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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强、刘元生夫妇，是北京第一家民营书店“三味书屋”的创始人和经营者。这家位于长安街的书店成立于1988年，是最早实现开架售书的书店之一，也是最早做作家签售、小型音乐会、中外民间文化交流的书店，由此成为了构建文化界公共空间的先驱者。
如今两位老人已年近八旬，坚持了近三十年，保持住了书店的精气神儿。
1
无论是看得见的东西，还是看不见的东西，都无法阻止他们开一家书店。
有一些微小的事件在他们心里促成了这样的决定。小个子范用成为三联总编前常到各个书店里去蹭书看，最后总能得到店主人给的凳子；在邹韬奋创办的生活书店里，如果不是那么腼腆而不好意思开口的话，你可以得到店员的帮助从南方寻找药材；一个普通的读书人在唯一的书店——新华书店里，鼓起勇气打断柜台后售货员的闲聊，在遭受到尖利的呵斥和冷漠的白眼之后，战战兢兢地获得了一本书，那只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伟人的著作中的一本；小孩子在地摊上常常偷偷摸摸地买到印着女人大腿的垃圾书……
老刘和老李就自卑地想，自己有那么一个书店，能够给那些认真的人们凳子坐，给他们从南方带回草药，给他们看更多的书，该是怎样一件神圣的事情。前半生的一大部分都在个人命运的漩涡中没了顶，后半生总得做一些值得的事情。你没有办法去了解别人内心到底在想什么，不管怎样，开一家书店的想法总是唯一还能保留的本性。其他的一切也许都可以量化，唯独它难以衡量。
教英语的老刘就从学校辞了职，在木材公司小工厂工作的老李停止领取每月四十块钱的工资，放弃了国营单位职工这个用来保护自己的“资本”，还是有一点恍惚。
所以书店根本不是一个下海经商的权宜之计。变卖了那一点可怜的家产，再加上少少的积蓄，离一家书店开张需要的资金还有巨大的距离。为了十几万块钱，他们几乎快把周边朋友的积蓄都掏了个空。作家陈明、丁玲夫妇瞒着子女给了三千多，知名作家肖军、周润富给了几千元也就囊中羞涩了，提供帮助的人还有博物馆的姚西佩，佛教协会的周绍良，总政的如奇翔，中国建筑杂志社的范芝荣，还有周健强、冯向雄等等，朋友有限，再通过朋友掏朋友的兜。对一辈子没有借过上百块钱的老李来说，十几万是个天文数字。
谁都知道开书店几乎是不赚钱的生意。他们总认为自己是自信的人。那是一种生存下去本能的自信。家产没有了，修车代课总可以活下去，如果养不活自己那就是社会的废人，没有生存的权利。至于你怎么看待十多万的托付呢？有一批人肩上总有责任感，不管历史经受多大的挫折，文化的根始终由精英在传递，由知识分子在传承。
2
尽管在1986年很难找到一处合适的可供卖书的私房，私人开店已经得到了允许。
老刘和老李满城跑看房子，为十几万找到一个好的归宿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最后的结果是长安街边，临近西单的一处房产。它原来属于一个大家庭，后来充公，东西两处厢房分给了私人居住，坐南朝北的正房变成街道缝纫厂。落实政策后缝纫厂还给原来的主人，两处厢房则在十六年后变成了公共绿地。
老李决定购买的正房，实际情况并不让人乐观，一个创痕密布的砖木结构的废墟。它静静地等待这命运的升腾，轻轻地呼吸，把自己的生命力隐藏在厚重的灰尘之下。
“你确定已经考虑好要买下这堆破砖乱瓦吗？”
“要开一家书店，为什么呢？”
“可是，为什么呢？”
装修是一段愉快而激动人心的回忆。房款花去了所有的借款，只能自己动手。做过一些木匠活的老李，也没把砌砖看得有多难。改造需要尽量简单地进行，墙壁的砖都酥了，懂得的人说，如果不想房子倒掉的话，不能在墙上开门，没人敢接这个活儿。除了在雍和宫里工作的崔忠汉，五十多岁的热心山东大汉偶然来到这里，抡起大捶说，“别听他们的，瞧我的”。三锤两锤在墙打出一个洞。众人蜂拥而上拆出两个门洞。
花窗被特意保留下来，木头支柱被精细地漆成了鲜红色，墙则是优雅的铅灰，东墙上的牌匾则用毛笔写了四个大字“三味书屋”。
书陆陆续续从各处运来。
先是《第三次浪潮》《大趋势》，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社科类的书占了大部分。再有一套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和《西游记》，接下来又来了一套汉译名著，以及许多外国文学作品，《根》《飘》《汤姆叔叔的小屋》《百年孤独》等，也有新版《鲁迅全集》。即使没有经过历史的甄选，总还有一些时下流行作家的作品可以登堂，于是就有了王蒙的《组织部里的年轻人》，刘心武的《班主任》，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喜欢诗歌的还可以找到北岛的《回答》，顾城的《黑眼睛》，舒婷的《致橡树》……
那时离“读图时代”还相距甚遥，文字仍然是高贵而纯粹的，书也大多简单而朴拙。
但老屋的确变成了一家书店。
3
1988年5月的一天书店开业，店里来了吴祖光、楼适宜、梅子、王子野、海荫……30个书架围着屋子摆满一圈，架子上的书如同老刘身上的浅灰色的套衫，随意而恰如其分。
老刘和老李没有太多的店训，就那样一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开架阅览将成为书店的传统”，店员被告知：“你一定要鼓励他们在那里翻翻书。”
“而且，无论他们坐在那里看多长的时间，都是受到欢迎的。”为此，他们特意在店的正中央放置了长方形的大木书桌和几张木凳。
第二天，书店所在的西城区的区长不请而来，说了祝贺的话，还在局促的小休息室里的沙发上坐了一下。老刘和老李感到很是受了鼓舞。
一个月后，长安街修地铁一号线，工地围上了铁皮，在书店北边与西边各筑起一道严严实实的围墙，书店几乎一下子就消失了。老李提着油漆桶，在朝着长安街的铁皮墙上写上四个一米见方的字：“三味书屋”，又画了一个大大的箭头指向隐秘的人口。
人来了，他们简直没有办法把这么多的人安置在书店这么小的空间里。店里到处都是人，扉页上斜着眼睛的博尔赫斯、肃穆的托尔斯泰、纤弱的罗曼·罗兰、开心笑着的签售的作家、被人群推挤着站立不稳的白发老人——死去的作家和活着的作家，活着的思想和活着的人。 美国驻华大使的夫人包柏漪带着作品《春月》到书店签售，刘再复带来的是新书《传统与中国人》。写战争小说的赫尔曼·沃克带来了《战争风云》，他还写了一封感谢书店推荐自己作品的签名信，被镶上棕色木框挂到了墙上。加利福尼亚州的市长访华团送给老刘和老李一枚戒指，据说这枚用一美元做的戒指只送给过两个人，另一个是里根夫人南茜。
从外面看不见的书店就这样静悄悄地陪伴着身边吵闹的工地。接下来的时间里，好书和从未有过的新鲜活动让书店的名字像长了翅膀一般远远地传了出去。在这个城市，甚至在遥远的外国，人们都听说北京有一家“三味书屋”。
4
1992年，地铁工程接近收尾，开始拆除挡板。一天早晨，老刘和老李发现店门怎么也打不开。墙上裂了缝，地面也裂了缝。屋的南边新建了地铁通风口，直径13米的通风道从书屋正下方通过，离书屋只有3米的距离，动了地基。
百年老屋的命运在那样一个清爽的清晨走了到尽头，地铁工程师到现场看过之后说，房子必须拆掉重建。
老刘和老李获得了重建房屋的原材料，还有一个意外的惊喜，可以将原来一层的格局改为两层，风格要与长安街对面的民族宫相配，屋子内部空间要往地底下下沉一些。在停业大半年之后，书店重新开业，二层是茶室。
虽然叫不出名字，但老刘和老李记得大多数光顾店里的人的面容，他们曾在某个黄昏日落的时候抚摸了莫泊桑的《羊脂球》粗糙质朴的封皮，或是在另一个吵闹的清晨静静坐在店中央临摹《红楼梦》里飘逸的插图，在书页上留下手指印。
推销出一本好书总是让老李感到自我满足。《洛丽塔》的封面对读者来说简直是个糟糕的引导，它愚蠢、轻浮而稍带些色诱，夸大了陪衬的枝叶，对展现内部的真实毫无助宜。尽管如此，老李还是很高兴自己在一天里推荐出了七八本。
偷去的书被送给偷书的两个女孩。这样想可能更让自己宽慰一些，他们到这里至少都偷到了好书，否则，冒了这样道德和人格的险，获得的可能是藏匿在书摊下面那些印着女人大腿的废纸。
这里还成了北京的一个旅游景点。
找上门来的活动越来越多，作家签售、接待外国访问团、音乐会、学术研讨会……老刘和老李带着骄傲、歉疚的心情接受了一些，拒绝了更多。他们愉快地为中美福特交流项目的几十个学者做拿手的炸酱面；美国副总统、大使和国会代表们在二楼的茶座可以和医生、记者或者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交谈；美国独立制片人拉西·布来克跟第五代导演讲解他们尚不熟悉的独立制片，听者包括张元、于荣光等。唐山表演皮影戏的老艺人在临时布置的舞台后边唱边演，撤掉了凳子和桌子，大家都坐在地上，才勉强装下了看戏的一百多人。第一个公开同性恋身份的万言海在书店举办了首次同性恋问题讨论会，第一次自由撰稿人集会也在这里举行。来店里的以色列大使说，“以色列很小，但是街道上到处都是书店；中国那么大，到处都是饭店，书店太少了。”
民乐的演奏者再也不会躲在角落里助兴，他们在这里受到众人的关注。来此表演笛、萧、埙的都是北派的大家，笛子大师王铁锤，二胡演奏家周耀昆，琵琶演奏家吴玉霞曾跟马友友一起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合作演出。让老刘和老李自豪的是，三味书屋某种程度上把中国民乐推向了神圣的音乐殿堂。黑人音乐被频繁介绍，阿尔卑斯山脉那些奇怪的乐器总会发出让人惊喜的声音。美国乡村音乐和印度歌曲交替出现，弗拉明戈和爵士乐最受欢迎。“广角乐队”由外国人组成，丹麦大使演奏萨克斯，德国公司经理Aki从机场直奔书店，太太从家里拿着乐器到书店给他。最多的时候一天有六个萨克斯表演。一个《洛杉矶时报》的记者在书店举办了爵士乐表演会，唱完生命里最后一首歌，第二天离开了人世，那是1995年。
5
他们太忙了，几乎没有注意到季节的变换。绿色在某个夜晚悄悄爬满了树枝，再过一些时候，漫天的杨花就要飞舞起来了。跟往常一样，北京的五月总会让人觉得这是一个奇怪的城市，在这个时候你不知道自己身处何种季节，气温和天气的不确定性如此显著，寒冷会冷不丁地破坏人们对夏天的预期，偶尔还有沙尘长途跋涉而来。2002年5月的一天，书店外墙上就突然出现了一张通告，通知书店将被拆除，9月之前这一片地方全要变为城市绿地。
老刘和老李却早已做好了思想准备。他们最希望的就是能让三味书屋作为文化保护单位保留下来。如果不行，只得去协商拆迁补偿费用，双方为了各自的理想——保存书店和“打造新城市”——做出各自的妥协。
书店或许不会再在长安街旁边，或许远离西单这个越来越繁华的商业区，甚至可能搬到三四环以外某个偏僻的地方，能够拥有再度开始的珍贵感觉，这并非没有可能，只要书店还在。
有人过来征求意见，看来协商开始了。之后又来了几个人，没有拆迁办的资质证明，也没有授权书，不讲道理地问：你们说到底要多少钱？要不然告诉你推土机来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再后来，他们就消失了。
他们是谁，老刘和老李一直都感到茫然。之后没有任何正式的消息可以帮助他们确定书店的未来。书店不得不进入非正常经营状态。书留下一半，另一半退还出版社。书店空间压缩了三分之一。不进新书，这等于切断了书店的活力。活动计划总被打断，连水电都难以保证，生意越来越清淡。
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了四年。他们体会到的是一种难以言传的无力感，只能勉力维持，很多时候，勇气只是一种让书店生存下去的决心。
来书店的客人少了，商人多了。按照周围的拆迁标准，400平米的面积，拆迁补偿几乎上千万。即使出租，每年也有一笔上百万的收入。
想开饭店的商人在屋子里停留审视，精确地计算。对房间本身和400平米这个数字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那些印有博尔赫斯、马克·吐温名字的花花绿绿的废纸的兴趣。
“你们要多少，你们说吧。”
这个时候，老刘和老李就以歉疚的态度打量书架上的那些老朋友们，希望自己能懂多一点流行的商业法则，哪怕只有短短的半个小时，他们就可以把书店最大的价值——用他们的话说，“无形资产”——清楚地呈现给对方，而不仅仅是眼前那幢400平米的房间的价值。 “你不打算经营书？”
“……”
“可是三味书屋的价值就在这里。”
来客好不容易明白了，他们拜访的两位主人一直试图按照某种原则来引导谈话，这些原则来客并不熟悉，而他们试图呈现的原则在书店主人看来也无甚意义。
当确切地获知如果想要这个地方，就一定要与卖书联系到一起的时候，他们就兴致索然了，礼貌地起身，匆匆离开。你怎么能逼迫一群狐狸去嚼草根呢？
拒绝了饭店、美容院……从此以后，他们被称作“傻瓜”，当面或是背后。可是，一家书店，除了满屋的书外，还有什么可以攫取的呢？跟随潮流的人一定会有，但不要逼每个人都去做同样的事情。
一家实在的书店有什么不好呢？如果没有文化，这个城市怎么生存下去？
一想到还有人孤零零地坐在空荡荡的书店里看书，就不知道是该欣慰，还是该悲伤。桌子还是那些桌子，书架还是那些书架，该换的都舍不得换掉，历史总需要延续。可是历史总归为历史，你又不能紧抓住不放。
让人稍觉宽慰的最新消息是，在一份2020年的规划图里，书店作为文物保护区被划进黄色区域内。有时候，他们以为这场为了让书店生存下去的战斗已经结束了，另一些时候，不确定这里是否真的发生了一场战斗，也许仅仅是内心的挣扎，以及年龄和体力的反抗。不过，假如他们对现有的情形和未来的日子感到茫然，战斗——或者更准确地说，内心的挣扎——的结果在目前仍是确定的。
6
活动又照常进行了，每周两次，音乐会或是作家签售、座谈。18年来，除了停业的某些时候，一直没有间断过。
对他们来说，人总是分成了两类：一类理解他们，另一类不理解；这个时候，他们的意志力陷入低潮，在某个下着小雨的阴郁的傍晚，找不到让书店继续能够生存下去的勇气。
但意志力总会复活。生存的意念仍然那么牢固，毕竟，和生命相关的不仅仅是有关书、书店、签售、座谈和音乐表演。老刘确信，生命是一个过程，是包括书、作家、书店和无数其他的集成体。
5月的一天，老刘和老李跟来家里拜访的朋友聊起书店开张的那天。七八年的光景，门外那棵小槐树已经长过屋顶。老刘又变成了一兴奋就蹦起来的女孩，数着指头给客人推荐自家收集的各种茶品。在一起经营书店的十八年里，老刘老李几乎没有自己的生活。他们相互影响，如果老刘变得更加精致，那么老李则变得更加粗糙。“他摆书很快，不过回头我都得重摆一遍。”老刘用装出来的不满憋着笑说，然后不得不承认这个老伴把什么事情都做得飞快。
“那天是什么日子？”
“5月18日，对吧，老李？”
“那今天正好18年。”
“我们应该去书店看看。”她的语调猛然变得黯然，责怪自己连开业的纪念日都没有记起来。好几个礼拜都没有去书店了，她发现自己稍微有些迟钝，跟书店联系在一起的人的名字，总是停留在嘴边叫不出来。
在夜深人静的夜晚，一些不可控制的力量让她感到茫然。她的情绪会变得激动，话语中也带了少许的抱怨，这让她感到羞愧。18年书店卖出去几百万册书，不敢保证每一本书都好，但绝对没有一本乌七八糟的书。有什么权力放弃呢？至少这个城市这个国家读书的人永远都在。
摘自《生活》
如今两位老人已年近八旬，坚持了近三十年，保持住了书店的精气神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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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看得见的东西，还是看不见的东西，都无法阻止他们开一家书店。
有一些微小的事件在他们心里促成了这样的决定。小个子范用成为三联总编前常到各个书店里去蹭书看，最后总能得到店主人给的凳子；在邹韬奋创办的生活书店里，如果不是那么腼腆而不好意思开口的话，你可以得到店员的帮助从南方寻找药材；一个普通的读书人在唯一的书店——新华书店里，鼓起勇气打断柜台后售货员的闲聊，在遭受到尖利的呵斥和冷漠的白眼之后，战战兢兢地获得了一本书，那只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伟人的著作中的一本；小孩子在地摊上常常偷偷摸摸地买到印着女人大腿的垃圾书……
老刘和老李就自卑地想，自己有那么一个书店，能够给那些认真的人们凳子坐，给他们从南方带回草药，给他们看更多的书，该是怎样一件神圣的事情。前半生的一大部分都在个人命运的漩涡中没了顶，后半生总得做一些值得的事情。你没有办法去了解别人内心到底在想什么，不管怎样，开一家书店的想法总是唯一还能保留的本性。其他的一切也许都可以量化，唯独它难以衡量。
教英语的老刘就从学校辞了职，在木材公司小工厂工作的老李停止领取每月四十块钱的工资，放弃了国营单位职工这个用来保护自己的“资本”，还是有一点恍惚。
所以书店根本不是一个下海经商的权宜之计。变卖了那一点可怜的家产，再加上少少的积蓄，离一家书店开张需要的资金还有巨大的距离。为了十几万块钱，他们几乎快把周边朋友的积蓄都掏了个空。作家陈明、丁玲夫妇瞒着子女给了三千多，知名作家肖军、周润富给了几千元也就囊中羞涩了，提供帮助的人还有博物馆的姚西佩，佛教协会的周绍良，总政的如奇翔，中国建筑杂志社的范芝荣，还有周健强、冯向雄等等，朋友有限，再通过朋友掏朋友的兜。对一辈子没有借过上百块钱的老李来说，十几万是个天文数字。
谁都知道开书店几乎是不赚钱的生意。他们总认为自己是自信的人。那是一种生存下去本能的自信。家产没有了，修车代课总可以活下去，如果养不活自己那就是社会的废人，没有生存的权利。至于你怎么看待十多万的托付呢？有一批人肩上总有责任感，不管历史经受多大的挫折，文化的根始终由精英在传递，由知识分子在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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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1986年很难找到一处合适的可供卖书的私房，私人开店已经得到了允许。
老刘和老李满城跑看房子，为十几万找到一个好的归宿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最后的结果是长安街边，临近西单的一处房产。它原来属于一个大家庭，后来充公，东西两处厢房分给了私人居住，坐南朝北的正房变成街道缝纫厂。落实政策后缝纫厂还给原来的主人，两处厢房则在十六年后变成了公共绿地。
老李决定购买的正房，实际情况并不让人乐观，一个创痕密布的砖木结构的废墟。它静静地等待这命运的升腾，轻轻地呼吸，把自己的生命力隐藏在厚重的灰尘之下。
“你确定已经考虑好要买下这堆破砖乱瓦吗？”
“要开一家书店，为什么呢？”
“可是，为什么呢？”
装修是一段愉快而激动人心的回忆。房款花去了所有的借款，只能自己动手。做过一些木匠活的老李，也没把砌砖看得有多难。改造需要尽量简单地进行，墙壁的砖都酥了，懂得的人说，如果不想房子倒掉的话，不能在墙上开门，没人敢接这个活儿。除了在雍和宫里工作的崔忠汉，五十多岁的热心山东大汉偶然来到这里，抡起大捶说，“别听他们的，瞧我的”。三锤两锤在墙打出一个洞。众人蜂拥而上拆出两个门洞。
花窗被特意保留下来，木头支柱被精细地漆成了鲜红色，墙则是优雅的铅灰，东墙上的牌匾则用毛笔写了四个大字“三味书屋”。
书陆陆续续从各处运来。
先是《第三次浪潮》《大趋势》，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社科类的书占了大部分。再有一套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和《西游记》，接下来又来了一套汉译名著，以及许多外国文学作品，《根》《飘》《汤姆叔叔的小屋》《百年孤独》等，也有新版《鲁迅全集》。即使没有经过历史的甄选，总还有一些时下流行作家的作品可以登堂，于是就有了王蒙的《组织部里的年轻人》，刘心武的《班主任》，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喜欢诗歌的还可以找到北岛的《回答》，顾城的《黑眼睛》，舒婷的《致橡树》……
那时离“读图时代”还相距甚遥，文字仍然是高贵而纯粹的，书也大多简单而朴拙。
但老屋的确变成了一家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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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5月的一天书店开业，店里来了吴祖光、楼适宜、梅子、王子野、海荫……30个书架围着屋子摆满一圈，架子上的书如同老刘身上的浅灰色的套衫，随意而恰如其分。
老刘和老李没有太多的店训，就那样一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开架阅览将成为书店的传统”，店员被告知：“你一定要鼓励他们在那里翻翻书。”
“而且，无论他们坐在那里看多长的时间，都是受到欢迎的。”为此，他们特意在店的正中央放置了长方形的大木书桌和几张木凳。
第二天，书店所在的西城区的区长不请而来，说了祝贺的话，还在局促的小休息室里的沙发上坐了一下。老刘和老李感到很是受了鼓舞。
一个月后，长安街修地铁一号线，工地围上了铁皮，在书店北边与西边各筑起一道严严实实的围墙，书店几乎一下子就消失了。老李提着油漆桶，在朝着长安街的铁皮墙上写上四个一米见方的字：“三味书屋”，又画了一个大大的箭头指向隐秘的人口。
人来了，他们简直没有办法把这么多的人安置在书店这么小的空间里。店里到处都是人，扉页上斜着眼睛的博尔赫斯、肃穆的托尔斯泰、纤弱的罗曼·罗兰、开心笑着的签售的作家、被人群推挤着站立不稳的白发老人——死去的作家和活着的作家，活着的思想和活着的人。 美国驻华大使的夫人包柏漪带着作品《春月》到书店签售，刘再复带来的是新书《传统与中国人》。写战争小说的赫尔曼·沃克带来了《战争风云》，他还写了一封感谢书店推荐自己作品的签名信，被镶上棕色木框挂到了墙上。加利福尼亚州的市长访华团送给老刘和老李一枚戒指，据说这枚用一美元做的戒指只送给过两个人，另一个是里根夫人南茜。
从外面看不见的书店就这样静悄悄地陪伴着身边吵闹的工地。接下来的时间里，好书和从未有过的新鲜活动让书店的名字像长了翅膀一般远远地传了出去。在这个城市，甚至在遥远的外国，人们都听说北京有一家“三味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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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地铁工程接近收尾，开始拆除挡板。一天早晨，老刘和老李发现店门怎么也打不开。墙上裂了缝，地面也裂了缝。屋的南边新建了地铁通风口，直径13米的通风道从书屋正下方通过，离书屋只有3米的距离，动了地基。
百年老屋的命运在那样一个清爽的清晨走了到尽头，地铁工程师到现场看过之后说，房子必须拆掉重建。
老刘和老李获得了重建房屋的原材料，还有一个意外的惊喜，可以将原来一层的格局改为两层，风格要与长安街对面的民族宫相配，屋子内部空间要往地底下下沉一些。在停业大半年之后，书店重新开业，二层是茶室。
虽然叫不出名字，但老刘和老李记得大多数光顾店里的人的面容，他们曾在某个黄昏日落的时候抚摸了莫泊桑的《羊脂球》粗糙质朴的封皮，或是在另一个吵闹的清晨静静坐在店中央临摹《红楼梦》里飘逸的插图，在书页上留下手指印。
推销出一本好书总是让老李感到自我满足。《洛丽塔》的封面对读者来说简直是个糟糕的引导，它愚蠢、轻浮而稍带些色诱，夸大了陪衬的枝叶，对展现内部的真实毫无助宜。尽管如此，老李还是很高兴自己在一天里推荐出了七八本。
偷去的书被送给偷书的两个女孩。这样想可能更让自己宽慰一些，他们到这里至少都偷到了好书，否则，冒了这样道德和人格的险，获得的可能是藏匿在书摊下面那些印着女人大腿的废纸。
这里还成了北京的一个旅游景点。
找上门来的活动越来越多，作家签售、接待外国访问团、音乐会、学术研讨会……老刘和老李带着骄傲、歉疚的心情接受了一些，拒绝了更多。他们愉快地为中美福特交流项目的几十个学者做拿手的炸酱面；美国副总统、大使和国会代表们在二楼的茶座可以和医生、记者或者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交谈；美国独立制片人拉西·布来克跟第五代导演讲解他们尚不熟悉的独立制片，听者包括张元、于荣光等。唐山表演皮影戏的老艺人在临时布置的舞台后边唱边演，撤掉了凳子和桌子，大家都坐在地上，才勉强装下了看戏的一百多人。第一个公开同性恋身份的万言海在书店举办了首次同性恋问题讨论会，第一次自由撰稿人集会也在这里举行。来店里的以色列大使说，“以色列很小，但是街道上到处都是书店；中国那么大，到处都是饭店，书店太少了。”
民乐的演奏者再也不会躲在角落里助兴，他们在这里受到众人的关注。来此表演笛、萧、埙的都是北派的大家，笛子大师王铁锤，二胡演奏家周耀昆，琵琶演奏家吴玉霞曾跟马友友一起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合作演出。让老刘和老李自豪的是，三味书屋某种程度上把中国民乐推向了神圣的音乐殿堂。黑人音乐被频繁介绍，阿尔卑斯山脉那些奇怪的乐器总会发出让人惊喜的声音。美国乡村音乐和印度歌曲交替出现，弗拉明戈和爵士乐最受欢迎。“广角乐队”由外国人组成，丹麦大使演奏萨克斯，德国公司经理Aki从机场直奔书店，太太从家里拿着乐器到书店给他。最多的时候一天有六个萨克斯表演。一个《洛杉矶时报》的记者在书店举办了爵士乐表演会，唱完生命里最后一首歌，第二天离开了人世，那是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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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太忙了，几乎没有注意到季节的变换。绿色在某个夜晚悄悄爬满了树枝，再过一些时候，漫天的杨花就要飞舞起来了。跟往常一样，北京的五月总会让人觉得这是一个奇怪的城市，在这个时候你不知道自己身处何种季节，气温和天气的不确定性如此显著，寒冷会冷不丁地破坏人们对夏天的预期，偶尔还有沙尘长途跋涉而来。2002年5月的一天，书店外墙上就突然出现了一张通告，通知书店将被拆除，9月之前这一片地方全要变为城市绿地。
老刘和老李却早已做好了思想准备。他们最希望的就是能让三味书屋作为文化保护单位保留下来。如果不行，只得去协商拆迁补偿费用，双方为了各自的理想——保存书店和“打造新城市”——做出各自的妥协。
书店或许不会再在长安街旁边，或许远离西单这个越来越繁华的商业区，甚至可能搬到三四环以外某个偏僻的地方，能够拥有再度开始的珍贵感觉，这并非没有可能，只要书店还在。
有人过来征求意见，看来协商开始了。之后又来了几个人，没有拆迁办的资质证明，也没有授权书，不讲道理地问：你们说到底要多少钱？要不然告诉你推土机来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再后来，他们就消失了。
他们是谁，老刘和老李一直都感到茫然。之后没有任何正式的消息可以帮助他们确定书店的未来。书店不得不进入非正常经营状态。书留下一半，另一半退还出版社。书店空间压缩了三分之一。不进新书，这等于切断了书店的活力。活动计划总被打断，连水电都难以保证，生意越来越清淡。
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了四年。他们体会到的是一种难以言传的无力感，只能勉力维持，很多时候，勇气只是一种让书店生存下去的决心。
来书店的客人少了，商人多了。按照周围的拆迁标准，400平米的面积，拆迁补偿几乎上千万。即使出租，每年也有一笔上百万的收入。
想开饭店的商人在屋子里停留审视，精确地计算。对房间本身和400平米这个数字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那些印有博尔赫斯、马克·吐温名字的花花绿绿的废纸的兴趣。
“你们要多少，你们说吧。”
这个时候，老刘和老李就以歉疚的态度打量书架上的那些老朋友们，希望自己能懂多一点流行的商业法则，哪怕只有短短的半个小时，他们就可以把书店最大的价值——用他们的话说，“无形资产”——清楚地呈现给对方，而不仅仅是眼前那幢400平米的房间的价值。 “你不打算经营书？”
“……”
“可是三味书屋的价值就在这里。”
来客好不容易明白了，他们拜访的两位主人一直试图按照某种原则来引导谈话，这些原则来客并不熟悉，而他们试图呈现的原则在书店主人看来也无甚意义。
当确切地获知如果想要这个地方，就一定要与卖书联系到一起的时候，他们就兴致索然了，礼貌地起身，匆匆离开。你怎么能逼迫一群狐狸去嚼草根呢？
拒绝了饭店、美容院……从此以后，他们被称作“傻瓜”，当面或是背后。可是，一家书店，除了满屋的书外，还有什么可以攫取的呢？跟随潮流的人一定会有，但不要逼每个人都去做同样的事情。
一家实在的书店有什么不好呢？如果没有文化，这个城市怎么生存下去？
一想到还有人孤零零地坐在空荡荡的书店里看书，就不知道是该欣慰，还是该悲伤。桌子还是那些桌子，书架还是那些书架，该换的都舍不得换掉，历史总需要延续。可是历史总归为历史，你又不能紧抓住不放。
让人稍觉宽慰的最新消息是，在一份2020年的规划图里，书店作为文物保护区被划进黄色区域内。有时候，他们以为这场为了让书店生存下去的战斗已经结束了，另一些时候，不确定这里是否真的发生了一场战斗，也许仅仅是内心的挣扎，以及年龄和体力的反抗。不过，假如他们对现有的情形和未来的日子感到茫然，战斗——或者更准确地说，内心的挣扎——的结果在目前仍是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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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又照常进行了，每周两次，音乐会或是作家签售、座谈。18年来，除了停业的某些时候，一直没有间断过。
对他们来说，人总是分成了两类：一类理解他们，另一类不理解；这个时候，他们的意志力陷入低潮，在某个下着小雨的阴郁的傍晚，找不到让书店继续能够生存下去的勇气。
但意志力总会复活。生存的意念仍然那么牢固，毕竟，和生命相关的不仅仅是有关书、书店、签售、座谈和音乐表演。老刘确信，生命是一个过程，是包括书、作家、书店和无数其他的集成体。
5月的一天，老刘和老李跟来家里拜访的朋友聊起书店开张的那天。七八年的光景，门外那棵小槐树已经长过屋顶。老刘又变成了一兴奋就蹦起来的女孩，数着指头给客人推荐自家收集的各种茶品。在一起经营书店的十八年里，老刘老李几乎没有自己的生活。他们相互影响，如果老刘变得更加精致，那么老李则变得更加粗糙。“他摆书很快，不过回头我都得重摆一遍。”老刘用装出来的不满憋着笑说，然后不得不承认这个老伴把什么事情都做得飞快。
“那天是什么日子？”
“5月18日，对吧，老李？”
“那今天正好18年。”
“我们应该去书店看看。”她的语调猛然变得黯然，责怪自己连开业的纪念日都没有记起来。好几个礼拜都没有去书店了，她发现自己稍微有些迟钝，跟书店联系在一起的人的名字，总是停留在嘴边叫不出来。
在夜深人静的夜晚，一些不可控制的力量让她感到茫然。她的情绪会变得激动，话语中也带了少许的抱怨，这让她感到羞愧。18年书店卖出去几百万册书，不敢保证每一本书都好，但绝对没有一本乌七八糟的书。有什么权力放弃呢？至少这个城市这个国家读书的人永远都在。
摘自《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