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十年的研究证实,鸟类迁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遗传因素的直接控制.有证据表明,存在某种先天的迁徙动因并涉及以下几方面的遗传调控:(1)迁徙过程的起始、持续以及结束;(2)迁徙活动量,即决定鸟类飞行距离的遗传参数;(3)迁徙方向;(4)生理参数,特别是迁徙期间的脂肪贮存,以及对于那些部分个体迁徙的鸟种而言,决定个体迁徙与否的生理参数.双因素选择实验表明,部分迁徙群经由几个世代的选择即可转变成完全的迁徙群或非迁徙群.新迁徙方向以及由此导致的新越冬区的改变,也能在野生鸟类中迅速实现.至少在以往研究得最为透彻的鸟种(黑顶林莺Sylvia atricapilla)中,“迁徙”或“非迁徙”是先天性的,与特异性迁徙活动量相关(尤如一时间程序),前者(迁徙的)已证实是由一种阈机制所控制的.一项新的鸟类迁徙理论假设,即使好些完全迁徙的类群,较低水平的迁徙活动量选择也会导致阈的异位,低于这一阈值就会出现非迁徙个体.因此,通过选择作用,一个迁徙型种群可以通过部分迁徙型转变为非迁徙型.这种中间阶段在现存鸟类中十分普遍.它始见于生物演化早期,就鸟类而言,可能在原始鸟类就已具备.模型运算表明,在施以强定向选择情况下,迁徙鸟类经过约40年可转变为留鸟,反之亦然.这就解释了在全球变暖的形势下,近来所观察到如此众多的鸟种在迁徙行为方面的变化.特别是高纬度地带鸟类迁徙性在多方面的衰退.新理论还使我们能够预测,在气候继续变暖的情况下鸟类区系重组的方式.本文对以上内容作了简要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