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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0一八年夏天，黄荭和博士生骜龙一起去法国索邦大学访谈兰波研究专家安德烈·纪尧（Andre Guyaux）。此文为访谈记录。
正式采访前，纪尧教授问我们：“兰波的作品都译成中文了吗？”
黄荭：兰波的作品基本上都有中文译本，包括他全部的法文诗歌、《地狱一季》（Une saison en enfer）、《彩画集》（Illuminations，也译作《彩图集》和《灵光集》），还有兰波部分拉丁文诗歌和往来书信。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兰波就随着中国对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译介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应该说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是兰波译介的第一春，李璜、茅盾、郑振铎、李青崖、徐仲年、梁宗岱、张若名、梁实秋等都从文学史或兰波诗歌创作特色的角度对其做出过评价，侯佩尹、穆木天、戴望舒等诗人、作家翻译了他的一部分诗歌。一九四九年后，兰波的译介进入沉寂期。八十年代程抱一、张弛、钱春绮等选译过兰波的诗歌;一九九一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王道乾译的《地狱一季》，是兰波译作的第一个单行本，之后又出版了他翻译的《彩画集》;一九九二年飞白和胡小跃翻译出版了《多情的散步——法国象征派诗选》，其中收录兰波诗歌三十八首;一九九七年，葛雷、梁栋翻译出版了《兰波诗全集》;二000年王以培翻译出版了《兰波作品全集》;二00八年叶汝涟、何家炜翻译出版了《兰波彩图集》……作为象征派代表诗人，他对中国新诗影响重大，因此兰波作品成了中法文学关系、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考察對象。
纪尧：没想到兰波在中国已经有这么多个译本。
黄荭：最近我在阿尔勒（Arles）碰到兰波研究专家李建英教授，她正在着手重译《兰波全集》，并有意向翻译伊夫·博纳富瓦（Yves Bonnefoy）写的兰波传记。
纪尧：我读过她写兰波的文章。
黄荭：翻译无定本，重译经典是一种无限接近真的探寻。其实就法文版而言，虽然兰波作品数量并不多，但《兰波全集》也一直在修订和更新，从一八九一年兰波去世至今，光伽利玛出版社的“七星文丛”就已经有过三个版本，我手上的这本就是您二00九年主编出版的，请您谈谈这版全集跟之前的版本有什么不同？
纪尧：兰波是天才诗人，他的创作不过是十四岁到十九岁短短的六年时间，三十七岁就去世了。他是为数不多的有三版“七星文丛”全集的诗人。一九四六年“七星文丛”出了第一版《兰波全集》，一九七二年出了第二版。最新全集的问世也是机缘巧合，因为很大一部分兰波手稿都在私人收藏家手上，我以前就常开玩笑说，估计得等到这些收藏家去世，这些手稿才会重见天日。谁承想二00五和二00六年，两位主要的收藏家分别拿出兰波的手稿拍卖，这就为重编《兰波全集》提供了契机。
黄荭：除了手稿为研究提供第一手研究素材外，新版《兰波全集》还有其他的发现吗？
纪尧：一是短文《俾斯麦之梦》（Lereve de Bismarck），二是诗歌《记忆》（Memoire）的另一个版本。一八七0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兰波化名让·波德里（Jean Baudry），在月初刚成立的激进派报纸《阿尔登进步报》（Le Progres des Ardennes）上发表了讽刺短文《俾斯麦之梦》。二00七年，有一位去兰波故乡拍摄短片的导演偶然发现这篇短文，随后被我们编入全集。
黄荭：我感觉最新的二00九年版全集跟之前的版本比好像薄了一些，这是为什么呢？
纪尧：是吗？我看一下（把两个版本的全集找出来翻了翻）。新版一万一千页，的确比上个版本少一百八十页，除了根据手稿还原了部分作品的原貌外，其他内容几乎都是重新编撰的，如序、注释、生平资料等。编辑工作一开始，我和“七星文丛”的负责人就达成了一个共识：一切围绕兰波，围绕兰波的一切。但我们还是动了点“小手脚”，全集“生活与档案”这部分内容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兰波书信的背景，也收录了一些家人和朋友写给兰波的信件。比较魏尔伦编的兰波诗集、保罗·克洛岱尔（Paul Claudel）作序的兰波全集，诗人编书的特色更偏重对兰波惺惺相惜的认同和解读，注重还原作品的原貌，譬如厘清了个别一直误放在《彩画集》中的兰波晚期诗作;而学者编撰的“七星文丛”全集的特色更着意一步步推进对兰波的研究，更多会在注释和资料梳理上做文章，其实注释是一项非常艰巨庞杂的工程，容不得半点马虎。
黄荭：相比其他版本，您为二00九年版全集做的注释更审慎、更克制。
纪尧：注释兰波有两个极端，一是随意发挥，二是将作品与生活史之间强作联系。就第二点来说，有些版本的注解倾向于把每一个细节都投射在诗人的私人生活史上，一些看似真确的事实与作品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唯有凭空阐释才能弥补两者的间隙。对从事文学史的人来说，以事件作为导向去做牵强的解释有时会导致对诗歌的误读，也局限了文学作品模糊美学拓展的空间。
骜龙：刚才我们聊到手稿，兰波故乡的夏勒维尔（Charleville）图书馆保存了几份手稿，其余都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和雅克·杜塞图书馆（Biblioth e que Jacques Doucet）。研究兰波不同作品的原稿应该去哪些地方呢？
纪尧：兰波手稿主要在三个地方。一是法国国家图书馆，主要收藏有《地狱一季》和《彩画集》以及部分诗歌。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网站上，我们能看到一八七三年在布鲁塞尔出版的《地狱一季》的原貌，兰波出版这个小集子时自掏腰包，除了送给身边的朋友之外几乎没什么反响，后来再发现这批书时是在布鲁塞尔的一个书店里，上面落满了厚厚的灰。二是雅克·杜塞图书馆收藏了许多关于兰波的手稿。这些手稿的主人可以说是兰波第一批“文学后代”（posterite litteraire），“后代”不是年龄上的长幼，而是指兰波在放弃文学创作、出走非洲之后在巴黎的一批读者。魏尔伦功不可没，他除了编兰波诗集之外，还向身边的朋友大力推荐。三是兰波故乡夏勒维尔博物馆保存了兰波中学期间的诗作，我们今天还能在十九世纪的报纸上读到少年诗人的作品。夏勒维尔的博物馆里还有一张克洛岱尔收藏的兰波照片的原片。这张照片非常珍贵——兰波在巴黎遇到了当时和文学圈关系很好的摄影师艾蒂安·卡尔雅（Etienne Carjat），两人闹翻之后，卡尔雅烧掉了兰波肖像的负片。克洛岱尔收藏的这张是兰波家人留给他的，也是负片最早洗出来的一批相片，兰波身边的朋友后来说这张相片跟兰波最像。 骜龙：在夏勒维尔下了火车，就可以步行到兰波生活过的房子，有一条小河在故居下面穿过，这幢房子今天成为兰波的博物馆。博物馆的斜对面还有一个兰波年少时曾生活过的公寓，诗人的父亲抛弃了一家几口，之后母亲靠收租为生。路过夏勒维尔市中心的时候，还能看见一座教堂的高塔，让人立刻想到《高塔之歌》。
纪尧：兰波的诗歌与生活现实有许多聯系。在我看来，《彩画集》中的《黎明》（Aube）一文中松林、平原和钟楼都是阿尔登一带的风景。兰波诗歌中的一些风景很难在现实中找到对应，不过自打他放弃文学创作之后，他用照片记录下了他眼中的风景。法德合资创办的公共电视台（Arte）策划过一个系列纪录片，有一集专门介绍兰波后来从事军火和咖啡生意的非洲城市哈勒尔（Harar），纪录片中的哈勒尔和兰波镜头里的城市似乎没太大改变。诗人写信让母亲寄给他一个照相机，故乡小城没有照相机，是母亲托人从里昂捎去的。有意思的是，纪录片完全没有提到兰波，不过我们看到兰波在哈勒尔的自拍像，能够想象一个远离巴黎文学圈的年轻人摆弄相机，然后跑到芭蕉叶下摆好姿势等待快门的场景。
骜龙：很多人对兰波还是津津乐道，似乎谈论兰波一直是一种时髦。
纪尧：当然，喜欢兰波、研究兰波的人有很多，从某个角度来看，编全集是对研究权威性的一种认可。这套《兰波全集》出版之后，有一位兰波的粉丝在《文学半月刊》上撰文批评，不仅是我，许多研究兰波的学者都被他狠狠批评过。我后来回信给这份文学刊物，但他们拒绝刊登，当时几位运营Fabula文学论坛的年轻学生找到我，这封回信才得以发表。无论批评或是攻击、文学研究或是以文学之名的研究，都需要负责任的态度，因为能够找到的文本和信件都是真实可靠的史料，与其对无法考证的内容滔滔不绝，不如踏踏实实地对文本负责，对研究负责。
骜龙：纪尧教授在读博士时师从艾田蒲教授研究《彩画集》，当时一些年轻学者非常痴迷兰波。兰波今天还有年轻的“朋友”吗？
纪尧：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彩画集》手稿，后来以《碎片的诗意》为题出版。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我们身边有一群十分热爱兰波的学者，当时的“兰波之友协会”（Associ ation des amis de Rimbaud）和杂志《鲜活的兰波》（Rimbaud Vivant）十分活跃，研究会里意大利和日本的朋友如今都成为各自国家研究十九世纪法国文学的领头人，当年“年轻的朋友”如今每年或每隔一年都会相聚索邦，一起参加关于兰波的研讨会。让我们很高兴的是，今天仍然有年轻的朋友喜欢兰波，并一直在开拓对兰波的研究。索邦十九世纪图书馆里有一份兰波手稿的复制品，是由巴黎政治学院旁边的圣父出版社（Editions des Saints Peres）出版的，他们复制的不仅是原文，还包括纸张大小、墨水的颜色，甚至纸张破碎的边缘。有意思的是，复制品这个想法是一群年轻人提出来的，他们有时还会来索邦找我聊上几句。
骜龙：索邦不仅有兰波的研究，索邦所在的拉丁区曾是兰波在巴黎的根据地。在魏尔伦的引荐下，兰波一直活跃于常在拉丁区聚会的诗歌团体。
纪尧：一八七0和一八七一年，兰波分别到达巴黎北站与东站。一八七0年八月二十九日，兰波决定离开自己的故乡，由于手上的火车票只买到了夏勒维尔和巴黎中间的圣康坦（Saint Quentin），他在巴黎北站一下车就被抓了起来。他告诉铁路公司的警察自己“没有住处，也没有生活费用”，随即被送到了警察局，后来关进了马萨监狱（prison de Mazas）。狱中的兰波写信请老师乔治-伊藏巴尔（Georges Izambard）来巴黎接他，他在出狱之后辗转于附近的城市。所以说，兰波第一次真正走进巴黎，应该是他一八七一年受魏尔伦之邀两人在巴黎东站见面。兰波到达巴黎后经常在拉丁区活动，我们在他书信的落款里能看到索邦门前的维克托·库赞街（rue Victor-Cousin），还有圣叙尔比斯教堂（Eglise Saint Sulpice）和波拿巴街（rue Bonaparte）。一八七一年九月三十日，兰波在圣叙尔比斯教堂旁一个卖酒的店和“坏小子文学社团”（Vilains-Bonhommes）的成员一起用了晚餐，席间他朗读的《醉舟》（Le Bateau ivre）给在场的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天在巴黎的炉子街（Rue du Four）的一面墙上还刻着这首诗。此外，索邦对面的街上有一家兰波住过的克吕尼一索邦旅馆（Hotel Cluny-Sorhonne），老板专门布置了一个“兰波住过”的房间。
黄荭：今天的法国中学课本里还能读到兰波吗？
纪尧：我第一次读到兰波就是在中学课本上。目前仍然活跃的教授，其中许多人对兰波的记忆都要追溯到中学时代的阅读。现在仍能在中学课本里找到兰波的踪迹，《深谷睡者》（Le Dormeur du val）与《感觉》（Sensation）都是必学的篇目;研究兰波的学者或许对《元音》（VoyeHes）和《醉舟》更熟悉，如果你要问路上的高中生，他们或许第一个想到的是《感觉》的第一句“Par un soir bleu d’ete”（夏日蓝色的傍晚）。如果采访中学老师，他们会告诉你兰波曾两次入选教师资格考试的范围，可见大家不仅思考如何读，也在思考如何教的问题。从词汇的丰富程度来看，兰波作品的难度绝不亚于顶尖的法国诗人。不过，对于兰波的文学批评目前趋于饱和，我常觉得研究兰波有些“自断后路”，因为从批评的角度看，如今文学史与作品留下的阐释空间已经不多了。对魏尔伦的研究倒仍有不少空白，无论研究魏尔伦的诗歌还是短篇小说都大有可为。
骜龙：二0一七年末，巴黎四大答辩了一篇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二十世纪的兰波主义（rimbaldisme），也就是兰波的“文学后代”。从兰波去世到今天的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为研究兰波提供了开阔的批评空问。 纪尧：二十世纪出现了“兰波主义”的说法，它不仅包括对兰波的研究，也包括对兰波的阅读，许多二十世纪的法国作家都是兰波的忠实读者。所以，成为“rimbaldien”（兰波主义者）的方式多种多样——阅读兰波、研究兰波、写作兰波。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法国作家为阅读兰波提供了一个路径：用兰波去思考兰波。“兰波的方式”有许多种，譬如借用兰波在《地狱一季》中类似自传的写作方式，或是采用《彩画集》中独立成章又彼此联系的散文诗的形式;当然，用包含诗歌韵律的散文和带有明显的兰波印记的词汇写作也是一种“兰波的方式”。包括这篇博士论文在内，思考“文学后代”本质上是对文学的思考，这是因为作家借用兰波、兰波借用他之前的经典文学，这构成了文学延续和流传的一种方式。许多学者在研究的路径上会在兰波这里停留，说明了文学和历史时代的若干线条交汇于兰波，又在二十世纪折射出了不同的面向。
黄荭：说到不同的面向，我最近正在翻译法国当代作家菲利普·福雷斯特的《一种幸福的宿命》，这是一本很有特色的书。全书分二十六章，按字母顺序选取了二十六个关键词（其中不乏从兰波作品中挑出来的词）去描绘兰波的创作和人生际遇，既像是对兰波作品的评论集，又像是一个碎片式的关于诗人的传记。而在排列组合的过程中，若隐若现的又是一部关于作家自身生活的小说。
纪尧：非常高兴有作家一直为兰波创作，说“为兰波”是因为兰波不仅是创作素材，也不断给作家带来新的灵感。福雷斯特先生的小说二。一六年出版，这本书所属的“二十六书丛”是个很好的创意。许多作家以兰波生命中的其他人为题材进行创作，有些作品是从家人的角度回顾兰波的一生，还有一些通过他身边的文学青年的视角再现了兰波的文学生命。有一本小说题为《三个兰波》（Les Trois Rimbaud），这部作品假想兰波并没去世，而是当选了法兰西学院（Academie fransaise）院士，娶了保罗·克洛岱尔的姐姐卡米耶（Camille Claudel）为妻，并且后来还改信了基督教。这本书虚构的情节非常有趣，但并不都是凭空瞎编，拿皈依宗教的虚构来说，法国学者在兰波《地狱一季》的手稿背面发现了他对圣约翰故事的改写;魏尔伦在两人决裂后对自己的宗教信仰更加坚定，他写给兰波的最后一封信里反复提到自己回归宗教;包括作者给兰波安排的妻子卡米耶，她的哥哥保罗·克洛岱尔也皈依了天主教。这些不同人生中的巧合激发了作者的想象，不仅可以为早逝的诗人续写后来的生活，还可以从诗人的际遇联想到自己的生平。兰波告别文学、去非洲谋生的经历能够引起许多人的共鸣，他诗歌的关键词成为思考逃逸的起点，也是作家写作的起点。福雷斯特作品的书名《一种幸福的宿命》耐人尋味，因为宿命（fatalite）在法语中有好有坏、时好时坏，只有在到达生命终点回顾人生才能洞悉宿命的含义。
骜龙：用兰波说兰波、用兰波说自己，如今成为一种小说和传记等题材不断开拓的写作方式，一些作品像是在写波德莱尔笔下的“前生活”，还有一些像是在写兰波笔下的“不在场的”生活。
纪尧：“真正的生活是不在场的”（La vraie vie est ahsente）来自兰波的《地狱一季》，经常被大家解读成“在别处”。不过“不在场的生活”这个表达不是兰波的独创，有位学者在一份手稿背面发现了兰波在写作《地狱一季》之前抄写的十九世纪法国女诗人玛瑟琳·戴伯尔德瓦尔莫（Marceline Desbordes-Valmore）的一首诗，这首诗中出现了“不在场的生活”的说法。兰波“通灵人书信”（Lettre du《voyant》）的收件人之一保罗·德梅尼（Paul Demeny）和这位女诗人来自同一个地方，所以有学者猜测兰波是在德梅尼的介绍下开始阅读玛瑟琳的诗歌的。兰波的作品引发了研究界对这本书的手稿的研究，这一直是十九世纪文学研究中诗歌与散文体裁研究绕不过去的话题。《地狱一季》在今天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写法。魏尔伦读到这部作品时把它称作一部“自传体”的作品，它的新意不在于断裂的写法，而在于在同一个文本内部容纳了不同的空间：有回忆，有回忆缝隙中的虚构，还有对《圣经》等经典文本的借用。目前出版的自传不断寻求写法上的突破，我们可以在《地狱一季》中看到一个大概——有主人公生命之中的生活，也有主人公生命之外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理解为何兰波在今天仍然具备现代性：作者笔下的“生活”不再是沿着时间轴线性前进的一段时间，作品可以虚构“前”生活和“后”生活，也可以虚构同一个时间、不同可能性的生活。
黄荭：说到生活，法国研究兰波的专家菲利普·勒热讷（Philipe Lejeune）曾以兰波信中的“我是另一个”（Je est un autre）作为专著标题。如今我们能读到许多兰波的传记，您有打算为兰波写一本传记吗？
纪尧：没有打算。兰波的生命很短，但他的生活有许多“黑洞”，譬如他在巴黎公社期间的活动至今没有考证的研究，在伦敦、斯图加特、热那亚、马赛等地的际遇也没有可信的材料，之后在非洲的经历也是众说纷纭。一方面，我们能够读到兰波在各地辗转的纪事，比如《兰波在马赛》（Rimbaud a Marseille）、《兰波在哈勒尔》（Rimbaud a Harar），但现有材料非常少，不足以支撑起一部经得住推敲的传记;另一方面，许多为兰波立传的作者也会发挥一些内容，通过虚构串接起兰波的足迹。我认为，兰波生来就有一种流亡的气质，不仅逃离被他调侃成“夏尔勒屯”（Charlestown）的故乡，他的诗歌与散文也一直在逃离延续到他生命里的法国文学脉络。
骜龙：就像兰波在到达巴黎前写信给老师说要成为“巴那斯派”（Parnasse，也译作高蹈派）的诗人，但到了巴黎没过多久就批判当时的诗歌是“老一套”（vieilleries）。那么今天，我们仍然需要兰波吗？
纪尧：《我们需要兰波》（Notre besoin de Rimbaud）是伊夫·博纳富瓦的作品集，收录了他为兰波作品集撰写的数篇前言。法语诗人、法语作家需要兰波，但在今天，用创作文学作品的方式纪念兰波、回顾兰波一百多年前说的“必须绝对现代”（Il faut etre absolument moderne）仍然具备的现代性，是我们需要兰波的另一种方式。
法国“七星文丛”的三版《兰波全集》
正式采访前，纪尧教授问我们：“兰波的作品都译成中文了吗？”
黄荭：兰波的作品基本上都有中文译本，包括他全部的法文诗歌、《地狱一季》（Une saison en enfer）、《彩画集》（Illuminations，也译作《彩图集》和《灵光集》），还有兰波部分拉丁文诗歌和往来书信。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兰波就随着中国对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译介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应该说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是兰波译介的第一春，李璜、茅盾、郑振铎、李青崖、徐仲年、梁宗岱、张若名、梁实秋等都从文学史或兰波诗歌创作特色的角度对其做出过评价，侯佩尹、穆木天、戴望舒等诗人、作家翻译了他的一部分诗歌。一九四九年后，兰波的译介进入沉寂期。八十年代程抱一、张弛、钱春绮等选译过兰波的诗歌;一九九一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王道乾译的《地狱一季》，是兰波译作的第一个单行本，之后又出版了他翻译的《彩画集》;一九九二年飞白和胡小跃翻译出版了《多情的散步——法国象征派诗选》，其中收录兰波诗歌三十八首;一九九七年，葛雷、梁栋翻译出版了《兰波诗全集》;二000年王以培翻译出版了《兰波作品全集》;二00八年叶汝涟、何家炜翻译出版了《兰波彩图集》……作为象征派代表诗人，他对中国新诗影响重大，因此兰波作品成了中法文学关系、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考察對象。
纪尧：没想到兰波在中国已经有这么多个译本。
黄荭：最近我在阿尔勒（Arles）碰到兰波研究专家李建英教授，她正在着手重译《兰波全集》，并有意向翻译伊夫·博纳富瓦（Yves Bonnefoy）写的兰波传记。
纪尧：我读过她写兰波的文章。
黄荭：翻译无定本，重译经典是一种无限接近真的探寻。其实就法文版而言，虽然兰波作品数量并不多，但《兰波全集》也一直在修订和更新，从一八九一年兰波去世至今，光伽利玛出版社的“七星文丛”就已经有过三个版本，我手上的这本就是您二00九年主编出版的，请您谈谈这版全集跟之前的版本有什么不同？
纪尧：兰波是天才诗人，他的创作不过是十四岁到十九岁短短的六年时间，三十七岁就去世了。他是为数不多的有三版“七星文丛”全集的诗人。一九四六年“七星文丛”出了第一版《兰波全集》，一九七二年出了第二版。最新全集的问世也是机缘巧合，因为很大一部分兰波手稿都在私人收藏家手上，我以前就常开玩笑说，估计得等到这些收藏家去世，这些手稿才会重见天日。谁承想二00五和二00六年，两位主要的收藏家分别拿出兰波的手稿拍卖，这就为重编《兰波全集》提供了契机。
黄荭：除了手稿为研究提供第一手研究素材外，新版《兰波全集》还有其他的发现吗？
纪尧：一是短文《俾斯麦之梦》（Lereve de Bismarck），二是诗歌《记忆》（Memoire）的另一个版本。一八七0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兰波化名让·波德里（Jean Baudry），在月初刚成立的激进派报纸《阿尔登进步报》（Le Progres des Ardennes）上发表了讽刺短文《俾斯麦之梦》。二00七年，有一位去兰波故乡拍摄短片的导演偶然发现这篇短文，随后被我们编入全集。
黄荭：我感觉最新的二00九年版全集跟之前的版本比好像薄了一些，这是为什么呢？
纪尧：是吗？我看一下（把两个版本的全集找出来翻了翻）。新版一万一千页，的确比上个版本少一百八十页，除了根据手稿还原了部分作品的原貌外，其他内容几乎都是重新编撰的，如序、注释、生平资料等。编辑工作一开始，我和“七星文丛”的负责人就达成了一个共识：一切围绕兰波，围绕兰波的一切。但我们还是动了点“小手脚”，全集“生活与档案”这部分内容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兰波书信的背景，也收录了一些家人和朋友写给兰波的信件。比较魏尔伦编的兰波诗集、保罗·克洛岱尔（Paul Claudel）作序的兰波全集，诗人编书的特色更偏重对兰波惺惺相惜的认同和解读，注重还原作品的原貌，譬如厘清了个别一直误放在《彩画集》中的兰波晚期诗作;而学者编撰的“七星文丛”全集的特色更着意一步步推进对兰波的研究，更多会在注释和资料梳理上做文章，其实注释是一项非常艰巨庞杂的工程，容不得半点马虎。
黄荭：相比其他版本，您为二00九年版全集做的注释更审慎、更克制。
纪尧：注释兰波有两个极端，一是随意发挥，二是将作品与生活史之间强作联系。就第二点来说，有些版本的注解倾向于把每一个细节都投射在诗人的私人生活史上，一些看似真确的事实与作品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唯有凭空阐释才能弥补两者的间隙。对从事文学史的人来说，以事件作为导向去做牵强的解释有时会导致对诗歌的误读，也局限了文学作品模糊美学拓展的空间。
骜龙：刚才我们聊到手稿，兰波故乡的夏勒维尔（Charleville）图书馆保存了几份手稿，其余都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和雅克·杜塞图书馆（Biblioth e que Jacques Doucet）。研究兰波不同作品的原稿应该去哪些地方呢？
纪尧：兰波手稿主要在三个地方。一是法国国家图书馆，主要收藏有《地狱一季》和《彩画集》以及部分诗歌。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网站上，我们能看到一八七三年在布鲁塞尔出版的《地狱一季》的原貌，兰波出版这个小集子时自掏腰包，除了送给身边的朋友之外几乎没什么反响，后来再发现这批书时是在布鲁塞尔的一个书店里，上面落满了厚厚的灰。二是雅克·杜塞图书馆收藏了许多关于兰波的手稿。这些手稿的主人可以说是兰波第一批“文学后代”（posterite litteraire），“后代”不是年龄上的长幼，而是指兰波在放弃文学创作、出走非洲之后在巴黎的一批读者。魏尔伦功不可没，他除了编兰波诗集之外，还向身边的朋友大力推荐。三是兰波故乡夏勒维尔博物馆保存了兰波中学期间的诗作，我们今天还能在十九世纪的报纸上读到少年诗人的作品。夏勒维尔的博物馆里还有一张克洛岱尔收藏的兰波照片的原片。这张照片非常珍贵——兰波在巴黎遇到了当时和文学圈关系很好的摄影师艾蒂安·卡尔雅（Etienne Carjat），两人闹翻之后，卡尔雅烧掉了兰波肖像的负片。克洛岱尔收藏的这张是兰波家人留给他的，也是负片最早洗出来的一批相片，兰波身边的朋友后来说这张相片跟兰波最像。 骜龙：在夏勒维尔下了火车，就可以步行到兰波生活过的房子，有一条小河在故居下面穿过，这幢房子今天成为兰波的博物馆。博物馆的斜对面还有一个兰波年少时曾生活过的公寓，诗人的父亲抛弃了一家几口，之后母亲靠收租为生。路过夏勒维尔市中心的时候，还能看见一座教堂的高塔，让人立刻想到《高塔之歌》。
纪尧：兰波的诗歌与生活现实有许多聯系。在我看来，《彩画集》中的《黎明》（Aube）一文中松林、平原和钟楼都是阿尔登一带的风景。兰波诗歌中的一些风景很难在现实中找到对应，不过自打他放弃文学创作之后，他用照片记录下了他眼中的风景。法德合资创办的公共电视台（Arte）策划过一个系列纪录片，有一集专门介绍兰波后来从事军火和咖啡生意的非洲城市哈勒尔（Harar），纪录片中的哈勒尔和兰波镜头里的城市似乎没太大改变。诗人写信让母亲寄给他一个照相机，故乡小城没有照相机，是母亲托人从里昂捎去的。有意思的是，纪录片完全没有提到兰波，不过我们看到兰波在哈勒尔的自拍像，能够想象一个远离巴黎文学圈的年轻人摆弄相机，然后跑到芭蕉叶下摆好姿势等待快门的场景。
骜龙：很多人对兰波还是津津乐道，似乎谈论兰波一直是一种时髦。
纪尧：当然，喜欢兰波、研究兰波的人有很多，从某个角度来看，编全集是对研究权威性的一种认可。这套《兰波全集》出版之后，有一位兰波的粉丝在《文学半月刊》上撰文批评，不仅是我，许多研究兰波的学者都被他狠狠批评过。我后来回信给这份文学刊物，但他们拒绝刊登，当时几位运营Fabula文学论坛的年轻学生找到我，这封回信才得以发表。无论批评或是攻击、文学研究或是以文学之名的研究，都需要负责任的态度，因为能够找到的文本和信件都是真实可靠的史料，与其对无法考证的内容滔滔不绝，不如踏踏实实地对文本负责，对研究负责。
曾经和当下的年轻读者
骜龙：纪尧教授在读博士时师从艾田蒲教授研究《彩画集》，当时一些年轻学者非常痴迷兰波。兰波今天还有年轻的“朋友”吗？
纪尧：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彩画集》手稿，后来以《碎片的诗意》为题出版。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我们身边有一群十分热爱兰波的学者，当时的“兰波之友协会”（Associ ation des amis de Rimbaud）和杂志《鲜活的兰波》（Rimbaud Vivant）十分活跃，研究会里意大利和日本的朋友如今都成为各自国家研究十九世纪法国文学的领头人，当年“年轻的朋友”如今每年或每隔一年都会相聚索邦，一起参加关于兰波的研讨会。让我们很高兴的是，今天仍然有年轻的朋友喜欢兰波，并一直在开拓对兰波的研究。索邦十九世纪图书馆里有一份兰波手稿的复制品，是由巴黎政治学院旁边的圣父出版社（Editions des Saints Peres）出版的，他们复制的不仅是原文，还包括纸张大小、墨水的颜色，甚至纸张破碎的边缘。有意思的是，复制品这个想法是一群年轻人提出来的，他们有时还会来索邦找我聊上几句。
骜龙：索邦不仅有兰波的研究，索邦所在的拉丁区曾是兰波在巴黎的根据地。在魏尔伦的引荐下，兰波一直活跃于常在拉丁区聚会的诗歌团体。
纪尧：一八七0和一八七一年，兰波分别到达巴黎北站与东站。一八七0年八月二十九日，兰波决定离开自己的故乡，由于手上的火车票只买到了夏勒维尔和巴黎中间的圣康坦（Saint Quentin），他在巴黎北站一下车就被抓了起来。他告诉铁路公司的警察自己“没有住处，也没有生活费用”，随即被送到了警察局，后来关进了马萨监狱（prison de Mazas）。狱中的兰波写信请老师乔治-伊藏巴尔（Georges Izambard）来巴黎接他，他在出狱之后辗转于附近的城市。所以说，兰波第一次真正走进巴黎，应该是他一八七一年受魏尔伦之邀两人在巴黎东站见面。兰波到达巴黎后经常在拉丁区活动，我们在他书信的落款里能看到索邦门前的维克托·库赞街（rue Victor-Cousin），还有圣叙尔比斯教堂（Eglise Saint Sulpice）和波拿巴街（rue Bonaparte）。一八七一年九月三十日，兰波在圣叙尔比斯教堂旁一个卖酒的店和“坏小子文学社团”（Vilains-Bonhommes）的成员一起用了晚餐，席间他朗读的《醉舟》（Le Bateau ivre）给在场的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天在巴黎的炉子街（Rue du Four）的一面墙上还刻着这首诗。此外，索邦对面的街上有一家兰波住过的克吕尼一索邦旅馆（Hotel Cluny-Sorhonne），老板专门布置了一个“兰波住过”的房间。
黄荭：今天的法国中学课本里还能读到兰波吗？
纪尧：我第一次读到兰波就是在中学课本上。目前仍然活跃的教授，其中许多人对兰波的记忆都要追溯到中学时代的阅读。现在仍能在中学课本里找到兰波的踪迹，《深谷睡者》（Le Dormeur du val）与《感觉》（Sensation）都是必学的篇目;研究兰波的学者或许对《元音》（VoyeHes）和《醉舟》更熟悉，如果你要问路上的高中生，他们或许第一个想到的是《感觉》的第一句“Par un soir bleu d’ete”（夏日蓝色的傍晚）。如果采访中学老师，他们会告诉你兰波曾两次入选教师资格考试的范围，可见大家不仅思考如何读，也在思考如何教的问题。从词汇的丰富程度来看，兰波作品的难度绝不亚于顶尖的法国诗人。不过，对于兰波的文学批评目前趋于饱和，我常觉得研究兰波有些“自断后路”，因为从批评的角度看，如今文学史与作品留下的阐释空间已经不多了。对魏尔伦的研究倒仍有不少空白，无论研究魏尔伦的诗歌还是短篇小说都大有可为。
骜龙：二0一七年末，巴黎四大答辩了一篇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二十世纪的兰波主义（rimbaldisme），也就是兰波的“文学后代”。从兰波去世到今天的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为研究兰波提供了开阔的批评空问。 纪尧：二十世纪出现了“兰波主义”的说法，它不仅包括对兰波的研究，也包括对兰波的阅读，许多二十世纪的法国作家都是兰波的忠实读者。所以，成为“rimbaldien”（兰波主义者）的方式多种多样——阅读兰波、研究兰波、写作兰波。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法国作家为阅读兰波提供了一个路径：用兰波去思考兰波。“兰波的方式”有许多种，譬如借用兰波在《地狱一季》中类似自传的写作方式，或是采用《彩画集》中独立成章又彼此联系的散文诗的形式;当然，用包含诗歌韵律的散文和带有明显的兰波印记的词汇写作也是一种“兰波的方式”。包括这篇博士论文在内，思考“文学后代”本质上是对文学的思考，这是因为作家借用兰波、兰波借用他之前的经典文学，这构成了文学延续和流传的一种方式。许多学者在研究的路径上会在兰波这里停留，说明了文学和历史时代的若干线条交汇于兰波，又在二十世纪折射出了不同的面向。
由兰波引发的写作和研究
黄荭：说到不同的面向，我最近正在翻译法国当代作家菲利普·福雷斯特的《一种幸福的宿命》，这是一本很有特色的书。全书分二十六章，按字母顺序选取了二十六个关键词（其中不乏从兰波作品中挑出来的词）去描绘兰波的创作和人生际遇，既像是对兰波作品的评论集，又像是一个碎片式的关于诗人的传记。而在排列组合的过程中，若隐若现的又是一部关于作家自身生活的小说。
纪尧：非常高兴有作家一直为兰波创作，说“为兰波”是因为兰波不仅是创作素材，也不断给作家带来新的灵感。福雷斯特先生的小说二。一六年出版，这本书所属的“二十六书丛”是个很好的创意。许多作家以兰波生命中的其他人为题材进行创作，有些作品是从家人的角度回顾兰波的一生，还有一些通过他身边的文学青年的视角再现了兰波的文学生命。有一本小说题为《三个兰波》（Les Trois Rimbaud），这部作品假想兰波并没去世，而是当选了法兰西学院（Academie fransaise）院士，娶了保罗·克洛岱尔的姐姐卡米耶（Camille Claudel）为妻，并且后来还改信了基督教。这本书虚构的情节非常有趣，但并不都是凭空瞎编，拿皈依宗教的虚构来说，法国学者在兰波《地狱一季》的手稿背面发现了他对圣约翰故事的改写;魏尔伦在两人决裂后对自己的宗教信仰更加坚定，他写给兰波的最后一封信里反复提到自己回归宗教;包括作者给兰波安排的妻子卡米耶，她的哥哥保罗·克洛岱尔也皈依了天主教。这些不同人生中的巧合激发了作者的想象，不仅可以为早逝的诗人续写后来的生活，还可以从诗人的际遇联想到自己的生平。兰波告别文学、去非洲谋生的经历能够引起许多人的共鸣，他诗歌的关键词成为思考逃逸的起点，也是作家写作的起点。福雷斯特作品的书名《一种幸福的宿命》耐人尋味，因为宿命（fatalite）在法语中有好有坏、时好时坏，只有在到达生命终点回顾人生才能洞悉宿命的含义。
骜龙：用兰波说兰波、用兰波说自己，如今成为一种小说和传记等题材不断开拓的写作方式，一些作品像是在写波德莱尔笔下的“前生活”，还有一些像是在写兰波笔下的“不在场的”生活。
纪尧：“真正的生活是不在场的”（La vraie vie est ahsente）来自兰波的《地狱一季》，经常被大家解读成“在别处”。不过“不在场的生活”这个表达不是兰波的独创，有位学者在一份手稿背面发现了兰波在写作《地狱一季》之前抄写的十九世纪法国女诗人玛瑟琳·戴伯尔德瓦尔莫（Marceline Desbordes-Valmore）的一首诗，这首诗中出现了“不在场的生活”的说法。兰波“通灵人书信”（Lettre du《voyant》）的收件人之一保罗·德梅尼（Paul Demeny）和这位女诗人来自同一个地方，所以有学者猜测兰波是在德梅尼的介绍下开始阅读玛瑟琳的诗歌的。兰波的作品引发了研究界对这本书的手稿的研究，这一直是十九世纪文学研究中诗歌与散文体裁研究绕不过去的话题。《地狱一季》在今天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写法。魏尔伦读到这部作品时把它称作一部“自传体”的作品，它的新意不在于断裂的写法，而在于在同一个文本内部容纳了不同的空间：有回忆，有回忆缝隙中的虚构，还有对《圣经》等经典文本的借用。目前出版的自传不断寻求写法上的突破，我们可以在《地狱一季》中看到一个大概——有主人公生命之中的生活，也有主人公生命之外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理解为何兰波在今天仍然具备现代性：作者笔下的“生活”不再是沿着时间轴线性前进的一段时间，作品可以虚构“前”生活和“后”生活，也可以虚构同一个时间、不同可能性的生活。
黄荭：说到生活，法国研究兰波的专家菲利普·勒热讷（Philipe Lejeune）曾以兰波信中的“我是另一个”（Je est un autre）作为专著标题。如今我们能读到许多兰波的传记，您有打算为兰波写一本传记吗？
纪尧：没有打算。兰波的生命很短，但他的生活有许多“黑洞”，譬如他在巴黎公社期间的活动至今没有考证的研究，在伦敦、斯图加特、热那亚、马赛等地的际遇也没有可信的材料，之后在非洲的经历也是众说纷纭。一方面，我们能够读到兰波在各地辗转的纪事，比如《兰波在马赛》（Rimbaud a Marseille）、《兰波在哈勒尔》（Rimbaud a Harar），但现有材料非常少，不足以支撑起一部经得住推敲的传记;另一方面，许多为兰波立传的作者也会发挥一些内容，通过虚构串接起兰波的足迹。我认为，兰波生来就有一种流亡的气质，不仅逃离被他调侃成“夏尔勒屯”（Charlestown）的故乡，他的诗歌与散文也一直在逃离延续到他生命里的法国文学脉络。
骜龙：就像兰波在到达巴黎前写信给老师说要成为“巴那斯派”（Parnasse，也译作高蹈派）的诗人，但到了巴黎没过多久就批判当时的诗歌是“老一套”（vieilleries）。那么今天，我们仍然需要兰波吗？
纪尧：《我们需要兰波》（Notre besoin de Rimbaud）是伊夫·博纳富瓦的作品集，收录了他为兰波作品集撰写的数篇前言。法语诗人、法语作家需要兰波，但在今天，用创作文学作品的方式纪念兰波、回顾兰波一百多年前说的“必须绝对现代”（Il faut etre absolument moderne）仍然具备的现代性，是我们需要兰波的另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