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咸丰、同治年间，江南地区因受太平天国起义的冲击，造成大量册籍遗失，其中民众的地契更是散佚严重，造成经济秩序大乱。一些旧日书吏趁机舞弊，以伪造的所谓私藏“秘籍”作为依据，导致土地产权纠纷不断。为此，咸丰皇帝下了一道谕旨，宣布原有地契一律作废无效，同时命令地方官府重新测量土地，清理田粮，重造图册，地籍仍按旧制编为保、区、图、圩、号五级，号内分户。并发放一种新的土地证书“执业田单”，上面写明土地详细情况，如持有人姓名、县、区、保的名称、土地面积、编号等，但没有地界的记录，也不附正式的图。
　　笔者收藏了一份同治三年木刻雕版墨印的“执业田单”（图1），上面载明：江苏松江府川沙抚民分府為给发田单收粮执业事，照得厅境额田分隶时，所执上南二县田单久未清理，现经善后案内详奉宪行均归的户承粮，遵饬董保按图按号查明所有该户执业细号、田亩四址，除注册外，合给厅印新单收执，办粮须至单者。
　　计开：二十二保 区十五图翔字圩八十九号，业户：顾增泰下则田一亩两分九厘六毫。东至 南至 西至 北至 ，应完银 、米 。同治三年 月 日给，川字第（难以辨认）号。
　　如有买卖以此单为准，同契投税填注现业过户办粮，倘有旧单匿藏，概不为凭。
　　显然，“执业田单”不仅是一种土地凭证，也是官方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税的依据。“执业田单”仅在家庭内部保留传承，与官府无关，执有人唯一能证明他的“田单”与土地所有权的方法就是缴纳地税的收据，表明他的家庭拥有这块地产没有争议。如果全部土地出售转让，那么这张“执业田单”就要连同卖契一起交给买主。如果是出让一部分，这张“执业田单”则一割为二，盖上骑缝官印，买卖双方各执半张的“田单”贴在另外一张纸上，再在这张纸上补上缺了对方半张的字句。“执业田单”如有遗失、焚毁，官府经过严格查验，符合要求者方补给印谕执业。印谕一般由知县证实发给，是代替遗失“田单”的证书，如其附有正式的缴税收据，其作用与“田单”相同。
　　咸丰三年上海县小刀会起义，占领年余，田粮册籍遭到破坏，因此开埠前后的上海地区，与江南大部分地区一样，问田执业以“执业田单”为凭。松江府（现属上海市）所属上海县、川沙县等多有发放“执业田单”，租地也必以“执业田单”为凭，这已成为符合上海以及江南地区订立田地买卖租契约的民事习惯。上海开埠后，外国人在向业主租田时，先与他们商定价格，再验看“执业田单”，最后才与之订立租地议单。
　　外国人向华人买土地，除了“田单”或分割的“田单”外，还必须要取得转让地产给他的“永远出租契”，“永远出租契”上写的内容与“卖契”一样，必须有当地的地保、中间人等签名盖章。外国承租人接着将此据送到其所属的领事署，申请“领事署契”。领事署土地处将此据连同一式三份的“领事署契”转交中国土地代表，于是由道台在三份“领事署契”上盖上大印，一份由中国会丈局保存，两份还给领事署。“领事署契”往往又被称为“道契”。
　　由于开埠前后的上海田地分割随意性强，以致割单凌乱破碎，有的单大地小，有的单小地大，还有的一地多人共有。“田单”已经破烂者叫“烂单”，田单已经割裂者叫“割单”，有的“田单”遗失后另立一纸据叫“代单”，还有印谕等等，土地契证十分混乱，许多人趁机徇私舞弊，土地纷争不断，由于旧式田单产权不明，于是逐渐转换为道契，以确定土地。办理补换道契时，须把“执业田单”粘附在租地议单上，一并上缴上海道署存案。一旦转为道契，说明土地转让完成，“执业田单”就失去了证明土地产权的效用。
　　我国土地契约作为土地所有权凭证，旧时多为在宣纸上用毛笔书写，后期出现木刻雕版、石雕、铜版雕、活字印刷等。清末“执业田单”以木刻雕版为主，在竹纸、宣纸上用水墨印制，为了防伪还印有红印（图2），类似于现代的防伪水印。“执业田单”在近代土地文契的清理、重造与转换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是研究清末社会变迁和法制史的重要资料，因此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