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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转变經济发展方式是新常态的核心内涵，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则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大局，我国十四届五中全会曾经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要从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而十七大也曾明确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本文对新常态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制度因素进行分析，对新常态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进行研究。
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制度因素;路径研究
在新常态下，我国以往的利用规模扩大来对经济效益进行获取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无法对新常态的发展需求进行满足，伴随经济速度缓慢增长，一些效率低、成本高等问题逐渐被显现出来，因此经济发展方式势必要进行转变，采取合理有效的途径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的，最终将成果向广大人们群众进行展示。
一、新常态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制度因素
每个发展阶段都有其相对应的制度，由于各阶段对于制度的需求有所不同，因此要根据阶段需要对制度进行整改，使其适应发展规律、符合发展阶段、顺应时代潮流这样才可称为好的制度。以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履步维艰，由于制度属于慢变量，但这个满变量却对快变量起决定作用。慢变量具体体现如下几个方面：
（一）行政制度不完善
我国行政制度方面极不完善，首先政府职能部门存在错位、缺位、越位的情况，导致市场化不完善从而需和过度市场化并存。其次，存在法人制度方面软化、预算约束不硬化、财权事权不对称等情况。此外，行政管理工作中，公务员自身行为也会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具体表现为行政作风不良、决策制度约束力不够、用人体系不完善等，上述情况均会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带来阻碍。
（二）过度依赖机制路径
具体表现为宏观层面上财税分配机制、微观层面上产权界定机制、中观层面上价格形成机制。以前，上述机制对于经济主体决策行为并未起到引导作用，甚至出现决策误导的情况，无法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起促进作用。在财税分配机制上，我国经济依旧是以政府为主导，而各级政府的最终目标均是实现财税最大化。但在美国直接税和间接税比例为三七开，我国却恰恰相反。各地在利益的引导下，不考虑自身情况，盲目进行办场，上项目以此获取更多的税收。在此类制度的引导下，地方政府早已没有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动力。在产权界定机制上，我国矿产、土地等自然资源全部为国家所有，同时对于电力、铁路、市政、石油等行业资源进行垄断，还采取禁止、审批等行政手段来对社会资本进入进行制约，市场在对资源进行配置时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时，无法起决定性作用，实际作用难以发挥。在价格形成机制上，我国资源、能源性产品价格长久以来均受到当地政府的严格管控，使得价值无法与价格相对应，无法对市场供求关系、环境损害成本以及资源稀缺问题进行展现，从而导致供给不足、产能过剩等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
（三）文化观念不足
长久以来，我国传统文化观念对于诚信意识、节约意识、法治意识等并未高度进行重视，一定程度上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起到制约作用。例如，我国社会诚信缺失情况普遍存在。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体为社会、政府、企业及个人，但由于过度追求利益最大化，法治意识极为淡漠，诚信意识缺失极为严重，从而市场竞争无法有效进行开展，市场配置资源功能受到损害，微观主体权益无法有效得以确保。
二、新常态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研究
（一）实施原则
从制度角度来看，不管正式或是非正式的制度都可对自身实现机制，来对经济发展方式进行转变。正式制度为产权明晰、法律法规等，非正式制度为行为准侧、文化观念等。首先，明确法治原则，法治涵盖宪法及其他法律属于正式制度。想对经济发展方式进行转变要以制度和法律作为基础。当下，对经济发展方式进行转变仅依靠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无法对目标进行实现。需要通过立法来对适用以往经济发展方式有关法律法规和实施机制进行调整，对于制度束缚进行消除。此外，对于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制度加大其工作力度，对于市场执法力度进行加大，保证市场主体经营者均能做到守法经营、诚实守信。其次，明确底线原则，其属于非正式制度因素。要对底线原则进行坚守，做到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先确保经济运行处于合理的状态，同时增强社会活力，对于社会秩序进行维护使其稳定。最后，确定创新原则，其也属于非正式制度因素，制度创新可以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起内在推动的作用。要将重点立足于比可持续性、结构，而不是比速度、比形式，对于一些错误的认知进行转变，从而形成适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理念、新思维。
（二）突破手段
制度由于其是长时间、大面积的存在，因此改革起来极不容易，且改革速度较慢。因此，需将传统结构进行打破，进而进行重组对于水平进行提高。首先，对于体系机制进行梳理。对于体系机制所存在的问题及矛盾进行分析，对制约经济发展的关键点进行梳理，同时对于旧的体系机制适当进行调整。其次，对于资源配置进行优化，若是因为资源配置不合理而造成问题及矛盾，要对资源配置形式进行调整，对现有的固化形式进行转变。再有，对边界条件进行改变，所有事物存在及发展都会存在相应的格局和适当的边界，因此需对以往的边界条件进行突破，对于一些变量进行适当调整，进而形成新的体系及格局。加之，对管理方法进行改革，一旦有问题及矛盾出现，体系机制能否不受其影响，就可对管理方式及政策进行合理判断，对于管理方式及政策进行分析，摒弃其中不适合、不正确的因素。最后，对利益格局进行调整，很多问题及矛盾，实质均是利益格局失衡及利益冲突，因此需对利益格局进行调整，对各方利益进行兼顾尤其要对弱势群体进行照拂，方可有效对问题进行解决。
（三）实现主体
首先，发挥政府作用，政府要对总体规划进行部署，某些重点产业尤其是带有战略性的新兴产业要对其进行重点研究，利用财政、产业、科技、金融等政策扶持措施，引导经济发展方式进行转变。政府要减轻对于微观市场的干预力度，对于事中、事后的监管水平进行提升，对于自身公共服务意识及社会管理义务进行强化。其次，突出企业责任，在企业产业结构、投资结构、技术结构、产品机构等方面全权进行调整，尽可能实现生产规模、结构、速度、效益、质量的有机统一。企业要逐步迈向知识密集、绿色发展、创新驱动的企业模式，对于企业自身效益及发展质量进行提高。最后，保障公民权利义务，充分带动人民群众参与改革、支持改革、促进改革的积极性。对于群众思维模式、认知水平、价值观念进行改变，加强群众的主体意识。同时，加大教育资金的投入力度，营造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制度氛围，对劳动者公平分配体系进行建立，使得全体人民均可对发展成果进行分享。
（四）评价标准
首先，对于转变方式进行宽度拓展，不但要对总体经济增长水平加以改善，还需对企业生产水平及效益进行改善，从宏观经济及微观经济两个方面选取衡量指标，比如人均GDP、GDP增长率、劳动生产率等等。其次，对于转变方式进行高度拓展，具体为对于土地、能源、环境等制约条件进行突破，深化改革开放，培养市场主力、对于市场化程度进行提升，大力促进教育发展以及科技创新，对于自主创新能力进行培养，加强核心竞争力。选取衡量指标为非公有制经济比重、人均耕地保有量、知识型企业增产值所占GDP比重等。最后，对于转变方式进行高度拓展，确保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对于产业、区域、城乡以及所有制结构进行优化，进而达到经济发展和资源、人口、环境彼此协调的目的，社会分配得以公平公正的进行，选取衡量指标重点从以下方面进行考虑：社会公平、资源消耗、结构优化、要素效益，衡量指标可选取单位GDP能耗、产业结构形式、基尼系数等。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方式在进行转变时，受到一些制度因素的限制，导致其发展较为缓慢，因此需要政府、企业、社会、人民群众多方共同协作，对于制约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条件进行合理整改，使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早日步入集约型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1]路云霞，李文青，于忠华，等.以绿色理念引领经济发展生态化转型路径研究 ——以南京市为例[J].科技资讯，2017， 15（1）：77-79.
[2]吴战勇.新常态下农村金融生态系统的耦合机制与优化路径研究[J].南阳理工学院学报，2017，9（3）：47-50.
[3]包清临.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路径依赖的特征及成因[J].甘肃社会科学，2017（1）：216-222.
[4]戚湧，饶卓.社交指数、风险倾向与创业——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7，34（01）：7-14.
[5]马春晓.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税收制度改革研究[J].改革与战略，2017（03）：50-52.
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制度因素;路径研究
在新常态下，我国以往的利用规模扩大来对经济效益进行获取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无法对新常态的发展需求进行满足，伴随经济速度缓慢增长，一些效率低、成本高等问题逐渐被显现出来，因此经济发展方式势必要进行转变，采取合理有效的途径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的，最终将成果向广大人们群众进行展示。
一、新常态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制度因素
每个发展阶段都有其相对应的制度，由于各阶段对于制度的需求有所不同，因此要根据阶段需要对制度进行整改，使其适应发展规律、符合发展阶段、顺应时代潮流这样才可称为好的制度。以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履步维艰，由于制度属于慢变量，但这个满变量却对快变量起决定作用。慢变量具体体现如下几个方面：
（一）行政制度不完善
我国行政制度方面极不完善，首先政府职能部门存在错位、缺位、越位的情况，导致市场化不完善从而需和过度市场化并存。其次，存在法人制度方面软化、预算约束不硬化、财权事权不对称等情况。此外，行政管理工作中，公务员自身行为也会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具体表现为行政作风不良、决策制度约束力不够、用人体系不完善等，上述情况均会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带来阻碍。
（二）过度依赖机制路径
具体表现为宏观层面上财税分配机制、微观层面上产权界定机制、中观层面上价格形成机制。以前，上述机制对于经济主体决策行为并未起到引导作用，甚至出现决策误导的情况，无法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起促进作用。在财税分配机制上，我国经济依旧是以政府为主导，而各级政府的最终目标均是实现财税最大化。但在美国直接税和间接税比例为三七开，我国却恰恰相反。各地在利益的引导下，不考虑自身情况，盲目进行办场，上项目以此获取更多的税收。在此类制度的引导下，地方政府早已没有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动力。在产权界定机制上，我国矿产、土地等自然资源全部为国家所有，同时对于电力、铁路、市政、石油等行业资源进行垄断，还采取禁止、审批等行政手段来对社会资本进入进行制约，市场在对资源进行配置时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时，无法起决定性作用，实际作用难以发挥。在价格形成机制上，我国资源、能源性产品价格长久以来均受到当地政府的严格管控，使得价值无法与价格相对应，无法对市场供求关系、环境损害成本以及资源稀缺问题进行展现，从而导致供给不足、产能过剩等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
（三）文化观念不足
长久以来，我国传统文化观念对于诚信意识、节约意识、法治意识等并未高度进行重视，一定程度上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起到制约作用。例如，我国社会诚信缺失情况普遍存在。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体为社会、政府、企业及个人，但由于过度追求利益最大化，法治意识极为淡漠，诚信意识缺失极为严重，从而市场竞争无法有效进行开展，市场配置资源功能受到损害，微观主体权益无法有效得以确保。
二、新常态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研究
（一）实施原则
从制度角度来看，不管正式或是非正式的制度都可对自身实现机制，来对经济发展方式进行转变。正式制度为产权明晰、法律法规等，非正式制度为行为准侧、文化观念等。首先，明确法治原则，法治涵盖宪法及其他法律属于正式制度。想对经济发展方式进行转变要以制度和法律作为基础。当下，对经济发展方式进行转变仅依靠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无法对目标进行实现。需要通过立法来对适用以往经济发展方式有关法律法规和实施机制进行调整，对于制度束缚进行消除。此外，对于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制度加大其工作力度，对于市场执法力度进行加大，保证市场主体经营者均能做到守法经营、诚实守信。其次，明确底线原则，其属于非正式制度因素。要对底线原则进行坚守，做到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先确保经济运行处于合理的状态，同时增强社会活力，对于社会秩序进行维护使其稳定。最后，确定创新原则，其也属于非正式制度因素，制度创新可以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起内在推动的作用。要将重点立足于比可持续性、结构，而不是比速度、比形式，对于一些错误的认知进行转变，从而形成适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理念、新思维。
（二）突破手段
制度由于其是长时间、大面积的存在，因此改革起来极不容易，且改革速度较慢。因此，需将传统结构进行打破，进而进行重组对于水平进行提高。首先，对于体系机制进行梳理。对于体系机制所存在的问题及矛盾进行分析，对制约经济发展的关键点进行梳理，同时对于旧的体系机制适当进行调整。其次，对于资源配置进行优化，若是因为资源配置不合理而造成问题及矛盾，要对资源配置形式进行调整，对现有的固化形式进行转变。再有，对边界条件进行改变，所有事物存在及发展都会存在相应的格局和适当的边界，因此需对以往的边界条件进行突破，对于一些变量进行适当调整，进而形成新的体系及格局。加之，对管理方法进行改革，一旦有问题及矛盾出现，体系机制能否不受其影响，就可对管理方式及政策进行合理判断，对于管理方式及政策进行分析，摒弃其中不适合、不正确的因素。最后，对利益格局进行调整，很多问题及矛盾，实质均是利益格局失衡及利益冲突，因此需对利益格局进行调整，对各方利益进行兼顾尤其要对弱势群体进行照拂，方可有效对问题进行解决。
（三）实现主体
首先，发挥政府作用，政府要对总体规划进行部署，某些重点产业尤其是带有战略性的新兴产业要对其进行重点研究，利用财政、产业、科技、金融等政策扶持措施，引导经济发展方式进行转变。政府要减轻对于微观市场的干预力度，对于事中、事后的监管水平进行提升，对于自身公共服务意识及社会管理义务进行强化。其次，突出企业责任，在企业产业结构、投资结构、技术结构、产品机构等方面全权进行调整，尽可能实现生产规模、结构、速度、效益、质量的有机统一。企业要逐步迈向知识密集、绿色发展、创新驱动的企业模式，对于企业自身效益及发展质量进行提高。最后，保障公民权利义务，充分带动人民群众参与改革、支持改革、促进改革的积极性。对于群众思维模式、认知水平、价值观念进行改变，加强群众的主体意识。同时，加大教育资金的投入力度，营造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制度氛围，对劳动者公平分配体系进行建立，使得全体人民均可对发展成果进行分享。
（四）评价标准
首先，对于转变方式进行宽度拓展，不但要对总体经济增长水平加以改善，还需对企业生产水平及效益进行改善，从宏观经济及微观经济两个方面选取衡量指标，比如人均GDP、GDP增长率、劳动生产率等等。其次，对于转变方式进行高度拓展，具体为对于土地、能源、环境等制约条件进行突破，深化改革开放，培养市场主力、对于市场化程度进行提升，大力促进教育发展以及科技创新，对于自主创新能力进行培养，加强核心竞争力。选取衡量指标为非公有制经济比重、人均耕地保有量、知识型企业增产值所占GDP比重等。最后，对于转变方式进行高度拓展，确保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对于产业、区域、城乡以及所有制结构进行优化，进而达到经济发展和资源、人口、环境彼此协调的目的，社会分配得以公平公正的进行，选取衡量指标重点从以下方面进行考虑：社会公平、资源消耗、结构优化、要素效益，衡量指标可选取单位GDP能耗、产业结构形式、基尼系数等。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方式在进行转变时，受到一些制度因素的限制，导致其发展较为缓慢，因此需要政府、企业、社会、人民群众多方共同协作，对于制约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条件进行合理整改，使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早日步入集约型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1]路云霞，李文青，于忠华，等.以绿色理念引领经济发展生态化转型路径研究 ——以南京市为例[J].科技资讯，2017， 15（1）：77-79.
[2]吴战勇.新常态下农村金融生态系统的耦合机制与优化路径研究[J].南阳理工学院学报，2017，9（3）：47-50.
[3]包清临.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路径依赖的特征及成因[J].甘肃社会科学，2017（1）：216-222.
[4]戚湧，饶卓.社交指数、风险倾向与创业——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7，34（01）：7-14.
[5]马春晓.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税收制度改革研究[J].改革与战略，2017（03）：5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