知程度与日俱增的背景，更是将尚未被世界清晰认知的中国形象用看似极其具体实际却充满夸张的数字形式传向了西方世界。
在《马可·波罗游记》那看起来极其丰富的世界里，马可·波罗用了82 章的篇幅将中国形象表述得尤为耀目，这其中固然有夸张的数字表述的加持成分，但更由于13—14 世纪时期中国自身强大的生产能力、人口数量、消费能力以及便捷的交通、惊人的财富对当时的欧洲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冲击，这使得《马可·波罗游记》的魅力不断被放大。
站在商人的视角看，马可·波罗对中国人口众多的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人口是商业发展的重要前提。中国的人口早在公元3 世纪的汉朝，已经达到5000 万，而莱麦锡版本《马可·波罗游记》记述13世纪末杭州的人口时说：
Marco Polo， happening to be in the city ofKinsai at the time of making the annual reportto his Majesty’s commissioners of the amountof revenue and the number of inhabitants，hadan opportunity of observing that the latterwere registered at 160 tomans of fireplaces，thatis to say，of families dwelling under the sameroof;and as a toman is ten thousand，it followsthat the whole city must have contained 1600000families。！
（译文：马可·波罗在杭州时，正好碰到当地官府向陛下的钦差汇报该城的岁入和户籍情况，因此有机会了解杭州的家庭数目。当时申报的有一百六十秃满的炉灶，所谓炉灶是指住在同一屋檐下的一个家庭，一秃满就是一万，所以共有160 万户人家）
Toman，是波斯金币名，1 toman 约值10000 第纳尔，马可·波罗应该是通过杭州城的色目官员了解到杭州城的户籍约160 万户。据《元史》载，1276 年元朝统一江南时，当时的南宋治下人口：“江淮及浙东西、湖南北等路，得府三十七、州一百二十八、关一、监一、县七百三十三，户九百三十七万四百七十二，口千九百七十二万一千一十五。”！8 而据至元二十七年（1290）左右人口统计，杭州路人口“户三十六万八百五十，口一百八十三万四千七百一十”！9，而吴自牧的《梦粱录》记载：“自高庙车驾由建康幸杭，驻跸几近二百余年，户口蕃息，近百万余家。杭城之外，城南西东北各数十里，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0 所以马可·波罗的数据与真实还是有些距离的。相比而言，欧洲在公元11 世纪，人口大约3850 万，14 世纪40 年代统计有7350 万@1，而13 世纪的威尼斯是欧洲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大约有10 万人左右，如此悬殊的对比，无怪乎马可·波罗会大为感叹和夸张表达。 作为商人，马可·波罗的务实气质使他还特意观察了中国人口众多的原因以及供养众多人口的生產能力。他指出：“一切偶像信徒以及萨拉森人都可以按照他们的习俗娶六个、八个或十个妻妾，这样他们就生下了一大堆子女。”作为基督徒的马可·波罗对每个地方的宗教信仰都有注意，以至于中国以及东南亚区域每个地方的佛教信仰情形，他都不厌其烦地加以表述，马可·波罗认为欧洲的基督教世界，“每人只能有一个妻子，即使她不能生育，丈夫也只能和她过一辈子，这样就失去了繁衍后代的机会，因此我们的人口比他们少得多”@2。马可·波罗还指出，鞑靼人、汉人和北方游牧民族地区的居民，主要以大米、黄米和小米为食，没有荒芜的土地，六畜兴旺，所以具有支持如此众多人口所需的环境。
人口众多与社会生产能力、消费能力往往成正比。在杭州市场，马可·波罗注意到了所有货品，各种禽畜、各类蔬菜瓜果、品种繁多且数量巨大的鱼类、葡萄酒、葡萄干、香料、药材、小饰物、珍珠、当地自酿的新鲜酒等，但他最关切的是胡椒。这与马可·波罗的地中海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在冷冻技术发明之前，以肉食为主的西方人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发现了胡椒可以防止肉类腐败，于是对胡椒表现出巨大的热情。但是香料产于印度，欧洲人需要的胡椒只能先由阿拉伯人从印度进口，再运到埃及，然后由埃及人批发给意大利人，又由意大利人运到威尼斯，再经威尼斯商人批发给各地零售商，最后到达欧洲人的餐桌或药房。@4 在中世纪的西方，人们往往用胡椒的拥有量来比附人的财富，而威尼斯人则控制了欧洲80% 的胡椒贸易权。在大航海时代以前，胡椒在欧洲的价值与意义，早使人们习惯了用胡椒来记账，或者用胡椒计算、比对其他物品的价值了。马可·波罗来自欧洲胡椒供需链条上的最后一环威尼斯，他对胡椒的敏感程度可想而知。因此，当马可·波罗借助杭州城中大汗的收税官的数据，以确凿无疑的口吻，描述杭州城中每天消耗43 担约43×243 磅@5 的胡椒量时，对于以颗来计算胡椒价格的欧洲人来说，杭州的惊人财富以及消费能力的确具有无比的震撼力和刺激意味。
《马可·波罗游记》自诞生以来，就被广泛流传，到目前为止已鉴定出143 种不同的抄本和印本，这些本子的年代跨度从1351 年到19 世纪，所采用的语言包括罗曼语（即法意混合语）、宫廷法语、拉丁语、威尼斯语、托斯卡纳语、德语、西班牙语、波西米亚语、阿拉贡语、加泰罗尼亚语、葡萄牙语、爱尔兰语和英语@6，等等，这都足以证明《马可·波罗游记》对西方世界的影响之广泛和深远。近代以前的欧洲人大多把《马可·波罗游记》看成是天方夜谭，随着地理大发现和西方人对东方历史、地理的逐渐了解，19 世纪以后的人们开始正视这本书，但对书中所记载内容的看法却并不一致。不论如何，“马可·波罗留给后世的，除了他所提供的资料外，最主要的还是他所激发的好奇心。15 世纪时，西方印刷术逐渐发达，到了15 世纪80 年代，马可·波罗早期的手稿开始印刷成册，传入读者手中。在这些早期版本的读者中，就包括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他还在书中做了注解。到了16 世纪40 年代，受哥伦布地理发现影响，葡萄牙人将触角伸到澳门，西班牙人则到了菲律宾”@7。哥伦布在航行中，有一次生命垂危之际还对身边人说，希望把这次航行继续下去，一定要寻到一条通往中国的新航路。@8诚如西方研究马可·波罗的学者莫里斯·科利思（Maurice Collis）所指出，《马可·波罗游记》“不是一部单纯的游记，而是启蒙式作品，对于闭塞的欧洲人来说，无疑是振聋发聩，为欧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识领域和视野，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导致了欧洲人文的广泛复兴”@9。这其中，中国的惊人财富和神秘气质是西方探险家们趋之若鹜的根本原因，我们甚至也可以说13—14 世纪的中国形象间接地催生了16 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
在所有的13—14 世纪的丝路纪行作品中，《马可·波罗游记》是影响最大的，自1298年问世以来，便成为西方世界发行最广、影响最大的书籍之一，几乎成为“欧洲人了解中国的唯一渠道”a。在《马可·波罗游记》光芒四射的星空旁，所有那个时代留下关于中国纪行的作品都只是黯然失色的星星。b《马可·波罗游记》不仅在13—14 世纪意义重大，而且穿越时代，影响了西方的文化进程。
《马可·波罗游记》是由马可·波罗口述，鲁思梯谦笔录完成的纪行作品。1254 年，马可·波罗出生于威尼斯的商业世家，父亲和叔叔常年往来于里海北岸的商业城市经商。众所周知，13 世纪是蒙古人掀开征略世界进程的时代。1260 年初，马可兄弟在里海北岸走动时，正遇上钦察汗国与伊利汗国间的战争，由于担心回家的路途被阻，他们选择继续前行，盘留于锡尔和阿姆河之间的不花刺（Bokhara，即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等地，后来又随伊利汗国的汗王旭烈兀派到元朝的使臣一起到达了上都，这个时间大约在1265 年前后。据说在他们回国的时候，马可兄弟把元朝的一封國书带到了罗马教廷。此后，在1271 年，马可兄弟受到了教皇格利高里一世的接见，并受命将教皇写给忽必烈汗的信函带去中国。这一次中国行，马可兄弟带上了17 岁的马可·波罗。父子叔侄一行从威尼斯出发向南穿过地中海，再横渡黑海，经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到达巴格达，又从波斯湾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岸穿过伊朗大沙漠到阿富汗，翻过帕米尔高原到达喀什，再从敦煌经玉门关，过河西走廊，最终于1275 年到达上都。之后，马可一家在中国停留了十七年。其间，马可·波罗因忽必烈大汗之命，先后到过新疆、甘肃、内蒙古、山西、陕西、四川、云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等地，也曾出使越南、缅甸、苏门答腊等地。每到一处，马可·波罗都要考察当地的风俗人情、地理环境以及市场行情。1290 年，因为忽必烈大汗下令将卜鲁罕部女子阔阔真赐婚于伊儿汗国的汗王阿鲁浑，马可一家奉命护送阔阔真公主前往伊儿汗国。一行人于1291 年春天由泉州出发，先到达爪哇，从爪哇继续航行，渡过印度洋，抵达伊儿汗国港口忽里模子（古代波斯的重要港口，在今伊朗南部海滨、霍尔木兹海峡以北），以水路经印度洋，总共航行了两年又两个月。1294 年，马可·波罗三人回塔布里斯，逗留九个月，最终于1295 年回到了威尼斯。总体来看，马可·波罗一家来往中国的路线，跨越海洋，穿行沙漠，基本需要穿越其时连接欧亚大陆的海、陆丝路才能到达目的地。1296 年，马可·波罗在一次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的海战中被俘，在监狱里口述旅行经历，由狱友鲁斯梯谦笔录，完成了这部世界名著《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游记》共有四卷200 章。c 第一卷，55 章，记载了马可·波罗等人东来时所进过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以及沿途的所见见闻，包括亚美尼亚、两河流域、波斯、中亚、帕米尔高原、天山南北等地。第二卷，82 章，记载了中国元朝的情况，前期的整治情况以及蒙古大汗忽必烈，同时也记载了中国许多城市的丰富物产和繁荣情况。第三卷，42章，记载了中国近邻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越南、缅甸、老挝、爪哇、苏门答腊、印度、斯里兰卡以及印度洋沿岸和岛屿等国家的情况，此外还提到非洲的阿比西尼亚（ 埃塞俄比亚）、桑给巴尔、马达加斯加等。第四卷，14 章，记载的是成吉思汗之后的蒙古诸王之间的战争和俄罗斯的情况。从《马可·波罗游记》的篇幅分布来看，关于中国记述的第二卷篇幅最多，游记以热情洋溢的口吻描述了元朝的驿站、汗八里的宫殿和街道、上都的美丽、忽必烈大汗举行寿辰庆祝的情景和行猎生活等，讲述了许多珍禽异兽、奇风异俗、独特信仰方面的内容，还讲述了西安、开封、南京、镇江、扬州、苏州、杭州、福州等名城的繁华，从大都南行至杭州、福州、泉州及东地沿岸及诸海诸洲一路的行程和见闻等。可以说，《马可·波罗游记》中有关中国的天文、地理、驿站、货币、治丝、制盐、造纸、建筑桥梁和宫殿的艺术、城市规划、市政管理、社会救济等方面的成就和经验，甚至面条、糖等诸般风物人情的描述，“为西方人对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的含浑、笼统的了解提供了一线光芒”d，激起了西方人对东方和中国的无限向往和巨大热情，以至于在马可·波罗死后掀起了西方人探索东方的热潮，从而开启了西方的大航海时代。
但是事实上，丝绸之路纪行作品中充斥着各种光怪陆离、匪夷所思，诚所谓“其怪异等事，不可殚纪”e 也，《马可·波罗游记》也不例外，而且是最典型的那一个。1324 年1 月8 日，当久病的马可·波罗即将去世时，他的朋友为了他的灵魂可以上天国，让他取消游记中那些难以置信的说法，但马可·波罗却说：“我所说的，还不及我见到的一半。”f 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马可·波罗没有撒谎，在《马可·波罗游记》中，“那些本来不可能虚构的细节，竟然写到细针密缕、卷帙浩繁的程度”g。丝绸之路上语言的丰富复杂背景以及文化教育的千差万别，使得那些来自丝绸之路沿线区域和国家的信息在交流与置换的过程中被机械性地或无意识地误解、误读和误写，让人觉得不可思议h。将马可·波罗的文化背景与他称呼中国地名、解读中国事物的方式二者关联起来解读《马可·波罗游记》，不仅可以还原一些丝路纪行的表述密码，而且这种饶有意味的解码过程，也多少能破译出西方人对《马可·波罗游记》痴迷疯狂的心理因素。
正如我们开篇介绍中提到的内容所述，马可·波罗来自威尼斯商人世家。威尼斯位于意大利东北边缘，濒临亚得里亚海，亚得里亚海位于东西方的中间，通地中海，而威尼斯即凭借地理位置的优越，从事东西方中转贸易。马可·波罗的爷爷起初亦在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开业起家。如前所述，马可·波罗从1275 年来到中国，直至1292 年离开中国，在中国17 年，马可·波罗不会说汉语，但他会八思巴文、阿拉伯文、回鹘文和叙利亚文，所以，他对于中国认知的表述语言也多为波斯语或突厥语。
现在我们来看看马可·波罗会怎么称呼他走过的中国城市与地区，尤其是那些著名城市的称呼。马可·波罗称元朝大都为the City of Khanbaliki 或the City of Cambaluc＼Gamalec，这个表述是从突厥语Khan-baliq 而来，khan 是大汗，baliq 是城市，音译为“汗八里”或“汗八里克”，意思是“大汗之居处”。像1294 年左右到达大都的意大利圣方济各会传教士孟特·戈维诺，他一直生活在大都，直至1328 年去世，他也称大都为Cambaluc，汗八里是当时操用突厥语的中亚细亚人对大都的流行称呼。而事实上，元大都，蒙古语作Dayidu，汉语表述为“大都”。再如，马可·波罗对泉州的称呼，他称之为Zaitun。泉州，古称刺桐城，以唐天祐时期王审初筑该城时，“城下都植刺桐树而名”！0。五代时，南唐清源军节度使留从效治泉 17 年间（946—963），在泉州城内“开通衢，构云屋（货栈）”，以“招徕海上蛮夷商贾”，“刺桐城”于是借由阿拉伯商人闻名于世界。刺桐在闽南语中读作Qitong，由于阿拉伯语中没有Ci 音，也没有Qi音，所以刺桐在阿拉伯语中作Zaitun。在宋代，阿拉伯人将泉州译为mcdine tza ytun，前一字为“城市”之最多，后一字则为“刺桐”的音译，马可·波罗称泉州为Zaitun，正是与他的语言系统有关。更值得纠讨的是马可·波罗对杭州的称呼，他称杭州为Kinsai，这是由南宋“行在”的音译而来，Kinsai的发音与阿拉伯文“行在”的音译完全对应。！1 需要提到的是，据《元史》载：“（至元十四年十一月，1277 年）庚子，命中书省檄谕中外，江南既平，宋宜曰亡宋，行在宜曰杭州。”！2 也就是说，江南一统之后，汉语里的“行在”改为“杭州”，马可·波罗到达杭州的时间在1277 年以后，而他的《马可·波罗游记》是1295 年口述给鲁斯梯谦，由其笔录完成的。也就是说，马可·波罗对杭州的表述完全没有注意到他用了一个被政府取缔了的地名称呼。至于他称大都为Khan-balik，称泉州作Zaitun，如果从中文汉语的角度来理解的话，很显然是会让人迷失的。Zaitun 一说是延续了阿拉伯人6 世纪以来对泉州的称呼，事实上，泉州在北宋时期便基本定名为泉州，这就是丝绸之路上的信息悖论，人们会根据已有数世纪的古老信息或者已经消亡的信息而生活，丝绸之路上的时间概念也越出了近现代人们的理解范畴。！3 从这个角度来说，马可·波罗是丝绸之路上信息的忠实传播者，只不过我们非常需要对他的信息进行文化背景解码。 除了中国地名信息，《马可·波罗游记》对中国事物的描述也往往给人一种炫目的感觉。如果细读游记，会发现马可·波罗非常喜欢用数字来表现他眼中的中国世界。他说大汗在上都城中养有一万匹牝马，用以取乳专供皇族享用;大汗有12000 名怯薛歹（番直宿卫）周而复始，终年有定地昼夜保卫他;在大汗寿诞节庆的时候，有12000 名男爵穿着同色衣来为之庆祝;大汗还有两兄弟专门为他管理猎犬，这两兄弟又各自统领万人，每万人各自穿一色衣，“此万人衣朱色，彼万人衣蓝色”！4，每万人队有2000 人，各有大犬一、二头，或二头以上，大汗出猎时，两兄弟则各率领所统万人，牵着5000 条犬，相约并从左右两边行，形成大包围圈捕猎;大汗还有鹰人万人，他们携有海东青500 头;在汗八里城中，有星者、巫师约5000 人，大汗全年赐给他们衣食。马可·波罗还说，在行在城中，有12000 座石桥，每座桥命10 人日夜看守，城中有12 种职业，每种职业有12000 户，每户至少有10 人，有的甚至多到20 人、40 人不等;在蛮子地域有富庶大城1200 余所，在行在城中有160 条大街，每条街有房屋1000，一共有房屋1600000 所;行在中大市场10 所，沿街的小市场无数，每星期有三天为市集之日，每次都有四五万人来赶集，等等。
值得注意的一个背景是，尽管阿拉伯数字是印度人在公元3 世纪时发明的，却是公元8 世纪进入印度的阿拉伯人将它推广到了世界。在阿拉伯商人广泛使用数字表达的情况下，西方世界普遍认为是阿拉伯人发明了数字。在12 世纪中叶，欧洲人才接触到阿拉伯算术，意大利数学家斐波那契把阿拉伯文的数学书籍译成拉丁文，并于1202 年写成《算盘书》。中国虽然早在8 世纪的唐朝开元年间通过历书接触到了印度数字，瞿昙悉达编写的《开元占经》就论及了印度数字，但是，中国有自创的数字系统，且与印度的数字写法不同，所以中国官方与民间概不采用印度的這套数字系统，于是在唐朝以后就失传了。大约在13 世纪初，宋元时期，大量西域人东迁中土，阿拉伯数字系统通过西域商人再度从中亚传入中国，但依旧没有得到官方和民间的采纳。直到明朝崇祯末年，方以智作《通雅》，才将这套阿拉伯数字正式用于汉语当中。！5 这样看来，马可·波罗在他对中国各种事物和现象的表述中大量运用数字系统描述的方式应该是受到了他身边那些西域商人的表述方式的影响，而且这种表述方式在13—14世纪的世界还是相当前卫和新鲜的。
让人别感意趣的是，马可·波罗在表述中似乎特别喜欢用12000 这个数字，这可能依旧与阿拉伯人的数字观念有关。比如在赖麦锡版本的《马可·波罗游记》中，马可·波罗说：“It is commonly saidthat the number of bridges，of all sizes，amountsto twelve thousand.”！6 意思是，在杭州时，他听到一种流行的说法，说杭州城中大小各式的桥梁有12000 座，这个数字说法显然是来自阿拉伯人。我们还需要指出的是，波斯- 阿拉伯人喜欢用夸张的手法表达事物数量，比如人们最常用“一千零一”来形容数量很大。在马可·波罗那些虚虚实实的数字式中国形象描述里，不仅隐藏着13—14 世纪间西方世界对阿拉伯数字的认知程度与日俱增的背景，更是将尚未被世界清晰认知的中国形象用看似极其具体实际却充满夸张的数字形式传向了西方世界。
在《马可·波罗游记》那看起来极其丰富的世界里，马可·波罗用了82 章的篇幅将中国形象表述得尤为耀目，这其中固然有夸张的数字表述的加持成分，但更由于13—14 世纪时期中国自身强大的生产能力、人口数量、消费能力以及便捷的交通、惊人的财富对当时的欧洲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冲击，这使得《马可·波罗游记》的魅力不断被放大。
站在商人的视角看，马可·波罗对中国人口众多的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人口是商业发展的重要前提。中国的人口早在公元3 世纪的汉朝，已经达到5000 万，而莱麦锡版本《马可·波罗游记》记述13世纪末杭州的人口时说：
Marco Polo， happening to be in the city ofKinsai at the time of making the annual reportto his Majesty’s commissioners of the amountof revenue and the number of inhabitants，hadan opportunity of observing that the latterwere registered at 160 tomans of fireplaces，thatis to say，of families dwelling under the sameroof;and as a toman is ten thousand，it followsthat the whole city must have contained 1600000families。！
（译文：马可·波罗在杭州时，正好碰到当地官府向陛下的钦差汇报该城的岁入和户籍情况，因此有机会了解杭州的家庭数目。当时申报的有一百六十秃满的炉灶，所谓炉灶是指住在同一屋檐下的一个家庭，一秃满就是一万，所以共有160 万户人家）
Toman，是波斯金币名，1 toman 约值10000 第纳尔，马可·波罗应该是通过杭州城的色目官员了解到杭州城的户籍约160 万户。据《元史》载，1276 年元朝统一江南时，当时的南宋治下人口：“江淮及浙东西、湖南北等路，得府三十七、州一百二十八、关一、监一、县七百三十三，户九百三十七万四百七十二，口千九百七十二万一千一十五。”！8 而据至元二十七年（1290）左右人口统计，杭州路人口“户三十六万八百五十，口一百八十三万四千七百一十”！9，而吴自牧的《梦粱录》记载：“自高庙车驾由建康幸杭，驻跸几近二百余年，户口蕃息，近百万余家。杭城之外，城南西东北各数十里，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0 所以马可·波罗的数据与真实还是有些距离的。相比而言，欧洲在公元11 世纪，人口大约3850 万，14 世纪40 年代统计有7350 万@1，而13 世纪的威尼斯是欧洲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大约有10 万人左右，如此悬殊的对比，无怪乎马可·波罗会大为感叹和夸张表达。 作为商人，马可·波罗的务实气质使他还特意观察了中国人口众多的原因以及供养众多人口的生產能力。他指出：“一切偶像信徒以及萨拉森人都可以按照他们的习俗娶六个、八个或十个妻妾，这样他们就生下了一大堆子女。”作为基督徒的马可·波罗对每个地方的宗教信仰都有注意，以至于中国以及东南亚区域每个地方的佛教信仰情形，他都不厌其烦地加以表述，马可·波罗认为欧洲的基督教世界，“每人只能有一个妻子，即使她不能生育，丈夫也只能和她过一辈子，这样就失去了繁衍后代的机会，因此我们的人口比他们少得多”@2。马可·波罗还指出，鞑靼人、汉人和北方游牧民族地区的居民，主要以大米、黄米和小米为食，没有荒芜的土地，六畜兴旺，所以具有支持如此众多人口所需的环境。
人口众多与社会生产能力、消费能力往往成正比。在杭州市场，马可·波罗注意到了所有货品，各种禽畜、各类蔬菜瓜果、品种繁多且数量巨大的鱼类、葡萄酒、葡萄干、香料、药材、小饰物、珍珠、当地自酿的新鲜酒等，但他最关切的是胡椒。这与马可·波罗的地中海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在冷冻技术发明之前，以肉食为主的西方人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发现了胡椒可以防止肉类腐败，于是对胡椒表现出巨大的热情。但是香料产于印度，欧洲人需要的胡椒只能先由阿拉伯人从印度进口，再运到埃及，然后由埃及人批发给意大利人，又由意大利人运到威尼斯，再经威尼斯商人批发给各地零售商，最后到达欧洲人的餐桌或药房。@4 在中世纪的西方，人们往往用胡椒的拥有量来比附人的财富，而威尼斯人则控制了欧洲80% 的胡椒贸易权。在大航海时代以前，胡椒在欧洲的价值与意义，早使人们习惯了用胡椒来记账，或者用胡椒计算、比对其他物品的价值了。马可·波罗来自欧洲胡椒供需链条上的最后一环威尼斯，他对胡椒的敏感程度可想而知。因此，当马可·波罗借助杭州城中大汗的收税官的数据，以确凿无疑的口吻，描述杭州城中每天消耗43 担约43×243 磅@5 的胡椒量时，对于以颗来计算胡椒价格的欧洲人来说，杭州的惊人财富以及消费能力的确具有无比的震撼力和刺激意味。
《马可·波罗游记》自诞生以来，就被广泛流传，到目前为止已鉴定出143 种不同的抄本和印本，这些本子的年代跨度从1351 年到19 世纪，所采用的语言包括罗曼语（即法意混合语）、宫廷法语、拉丁语、威尼斯语、托斯卡纳语、德语、西班牙语、波西米亚语、阿拉贡语、加泰罗尼亚语、葡萄牙语、爱尔兰语和英语@6，等等，这都足以证明《马可·波罗游记》对西方世界的影响之广泛和深远。近代以前的欧洲人大多把《马可·波罗游记》看成是天方夜谭，随着地理大发现和西方人对东方历史、地理的逐渐了解，19 世纪以后的人们开始正视这本书，但对书中所记载内容的看法却并不一致。不论如何，“马可·波罗留给后世的，除了他所提供的资料外，最主要的还是他所激发的好奇心。15 世纪时，西方印刷术逐渐发达，到了15 世纪80 年代，马可·波罗早期的手稿开始印刷成册，传入读者手中。在这些早期版本的读者中，就包括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他还在书中做了注解。到了16 世纪40 年代，受哥伦布地理发现影响，葡萄牙人将触角伸到澳门，西班牙人则到了菲律宾”@7。哥伦布在航行中，有一次生命垂危之际还对身边人说，希望把这次航行继续下去，一定要寻到一条通往中国的新航路。@8诚如西方研究马可·波罗的学者莫里斯·科利思（Maurice Collis）所指出，《马可·波罗游记》“不是一部单纯的游记，而是启蒙式作品，对于闭塞的欧洲人来说，无疑是振聋发聩，为欧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识领域和视野，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导致了欧洲人文的广泛复兴”@9。这其中，中国的惊人财富和神秘气质是西方探险家们趋之若鹜的根本原因，我们甚至也可以说13—14 世纪的中国形象间接地催生了16 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