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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蒋介石唱对台戏
1927年，近代中国腥风血雨的一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反革命事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被迫逃亡海外。
邓演达，字择生，广东惠阳人。曾担任过孙中山警卫营警卫、黄埔军校教育长、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武昌攻城司令等，带兵作战，身先士卒，指挥过许多硬仗、大仗，攻城略地，与黄埔系学生和国民党军人有密切接触，在军中威望很高。在苏联莫斯科，邓演达与宋庆龄、陈友仁等人，遥望风雨如磐的故国，黯然泪下。他们联合发表声明，愤怒谴责蒋汪的倒行逆施，表示要继承孙中山总理的遗志，坚决同新旧军阀作斗争。1930年5月，邓演达从欧洲归来，在上海秘密从事革命活动。
邓演达流亡海外期间，他的一批志同道合者组织了中华革命党，尊邓为领袖，密谋推翻蒋介石政权。邓演达一回国，将中华革命党改组，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邓任第三党中央领导机构——干部会的总干事，具体领导第三党的事务。第三党成立后，一度发展很快，先后在南京、北京、广东等十四个省市建立了第三党的基层组织。
根据以往与蒋介石斗争的经验，邓演达和临委的黄琪翔、彭泽民都始终认定，要推翻其反革命统治，除了政治上进行活动外，主要依靠军事斗争，因此提出了“军事第一”的口号，准备在江西发动武装起义，构成对南京政府直接的威胁。邓演达还利用各种关系派人打入国民党军队，开展联络和策反工作，甚至蒋介石手下的一员大将陈诚也被“临委”发展为秘密党员。蒋介石一向以黄埔军校学生为其武装基干，邓演达也提出要“造成一支以黄埔学生为中坚的革命军”，他组织的“黄埔革命同学会”，积极发展黄埔军校的进步同学加盟，吸引了蒋介石的嫡系组织“黄埔同学会”中的许多人。
蒋介石得知邓演达秘密回国的消息，既大为恐慌，又恨之入骨。蒋介石倒不怕邓演达闹革命，投共产党，他怕的就是邓演达挖他的墙脚，将他的黄埔系军人、学生拉过去，这样他就失去其立身之本了。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这让他整日坐卧不安。
这天，蒋介石又召戴笠前来询问邓演达的活动。
“雨农，我听说择生又组织了什么黄埔革命同学会，可我晓得，他的目的是拉拢我手创的黄埔同学会的同学，与我唱对台戏。”
“委座，据卑职消息，黄埔革命同学会发展很快，他们吸收和联系的黄埔学生已经有六千人……”
蒋介石大惊：“什么?那就是说，全国黄埔系军人共一万两千名，他邓择生已经掌握一半了?不可能，不可能!”
面对邓演达如此大的动作，蒋介石再也按捺不住了，一狠狠吐了一口气：“悬赏三十万元，无论如何要捉拿到邓演达，限你一个月时间。不过，行动千万要保密，以免麻烦。”
上海是邓演达和临委的主要活动地，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接获蒋介石的密令后，不敢怠慢，除派特务侦缉队设法缉拿邓演达外，还发函至租界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要求“饬捕协缉”。当时的上海存在着“国中之国”的英法租界，享有治外法权，有自己的军队和警察(巡捕)。许多进步人士就是利用其特殊地位，在租界从事革命活动，以躲避国民党特务的秘密逮捕，万一被捕，也有一个回旋余地，可以在租界的法庭上进行斗争。
在上海租界被捕
8月17日，邓演达到上海愚园路愚园坊20号，出席江西起义干部训练班结业式。结业式上，正当邓演达言辞激烈地抨击蒋介石政府时，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警探和租界巡捕房的包探们包围了会场。下午4时，国民党警探和租界的包探们冲了进来，狂叫：“共产党在这儿开会，搞暴动，要进行搜捕”，“要搜捕共产党邓演达。”邓挺身而出说：“我就是邓演达，不要连累别人!”那些家伙哪里肯听，将邓演达和在场的其他11人全部带走。当晚，又逮捕了临时行动委员会负责人两名；深夜，黄埔革命同学会20余名负责人亦遭逮捕。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央和地方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邓演达等人被捕后，先被关在静安寺英租界巡捕房的临时囚室。邓演达说：“耶稣十三个门徒中有一个人告密，我们也是有一个人告密。”事后查明，此次出事确系叛徒陈敬斋告密所致。陈敬斋原是临时行动委员会上海市地方组织的成员之一，因贪生怕死，悄悄地向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告了密，然后又假装积极，一再向邓演达要求停课。这天，他仍混在干部训练班听邓演达演讲，见时机差不多了，旋谎称腹痛出去买药，逃之夭夭。解放后，叛徒陈敬斋被人民政府缉拿归案，判处死刑，在北京处决。
演达道自已的身份已经暴露，因此索性进行分开斗争他在公共租界巡捕房中亲笔写下自述，简略叙述了他的革命经历，并表明他“始终站在国民党左派的立场”，“反对蒋介石 石的军事独载及官僚政治，希望造成真正人民的班、政府及独立的国家”。此件珍贵的自述，目前尚保存在上海市档案馆里。
18日上午九时，租界当局将邓演达等人押至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第一法庭进行审讯，下面是审讯时的一段对话
审判长宋沅问：你赴愚园坊20号做什么?
邓演达答：与朋友们聚会。
问：你们不是正开会吗?
答：在谈话。我对经济学是有相当研究的。昨日在讲中国的经济问题就被捕了。
问：政府方面说你有反动行为，事实怎样?
答：批评现政府则有之。至于积极的反对，目前还没有举动。
问：警备司令部要移提你，有话讲吗?
答：我想，站在大多数民众的立场去批评现政府，是好意的。集会结社自由、言论自由载在《约法》。大中华民国应显法治精神，贵院有权裁判，何必到什么司令部去。
询问以后，邓演达仍被寄押在静安寺巡捕房的临时监狱。深夜，一同被捕的罗任一问邓：“如果他们使用软化诱惑呢?”邓演达斩钉截铁地回答道：“那他拿刀子来好了!政治主张、革命态度，决不变更!”
转押南京
邓演达此次被捕，完全是出于蒋介石的旨意，因此淞沪警备司令部已经与租界当局约定，要将他押回进行秘密审讯。律师向租界当局抗辩说，邓的问题纯属政治问题，且发生在租界内，不应该向南京方面引渡。但英国领事坚持说，“愚园路是越界筑路，中国政府有权管理在那里发生的事。这一番话，自然都是推托之词。不管邓演达和律师如何抗辩，19日邓演达还是被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探员带走，关到上海西门白云观警备司令部侦缉队的牢房。21日，邓演达被转移至南京，关押在三元巷军政部军法司内“优待室”。
人是抓到南京了，蒋介石却顾虑重重、不敢公开审讯，怕黄埔系军人闹事，因此只是不断派人劝说邓演达，千方百 计以诱骗方法使他就范。蒋介石开出的条件，只要邓演达公开声明取消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肯与他合作，即委任邓为“剿匪”副总司令，但均遭邓的严词拒绝。他说：“我的政治主张决不变更，个人更不苟且求活。”他留下了两句诗：“人生自当忙不息，天地从来未舜留。”表达了他乐观进取的人生观。
蒋介石还亲自找邓演达谈话。谈话时，蒋首先谈了九一八事变的情况，然后问邓演达对日本侵略有什么感想?邓答复说：“要谈感想当然是有的，要不是你叛变孙中山的遗教，连年内战，排斥异己，民穷财尽，日本敢这样猖狂吗?”这一席话，说得蒋介石哑口无言，更加怀恨在心。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军大肆入侵中国东北，蒋介石政权遭到朝野一致谴责，各地反蒋活动风起云涌，要求释放邓演达的呼声四起。蒋介石既要考虑下野的问题，又面临着释放邓演达的压力。戴季陶献计说：“今天可怕的敌人不是汪精卫、陈济棠，真正能动摇政府根基，分散黄埔力量的，只有邓演达一人。”又说：“为今自己，对邓演达处置应严，对学生处置则应从宽。”这一席话，使蒋介石暗暗动了杀机。这时候，又发生黄埔军校毕业生联名保释邓演达的事情，更让蒋介石怒火中烧，他没有想到邓演达在黄埔军校学生中的威望如此之高，如果自己一旦下野，弄不好，邓演达会成为黄埔系的主帅，出来收拾残局。为了消灭以后东山再起时的一大障碍，下野前夕，蒋介石密令自己的卫士长王世和负责杀害邓演达。
营救计划的失败
邓演达被捕后，宋庆龄、蔡元培等人积极进行营救活动，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和黄埔系的许多军人，都愿意冒险营救邓演达出狱。负责看押白云观监狱的侦缉队中，有一个班长，广东人，有点革命思想，尤其敬重邓的为人。一天夜晚，李班长用广东话悄悄对邓演达说：“邓先生，南京已经有消息过来，要将你解往南京，此去凶多吉少，从这里到法租界不过两里路距离，不如我们一起逃吧!”他表示，他愿意冒着生命危险盗窃钥匙，打开牢门，与邓演达一起逃走。邓也不知道此人的底细，稍加考虑后说：“我与大家一同被捕，有我在，一切由我负责，我万一逃脱，蒋必杀大家以泄愤。”婉言谢绝了这一主张。
两天后，邓演达果然被押解去南京。南京虽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但黄埔系的学生也最多。邓演达关押南京期间，南京教导总队的黄埔生邓克敏，曾自发地组织了武装营救队准备劫狱，不幸被军统特务发觉。事情暴露后，蒋介石极为震怒，下令通缉。在三元巷看管邓演达的士兵中，有一个排是黄埔学生许沅圃的部下，他提出了营救邓演达出狱的具体计划。许说：“那个排里有一个班长，是我的亲信，每星期天夜间值班，可以救邓出狱’但要先筹措5万元，将全班士兵的家属迁到上海安顿，然后才能行动。”临时行动委员会经过商议，觉得计划可行。经第三党的暗中活动，花了五万元用作士兵家眷的转移隐蔽，一切办理妥当后，朱蕴山亲赴南京实施营救计划。
朱蕴山住在临河的水西门旅馆，准备接应，一旦邓脱险，便由此乘船逃离南京。可就在这时，蒋介石下令将邓演达转移到富贵山炮台废址的一处空房子中关押，这一营救计划也失败了。
11月29日深夜，王世和奉蒋介石之命，谎称要将邓转移至汤山囚禁，他带着一排卫士将邓演达押上汽车，向着汤山方向疾驶。半路上，车子停了下来，邓被带下车，“到了?”邓感觉有些不对头，问了一句。王世和恶狠狠地回答：“到了!”旋即枪声响起，就在黎明前漆黑的深夜里，邓演达的身影显得特别高大，慢慢地倒在麒麟门外沙子岗一处事先挖好的土坑里。这一年，邓演达年仅36岁。1931年7月，邓演达在一首散文诗中写道：“我们都是驴子，吃的是干草；走的是荒沙漠漠的长途，而做的是炼石补天的功夫，只有工作是安慰罢了。”无疑，这是邓演达光辉一生最真实的自我写照。
12月初，邓演达被杀的消息才有风声走漏出来，宋庆龄得知后，急忙赶赴南京了解事情真相。她向蒋介石质问道：“现在你准备下野了，为什么不将邓同志等立即释放?”蒋内心有鬼，不敢吭声：宋又追问道：“邓同志移到何处去了?我此时必须和他晤面一谈。”蒋知道无法隐瞒，遂说：“现在你不能和他见面，他有许多危害政府的证据，我已经将将他枪决了。”宋庆龄悲愤填膺，当面怒斥了蒋介石，随后回到上海，将此噩耗转告临委。1931年12月19日，宋庆龄在上海公开发表《宣言》，来历谴责蒋介石的罪恶行径。消息很快在临委和黄埔系学生中传开，几乎一夜之间，在上海和其他许多城市里，贴满了“打倒蒋介石”、“为邓演达报仇”的标语。
全国解放后，邓演达灵柩移葬风景季丽的紫金山麓中山陵左侧，与廖仲恺陵墓左右并峙，象征廖、邓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理想的忠实追随者。
1927年，近代中国腥风血雨的一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反革命事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被迫逃亡海外。
邓演达，字择生，广东惠阳人。曾担任过孙中山警卫营警卫、黄埔军校教育长、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武昌攻城司令等，带兵作战，身先士卒，指挥过许多硬仗、大仗，攻城略地，与黄埔系学生和国民党军人有密切接触，在军中威望很高。在苏联莫斯科，邓演达与宋庆龄、陈友仁等人，遥望风雨如磐的故国，黯然泪下。他们联合发表声明，愤怒谴责蒋汪的倒行逆施，表示要继承孙中山总理的遗志，坚决同新旧军阀作斗争。1930年5月，邓演达从欧洲归来，在上海秘密从事革命活动。
邓演达流亡海外期间，他的一批志同道合者组织了中华革命党，尊邓为领袖，密谋推翻蒋介石政权。邓演达一回国，将中华革命党改组，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邓任第三党中央领导机构——干部会的总干事，具体领导第三党的事务。第三党成立后，一度发展很快，先后在南京、北京、广东等十四个省市建立了第三党的基层组织。
根据以往与蒋介石斗争的经验，邓演达和临委的黄琪翔、彭泽民都始终认定，要推翻其反革命统治，除了政治上进行活动外，主要依靠军事斗争，因此提出了“军事第一”的口号，准备在江西发动武装起义，构成对南京政府直接的威胁。邓演达还利用各种关系派人打入国民党军队，开展联络和策反工作，甚至蒋介石手下的一员大将陈诚也被“临委”发展为秘密党员。蒋介石一向以黄埔军校学生为其武装基干，邓演达也提出要“造成一支以黄埔学生为中坚的革命军”，他组织的“黄埔革命同学会”，积极发展黄埔军校的进步同学加盟，吸引了蒋介石的嫡系组织“黄埔同学会”中的许多人。
蒋介石得知邓演达秘密回国的消息，既大为恐慌，又恨之入骨。蒋介石倒不怕邓演达闹革命，投共产党，他怕的就是邓演达挖他的墙脚，将他的黄埔系军人、学生拉过去，这样他就失去其立身之本了。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这让他整日坐卧不安。
这天，蒋介石又召戴笠前来询问邓演达的活动。
“雨农，我听说择生又组织了什么黄埔革命同学会，可我晓得，他的目的是拉拢我手创的黄埔同学会的同学，与我唱对台戏。”
“委座，据卑职消息，黄埔革命同学会发展很快，他们吸收和联系的黄埔学生已经有六千人……”
蒋介石大惊：“什么?那就是说，全国黄埔系军人共一万两千名，他邓择生已经掌握一半了?不可能，不可能!”
面对邓演达如此大的动作，蒋介石再也按捺不住了，一狠狠吐了一口气：“悬赏三十万元，无论如何要捉拿到邓演达，限你一个月时间。不过，行动千万要保密，以免麻烦。”
上海是邓演达和临委的主要活动地，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接获蒋介石的密令后，不敢怠慢，除派特务侦缉队设法缉拿邓演达外，还发函至租界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要求“饬捕协缉”。当时的上海存在着“国中之国”的英法租界，享有治外法权，有自己的军队和警察(巡捕)。许多进步人士就是利用其特殊地位，在租界从事革命活动，以躲避国民党特务的秘密逮捕，万一被捕，也有一个回旋余地，可以在租界的法庭上进行斗争。
在上海租界被捕
8月17日，邓演达到上海愚园路愚园坊20号，出席江西起义干部训练班结业式。结业式上，正当邓演达言辞激烈地抨击蒋介石政府时，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警探和租界巡捕房的包探们包围了会场。下午4时，国民党警探和租界的包探们冲了进来，狂叫：“共产党在这儿开会，搞暴动，要进行搜捕”，“要搜捕共产党邓演达。”邓挺身而出说：“我就是邓演达，不要连累别人!”那些家伙哪里肯听，将邓演达和在场的其他11人全部带走。当晚，又逮捕了临时行动委员会负责人两名；深夜，黄埔革命同学会20余名负责人亦遭逮捕。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央和地方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邓演达等人被捕后，先被关在静安寺英租界巡捕房的临时囚室。邓演达说：“耶稣十三个门徒中有一个人告密，我们也是有一个人告密。”事后查明，此次出事确系叛徒陈敬斋告密所致。陈敬斋原是临时行动委员会上海市地方组织的成员之一，因贪生怕死，悄悄地向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告了密，然后又假装积极，一再向邓演达要求停课。这天，他仍混在干部训练班听邓演达演讲，见时机差不多了，旋谎称腹痛出去买药，逃之夭夭。解放后，叛徒陈敬斋被人民政府缉拿归案，判处死刑，在北京处决。
演达道自已的身份已经暴露，因此索性进行分开斗争他在公共租界巡捕房中亲笔写下自述，简略叙述了他的革命经历，并表明他“始终站在国民党左派的立场”，“反对蒋介石 石的军事独载及官僚政治，希望造成真正人民的班、政府及独立的国家”。此件珍贵的自述，目前尚保存在上海市档案馆里。
18日上午九时，租界当局将邓演达等人押至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第一法庭进行审讯，下面是审讯时的一段对话
审判长宋沅问：你赴愚园坊20号做什么?
邓演达答：与朋友们聚会。
问：你们不是正开会吗?
答：在谈话。我对经济学是有相当研究的。昨日在讲中国的经济问题就被捕了。
问：政府方面说你有反动行为，事实怎样?
答：批评现政府则有之。至于积极的反对，目前还没有举动。
问：警备司令部要移提你，有话讲吗?
答：我想，站在大多数民众的立场去批评现政府，是好意的。集会结社自由、言论自由载在《约法》。大中华民国应显法治精神，贵院有权裁判，何必到什么司令部去。
询问以后，邓演达仍被寄押在静安寺巡捕房的临时监狱。深夜，一同被捕的罗任一问邓：“如果他们使用软化诱惑呢?”邓演达斩钉截铁地回答道：“那他拿刀子来好了!政治主张、革命态度，决不变更!”
转押南京
邓演达此次被捕，完全是出于蒋介石的旨意，因此淞沪警备司令部已经与租界当局约定，要将他押回进行秘密审讯。律师向租界当局抗辩说，邓的问题纯属政治问题，且发生在租界内，不应该向南京方面引渡。但英国领事坚持说，“愚园路是越界筑路，中国政府有权管理在那里发生的事。这一番话，自然都是推托之词。不管邓演达和律师如何抗辩，19日邓演达还是被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探员带走，关到上海西门白云观警备司令部侦缉队的牢房。21日，邓演达被转移至南京，关押在三元巷军政部军法司内“优待室”。
人是抓到南京了，蒋介石却顾虑重重、不敢公开审讯，怕黄埔系军人闹事，因此只是不断派人劝说邓演达，千方百 计以诱骗方法使他就范。蒋介石开出的条件，只要邓演达公开声明取消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肯与他合作，即委任邓为“剿匪”副总司令，但均遭邓的严词拒绝。他说：“我的政治主张决不变更，个人更不苟且求活。”他留下了两句诗：“人生自当忙不息，天地从来未舜留。”表达了他乐观进取的人生观。
蒋介石还亲自找邓演达谈话。谈话时，蒋首先谈了九一八事变的情况，然后问邓演达对日本侵略有什么感想?邓答复说：“要谈感想当然是有的，要不是你叛变孙中山的遗教，连年内战，排斥异己，民穷财尽，日本敢这样猖狂吗?”这一席话，说得蒋介石哑口无言，更加怀恨在心。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军大肆入侵中国东北，蒋介石政权遭到朝野一致谴责，各地反蒋活动风起云涌，要求释放邓演达的呼声四起。蒋介石既要考虑下野的问题，又面临着释放邓演达的压力。戴季陶献计说：“今天可怕的敌人不是汪精卫、陈济棠，真正能动摇政府根基，分散黄埔力量的，只有邓演达一人。”又说：“为今自己，对邓演达处置应严，对学生处置则应从宽。”这一席话，使蒋介石暗暗动了杀机。这时候，又发生黄埔军校毕业生联名保释邓演达的事情，更让蒋介石怒火中烧，他没有想到邓演达在黄埔军校学生中的威望如此之高，如果自己一旦下野，弄不好，邓演达会成为黄埔系的主帅，出来收拾残局。为了消灭以后东山再起时的一大障碍，下野前夕，蒋介石密令自己的卫士长王世和负责杀害邓演达。
营救计划的失败
邓演达被捕后，宋庆龄、蔡元培等人积极进行营救活动，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和黄埔系的许多军人，都愿意冒险营救邓演达出狱。负责看押白云观监狱的侦缉队中，有一个班长，广东人，有点革命思想，尤其敬重邓的为人。一天夜晚，李班长用广东话悄悄对邓演达说：“邓先生，南京已经有消息过来，要将你解往南京，此去凶多吉少，从这里到法租界不过两里路距离，不如我们一起逃吧!”他表示，他愿意冒着生命危险盗窃钥匙，打开牢门，与邓演达一起逃走。邓也不知道此人的底细，稍加考虑后说：“我与大家一同被捕，有我在，一切由我负责，我万一逃脱，蒋必杀大家以泄愤。”婉言谢绝了这一主张。
两天后，邓演达果然被押解去南京。南京虽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但黄埔系的学生也最多。邓演达关押南京期间，南京教导总队的黄埔生邓克敏，曾自发地组织了武装营救队准备劫狱，不幸被军统特务发觉。事情暴露后，蒋介石极为震怒，下令通缉。在三元巷看管邓演达的士兵中，有一个排是黄埔学生许沅圃的部下，他提出了营救邓演达出狱的具体计划。许说：“那个排里有一个班长，是我的亲信，每星期天夜间值班，可以救邓出狱’但要先筹措5万元，将全班士兵的家属迁到上海安顿，然后才能行动。”临时行动委员会经过商议，觉得计划可行。经第三党的暗中活动，花了五万元用作士兵家眷的转移隐蔽，一切办理妥当后，朱蕴山亲赴南京实施营救计划。
朱蕴山住在临河的水西门旅馆，准备接应，一旦邓脱险，便由此乘船逃离南京。可就在这时，蒋介石下令将邓演达转移到富贵山炮台废址的一处空房子中关押，这一营救计划也失败了。
11月29日深夜，王世和奉蒋介石之命，谎称要将邓转移至汤山囚禁，他带着一排卫士将邓演达押上汽车，向着汤山方向疾驶。半路上，车子停了下来，邓被带下车，“到了?”邓感觉有些不对头，问了一句。王世和恶狠狠地回答：“到了!”旋即枪声响起，就在黎明前漆黑的深夜里，邓演达的身影显得特别高大，慢慢地倒在麒麟门外沙子岗一处事先挖好的土坑里。这一年，邓演达年仅36岁。1931年7月，邓演达在一首散文诗中写道：“我们都是驴子，吃的是干草；走的是荒沙漠漠的长途，而做的是炼石补天的功夫，只有工作是安慰罢了。”无疑，这是邓演达光辉一生最真实的自我写照。
12月初，邓演达被杀的消息才有风声走漏出来，宋庆龄得知后，急忙赶赴南京了解事情真相。她向蒋介石质问道：“现在你准备下野了，为什么不将邓同志等立即释放?”蒋内心有鬼，不敢吭声：宋又追问道：“邓同志移到何处去了?我此时必须和他晤面一谈。”蒋知道无法隐瞒，遂说：“现在你不能和他见面，他有许多危害政府的证据，我已经将将他枪决了。”宋庆龄悲愤填膺，当面怒斥了蒋介石，随后回到上海，将此噩耗转告临委。1931年12月19日，宋庆龄在上海公开发表《宣言》，来历谴责蒋介石的罪恶行径。消息很快在临委和黄埔系学生中传开，几乎一夜之间，在上海和其他许多城市里，贴满了“打倒蒋介石”、“为邓演达报仇”的标语。
全国解放后，邓演达灵柩移葬风景季丽的紫金山麓中山陵左侧，与廖仲恺陵墓左右并峙，象征廖、邓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理想的忠实追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