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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钱就不惜血本地‘烧钱’，没钱就借钱、贷款；就算没有‘真家伙’，也依然可以在原址上修建、‘掺杂’假的东西。在疯狂申遗的背后，隐藏的是地方政府对所谓‘政绩’和经济利益的疯狂追逐。”
6月22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中哈吉三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相继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已经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达到47处。
联合申遗下的利益博弈
大运河河道总长超过1000公里，列入申遗范围的运河分布在2个直辖市、6个省、25个地级市。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坦言，这一路走得并不轻松，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各部门、各省市之间进行协调。
在大运河之前，我国有一大批“联合申遗”项目难以成功，主要原因是各地不团结。同样，在筹备申遗之初，沿河各地对申遗的认识水平和心态不一，基本处于各自为政的散乱状态，大运河实际上沦为了各段“小运河”。
有的地方要求弱化运河的工业、航运、水利功能，增强其生态、文化、旅游、休闲等功能；有的则要求加快运河水利交通功能；有的城市呼吁保存运河沿线历史遗存的“原真性”，不要造假古董；有的则急于搭运河申遗这条便船，试图人为造势，尽量展示当地的文化。
而当国家有关部门负责人实地考察时，有些城市就带着考察团看污水，痛责那些都是上游城市排放下来的，希望能因此获得经济补助；有些城市则让考察团乘船游览运河，展现其整治的业绩。专家分析，不同意见的背后，其实还是地方利益的分歧。
为改变零敲碎打的局面，2008年3月，大运河联合申遗办公室作为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城市联盟成立，并选取了扬州市作为牵头城市。第二年，国务院领衔大运河申遗工作，正式建立省部际协商机制，标志着联合申遗上升为国家行动。
沿河城市的支持力度，也与他们是否拥有遗产点密切相关。在大运河申遗的最终方案确定后，徐州、镇江两地上报的文物单位全部“出局”，一度令当地的积极性大跌。申遗小组只好安慰称，希望两地以后能够作为“扩展项目”申遗。
“苦差事”也愿意
大运河的申遗之路走了8年，它是中国申遗大军里的一个代表。
目前，我国约有200个文化或自然项目等待申遗。按照联合国为平衡世界遗产分布的规定，一个国家一年只准两个项目进行申报，换言之，我国的申遗项目已排到了下个世纪。
另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透露，中国每年光是申报世界遗产的花费就高达3亿元，申遗竞争的激烈可见一斑。
2010年，“中国丹霞”地貌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以湖南新宁牵头的6地砸出的申办资金高达12亿元。然而，新宁的地方财政收入，当年刚突破2个亿。贵州省荔波县成功申报“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该县却因而欠下2亿多元的债务。
在“中国丹霞”地貌申遗成功之后，许多参与其中的工作人员如此感慨：“申遗不是人干的活”，“再也不搞申遗了，下辈子都不搞申遗了”，因为太累了。
为什么政府举债、官员叫苦的事情还在各地乐此不疲地做着？
有专家对此评论：“有钱就不惜血本地‘烧钱’，没钱就借钱、贷款；就算没有‘真家伙’，也依然可以在原址上修建、‘掺杂’假的东西。在疯狂申遗的背后，隐藏的是地方政府对所谓‘政绩’和经济利益的疯狂追逐。”
地方政府不惜下血本，正是因为看到了申遗后潜在的巨大经济回报。
一般认为，申遗能给当地旅游产业带来利好影响，从而拉动GDP。公开数据显示，1997年申遗成功的平遥古城，次年的门票收入就从18万元一跃至500多万元，翻了近30倍。而云南丽江申遗成功，3年后旅游综合收入就达到13.44亿元。
可是，如果申遗的动机仅仅是利益，那么申遗的后遗症也就可想而知。
为收回成本，国内几处已戴上遗产帽子的地方，只关注游客大增，门票价格大幅提高，重旅游、重开发挣钱而不重保护，使之岌岌可危。
近年来，中国的三江并流、故宫、天坛、颐和园、丽江古城、张家界等多处世界遗产，先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黄牌警告”。
大运河申遗成功后会否重蹈覆辙，外界十分关心。联合申遗办公室副主任姜师立说：“大运河联合申遗办将更名为‘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办公室’，继续承担大运河全线保护管理的牵头协调责任。同时，利用监测预警系统，加强对大运河遗产的保护与管理。”
他们为什么不申遗
相较于官方申报世界遗产趋之若鹜，民间对此议题的态度却很模糊。廉政瞭望独家调查近1000人后的数据显示，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各地争相申遗的现象“值得商榷”，22%的人认为“没有必要”，而表示“很有必要”的人仅占11%。
不过，当被问及是否希望自己的家乡拥有世界遗产时，大多数人却又给出了肯定的答案。表示非常希望和比较期待的超过了六成五。受访者的理由十分简单：如提升知名度、带动旅游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等；还有人仅仅因为“家乡情结”，觉得有了世界遗产会感到自豪、骄傲。
专家分析，这说明当前的中国社会对于世界遗产大体上仍只具有感性认识，从官方到民间，都还需更对此加深了解。
所幸，有的地方已经开始了“逆潮流”而动。
例如，上海的外滩建筑群申遗动议近年来就被频频提及。尽管呼声很高，外滩建筑群也的确“够格”，但上海却始终没有启动申遗的工作。
早在1990年，上海市政府就确认了把外滩建成金融一条街，各大银行逐步回迁，目前外滩有些老建筑在使用上也采取了保护与适度开发相结合的方式。如果一旦申遗，按照相关规定，它的原有功能是不可以变化的。而且，申遗成功后，就意味着这些建筑需要按照文物的要求来保护。这对于外滩及其周边的发展未必是最合适的。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说，申遗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应当是保护，就算不申遗，也能保护得很好，那政府部门选择不申遗，就是一种理性之举。
西北某景区被纳入丝绸之路联合申遗的重要遗产点，当地政府也并不积极。
两年前，当地政府刚为这个景区修了条柏油路，可后来申遗督察组认为它与景观不协调，就面临被拆除的命运。景点几公里外的一个当地大型工厂，同时也是一家上市公司，也被要求搬迁或拆除。为申遗竟然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当地政府并不愿意，但丝绸之路申遗是国家行动，地方政府虽有怨言最终还是只能配合。
专家分析，具备申报世界遗产的资格，需要经过层层选拔、审批、修缮、整治，花费不菲。为了满足严苛的“申遗”标准，有地方甚至需要拆除已建好的基础设施，这会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有的还可能影响到人们的正常生活。如果只为申遗，而不顾当地实际和未来发展，这与以人为本的精神背道而驰。
诚然，成为世界遗产不是坏事，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先人留下了太多宝贵的文化遗产，对后世而言也是一笔可利用的巨额财富。但我们应为了保护而申遗，而不是盲目申遗、功利申遗，甚至是强拆申遗、烧钱申遗。（本文参考了经济观察报、中国文化报、现代快报等媒体）
6月22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中哈吉三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相继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已经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达到47处。
联合申遗下的利益博弈
大运河河道总长超过1000公里，列入申遗范围的运河分布在2个直辖市、6个省、25个地级市。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坦言，这一路走得并不轻松，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各部门、各省市之间进行协调。
在大运河之前，我国有一大批“联合申遗”项目难以成功，主要原因是各地不团结。同样，在筹备申遗之初，沿河各地对申遗的认识水平和心态不一，基本处于各自为政的散乱状态，大运河实际上沦为了各段“小运河”。
有的地方要求弱化运河的工业、航运、水利功能，增强其生态、文化、旅游、休闲等功能；有的则要求加快运河水利交通功能；有的城市呼吁保存运河沿线历史遗存的“原真性”，不要造假古董；有的则急于搭运河申遗这条便船，试图人为造势，尽量展示当地的文化。
而当国家有关部门负责人实地考察时，有些城市就带着考察团看污水，痛责那些都是上游城市排放下来的，希望能因此获得经济补助；有些城市则让考察团乘船游览运河，展现其整治的业绩。专家分析，不同意见的背后，其实还是地方利益的分歧。
为改变零敲碎打的局面，2008年3月，大运河联合申遗办公室作为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城市联盟成立，并选取了扬州市作为牵头城市。第二年，国务院领衔大运河申遗工作，正式建立省部际协商机制，标志着联合申遗上升为国家行动。
沿河城市的支持力度，也与他们是否拥有遗产点密切相关。在大运河申遗的最终方案确定后，徐州、镇江两地上报的文物单位全部“出局”，一度令当地的积极性大跌。申遗小组只好安慰称，希望两地以后能够作为“扩展项目”申遗。
“苦差事”也愿意
大运河的申遗之路走了8年，它是中国申遗大军里的一个代表。
目前，我国约有200个文化或自然项目等待申遗。按照联合国为平衡世界遗产分布的规定，一个国家一年只准两个项目进行申报，换言之，我国的申遗项目已排到了下个世纪。
另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透露，中国每年光是申报世界遗产的花费就高达3亿元，申遗竞争的激烈可见一斑。
2010年，“中国丹霞”地貌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以湖南新宁牵头的6地砸出的申办资金高达12亿元。然而，新宁的地方财政收入，当年刚突破2个亿。贵州省荔波县成功申报“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该县却因而欠下2亿多元的债务。
在“中国丹霞”地貌申遗成功之后，许多参与其中的工作人员如此感慨：“申遗不是人干的活”，“再也不搞申遗了，下辈子都不搞申遗了”，因为太累了。
为什么政府举债、官员叫苦的事情还在各地乐此不疲地做着？
有专家对此评论：“有钱就不惜血本地‘烧钱’，没钱就借钱、贷款；就算没有‘真家伙’，也依然可以在原址上修建、‘掺杂’假的东西。在疯狂申遗的背后，隐藏的是地方政府对所谓‘政绩’和经济利益的疯狂追逐。”
地方政府不惜下血本，正是因为看到了申遗后潜在的巨大经济回报。
一般认为，申遗能给当地旅游产业带来利好影响，从而拉动GDP。公开数据显示，1997年申遗成功的平遥古城，次年的门票收入就从18万元一跃至500多万元，翻了近30倍。而云南丽江申遗成功，3年后旅游综合收入就达到13.44亿元。
可是，如果申遗的动机仅仅是利益，那么申遗的后遗症也就可想而知。
为收回成本，国内几处已戴上遗产帽子的地方，只关注游客大增，门票价格大幅提高，重旅游、重开发挣钱而不重保护，使之岌岌可危。
近年来，中国的三江并流、故宫、天坛、颐和园、丽江古城、张家界等多处世界遗产，先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黄牌警告”。
大运河申遗成功后会否重蹈覆辙，外界十分关心。联合申遗办公室副主任姜师立说：“大运河联合申遗办将更名为‘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办公室’，继续承担大运河全线保护管理的牵头协调责任。同时，利用监测预警系统，加强对大运河遗产的保护与管理。”
他们为什么不申遗
相较于官方申报世界遗产趋之若鹜，民间对此议题的态度却很模糊。廉政瞭望独家调查近1000人后的数据显示，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各地争相申遗的现象“值得商榷”，22%的人认为“没有必要”，而表示“很有必要”的人仅占11%。
不过，当被问及是否希望自己的家乡拥有世界遗产时，大多数人却又给出了肯定的答案。表示非常希望和比较期待的超过了六成五。受访者的理由十分简单：如提升知名度、带动旅游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等；还有人仅仅因为“家乡情结”，觉得有了世界遗产会感到自豪、骄傲。
专家分析，这说明当前的中国社会对于世界遗产大体上仍只具有感性认识，从官方到民间，都还需更对此加深了解。
所幸，有的地方已经开始了“逆潮流”而动。
例如，上海的外滩建筑群申遗动议近年来就被频频提及。尽管呼声很高，外滩建筑群也的确“够格”，但上海却始终没有启动申遗的工作。
早在1990年，上海市政府就确认了把外滩建成金融一条街，各大银行逐步回迁，目前外滩有些老建筑在使用上也采取了保护与适度开发相结合的方式。如果一旦申遗，按照相关规定，它的原有功能是不可以变化的。而且，申遗成功后，就意味着这些建筑需要按照文物的要求来保护。这对于外滩及其周边的发展未必是最合适的。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说，申遗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应当是保护，就算不申遗，也能保护得很好，那政府部门选择不申遗，就是一种理性之举。
西北某景区被纳入丝绸之路联合申遗的重要遗产点，当地政府也并不积极。
两年前，当地政府刚为这个景区修了条柏油路，可后来申遗督察组认为它与景观不协调，就面临被拆除的命运。景点几公里外的一个当地大型工厂，同时也是一家上市公司，也被要求搬迁或拆除。为申遗竟然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当地政府并不愿意，但丝绸之路申遗是国家行动，地方政府虽有怨言最终还是只能配合。
专家分析，具备申报世界遗产的资格，需要经过层层选拔、审批、修缮、整治，花费不菲。为了满足严苛的“申遗”标准，有地方甚至需要拆除已建好的基础设施，这会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有的还可能影响到人们的正常生活。如果只为申遗，而不顾当地实际和未来发展，这与以人为本的精神背道而驰。
诚然，成为世界遗产不是坏事，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先人留下了太多宝贵的文化遗产，对后世而言也是一笔可利用的巨额财富。但我们应为了保护而申遗，而不是盲目申遗、功利申遗，甚至是强拆申遗、烧钱申遗。（本文参考了经济观察报、中国文化报、现代快报等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