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问题导向型的改革，还是需求导向型的改革，都对时间敏感性要求极高，它需要主政者的决断，没有时间去游说上层、说服领导、纳入试点范围，等到一把尚方宝剑在手再去推动改革。
　　
　　“行”与“不行”，字面包含两层含义，一层是指准许或者禁止，二层意指前进或者等待。
　　在交通管理中，“行”与“不行”之间就是黄灯时间，而黄灯时间的任何行为选择都需要付出成本。选择“行”，付出的是违规成本；选择“不行”，浪费的则是机会成本。
　　社会生活中看起来再简单不过的常识性问题，如果放在政治生活中去解读就会变得复杂得多。日前，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感喟，“一路走来全是黄灯”，壹基金创始人李连杰则称，“我可以在黄灯中等待，但我选择在黄灯中前行”。
　　其实对每一个改革者来说，他们推动改革的时间就是黄灯时间。所谓无首创则无改革，改革因无先例，没有既定规范框架，处于无许可亦无禁止的灰色地带。可以说，基层治理活动中，所有的改革创新都会遭遇“下面赞扬声、中间争议声、上面不吱声”的尴尬。
　　“三声现象”中的“不吱声”是一种客观存在，因为，对任何一项改革来说，对其效果的评估都有时间要求，没有一两年的时间沉淀，改革的成果或者问题都无法显现出来。在黄灯时间，乐观的改革者，会将“不吱声”视为上级的默许，对悲观的改革者来说，则意味着一种否定。
　　但是，无论是乐天派还是悲观者，在黄灯时间大多数人的选择是去闯一闯。对基层治理来说，“闯”不是唯一的选择，但也是基于理性的选择。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基层改革创新多是问题导向型的。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坐到“火山口”上的主政者不得不推动改革去消弭危机。几乎所有的改革者，都会说“改革是逼出来的”。张锦明推动四川步云乡乡长直选是逼出来的；魏胜多推动重庆平坝直选是逼出来的；仇和在沭阳的一系列改革是逼出来的；王天琦推动的睢宁改革，也是逼出来的。
　　其次，基层改革创新多是需求导向型的。当改革共识在底层酝酿，民众吁请一浪高过一浪的时候，政府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做出回应。应网民要求，继广州公布114个政府部门财政预算之后，2010年广东首度公布省级财政预算；郭宝成推动的神木医改，不仅仅是其个人的政治抱负，更多来自于社会需求；湖北在全国第一个推动县委书记风险预警防控，也是为了迎合当下社会对反腐工作的心理预期。
　　地方治理变革多是局部性改革、战术性变革，多是对危急关头、紧急问题的解决，强调决策效率和时效。它不像宏观层面的战略性选择，属于知识敏感性决策，强调反复论证，强调多轮征求意见、强调凝聚各级共识。
　　无论是问题导向型的改革，还是需求导向型的改革，都需要主政者的决断，没有充足时间去游说上层、说服领导、纳入试点范围，等到一把尚方宝剑在手再去推动改革。
　　因此，改革者大多是选择“不论先干”、“先干后说”，“边干边说”甚至“干了也不说”。黄灯时间，他们一路疾行，耐心等待沉淀改革成果，从而获得绿灯通行的机会。
　　我们看到，“黄灯时间”的郭宝成，没有“一慢，二看，三通过”去规避改革风险，他等不及上级领导首肯，“自作主张”全力推动全民免费医疗改革，也为此付出了“违规”的成本。2010年9月，在神木医改推行短短一年之后，55岁的郭宝成被“保护性提拔”至榆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郭宝成现象，是中国基层改革“黄灯效应”一个最生动的案例。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改革者可以选择“行”还是“不行”，但是“红灯”与“绿灯”的控制开关永远不在他们自己手中。
　　在中国，改革目标和达成目标的路径本身就是反复冲突的，走走停停、曲曲折折都是改革探索必须经由的过程。改革不仅仅需要符合“下面”普罗大众的根本利益，更需要“上面”的图存求变和思想解放；改革不仅仅需要有缓冲地带，需要一定的黄灯时间，但是最终按动哪个开关，还是应该由“下面”和“上面”两只手的合力来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