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禁止迎送仪式，拒收礼品，约束工作人员等方面，可以看出曾国藩是一个清官，为官场带来一阵新风。但是人们在历数清代著名清官时，很少有人会提到曾国藩，因为除此之外，曾国藩做官，还有另外一面，就是与其他官员同流合污的一面。
　　曾国藩并非所有作为都如此光明正大，无可挑剔。有一些举动，很有“潜规则”之嫌。
　　第一项是吃喝应酬。在官场应酬上，曾国藩并不标新立异，而是尽量从俗。刚刚就任总督时，他曾经拒绝“公款吃喝”，不久以后，他发现这种要求实在难以贯彻，所以后来也就越随波逐流了。
　　第二项是冰敬炭敬程仪之类的“灰色支出”。
　　地方官的一项固定支出，就是给京官送冰敬炭敬。曾国藩做京官多年，深知每年冬天那笔炭敬对京官们来说意义何等重大。曾国藩所送的对象，主要是湖南籍的京官。这笔钱，每年至少三千两。
　　除了炭敬，另一笔比较大的花销是程仪。也就是给出差路过本地的中央官员送的路费。
　　同治九年，曾国藩写信给儿子曾纪泽嘱咐说：“仙屏（许振）差旋，若过保定，余当送程仪百金。是星使过境，有交谊者酬赠之常例。”也就是说，清代官场上，皇帝派出的钦差路过辖地，与之相识的大吏在迎送宴请之外，通常还会送给他一百两左右的程仪。他准备用这个标准来对待许振。
　　除了“炭敬”、“程仪”这些官场上经常发生的支出，还有一项不常发生的支出，叫“别敬”。这在地方官进京办事时才会发生。所谓“别敬”，就是地方官离开北京时送给京官的分手礼。
　　除去人情往来，官场上的“潜规则”更需要大笔银子。
　　同治七年，捻军被消灭，天下大致平定，太平天国战争军费报销提上了议事日程。
　　报销就要不可避免地遇到“部费”问题。
　　按照清代财务制度，曾国藩需要先将这些年来的军费开支逐项进行统计，编成清册，送交户部。户部要对报销清册进行审查，检查有无“以少作多、以贱作贵、数目不符、核估不实”等等“虚开浮估”的情况，如发现此类情况，则要退回重报。审查合格，才呈报皇帝予以报销。
　　因此，报销过程中，最关键的是户部的态度。如果户部高抬贵手，什么不合规定的费用都能报销；如果他们鸡蛋里找骨头，再光明正大的支出也过不了审计关。那么，户部的态度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视“部费”多少而定。
　　“部费”主要落在具体经办的“书吏”也就是办事员的腰包。
　　不过他们的胃口实在是太大了。曾国藩托李鸿章打听一下户部打算要多少部费，李鸿章回信说：
　　报销一节……托人探询，则部吏所欲甚奢。虽一厘三毫无可再减。……皖苏两局前后数年用饷约三千万，则须银近四十万。如何筹措，亦殊不值细绎。……若辈欲壑，真难厌也。
　　也就是说，李鸿章托人去找户部的书吏，探探他们的口风。反馈回来的消息说，书吏们要一厘三毫的回扣，也就是报销一百两给一两三钱。曾国藩需要报销的军费总额是三千多万两银子，按一厘三毫算“部费”需要四十万两。
　　曾国藩一听，也吓了一跳。四十万之巨，无论如何是不能答应的。怎么办呢？只有继续公关。曾国藩命江宁（南京）布政使李宗羲托人，李又托了一个叫许缘仲的人出面和户部书吏接洽，做了大量工作，讨价还价的结果是给八万两，显然书吏作了极大让步。
　　恰好在这时，中枢的批复到了。出于对他们平定太平天国、捻军的卓越功勋，皇帝（实际是太后）同意他们免于报销，曾国藩对此感激涕零，同治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说：
　　他对此“感激次骨，较之得高爵穹官，其感百倍过之”。按理说，皇帝发了话，这八万两就可以省下了。不过，曾国藩却说，这说好的八万两银子“部费”还是照给。因为阎王好见小鬼难搪，毕竟以后他还需要和户部打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