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关于经济下行局面下宏观政策如何应对，人们展开了热烈讨论，一时间众说纷纭。有的更强调短期稳增长政策药不能停，有的更侧重于推动结构性改革，怕对短期刺激形成药瘾积重难返。大家意见虽不统一，但都赞成改革，也都提出不能轻忽短期风险，所不同者归根结底还是远虑与近忧的平衡与拿捏问题。
　　那么有没有一种可以较快实现短期提振作用的结构性改革措施能兼而顾之呢？答案是肯定的，就是那些能够促进城乡要素更高效流动、各地区民众更公平享有发展权的“一体化”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曾开宗明义提出，“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而“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前提条件，是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平等进入市场、参与配置和竞争的权利。
　　一部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关于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如何“进场”并达到合理组合的历史。近年来，在解释包括中国在内新兴经济体的高增长率时，不少经济学家总是将其归因于高储蓄率和人口红利。
　　这种说法有很强的解释力，但他们忽略了一個事实，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同样有着较高的储蓄率（相较于收入）和适龄劳动人口，但经济发展水平却长期低下。一方面适龄劳动人口与资本从来不会自动叠加，高储蓄率转化为高投资率，更需要跨过一系列金融和产业政策的安排。
　　除了历史的纵向比较外，横向比较也很能说明问题。以印度为例，虽然拥有大规模的适龄劳动人口，但其劳动力要么受阻于种姓制度和依附型地主-佃农生产关系，要么受限于大规模制造业就业岗位的匮乏，迟迟难以大规模“进场”，导致IT等部门的领先技术难以充分发挥外溢效应。
　　对内推进的农村地区和城市国有部门的改革，引发了一轮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迸发，同时推进的开放大业，则为国际资本、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外部需求的“进场”提供了可能。叠加此后的入世红利，为中国经济的高歌猛进奠定了坚实基础。
　　各种要素能够进场并有机组合，构成了“中国奇迹”故事的上半场，赶超型经济的后发优势，则遮蔽了组合效率的“不彰”。随着“中国奇迹”进入下半场，如何让更多的“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进场，如何提升各种要素的配置效率，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必须克服的挑战。
　　在此过程中，首先应进一步提升各种要素尤其农村地区要素进场权的均等化，加快形成全国范围内的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
　　长期以来，由于资本的相对稀缺和劳动力的相对过剩，在资本劳动的组合中，劳动力一直居于相对劣势地位。由此导致的资本回报率偏高、劳动回报率偏低是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内需乏力等一系列中国经济痼疾的根源。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此一偏差应早日得到扭转。
　　而根本解决之道在于，中国农村劳动力如何获得融资权的均等化，从而拥有更自主公平的资本劳动组合形式，进而拥有更强的创富能力，而非仅仅靠“出卖”劳动力来谋求发展。
　　从这个维度来看，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等便具有了深刻的现实意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能够“进场”，并享有和国有土地“同地、同权、同价”的待遇，也即公报所提出的“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将极大提升中国农民的融资权利，长期以来困扰农村金融的无抵押之痛，将迎刃而解。
　　近年来，高铁和互联网平台企业的高速发展，为农村地区更高效接入全国市场提供了强大助力。而城乡间农村要素市场的进一步均等化，将为中国巨大统一市场真正意义的形成和强大内需的进一步拉动，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