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的1979年，与香港毗邻的宝安县升为深圳市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座边陲小城会成为全世界4300多个经济特区中最成功的那一个——深圳创造了GDP年均增速22%的奇迹，GDP总量从当年只占香港的1/700到2018年实现反超;1979年，深圳常住人口只有31.41万，2018年常住人口高达1302.66万人，并成为中国第一个全部城镇化的城市;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15年居全国首位，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创新之城……
　　40年前，深圳是我们经济改革的“试验田”，承担着为改革开放先行探索的使命。在《深圳奇迹》一书的主编、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看来，深圳40年来的成功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它并非来自政府的产业规划和对经济的周密干预，而是主要得益于早期特区实试的宽松政策及其与香港的紧密联系，以至于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形成了恰当的关系。
　　40年后的今天，深圳再次被委以重任——2019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正式发布，确定深圳战略定位为：高质量发展高地、法治城市示范、城市文明典范、民生幸福標杆、可持续发展先锋。
　　如果认为一座城市有生命周期，40岁的深圳正处于青壮年。我们不禁要问：步入不惑之年的深圳，将在未来担当怎样的角色？

因为输得起，所以敢试验

　　40年前，为什么选择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张军和他的研究团队给出了答案——一方面，深圳建市前的宝安县毗邻香港，起到窗口作用;另一方面，宝安县在中国经济版图上无足轻重，作为经济特区即便失败了也输得起。
　　和改革开放前占到全国税收1/6的上海相比，改革开放前的宝安县简直一无所有——当地流传着一首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室九空人离去，村里只剩老和小。
　　资料显示，1898年即光绪二十四年4月21日，清政府在割让了属于新安县的香港岛和九龙半岛之后，又与英国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将新安县的新界也以99年的租期借给了英国。
　　这样一来，深圳河事实上就成了一条“疆界”。河对岸的香港在1950年-1970年代一举成为新兴工业化的经济体，而河这边的宝安县（新安县在1913年改为宝安县）却因为它的“边防”地位而被封闭起来，经济和社会长期都没有什么变化。1978年，宝安县农民的年收入是人民币134元，而仅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农民的年收入却是13000港元。
　　因为河两边的经济条件存在天壤之别，深圳从1957年-1979年间共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参与者来自全国12个省。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期货教父”刘梦熊、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香港精英，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员。
　　如何应对大逃港事件，体现着中国决策层的智慧。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在1977年11月南下广州，听取广东省委汇报后沉默良久，然后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小平同志回到北京之后，在中央的会议上多次提到深圳。有一次邓小平讲他的“一部分城市可以先富起来”的主张，举了十几个城市为例，第一个就是深圳。

　　小平同志回到北京之后，在中央的会议上多次提到深圳。有一次邓小平讲他的“一部分城市可以先富起来”的主张，举了十几个城市为例，第一个就是深圳。

　　小平同志念念不忘的深圳，也在随后的一系列政策中有了回响——1978年6月，国务院决定同意国家计委和外贸部提交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报告》的建议，其中就提到在靠近香港的宝安建设生产加工和出口基地。1979年2月，国务院正式下达了38号文件，明确提出在宝安建立出口基地和新型的边防城市。为了凸显宝安的重要性，1979年3月宝安县改成深圳市，并在后来改为计划单列市（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只需向中央缴税而无需向省里缴税，这让深圳比广州等城市有了更多财政结余）。
　　与此同时，仅仅2000字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经过一年多的讨论和13次修改，终于在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上批准公布。一部地方的法规在全国人大的会议上审议批准尚属首次，而8月26日也成为深圳经济特区的诞生日。
　　深圳不仅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也是香港看内地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1979年5月14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视察深圳时表示：“现在往那边（香港）跑的多，将来一定是往我们这边来的多。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吧。”如今回首，谷牧40年前的愿望，在深圳后来的发展中早已实现。

更自由、灵活、宽松的政策

　　张军指出，为了让试验成功，中央必然给予深圳更自由、更灵活和更宽松的政策，这使得它的制度环境更接近市场经济。
　　无论是1980年代的价格改革、劳动工资改革，还是1990年代的股份制改造、科技体制创新，以及21世纪以来的事业单位改革、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等，深圳都在全国率先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之路。
　　深圳毗邻香港，凭借土地、人工成本低等优势，深圳从“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料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起步，进入加工制造快车道。随着劳动密集型的“三资”企业从香港不断涌入，至1985年底，深圳已有“三资”企业1075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