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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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是一位颇具哲学素养的理论家,但其"史学只是史料学"思想,却长期被理解为"史料派"反对历史理论研究的"唯史料论",由此导致诸多疑点。《旨趣》实际上只是史语所的工作纲领,傅斯年提出"反疏通"是为了实现"集众"工作的可累积性,但其本人治学并不反对"疏通"。无论是把傅氏理解为兰克后学,还是理解为"新宋学",都忽略了其最为重要的科学主义立场和哲学前提。傅氏科学史学的核心方法论其实是比较语言学,"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语言"主要指口说的"语言"而非文句考据的"文字"。正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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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政法大学哲学系暨历史现象学研究中心,重庆401120四川美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40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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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是一位颇具哲学素养的理论家,但其"史学只是史料学"思想,却长期被理解为"史料派"反对历史理论研究的"唯史料论",由此导致诸多疑点。《旨趣》实际上只是史语所的工作纲领,傅斯年提出"反疏通"是为了实现"集众"工作的可累积性,但其本人治学并不反对"疏通"。无论是把傅氏理解为兰克后学,还是理解为"新宋学",都忽略了其最为重要的科学主义立场和哲学前提。傅氏科学史学的核心方法论其实是比较语言学,"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语言"主要指口说的"语言"而非文句考据的"文字"。正是基于比较语言学已经在近代发展出较为确定的类型学理论,傅斯年才敢提出重建科学古史、光复"汉字"的科学史学主张。傅斯年虽然与历史主义者一样共同反对历史规律研究、强调以史料研究为本,但本旨截然不同。傅斯年是在现代哲学转型背景下放弃了近代理性主义立场,转向与"语言转向"暗合的融贯论的新实证主义,其史料观是一种观念史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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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同名"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地点之间地名完全相同的情况,这种现象在先秦时期非常普遍,其成因也具有多元性。具体而言,除地名用字的偶合外,地名的通名属性、时人的表述习惯及更改地名的构词形式,都有可能导致地名重名问题。此外,古代族群的迁徙活动通常也是造成"异地同名"的重要因素,其具体机制即表现为"地随族迁"。战国中后期至秦汉时期,地名已经成为国家行政区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沿革与演变基本是在政治因素主导下完成的。尽管这一阶段地名的空间流动依然存在,但总的趋势是随着国家疆域的扩张而向外迁移,上
金代品官父祖封赠制度,经熙宗、海陵、世宗、章宗朝的发展与完善,形成了封赠与品阶相结合的制度特点。在金代,官至五品才具备封赠先世的资格。具体封赠时,品官自身的官职,不仅决定着封赠先世的范围有一代、二代、三代之区别,同时亦影响其先世所获封赠官爵的等级。金代封赠遵循"近重而远轻"的原则,被封赠者的官爵视其与品官本人代际关系的近远而依次降低,散官阶序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金代品官父祖封赠制度在继承前朝制度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从而对元朝的封赠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以笼络人心、激励臣僚恪尽忠孝为目的的封赠制度
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十九日,徐世昌离任东三省总督,补授邮传部尚书,云贵总督锡良调补东三省总督。尽管徐、锡人事变动不乏个人使力因素且皆与驱袁事件脱不了干系,但整体看来,实为载沣斟酌其时政治局势做出的正常人事调整。徐世昌离东内用,长远原因是其东三省施政屡遭时论指斥,驱袁事件则客观上加速了其请辞步伐并营谋内调。清廷内用徐世昌实收一箭数雕之效:顺应舆论要求且顾及了徐氏情绪,并能以徐氏之才补邮传部尚书空缺,同时又有监视督导之意。是举体现出在光、宣之交权力交接以及老臣凋零的时代背景下,载沣致力于消减驱袁之后弥漫
明初鼓励天下军民上言四方利弊,上言者的身份和言事内容几无限制。洪武时期,明廷即为议处四方建言创设了一项会议制度。这类会议由礼部主持,参议者至正统末年固定为九卿堂上官和六科掌印官。会议举行的频率,正统时期规定每月一次,成弘时期基本是一年两次。简单事项,会议时直接作出决定;需查议者,会后由各该管部门详议复奏。明代前中期言路顺畅,与这种专门会议有直接关系。只是到了嘉靖中期,国家多故,这类会议渐趋弛废。建言民情会议因其周期和参议者稳定,与明代多数因事召集的会议很不相同,不可不察而将文献中专门针对此类会议的记载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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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和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战略拓展运用于对"敌"政策和策略的制定。他们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出发,通过分析当时的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科学地界定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专政对象——敌人的范畴;他们根据敌对势力所从事的社会职业、反动性质和行为的程度,将其分为几个具体群体并制定相应政策;他们依据"敌人"范畴中不同阶层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及其立场变化的可能性,将其分为可以争取团结或可以分化利用的力量,以尽可能缩小打击面;他们把"专政"与"改造"相结合
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是解放战争前期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反击粉碎蒋介石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一场艰苦卓绝、惊心动魄的鏖战。习仲勋作为西北野战兵团(后为西北野战军)副政委临危授命,参与部署指挥延安保卫战,全力协同彭德怀指挥转战陕北,运用"蘑菇"战术,以少胜多,共同创造了陕北作战"三战三捷"的战争奇迹,有力打击了进攻陕北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的嚣张气焰,稳定了陕北战局。他利用战争间隙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加强军队纪律教育,大力开展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广泛深入发动群众,全力支援战争前线;参与发起新式整军运动,提高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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