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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有关贿赂犯罪的立法趋于完备，贿赂犯罪的法律适用渐趋明确。但是，司法实践中仍有部分问题值得探讨。
一、地方党政领导协调辖区企业为请托人谋利问题
河南省某市长董某，协调该市城市信用社主任，为请托人从该信用社贷款提供帮助；南方某市委书记邹某，协调当地石化公司，为请托人催要货款、发展业务提供帮助。就被告人是否构成受贿罪的问题，两案辩护人提出同样辩护意见，认为党政机关领导与辖区企业单位没有隶属关系，没有支配关系，故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不构成受贿罪。
笔者认为，辩护人的观点不能成立。《刑法》第385条规定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有两层含义。一是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直接权力；二是利用职位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权力。上述涉案企业在人财物等方面虽不隶属于当地，但董某和邹某对这些企业仍具足够的影响力和制约力。一是这些企业的党组织生活受属地党组织的领导和指导；二是这些企业主要领导的提名，一般情况下要征求当地党委的意见；三是这些企业在经营和发展过程中，要受到当地有关部门的监管，离不开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因此，两案被告人可以利用职务权力通过各种方式对涉案企业产生影响，进而为他人谋利。
二、收受近亲属财物问题
河南省某烟草局原局长郑某，利用其担任烟草局局长的职务便利，为其弟弟在烟草系统承揽业务、所推荐干部的职务晋升等方面提供帮助，在其子女结婚、生子之际，先后多次收受其弟弟人民币共计50万元。郑某被指控犯有受贿罪后，其辩护人认为，郑某收受其亲弟弟人民币50万元，系亲属间的礼尚往来，不属于受贿。
受贿犯罪中，人情和受贿的界限容易混淆。笔者认为，区分二者的关键在于正确把握受贿罪的本质特征。《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由此，受贿罪的本质特征为权钱交易。在认定该罪时，不能因为行、受贿双方具有亲属关系，就一概否定犯罪，要结合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为亲属谋取利益，受贿数额较小且符合社会观念的，一般不宜认定为犯罪；对于受财数额较大，超出社会观念，所受财物与职务行为对价关系明显的，应认定为受贿犯罪。郑某利用烟草局局长的职务便利，为其弟弟获取200余万元的利益。尽管其弟表面上送钱的理由是贺礼，但数额巨大，每次均在人民币10万元以上。而其子女结婚时，郑某仅送1万元，远少于其送给郑某的10万元。因此，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三、夫妻共同受贿问题
司法实践中，几乎所有的受贿案件都和受贿人的配偶有牵连，大致有以下情形：第一，受贿人将受贿财物交配偶保管，配偶明知是贿赂财物而保管，或用于生活开支等；第二，行贿人到受贿人家中行贿，受贿人配偶代收，事后将情况告诉受贿人，但并未积极为请托人谋利；第三，行贿人到受贿人家中行贿，受贿人和配偶均在家，配偶事后保管或处理贿赂财物，但并未积极为请托人谋利；第四，配偶与受贿人共同策划非法收受、索取贿赂；第五，配偶教唆受贿人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索取请托人财物并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第六，配偶收受、索取贿赂后，要求受贿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
对于上述6种情形，笔者认为，前3种情形不宜认定为共同受贿，后3种情形应认定为共同犯罪。按照刑法对共同犯罪的界定，配偶构成受贿共犯，要求具备共同故意和共同行为。共同故意要求夫妻二人要么事前有通谋，要么事后有共识，二人有利用职务便利进行权钱交易的故意。共同行为要求夫妻二人在接受贿赂行为和为请托人谋利行为上，均有紧密联系，核心是配偶在为请托人谋利上要有积极的意思表示，或出谋划策。对于上述前3种情形，尽管配偶收受、占有或者享用了贿赂财物，但配偶在主观故意上没有与受贿人事先通谋或事后商议，也并未积极为请托人谋利，不宜认定共同受贿。上述后3种情形，在共同故意和共同行为上均符合共同犯罪的要求，应认定为共同受贿。
四、收受高额利息回报问题
河南省某厅副厅长范某利用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后将人民币2000万元交请托人使用，约定收取年50%的固定回报。两年后，范某从请托人处拿回本、利共计人民币4000万元。对范某受贿数额的认定，存在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虽然范某收受钱款的方式不同，但其受贿本质没有变化，即其利用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变相收受请托人巨额财物，符合受贿罪的本质特征，应对人民币2000万元认定为受贿；第二种意见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下称《最高法意见》）规定，“民间借贷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利率，但不得超过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超过部分不予保护”。基于此，尽管范某实施的是变相受贿行为，但从民法角度看，在“四倍”范围内，有其存在合理性，按照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对“四倍”部分的1123.2万元（2000万×7.02%×4），不宜认定为犯罪数额。因此，范某受贿数额为人民币876.8万元。第三种意见认为，除了“四倍”范围内的利息不予认定外，还应考虑利率浮动因素。其理由及根据为，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有关问题的通知》（下称《通知》）规定，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可以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下浮10%至上浮70%。基于此，对范某有利的利率上浮部分1123.2万元×70%=786.24万元，亦不能认定为受贿数额。故范某的受贿犯罪数额为2000-1123.2-786.24=90.56万元。
笔者认为，第二种意见比较合理。理由如下：第一，尽管范某存在变相受贿行为，但毕竟借贷事实客观存在，将2000万元全部认定为犯罪数额，有违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较为不妥。第二，第三种意见不能成立。按照《最高法意见》的规定，人民法院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利率基础上，对民间借贷给予最高4倍的浮动保护，即人民法院的贷款规制浮动范围为最低无息，最高为基准利率4倍。因此，对于人民银行无法管控的民间借贷，人民法院以此规定作为事后司法规制手段。而对于商业借贷，《通知》规定，人民银行的贷款规制浮动范围最低为基准利率0.9倍，最高1.7倍。可见，对于民间借贷和商业借贷，监管部门和司法机关的保护界限是非常清楚的，对民间借贷的浮动保护远远高于商业借贷。在本案中，范某与请托人之间确实存在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第三种意见把商业借贷的规定套用于民间借贷，本身就是不妥的。因此，范某的受贿数额应当认定为超出基准利率4倍的部分。 五、与谋利时间较远的受财问题
2002年下半年至2007年春节，某市委书记邹某，利用其担任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先后10次收受其下属李某人民币共计76万元，并在2003年10月为李某的职务晋升提供帮助。邹某被起诉至法院后，其辩护人认为，李某向邹某提出请托事项始于2002年12月，邹某为李某谋利时间为2003年10月。为此，在2002年12月至2003年10之间，邹某收受李某钱款的行为可认定为受贿。而邹某在上述期间之前或之后的受财行为，因为李某没有具体的请托事项，仅仅是为了保持关系、增进感情，故不应当认定为犯罪。
通常而言，受贿犯罪有事前受财和事后受财两种，但对于事前、事后如何确定，存在争议。部分人认为，对于事前受财，以行贿人提出具体请托事项为时间节点，至行为人为请托人谋利为止，期间内的多次受财，可认定为犯罪，节点前的不应当认定；对于事后受财，以行为人为请托人谋利开始，至行为人对请托人利益影响消失为止，期间的多次受财，可认定为犯罪，以后的不应认定。
笔者认为，受贿之所以被立法者确定为犯罪，是由受贿的本质，即权力与财物的不法交易决定的，其侵犯了职务的廉洁性，客观方面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谋利方式包括已经谋利、正在谋利、许诺谋利；利益类型包括现实利益、期待利益。上述辩护人意见及部分人的论断仅考虑了理想状态下的受贿形式，也就是已经谋利、正在谋利和现实利益情况，而忽略了允诺谋利和期待利益情况。实践中，行贿人基于期待的谋利需求，长时间“培养感情”以解决不时之需，这种现实权力与财物的交换，追求的是期待利益。对此，行为人是明知的，受贿人也是明知的，双方之间互有默契。此时，行为人的职务廉洁性已经受到侵害，权钱交易已然进行。因此，对于行为人连续多次收受他人财物，且明知该财物系基于其职务权力所得的情况，不管行为人是否已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也不管行为人受财时间与谋利时间的远近，只要是基于行为人职务的连续谋利请求，均应认定为受贿。
六、对行贿人如何处理的问题
目前，行贿行为在社会多个领域都处于多发易发状态，往往直接诱发受贿犯罪，但社会的焦点往往集中在对受贿犯罪的发现和惩罚上，处理行贿人尚面临一定困难。一方面，严格追究行贿人责任，从源头遏制腐败，是治理腐败问题的途径之一；另一方面，贿赂犯罪隐蔽性强，调查取证难度大，要取得关键证据，往往需要行贿人的配合。如果对行贿人处理不当，从长远看，会影响到查办贿赂犯罪的办案环境，导致行贿人作证积极性下降，甚至为了自保与受贿人订立攻守同盟，对抗侦查。实践中，查办一个受贿案件往往涉及较多行贿人，如果打击面过大，很容易造成影响地方稳定和企业发展等不良效果。因此，对于行贿人员的处理，必须采用谨慎态度，合理、合法、合目的地进行。为此，“两高”于2012年12月联合发布了《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进一步规范了查办和处理行贿人员的相关问题。在适用这一司法解释的过程中，应重点把握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严格按照《解释》规定的数额、情节、社会危害性等标准，来把握追究行贿人刑事责任的尺度；二是将危害民生、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破坏市场公平秩序、一人多次行贿、向党政司法机关领导干部行贿、为进行违法活动而行贿等行为作为打击重点；三是对于与受贿人串通掩盖犯罪事实，与受贿人订立攻守同盟，顽抗不配合调查，散布有损司法机关形象谣言，制造社会舆论等情况，严格按照《解释》规定，作为打击处理重点；四是向多人多次行贿的，或行贿人基本上依靠行贿手段谋生的，或单次行贿数额巨大的，作为打击处理重点；五是考虑办案的效果，充分利用《刑法》第390条第2款规定，调动行贿人作证积极性，对于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对行贿人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以此增强和提高行贿人的配合积极性，提高查办效果。
七、外币如何折算成人民币的问题
受贿犯罪中，行为人收受外币的情况大量存在。办案人员在诉讼文书中表述犯罪数额时，习惯上将外币折算为人民币。但具体如何折算，应区分情况予以确定。对于有具体收受日期的，可按当日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汇率折算。对于没有具体收受日期，仅有时间段，收受的外汇如何折算的问题，存在三种意见，即按该时间段内外币卖出最高价、平均价、最低价计算。其中大部分学者和司法机关主张采纳第二种意见。笔者认为，应按照有利于被告人原则，采用第三种意见。
八、被告人不认罪、翻供情况下的量刑建议问题
前不久，在一起轰动全国的案件中，被告人在侦查、起诉阶段认罪态度较好，且具有一定悔罪情节。但进入审判阶段后，尤其是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人表现出不认罪、全盘翻供的姿态。对此，公诉人除了反驳该被告人不认罪、翻供的理由不成立之外，还据此建议法庭对其从重处罚。
在被告人不认罪、翻供的情况下，如何评价被告人的态度并提出量刑建议，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18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据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自己的犯罪事实应当如实回答、如实供述，此为其应当义务，否则可作为从重处罚理由。第二种意见认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0条的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因此，对于司法机关的提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拒绝回答，此为其本身权利，也即沉默权，不认罪、翻供等行为属于行使沉默权的应然状态。笔者认为，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供述自己犯罪事实的，可以作为对其从轻处罚的依据。但如果被告人不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或者供述后又翻供、不认罪的，这仅仅意味着被告人丧失了从轻处罚的情节，不能以此作为对其从重处罚的理由。
一、地方党政领导协调辖区企业为请托人谋利问题
河南省某市长董某，协调该市城市信用社主任，为请托人从该信用社贷款提供帮助；南方某市委书记邹某，协调当地石化公司，为请托人催要货款、发展业务提供帮助。就被告人是否构成受贿罪的问题，两案辩护人提出同样辩护意见，认为党政机关领导与辖区企业单位没有隶属关系，没有支配关系，故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不构成受贿罪。
笔者认为，辩护人的观点不能成立。《刑法》第385条规定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有两层含义。一是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直接权力；二是利用职位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权力。上述涉案企业在人财物等方面虽不隶属于当地，但董某和邹某对这些企业仍具足够的影响力和制约力。一是这些企业的党组织生活受属地党组织的领导和指导；二是这些企业主要领导的提名，一般情况下要征求当地党委的意见；三是这些企业在经营和发展过程中，要受到当地有关部门的监管，离不开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因此，两案被告人可以利用职务权力通过各种方式对涉案企业产生影响，进而为他人谋利。
二、收受近亲属财物问题
河南省某烟草局原局长郑某，利用其担任烟草局局长的职务便利，为其弟弟在烟草系统承揽业务、所推荐干部的职务晋升等方面提供帮助，在其子女结婚、生子之际，先后多次收受其弟弟人民币共计50万元。郑某被指控犯有受贿罪后，其辩护人认为，郑某收受其亲弟弟人民币50万元，系亲属间的礼尚往来，不属于受贿。
受贿犯罪中，人情和受贿的界限容易混淆。笔者认为，区分二者的关键在于正确把握受贿罪的本质特征。《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由此，受贿罪的本质特征为权钱交易。在认定该罪时，不能因为行、受贿双方具有亲属关系，就一概否定犯罪，要结合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为亲属谋取利益，受贿数额较小且符合社会观念的，一般不宜认定为犯罪；对于受财数额较大，超出社会观念，所受财物与职务行为对价关系明显的，应认定为受贿犯罪。郑某利用烟草局局长的职务便利，为其弟弟获取200余万元的利益。尽管其弟表面上送钱的理由是贺礼，但数额巨大，每次均在人民币10万元以上。而其子女结婚时，郑某仅送1万元，远少于其送给郑某的10万元。因此，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三、夫妻共同受贿问题
司法实践中，几乎所有的受贿案件都和受贿人的配偶有牵连，大致有以下情形：第一，受贿人将受贿财物交配偶保管，配偶明知是贿赂财物而保管，或用于生活开支等；第二，行贿人到受贿人家中行贿，受贿人配偶代收，事后将情况告诉受贿人，但并未积极为请托人谋利；第三，行贿人到受贿人家中行贿，受贿人和配偶均在家，配偶事后保管或处理贿赂财物，但并未积极为请托人谋利；第四，配偶与受贿人共同策划非法收受、索取贿赂；第五，配偶教唆受贿人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索取请托人财物并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第六，配偶收受、索取贿赂后，要求受贿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
对于上述6种情形，笔者认为，前3种情形不宜认定为共同受贿，后3种情形应认定为共同犯罪。按照刑法对共同犯罪的界定，配偶构成受贿共犯，要求具备共同故意和共同行为。共同故意要求夫妻二人要么事前有通谋，要么事后有共识，二人有利用职务便利进行权钱交易的故意。共同行为要求夫妻二人在接受贿赂行为和为请托人谋利行为上，均有紧密联系，核心是配偶在为请托人谋利上要有积极的意思表示，或出谋划策。对于上述前3种情形，尽管配偶收受、占有或者享用了贿赂财物，但配偶在主观故意上没有与受贿人事先通谋或事后商议，也并未积极为请托人谋利，不宜认定共同受贿。上述后3种情形，在共同故意和共同行为上均符合共同犯罪的要求，应认定为共同受贿。
四、收受高额利息回报问题
河南省某厅副厅长范某利用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后将人民币2000万元交请托人使用，约定收取年50%的固定回报。两年后，范某从请托人处拿回本、利共计人民币4000万元。对范某受贿数额的认定，存在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虽然范某收受钱款的方式不同，但其受贿本质没有变化，即其利用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变相收受请托人巨额财物，符合受贿罪的本质特征，应对人民币2000万元认定为受贿；第二种意见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下称《最高法意见》）规定，“民间借贷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利率，但不得超过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超过部分不予保护”。基于此，尽管范某实施的是变相受贿行为，但从民法角度看，在“四倍”范围内，有其存在合理性，按照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对“四倍”部分的1123.2万元（2000万×7.02%×4），不宜认定为犯罪数额。因此，范某受贿数额为人民币876.8万元。第三种意见认为，除了“四倍”范围内的利息不予认定外，还应考虑利率浮动因素。其理由及根据为，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有关问题的通知》（下称《通知》）规定，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可以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下浮10%至上浮70%。基于此，对范某有利的利率上浮部分1123.2万元×70%=786.24万元，亦不能认定为受贿数额。故范某的受贿犯罪数额为2000-1123.2-786.24=90.56万元。
笔者认为，第二种意见比较合理。理由如下：第一，尽管范某存在变相受贿行为，但毕竟借贷事实客观存在，将2000万元全部认定为犯罪数额，有违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较为不妥。第二，第三种意见不能成立。按照《最高法意见》的规定，人民法院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利率基础上，对民间借贷给予最高4倍的浮动保护，即人民法院的贷款规制浮动范围为最低无息，最高为基准利率4倍。因此，对于人民银行无法管控的民间借贷，人民法院以此规定作为事后司法规制手段。而对于商业借贷，《通知》规定，人民银行的贷款规制浮动范围最低为基准利率0.9倍，最高1.7倍。可见，对于民间借贷和商业借贷，监管部门和司法机关的保护界限是非常清楚的，对民间借贷的浮动保护远远高于商业借贷。在本案中，范某与请托人之间确实存在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第三种意见把商业借贷的规定套用于民间借贷，本身就是不妥的。因此，范某的受贿数额应当认定为超出基准利率4倍的部分。 五、与谋利时间较远的受财问题
2002年下半年至2007年春节，某市委书记邹某，利用其担任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先后10次收受其下属李某人民币共计76万元，并在2003年10月为李某的职务晋升提供帮助。邹某被起诉至法院后，其辩护人认为，李某向邹某提出请托事项始于2002年12月，邹某为李某谋利时间为2003年10月。为此，在2002年12月至2003年10之间，邹某收受李某钱款的行为可认定为受贿。而邹某在上述期间之前或之后的受财行为，因为李某没有具体的请托事项，仅仅是为了保持关系、增进感情，故不应当认定为犯罪。
通常而言，受贿犯罪有事前受财和事后受财两种，但对于事前、事后如何确定，存在争议。部分人认为，对于事前受财，以行贿人提出具体请托事项为时间节点，至行为人为请托人谋利为止，期间内的多次受财，可认定为犯罪，节点前的不应当认定；对于事后受财，以行为人为请托人谋利开始，至行为人对请托人利益影响消失为止，期间的多次受财，可认定为犯罪，以后的不应认定。
笔者认为，受贿之所以被立法者确定为犯罪，是由受贿的本质，即权力与财物的不法交易决定的，其侵犯了职务的廉洁性，客观方面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谋利方式包括已经谋利、正在谋利、许诺谋利；利益类型包括现实利益、期待利益。上述辩护人意见及部分人的论断仅考虑了理想状态下的受贿形式，也就是已经谋利、正在谋利和现实利益情况，而忽略了允诺谋利和期待利益情况。实践中，行贿人基于期待的谋利需求，长时间“培养感情”以解决不时之需，这种现实权力与财物的交换，追求的是期待利益。对此，行为人是明知的，受贿人也是明知的，双方之间互有默契。此时，行为人的职务廉洁性已经受到侵害，权钱交易已然进行。因此，对于行为人连续多次收受他人财物，且明知该财物系基于其职务权力所得的情况，不管行为人是否已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也不管行为人受财时间与谋利时间的远近，只要是基于行为人职务的连续谋利请求，均应认定为受贿。
六、对行贿人如何处理的问题
目前，行贿行为在社会多个领域都处于多发易发状态，往往直接诱发受贿犯罪，但社会的焦点往往集中在对受贿犯罪的发现和惩罚上，处理行贿人尚面临一定困难。一方面，严格追究行贿人责任，从源头遏制腐败，是治理腐败问题的途径之一；另一方面，贿赂犯罪隐蔽性强，调查取证难度大，要取得关键证据，往往需要行贿人的配合。如果对行贿人处理不当，从长远看，会影响到查办贿赂犯罪的办案环境，导致行贿人作证积极性下降，甚至为了自保与受贿人订立攻守同盟，对抗侦查。实践中，查办一个受贿案件往往涉及较多行贿人，如果打击面过大，很容易造成影响地方稳定和企业发展等不良效果。因此，对于行贿人员的处理，必须采用谨慎态度，合理、合法、合目的地进行。为此，“两高”于2012年12月联合发布了《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进一步规范了查办和处理行贿人员的相关问题。在适用这一司法解释的过程中，应重点把握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严格按照《解释》规定的数额、情节、社会危害性等标准，来把握追究行贿人刑事责任的尺度；二是将危害民生、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破坏市场公平秩序、一人多次行贿、向党政司法机关领导干部行贿、为进行违法活动而行贿等行为作为打击重点；三是对于与受贿人串通掩盖犯罪事实，与受贿人订立攻守同盟，顽抗不配合调查，散布有损司法机关形象谣言，制造社会舆论等情况，严格按照《解释》规定，作为打击处理重点；四是向多人多次行贿的，或行贿人基本上依靠行贿手段谋生的，或单次行贿数额巨大的，作为打击处理重点；五是考虑办案的效果，充分利用《刑法》第390条第2款规定，调动行贿人作证积极性，对于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对行贿人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以此增强和提高行贿人的配合积极性，提高查办效果。
七、外币如何折算成人民币的问题
受贿犯罪中，行为人收受外币的情况大量存在。办案人员在诉讼文书中表述犯罪数额时，习惯上将外币折算为人民币。但具体如何折算，应区分情况予以确定。对于有具体收受日期的，可按当日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汇率折算。对于没有具体收受日期，仅有时间段，收受的外汇如何折算的问题，存在三种意见，即按该时间段内外币卖出最高价、平均价、最低价计算。其中大部分学者和司法机关主张采纳第二种意见。笔者认为，应按照有利于被告人原则，采用第三种意见。
八、被告人不认罪、翻供情况下的量刑建议问题
前不久，在一起轰动全国的案件中，被告人在侦查、起诉阶段认罪态度较好，且具有一定悔罪情节。但进入审判阶段后，尤其是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人表现出不认罪、全盘翻供的姿态。对此，公诉人除了反驳该被告人不认罪、翻供的理由不成立之外，还据此建议法庭对其从重处罚。
在被告人不认罪、翻供的情况下，如何评价被告人的态度并提出量刑建议，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18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据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自己的犯罪事实应当如实回答、如实供述，此为其应当义务，否则可作为从重处罚理由。第二种意见认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0条的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因此，对于司法机关的提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拒绝回答，此为其本身权利，也即沉默权，不认罪、翻供等行为属于行使沉默权的应然状态。笔者认为，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供述自己犯罪事实的，可以作为对其从轻处罚的依据。但如果被告人不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或者供述后又翻供、不认罪的，这仅仅意味着被告人丧失了从轻处罚的情节，不能以此作为对其从重处罚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