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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爆发后，戴笠除了公开讨张外，更是留下绝笔信，涉险入西安策划营救蒋介石。终于在西安见到蒋时，戴笠“跪在蒋的面前，抱住脚痛哭失声，臭骂自己失职”。
戴笠（1897-1946），浙江江山人。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中称“军统特务首脑戴笠，是蒋介石佩在身边的一把犀利的匕首，也是最善于窥伺主子意图最博得蒋介石欢心的一条忠实凶狠的走狗”。
2013 年夏天，笔者于台北的“国史馆”查阅了部分戴笠档案，发现新解密的“戴公遗墨”中确有大量从未披露过的史料。比如在“西安事变”专题中，笔者就有一些新的发现。
戴笠表忠心
戴笠一生效忠蒋介石，作为黄埔军校第六期骑兵科没有毕业的学生（沈醉语），他终生尊称蒋介石为“校长”，“信仰领袖、效忠领袖和服从领袖”是他毕生的原则，这一点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和善后处理过程中都有充分表现。
“西安事变”爆发后，各方各地各界均有“讨张宣言”发表，黄埔军校全体毕业生的“讨张宣言”即出自戴笠之手，此文在“戴公遗墨”中有完整保留：张学良劫持革命领袖蒋先生，我全体七万余同学闻之发指眦裂。窃以九一八之变，张逆一夕之间失地三省，全国哗然，独我领袖能谅之。回国之后，彷徨末路，人不能容，独我领袖优遇之。此两次之经过，我领袖代受朝野之攻击，为何如乎……
除了公开讨张外，“西安事变”发生十一天后，戴笠更涉险入西安策划营救蒋介石，“戴公遗墨”中保留着一封他当年的绝笔信。这封写于地下室的绝笔信，用钢笔写在一张有竖纹的纸上：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领袖蒙难后十二日戴笠于西安张寓地下室这封绝笔信后来广为流传，显示其对蒋戴关系意义重大。章微寒在《戴笠与“军统局”》一文中回忆戴笠在赴西安前曾召集手下训话，涕泪交流，“此去凶多吉少，我到西安和校长共生死”。终于在西安见到蒋时，戴笠“跪在蒋的面前，抱住脚痛哭失声，臭骂自己失职”。魏斐德在《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一书中则更明确地指出，“假如戴笠活动的唯一目的是强化他与委员长的关系的话，那么对他来说最关键的时刻便是1936 年的西安事变”。戴笠将1922 年蒋介石在“永丰舰”营救陷于陈炯明之手的孙中山的“壮举”作为榜样，并凭借着他对张学良的影响，靠“西安事变”中表现出来的勇气与牺牲精神，成功地赢得了领袖对他更大的信任与倚重。事变后，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里提到与其妻宋美龄一起赴西安的是“蒋鼎文、戴笠、端纳、子文等四人”，可见，戴笠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经过“西安事变”已今非昔比。
魏斐德在《间谍王》一书中认为，“西安事变对戴笠来说意味着个人的凯旋。戴笠开始对自己在CC派的竞争对手、间谍头子徐恩曾展开了决定性的攻势。事变以后，戴笠被蒋介石认作最可靠的卫士，而在其他人眼中，戴笠的组织及其活动对于‘蒋作为党的政治领导人的幸存必不可少’了”。
监视周恩来
目前所见对于“西安事变”后国共和谈的记载一般都称，中共中央于1937年2月10日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建议实现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两天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的中共代表团与顾祝同、贺衷寒、张冲等组成的国民党代表团在西安开始正式谈判。该谈判历时一月，双方的分歧无法弥合，谈判无所进展。3 月12、13 日，中共中央指示在西安的周恩来，“可声明在西安无可再谈，要求见蒋解决”。15日，中共中央提出十五项谈判条件，并要求速见蒋介石当面解决同顾、张不能解决的问题。
实际上，根据已经刊布的中共中央档案来看，在3 月12 日前，蒋介石已经提出与周恩来当面谈判的建议。1937 年2 月4 日，潘汉年就致电周恩来转告了蒋介石的这一邀请，电文称蒋介石“请你于三全会前来杭面晤，并再派张冲与弟前来接你南下”。
1937 年3 月中旬，周恩来按照中共中央书记处来电要求，飞抵上海，谋求与蒋介石的当面谈判。《周恩来年谱》中仅记载：周抵沪后，先同宋美龄会晤，将根据中共中央十五项谈判条件拟成的书面意见交宋，请她转交在杭州养病的蒋介石。周在上海期间还同宋子文、蒋鼎文、东北抗日将领李杜等会晤。随后，周恩来在潘汉年的陪同下到杭州与蒋介石谈判。其他细节并无交待。在“戴公遗墨”中有一份戴笠发给蒋介石的电报，记载了周恩来在沪期间活动和国民党对周的监视情况：
对杨、周行动已严密布置监视矣。周寓北四川路新亚酒店，该店常有日人寄寓，殊觉不妥。闻张冲同志已赴牯晋谒钧座，请示见周地点与日期，周似在沪候命也。查周到沪后外出尚少，其在外活动者系潘汉年。
无论是《周恩来年谱》还是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对于周恩来到上海和杭州以后的活动，均无记载，“戴公遗墨”中保存的这份电报增加了我们对周恩来和潘汉年在上海期间的住宿地点、活动概况等的进一步了解。在《周恩来年谱》中还记载有，周恩来在沪期间“秘密会见中共上海地下党同志”，看来我党地下同志技高一筹，逃过了戴笠的严密监控。
暗杀杨虎城
论及暗杀杨虎城，我们以前只知1949 年9 月6 日，国军弃守重庆前，将杨虎城及其子女、卫士、秘书等八人秘密暗杀，并用硝镪水毁尸灭迹，据称此次暗杀由当时的军统局局长毛人凤下令。但从新解密的戴笠档案中笔者发现，戴笠与蒋介石实际早在1937 年就曾经策划暗杀杨虎城。
早在1937年1月31日，戴笠在给王道成转马志超的电报中就表达了铲除杨虎城的意图：陜西和平谅可告成，惟杨虎城阴险，必须徐图设法引诱铲除，若徒以权利，随便拉人合作，势必事未进行而机密先泄，希兄再三考虑，如何盼复。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渐失对西北军控制，1937 年6 月29日，他以“欧美考察军事专员”的身份被迫赴美国和欧洲“考察”。“七七”事变爆发后，杨虎城数次电蒋要求回国抗日。杨虎城在11月27 日对老部下的谈话中谈到，“七七”事变后他就想马上回国，数次致电蒋介石，“请缨杀敌，未接回电”，到欧洲后他又致电宋子文，要求转呈蒋允准回国，直到10 月2 日才接宋氏回电“似可回国”，这才回来。1937 年10 月29 日，杨虎城携家人和随扈搭乘法轮“冉·拉保底号”离开欧洲秘密回国，11月26 日返抵香港。从“戴公遗墨”中保存的多封戴笠的亲笔电报稿可以看到，在杨虎城抵港前，戴笠即已主张将其“秘密处决”。
戴笠选定的暗杀地点是香港，但蒋介石却希望能够在汉口执行。戴笠只好改变布署，命令其在香港的手下只监视不暗杀。杨者圣在《特工王戴笠》一书中描述，1937 年11 月下旬，蒋介石在南昌召见戴笠，正式下达了扣押杨虎城的命令。曾任军统北平站站长的乔家才在《铁血精忠传》一文中回忆戴笠受命回到武汉后，就命特务队长李家杰从南京首都警察厅特务队挑选骨干30 余人赴鄂，经他亲自审查后，由李家杰带往南昌待命。同时又命军统特务处江西站在南昌租房一栋，准备接待某要人，随后租妥南昌二纬路1号一幢二层洋房。
《特工王戴笠》里称，“11 月30 日，杨虎城在专程赴港迎接杨虎城重返十七路军的一七七师副师长王根僧的陪同下，乘欧亚班机飞抵长沙。得悉戴笠先一日已返武昌，留便条嘱杨转往武昌见。杨不知是计，又于当夜乘火车赶赴武昌。”12 月1 日下午，戴笠以蒋介石代表的身份，率武昌行营及湖北省政府百余名要員在武昌火车站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
次日，戴笠陪杨虎城搭乘小飞机飞赣，下机后被带往事先租妥的二纬路1 号洋房，遂失自由，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扣押生活。
但是，对于未能及时除掉杨虎城，戴笠仍然耿耿于怀，在给蒋介石的机要秘书毛庆祥的电文中忿忿抱怨，“弟当遵照委座谕旨办理也，惟此人不除终必为患”。
随着抗战局势的变化，杨虎城又被从南昌经株洲解往长沙，被囚禁在东郊的“朱家花园”。
中国大陆学界坊间对戴笠的研究兴趣经年不断，但宥于史料限制，多捕风捉影之作，少严谨的学术研究成果，“戴公遗墨”的开放将有望转变此一局面。“戴笠档案”的公布，不仅能推动戴笠研究，对军统局、中美合作所、情报战、抗战史等研究都会大有助益，值得期待。
（《世纪》2014年第2期 陈雁/文）
戴笠（1897-1946），浙江江山人。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中称“军统特务首脑戴笠，是蒋介石佩在身边的一把犀利的匕首，也是最善于窥伺主子意图最博得蒋介石欢心的一条忠实凶狠的走狗”。
2013 年夏天，笔者于台北的“国史馆”查阅了部分戴笠档案，发现新解密的“戴公遗墨”中确有大量从未披露过的史料。比如在“西安事变”专题中，笔者就有一些新的发现。
戴笠表忠心
戴笠一生效忠蒋介石，作为黄埔军校第六期骑兵科没有毕业的学生（沈醉语），他终生尊称蒋介石为“校长”，“信仰领袖、效忠领袖和服从领袖”是他毕生的原则，这一点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和善后处理过程中都有充分表现。
“西安事变”爆发后，各方各地各界均有“讨张宣言”发表，黄埔军校全体毕业生的“讨张宣言”即出自戴笠之手，此文在“戴公遗墨”中有完整保留：张学良劫持革命领袖蒋先生，我全体七万余同学闻之发指眦裂。窃以九一八之变，张逆一夕之间失地三省，全国哗然，独我领袖能谅之。回国之后，彷徨末路，人不能容，独我领袖优遇之。此两次之经过，我领袖代受朝野之攻击，为何如乎……
除了公开讨张外，“西安事变”发生十一天后，戴笠更涉险入西安策划营救蒋介石，“戴公遗墨”中保留着一封他当年的绝笔信。这封写于地下室的绝笔信，用钢笔写在一张有竖纹的纸上：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领袖蒙难后十二日戴笠于西安张寓地下室这封绝笔信后来广为流传，显示其对蒋戴关系意义重大。章微寒在《戴笠与“军统局”》一文中回忆戴笠在赴西安前曾召集手下训话，涕泪交流，“此去凶多吉少，我到西安和校长共生死”。终于在西安见到蒋时，戴笠“跪在蒋的面前，抱住脚痛哭失声，臭骂自己失职”。魏斐德在《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一书中则更明确地指出，“假如戴笠活动的唯一目的是强化他与委员长的关系的话，那么对他来说最关键的时刻便是1936 年的西安事变”。戴笠将1922 年蒋介石在“永丰舰”营救陷于陈炯明之手的孙中山的“壮举”作为榜样，并凭借着他对张学良的影响，靠“西安事变”中表现出来的勇气与牺牲精神，成功地赢得了领袖对他更大的信任与倚重。事变后，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里提到与其妻宋美龄一起赴西安的是“蒋鼎文、戴笠、端纳、子文等四人”，可见，戴笠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经过“西安事变”已今非昔比。
魏斐德在《间谍王》一书中认为，“西安事变对戴笠来说意味着个人的凯旋。戴笠开始对自己在CC派的竞争对手、间谍头子徐恩曾展开了决定性的攻势。事变以后，戴笠被蒋介石认作最可靠的卫士，而在其他人眼中，戴笠的组织及其活动对于‘蒋作为党的政治领导人的幸存必不可少’了”。
监视周恩来
目前所见对于“西安事变”后国共和谈的记载一般都称，中共中央于1937年2月10日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建议实现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两天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的中共代表团与顾祝同、贺衷寒、张冲等组成的国民党代表团在西安开始正式谈判。该谈判历时一月，双方的分歧无法弥合，谈判无所进展。3 月12、13 日，中共中央指示在西安的周恩来，“可声明在西安无可再谈，要求见蒋解决”。15日，中共中央提出十五项谈判条件，并要求速见蒋介石当面解决同顾、张不能解决的问题。
实际上，根据已经刊布的中共中央档案来看，在3 月12 日前，蒋介石已经提出与周恩来当面谈判的建议。1937 年2 月4 日，潘汉年就致电周恩来转告了蒋介石的这一邀请，电文称蒋介石“请你于三全会前来杭面晤，并再派张冲与弟前来接你南下”。
1937 年3 月中旬，周恩来按照中共中央书记处来电要求，飞抵上海，谋求与蒋介石的当面谈判。《周恩来年谱》中仅记载：周抵沪后，先同宋美龄会晤，将根据中共中央十五项谈判条件拟成的书面意见交宋，请她转交在杭州养病的蒋介石。周在上海期间还同宋子文、蒋鼎文、东北抗日将领李杜等会晤。随后，周恩来在潘汉年的陪同下到杭州与蒋介石谈判。其他细节并无交待。在“戴公遗墨”中有一份戴笠发给蒋介石的电报，记载了周恩来在沪期间活动和国民党对周的监视情况：
对杨、周行动已严密布置监视矣。周寓北四川路新亚酒店，该店常有日人寄寓，殊觉不妥。闻张冲同志已赴牯晋谒钧座，请示见周地点与日期，周似在沪候命也。查周到沪后外出尚少，其在外活动者系潘汉年。
无论是《周恩来年谱》还是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对于周恩来到上海和杭州以后的活动，均无记载，“戴公遗墨”中保存的这份电报增加了我们对周恩来和潘汉年在上海期间的住宿地点、活动概况等的进一步了解。在《周恩来年谱》中还记载有，周恩来在沪期间“秘密会见中共上海地下党同志”，看来我党地下同志技高一筹，逃过了戴笠的严密监控。
暗杀杨虎城
论及暗杀杨虎城，我们以前只知1949 年9 月6 日，国军弃守重庆前，将杨虎城及其子女、卫士、秘书等八人秘密暗杀，并用硝镪水毁尸灭迹，据称此次暗杀由当时的军统局局长毛人凤下令。但从新解密的戴笠档案中笔者发现，戴笠与蒋介石实际早在1937 年就曾经策划暗杀杨虎城。
早在1937年1月31日，戴笠在给王道成转马志超的电报中就表达了铲除杨虎城的意图：陜西和平谅可告成，惟杨虎城阴险，必须徐图设法引诱铲除，若徒以权利，随便拉人合作，势必事未进行而机密先泄，希兄再三考虑，如何盼复。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渐失对西北军控制，1937 年6 月29日，他以“欧美考察军事专员”的身份被迫赴美国和欧洲“考察”。“七七”事变爆发后，杨虎城数次电蒋要求回国抗日。杨虎城在11月27 日对老部下的谈话中谈到，“七七”事变后他就想马上回国，数次致电蒋介石，“请缨杀敌，未接回电”，到欧洲后他又致电宋子文，要求转呈蒋允准回国，直到10 月2 日才接宋氏回电“似可回国”，这才回来。1937 年10 月29 日，杨虎城携家人和随扈搭乘法轮“冉·拉保底号”离开欧洲秘密回国，11月26 日返抵香港。从“戴公遗墨”中保存的多封戴笠的亲笔电报稿可以看到，在杨虎城抵港前，戴笠即已主张将其“秘密处决”。
戴笠选定的暗杀地点是香港，但蒋介石却希望能够在汉口执行。戴笠只好改变布署，命令其在香港的手下只监视不暗杀。杨者圣在《特工王戴笠》一书中描述，1937 年11 月下旬，蒋介石在南昌召见戴笠，正式下达了扣押杨虎城的命令。曾任军统北平站站长的乔家才在《铁血精忠传》一文中回忆戴笠受命回到武汉后，就命特务队长李家杰从南京首都警察厅特务队挑选骨干30 余人赴鄂，经他亲自审查后，由李家杰带往南昌待命。同时又命军统特务处江西站在南昌租房一栋，准备接待某要人，随后租妥南昌二纬路1号一幢二层洋房。
《特工王戴笠》里称，“11 月30 日，杨虎城在专程赴港迎接杨虎城重返十七路军的一七七师副师长王根僧的陪同下，乘欧亚班机飞抵长沙。得悉戴笠先一日已返武昌，留便条嘱杨转往武昌见。杨不知是计，又于当夜乘火车赶赴武昌。”12 月1 日下午，戴笠以蒋介石代表的身份，率武昌行营及湖北省政府百余名要員在武昌火车站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
次日，戴笠陪杨虎城搭乘小飞机飞赣，下机后被带往事先租妥的二纬路1 号洋房，遂失自由，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扣押生活。
但是，对于未能及时除掉杨虎城，戴笠仍然耿耿于怀，在给蒋介石的机要秘书毛庆祥的电文中忿忿抱怨，“弟当遵照委座谕旨办理也，惟此人不除终必为患”。
随着抗战局势的变化，杨虎城又被从南昌经株洲解往长沙，被囚禁在东郊的“朱家花园”。
中国大陆学界坊间对戴笠的研究兴趣经年不断，但宥于史料限制，多捕风捉影之作，少严谨的学术研究成果，“戴公遗墨”的开放将有望转变此一局面。“戴笠档案”的公布，不仅能推动戴笠研究，对军统局、中美合作所、情报战、抗战史等研究都会大有助益，值得期待。
（《世纪》2014年第2期 陈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