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制度制衡阙如的情境下，当这些改革者面对比保守派更大的物质利益诱惑时，其贪腐的可能性比保守者更大。
　　庆亲王奕劻病逝时，《申报》刊发一条署名“一子”的短评，给予奕劻两方面的论定：一则虽不能为清廷回天，但奕劻终究算是有力量之人，他毕竟是新政的倡导者；二则他把遗产的五分之一捐献出来，办八旗慈善事业，乃其“悔悟”之举，其实就是暗指其生前为己谋私捞得巨额资财。换言之，就奕劻本身的政治品性而言，他既是一个改革者，又是一个贪腐者。
　　就腐败程度而言，奕劻生前身后，并无太大争议。之前引爆舆论的中央纪委网站刊发的《大清“裸官”庆亲王的作风问题》，也是从这个角度着手，借古讽今，居安思危。
　　但就奕劻的政绩评定上，论者也存在差异。《泰晤士报》在清廷即将“垮台”之际，专门撰文描述他，将其写得一无是处：“综其一生之事绩，常与祸患相缘，既非有作为之政治家，亦非有气度之爱国者，虽行年已七十有三，而所作为毫无足荣其名者。”
　　但奕劻逝后，袁世凯却发布大总统令，称其为“清室懿亲，久参大政，耆年硕望”。袁世凯与奕劻曾同为晚清改革派中坚，其对奕劻赞誉有加，或有此中因素。
　　将历史时段放长，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现象。在奕劻生前，舆论对其政治表现的评价多持负面立场，而后世的研究者则相对持平。譬如《剑桥中国晚清史》，在提及奕劻时，一面说他儿子载振因放荡腐化而声名狼藉，载振被迫辞职的一个理由是为父亲弄到一笔十万两银子的巨额贿赂；另一面，则又肯定奕劻的改革取向，认为荣禄死后，奕劻就成为政府中提倡改革的主将，协助他的同盟者有袁世凯和张之洞等人。1909年以后，一些改革是由庆亲王和袁世凯联合进行的。
　　这个评价大体还算公允。清朝的悲剧在于，改良不仅最终没有竞争过革命，某种意义上反而加速了王朝的灭亡。奕劻颇能代表做最后挣扎的那部分皇亲贵胄——革命者视他们为旧势力，保守派则嫌他们过于激进，而一般的社会舆论则对其腐败啧有烦言。他们并没有多高的识见和魄力，改革途中最看重的仍是一己之私，在这一点上，一些媒体对他的指摘大都成立。但最有价值的问题可能是：为什么晚清改革主将却是无人能及的贪腐大老虎？
　　晚清时，虽然腐败横行，但传统士大夫的伦理教育仍然存在，起到规约作用。一般思想保守人士，内心深处多有忌惮，其中不少人还信奉诸如佛道所言的因缘果报。而改革者，很大程度上破除了这方面的执念，在东西文化的冲撞中，旧有的价值观已经部分崩解，传统的清廉理念对其约束力降低，而新的信仰尚未诞生。在制度制衡阙如的情境下，当这些改革者面对比保守派更大的物质利益诱惑时，其贪腐的可能性比保守者更大。民国初期革命者执政后的贪腐，就可以从这个理论中得到部分解释。
　　如果清王朝没那么快垮台，奕劻的命运可能会截然不同。随着新变革者崛起，老迈的奕劻可能因個人利益与理念的分殊，而成为阻碍力量。那时，他的贪腐就会给政治对手以反击的口实，其能否善终还得打个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