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从狭窄的过道中走来，步履缓慢，被一大群人簇拥着。年过古稀，发丝花白，身着得体的深色西装，打着领带，面带笑容。
　　这是白先勇第二次来武汉，与第一次相隔了半个多世纪。1948年时，白先勇11岁，来武汉的那会儿，还没有长江大桥。那是冬季的一天，坐在小火船上横渡长江，小船摇摇晃晃，觉得长江是那么的宽。现在，白先勇已经75岁了，第二次来武汉是春天，坐车穿行大桥的时候，感觉长江又没有记忆中那么宽了。
　　听白先勇讲话，很容易被他独特的嗓音所吸引，声音清利而绵长，就如同他所衷爱的昆曲一般，给人温良亲和之感。用台湾舞蹈创作家林怀民的话说就是：“白先勇说起话来，就跟他小说里的文字一样，干净利落，清楚明白。”
　　伴随着白先勇名字出现的，自然有他的父亲白崇禧，这位国民党高级将领，戎马一生，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举足轻重的一笔。
　　白先勇或许是白崇禧家的另类，在一个军人家庭里，一辈子与文学和艺术为伍，这种基因或多或少来自于母亲马佩璋。白家有十子，白先勇排行第八。在小说集《台北人》里，他单独在一页纸上写道：“纪念先父母以及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
　　
　　从父亲身上看到一个时代
　　1966年，白崇禧在台北逝世，作为陆军一级四星上将，国民党为他举行了最高规格的葬礼。在葬礼上，蒋介石、蒋经国和一些国民党将领依次进行了吊唁。对于父亲的突然辞世，白先勇的第一感觉并不是哀伤，而是一种崇敬，肃然起敬。在关于白崇禧将军的记录片中，白先勇说道：“我想，后来在台湾，他（白崇禧）是相当寂寞的，他一生为国为民，在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他的过去，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在白先勇的眼中，父亲的时代始于百年前的辛亥革命，也是白崇禧首次与武汉发生关系的时候。1911年10月10日在武汉的那一枪，同时惊动了广西的革命人士。
　　“我父亲那个时候是陆军小学毕业的，他跟他120个同学组织了广西学生敢死队，从广西桂林到武汉来支援辛亥革命。那时候他才18岁，我祖母就非常担心，要我的两个伯父到桂林的北门去拦下他，把他带回去，后来我父亲把枪交给了同学，从西门溜出去了，翻山越岭，与广西学生汇合，水陆兼程，赶到汉阳，参加了武昌起义最后一个阶段。这次一步踏出西门，就加入了民国史的洪流中。”白先勇笑着说道：“辛亥革命对于我父亲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他见证了民国的诞生，所以他对民国有一份革命的感情。”
　　第一次与武汉的相遇，从此改变了白崇禧的人生。之后，他四次进出武汉，都是在民国史上很重要的关键时刻。第二次是在1926年北伐，从广州进发，2个月便打到了武汉，把吴佩孚的军队打退，拿下了武汉；第三次武汉保卫战，那是一次异常惨烈的战争，与日本打了将近5个月；第四次是国共内战，白崇禧是华中总司令，在武汉与林彪的军队决战。“在我父亲一生中，武汉扮演了他军事生涯中重要的地点。”
　　在《台北人》里，有篇小说叫《梁父吟》，讲述的就是关于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故事，白先勇坦诚道，这个就是受了父亲的影响。
　　白崇禧喜欢骑马，在民国时期建设广西的时候，时常在路上骑上一段，白先勇还记得父亲最喜欢的一匹马叫“乌云盖雪”，身子是乌黑的，四个蹄子是白色的，跑的很快。
　　1943年，白先勇的祖母90岁生日，白崇禧特地隆重举办。“祖母90岁的时候，我才6岁。我父亲平时在广西提倡简朴，可是那次寿宴非常隆重，因为我父亲是孝子，祖父在很早之前便过世，家道中落，全靠我祖母一人拉扯长大，我父亲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与父亲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母亲去世之后。1962年，马佩璋去世，在《蓦然回首》里，白先勇写道：“母亲的去世，对白马两家来说，如同感天崩地裂，栋毁梁摧，入土的那一刻，我觉得埋葬的不是母亲的遗体，而是我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母亲下葬后，按回教仪式，我走了四十天的坟，第四十一天，便飞往美国去了。”父亲白崇禧前来送行，这是父子最后一次见面。
　　对于父母的感情，白先勇一字一顿，一脸认真的说道：“我父母他们两个人，无论经历多少的患难，都很坚强，互相扶助过了一生。”白崇禧的幺儿白先敬回忆说：“我父亲有心脏病，在得知我母亲死亡的那一刻，他的血压升到了200。”
　　《父亲与民国》这本书是一个缅怀，是一个儿子对于父亲所表达的崇敬之情。为父亲白崇禧写传记这件事，白先勇准备了很多年，在写的过程中，收集了不少照片，部分是家藏，还有一部分是在各个图书馆收集的，图片多了之后，就想把这些编排起来，做成一本图集。每张图片都有背后的故事，都被白先勇一一道来，3年的写作，500多幅照片，近10万字，算是他作为儿子，作为文人，对父亲的一个交代。
　　
　　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我的根
　　在2006年的时候，白先勇原本计划了一个武汉之旅。那是青春版《牡丹亭》在武汉大学上演的时候，很不巧的是，身体不舒服，秘书不让他飞长途，当时他人在美国。“哎呀，我当时急的不得了，我打电话问我助理，问武汉演得怎么样，可了不得，在武汉大学演了3天，九个小时，每天都坐的满满的。”动情之处，白先勇干脆笑了出来。
　　之后，白先勇到北京和杭州等地讲学，席间都有观众说，曾在武汉看过青春版的《牡丹亭》，能有如此大的影响，这让他甚是欣慰。
　　对于白先勇的笑声，林怀民也有非常有趣的描述：白先勇的笑很奇特，呵呵呵，有点像小孩子的笑，呵了三五笑，恍若要断了，突然又抢了长声，为一点事他就能笑上一分钟。在演讲的过程中，这种招牌式的白氏笑法，屡屡登场。
　　青春版的《牡丹亭》是近8年来，白先勇一直在做的事情。因为致力于推广昆曲，白先勇还有一个雅致的称号——“昆曲冰人”。
　　接触昆曲，是一次偶然。白先勇10岁时，梅兰芳刚好来上海第一次公演，在美琪大戏院演出，曲目是《牡丹亭》中最著名的《游园惊梦》，这次本是冲着梅兰芳去的，但昆曲的那段音乐优雅悠长，入脑就记住了，就像佛家所说的，一旦起心动念，也就有了因果。
　　“1987年我回到上海后，观看了昆曲大师蔡正仁、华文漪演的《长生殿》，真是精彩得不得了，我激动得无法用语言形容，一直到最后，我都在不停地喝彩，为最美的传统文化还存活着而高兴，我当时就想一定要让它生存下去。”白先勇说道：“1990年代，我就想让年轻人接班，培养年轻观众，不然昆曲就没有前途和希望。这也是我做青春版《牡丹亭》最大的原因。”
　　青春版《牡丹亭》共演了200场，走遍全世界，叫好又叫座。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熊召政评价道：“白先勇对于昆曲的贡献和盛名，已经超过了他早期小说的影响。”评书表演艺术家何祚欢也赞叹道：“白先勇对于昆曲的尝试，对我震动很大，把一个养在深闺人不识的传统艺术推向当今的年轻人，这对我们的鼓舞是非常大的。”
　　白先勇还在北大开了昆曲课，今年是第三年。
　　广西，对白先勇来说，是意义非凡的地方。虽然只在桂林生活了7年，但一口桂林话却说得十分地道。在他的诸多小说中，运用了许多桂林的方言。和父亲白崇禧一样，白先勇也痴迷于桂林米粉，只要人到桂林，必先点两碗米粉解馋。他回忆道：“父亲治理了广西7年时间，把30年代的广西建成了当时的民国模范省；退居台湾时，常常以那段时间引以为傲，父亲也很喜欢吃桂林米粉，对家乡很怀念。”
　　 “我在美国教书教了29年，加州大学，我自己内心中的归属感还是在桂林广西，那里是我的原乡。中国传统文化是我真正的归属，是一种安身立命的感受，我推广昆曲，因为昆曲是美学境界最高的作品，应该像保护文物一样保护起来。”白先勇说：“重拾昆曲8年多，全身心投入到昆曲的推广中，这一切的一切，都让我产生了贴近家乡的感觉，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心灵归属感。”
　　这种心灵的归属感，白先勇将其诉诸笔端，从他的一字一段，一招一式，一举一动中散发出来，就如同那婉转悠扬的昆曲，诉尽了纷繁尘世，爱恨情仇。白先勇所创造的时代是和他父亲完全不一样的，虽然没有后者轰烈，却一样让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