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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政事动态，一般由邸报公布。但邸报之外，京城里还流传着许多“小道消息”，这些“小道消息”满足了人们对政治信息的渴求，所以总是禁而不绝。嘉庆末期，皇帝龙颜大怒严禁传播“小道消息”，这还得从一桩特殊的案件说起。
疯子进京告御状
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六月十六日早上，有人由广渠门进了北京城，在一处酒铺里写下密件，想要呈递给皇帝。酒铺人多口杂，消息很快传到官差耳中。当此人走到国子监时，就被步军统领衙门的官差抓获。步军统领英和得知此人想直接给皇帝呈递密件，不敢怠慢，赶紧审讯，然后将初步了解的情况以及密件于六月十八日上奏给皇帝。
此人的密件封面上写“广东省广州府番禺县寄封来送，皇上看登开拆”，又写“现籍广东省广州府，番禺县住，姓傅瑞祥，年方三十四岁。顿首叩首，百跪百拜”。其中还附诗一首，“分飞前凤觉后肄，独向孤舟音信少。朕引见功如勤义，未知一自苦跃京”。最后恭祝“皇上六旬，永乐万年，万寿无疆”。
嘉庆帝接到步军统领衙门的奏折后，下旨让军机大臣托津等会同刑部马上审讯。托津等将傅瑞祥提讯后发现此人耳聋，只得让他注解诗是何意，不料他写的东西又文理不通，而且傅瑞祥说的是“广东土语”（即粤语），托津等压根不知其所云。于是，案件又被交给刑部衙门。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章煦等带上两位隶籍广州府的刑部官员连夜审讯，才将事情原委大致弄清楚。原来，这傅瑞祥妻子因难产而死，他怀疑是收生婆谋害，异常苦闷，变得精神有点不正常，于是就想来京城替妻子申冤。六月十九日，章煦等将审理结果上奏给嘉庆帝。二十四日，军机大臣托津等及刑部官员上奏，建议将傅瑞祥以疯病之例押解回广东，交由地方官员严密看管，务必保证不再让他外出滋事。
书吏人等传“小道消息”
本来，案件到此就应告一段落。但是章煦等发现，早在六月十九日，刑部广东司书吏汪庭槐就得到将傅瑞祥押解回籍永远监禁的谕旨，而且还草拟好了相应的公文。可六月十九日，章煦等才刚刚把初审结果上报，尚未议处。显然，有人假传了圣旨。章煦等赶紧把情况上报给皇帝。
嘉庆帝接到奏报，马上交由军机大臣处置。军机大臣顺藤摸瓜，逐渐揭露了假传圣旨的真相。
长久以来，京城里的各王公贝勒都会派护卫去紫禁城圆明园等处探听国家政事动态，如本日哪些衙门上奏了什么，皇帝召见了哪些大臣，皇帝的行程等等，然后书写启帖回报。由于这些护卫多是旗人，并不会写汉字，于是每家每月出百余文钱，雇用写字人给他们写启帖。每天这些护卫轮流进紫禁城、圆明园探听，出来后就把探听到的事情说给写字人，写字人记下后再抄写多份，好让各处拿回去禀报。
六月十九日这一天，各王公派往听事的护卫去侍卫处探听消息，当时，各王公大臣的跟班们也在那高谈阔论，议论起疯子傅瑞祥一事，其中有人说可能会递解回籍，永远监禁。
消息七转八转到了在刑部写字的马八手里。马八与李九、赵老玉等都是靠抄录谕旨分送各部，得些铜钱度日的。马八将传闻中有关傅瑞祥案的“递回原县，永远监禁”后面，加了“钦此”两字。李九和赵老玉又依样抄写，刑部广东司书吏汪廷槐所看到的有关傅瑞祥案的谕旨就是由赵老玉抄送的。
此外，军机大臣还得知，睿亲王、豫亲王、仪亲王、成親王等20余家王公，以及总管内务府大臣英和、苏楞额等6人都派有护卫或笔帖式，每天到宫门探听政事动态，写启帖禀报。
嘉庆颁旨严惩涉案人
案情至此水落石出，嘉庆帝知晓案件情由后龙颜震怒，下旨将所有涉事王公、前锋统领、护军统领交由军机大臣会同宗人府、兵部严加议处，6名总管内务府大臣也交由军机大臣与吏部严议。
汪庭槐这些书吏人等自然跑不了。马八因为妄行添加“钦此”两字，致使接下来的抄写者、阅读者都以为“递回原县，永远监禁”是圣旨，可以说是误传圣旨的缘起，故马八被判定以“照抄房捏造言语例”，杖责一百，流放三千里。书吏汪庭槐本应依照正当渠道，去内阁抄录谕旨，却依据外间传闻，草率办理，被革除书役职任，杖责八十，再加枷号一个月。倒是王公们所派遣的探事护卫、护军，因为是听从本管主子的差遣，免于被惩处。
对于涉案王公，嘉庆帝特意下了一道朱谕（即皇帝用朱笔亲自写的谕旨，一般针对关系重大的事情）予以严惩。担任职务的肃亲王永锡、庄亲王绵课等应降三级留任，折罚王公俸禄6年；没有职务的礼亲王麟趾、睿亲王端恩等应降四级调用，折罚王公俸禄12年。
除了严惩涉案人员外，嘉庆帝还下旨严禁传播召见人员名单：“朕闻行在每日早晚两起召见大臣官员，皆有人按名抄写并寄回京城，辗转传抄。嗣后著永行禁止，如仍有照前抄写者，即行查拿。”
王公们派出的众多听事人本身并无差使，却能够擅自进入皇宫禁门，这说明皇宫门禁检查不够严密，于是嘉庆帝下旨让军机处领衔，针对紫禁城的景运门、隆宗门、后左门、后右门，以及圆明园的大宫门、东西如意门，还有清茶房、膳房、乾肉库各门抓紧制定条例，严密稽查，闲杂人等一律不得放人，否则将看门的护军等严厉处罚。经过嘉庆帝的严厉整顿，京城“小道消息”的肆意传播总算暂时得到抑制。
（摘自《中国档案报》）
疯子进京告御状
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六月十六日早上，有人由广渠门进了北京城，在一处酒铺里写下密件，想要呈递给皇帝。酒铺人多口杂，消息很快传到官差耳中。当此人走到国子监时，就被步军统领衙门的官差抓获。步军统领英和得知此人想直接给皇帝呈递密件，不敢怠慢，赶紧审讯，然后将初步了解的情况以及密件于六月十八日上奏给皇帝。
此人的密件封面上写“广东省广州府番禺县寄封来送，皇上看登开拆”，又写“现籍广东省广州府，番禺县住，姓傅瑞祥，年方三十四岁。顿首叩首，百跪百拜”。其中还附诗一首，“分飞前凤觉后肄，独向孤舟音信少。朕引见功如勤义，未知一自苦跃京”。最后恭祝“皇上六旬，永乐万年，万寿无疆”。
嘉庆帝接到步军统领衙门的奏折后，下旨让军机大臣托津等会同刑部马上审讯。托津等将傅瑞祥提讯后发现此人耳聋，只得让他注解诗是何意，不料他写的东西又文理不通，而且傅瑞祥说的是“广东土语”（即粤语），托津等压根不知其所云。于是，案件又被交给刑部衙门。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章煦等带上两位隶籍广州府的刑部官员连夜审讯，才将事情原委大致弄清楚。原来，这傅瑞祥妻子因难产而死，他怀疑是收生婆谋害，异常苦闷，变得精神有点不正常，于是就想来京城替妻子申冤。六月十九日，章煦等将审理结果上奏给嘉庆帝。二十四日，军机大臣托津等及刑部官员上奏，建议将傅瑞祥以疯病之例押解回广东，交由地方官员严密看管，务必保证不再让他外出滋事。
书吏人等传“小道消息”
本来，案件到此就应告一段落。但是章煦等发现，早在六月十九日，刑部广东司书吏汪庭槐就得到将傅瑞祥押解回籍永远监禁的谕旨，而且还草拟好了相应的公文。可六月十九日，章煦等才刚刚把初审结果上报，尚未议处。显然，有人假传了圣旨。章煦等赶紧把情况上报给皇帝。
嘉庆帝接到奏报，马上交由军机大臣处置。军机大臣顺藤摸瓜，逐渐揭露了假传圣旨的真相。
长久以来，京城里的各王公贝勒都会派护卫去紫禁城圆明园等处探听国家政事动态，如本日哪些衙门上奏了什么，皇帝召见了哪些大臣，皇帝的行程等等，然后书写启帖回报。由于这些护卫多是旗人，并不会写汉字，于是每家每月出百余文钱，雇用写字人给他们写启帖。每天这些护卫轮流进紫禁城、圆明园探听，出来后就把探听到的事情说给写字人，写字人记下后再抄写多份，好让各处拿回去禀报。
六月十九日这一天，各王公派往听事的护卫去侍卫处探听消息，当时，各王公大臣的跟班们也在那高谈阔论，议论起疯子傅瑞祥一事，其中有人说可能会递解回籍，永远监禁。
消息七转八转到了在刑部写字的马八手里。马八与李九、赵老玉等都是靠抄录谕旨分送各部，得些铜钱度日的。马八将传闻中有关傅瑞祥案的“递回原县，永远监禁”后面，加了“钦此”两字。李九和赵老玉又依样抄写，刑部广东司书吏汪廷槐所看到的有关傅瑞祥案的谕旨就是由赵老玉抄送的。
此外，军机大臣还得知，睿亲王、豫亲王、仪亲王、成親王等20余家王公，以及总管内务府大臣英和、苏楞额等6人都派有护卫或笔帖式，每天到宫门探听政事动态，写启帖禀报。
嘉庆颁旨严惩涉案人
案情至此水落石出，嘉庆帝知晓案件情由后龙颜震怒，下旨将所有涉事王公、前锋统领、护军统领交由军机大臣会同宗人府、兵部严加议处，6名总管内务府大臣也交由军机大臣与吏部严议。
汪庭槐这些书吏人等自然跑不了。马八因为妄行添加“钦此”两字，致使接下来的抄写者、阅读者都以为“递回原县，永远监禁”是圣旨，可以说是误传圣旨的缘起，故马八被判定以“照抄房捏造言语例”，杖责一百，流放三千里。书吏汪庭槐本应依照正当渠道，去内阁抄录谕旨，却依据外间传闻，草率办理，被革除书役职任，杖责八十，再加枷号一个月。倒是王公们所派遣的探事护卫、护军，因为是听从本管主子的差遣，免于被惩处。
对于涉案王公，嘉庆帝特意下了一道朱谕（即皇帝用朱笔亲自写的谕旨，一般针对关系重大的事情）予以严惩。担任职务的肃亲王永锡、庄亲王绵课等应降三级留任，折罚王公俸禄6年；没有职务的礼亲王麟趾、睿亲王端恩等应降四级调用，折罚王公俸禄12年。
除了严惩涉案人员外，嘉庆帝还下旨严禁传播召见人员名单：“朕闻行在每日早晚两起召见大臣官员，皆有人按名抄写并寄回京城，辗转传抄。嗣后著永行禁止，如仍有照前抄写者，即行查拿。”
王公们派出的众多听事人本身并无差使，却能够擅自进入皇宫禁门，这说明皇宫门禁检查不够严密，于是嘉庆帝下旨让军机处领衔，针对紫禁城的景运门、隆宗门、后左门、后右门，以及圆明园的大宫门、东西如意门，还有清茶房、膳房、乾肉库各门抓紧制定条例，严密稽查，闲杂人等一律不得放人，否则将看门的护军等严厉处罚。经过嘉庆帝的严厉整顿，京城“小道消息”的肆意传播总算暂时得到抑制。
（摘自《中国档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