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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子
我的外祖父，是个懂一些风水的老先生，所以，他的孩子们的名字，自然就多了些门道，比如，在测算过我的生辰八字后，他认定我此生不聚财，取名应该带把锁，五行缺金，还得加一个金字，于是，就给我取了金锁这个名字。
可是，这个名字似乎并没有因此让我变得富有，相反还给我带来很多困惑。
这个名字，在上初中的时候曾因为《还珠格格》而红极一时，全校的学生都知道，这所镇上的中学里，有一个男金锁，然后在别的孩子只有个名字的时候，我就成了名人。男孩子把我当女孩子叫，女孩子见面就打听第二天《还珠格格》要演啥，而老师提问想不起别人张口就喊起了我，我为此而感到烦恼，以至于一直想让祖父给我换个名字，可是没等我提出这个要求，他就仙逝了，我只能背着他给的名字，继续在烦恼中生活。
后来，慢慢就理解了外祖父的用心，他那辈人，从苦难中走过来，知道苦不好受，就希望我们做儿孙的能有远大的前程，他们不知道教育能改变命运，只能用这朴素而又唯心主义的方法，祝福我们。而用“锁”这个字做名字的，我们村就有四个男孩子，我除外，分别还有双锁、拴锁、锁牢，双锁是双保险，这孩子是生了两个女儿后生的，爹是个很能折腾的人，我小的时候，他是个文艺青年，背个相机到处照相，我们甘渭河一带的人家里，多多少少有几张他拍的照片，他算是帮我们锁住了过往，留住了记忆。后来，他成了包工头，如果再见面的时候，他一定不认识我，而我也应该快认不出来他了。不过他的儿子，据说也跟我一样，用着大名，在城里谋着一份有别于他爹的职业。不知道起双锁这个名字当时准备锁住啥，更不知道后来锁住没。叫拴锁和锁牢的，被父母牢牢锁在了大地上，拴锁忙时种地，农闲时周边村庄里打点临工，而锁牢，除了种地，啥也不会，一辈子彻底被锁牢在大地上。
乡下人给孩子起带锁的名字，不仅想生个男娃娃，还想把这男娃娃一辈子都留在身边。要留住男娃娃，就得先生个男娃娃，通常一胎是个女娃，就生二胎，二胎是个女娃，就生三胎，三胎还是女娃，人就慌了，想各种办法继续生。如果再生个女娃，便认命了，倘若运气好，生了男娃，就把他当个宝。我们那里的男孩子出生，到了喝满月酒就要给男娃娃挂锁，仪式很隆重，德高望重的人，要在孩子脖子上挂个长命项圈，项圈上一般有一把银锁，以求保命，一般戴到十二岁，还要举行一次仪式，拿掉项圈。
我远房堂弟取锁那年，父亲带着我去看热闹。是个腊月，我们围坐火炉旁，等着仪式开始。每个去参加仪式的人，都要给他包红包，我羡慕堂弟鼻涕快流进嘴里还顾不上擦，一个劲儿地收红包的样子，我真想替他收钱，让他擦一把鼻涕。眼看着鼻涕就要断了，他感觉到了，袖子一蹭，继续收钱。本来堂弟的样子就憨憨的，像极了墙上贴着的童男童女贴画，他收钱的样子，让大家觉得更加可爱，而擦鼻涕的动作，更是惹笑了一屋子人。收不到钱，我就把注意力转到他脖子上，那条项圈，黑乎乎地，已经看不清原来的颜色，只是银质的锁子贴身久了，有了光泽。长者把项圈剪掉，拿下银锁，转手就扔掉了那根黑乎乎的东西，动作利索。仪式结束，这意味着堂弟熬过了人生第一个坎，也意味着我们可以吃饭了。
多少年过去了，想起这个堂弟，脑子里先是一条黑乎乎的项圈，再就是一溜鼻涕，最后是墙画上那个白白胖胖的娃娃，他的形象却飘忽不定。这应该是我多年没见他的缘故。今年过年回家，大年初一出行，家门里的全部族亲们按旧礼要聚在一起的，站在人群里的时候，我刻意找了找堂弟，才发现人群里有很多张陌生面孔，同样也缺了好几张熟悉面孔。陌生面孔大多来自孩子，一个个穿得很洋气，但是脸上脏脏的，很明显是在城里出生后被送回乡下寄养。堂弟的父亲怀里就抱着一个，而堂弟并不在人群里，便打听起他的下落，得到的答复是小两口春节加班，回不来。过年不回家，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在我们这一门族亲里，不管混得咋样，在外面的人过年总要回来的，而堂弟这个生了三个姐姐之后才有的男娃，竟然过年不回来。
我看出堂叔的表情很不自然，他在人群里的时候，最想的应该是自己的儿子，生了四胎才有了这个儿子，生怕他有啥闪失，用一把长命锁锁到十二岁，倾尽全力供他上学，没想到毕业后又几乎掏空自己，在洛阳按揭了一套房。堂弟有了自己的孩子，堂叔夫妻俩就去带孙子，过年的时候一起回来，在老家团聚，今年堂叔两口子和老家这把无形的大锁，也没办法锁住他这个儿子。想起这些的时候，就想着和堂叔多聊聊，可我转身时，他已经抱着孙女离开了人群，我才想起来，准备好的红包，都没来得及掏给她。
没来得及掏的，还有祖母的柜子，那里装着我们的童年。每个有祖母的人，童年里大概都有一个这样的柜子吧，那个柜子挂一把锁，锁上就把我们的馋虫挡在了外面，打开就是另一个世界。我童年里装着这个世界的柜子，是父亲结婚那年祖父去镇上定做的，均匀的纹路和至今没有掉色的柜面，一看就出自老师傅之手。
柜子在那个时候，最大的意义是点缀。黄土泥屋里，有一面洋气的立柜，整个屋子也就洋气了。祖母的柜子里，装着我们过年才穿的衣服和几床绸缎被面，再就是过年时剩下的糖果。这是最吸引我们的东西。那时候，我觉得世界上所有的事，在柜子打开的一瞬间就会迎刃而解。比如母亲离世了，我和妹妹没命地哭，祖母打开柜子，给我们两颗糖，短暂的甜蜜就填补了我们巨大的悲伤;再比如，父亲打牌输了钱，我们的学费没着落，祖母打开柜子，拿出几张崭新的票子，我们就开开心心去了学校。这个功能再到后来就被我发现已经消失殆尽了，每年的节假日，我都会回到老家，面对考试的不如意，工作的不顺心，贷款的压力，我需要一个解脱的途径，我想起了柜子，急忙打开，可是里面并没有答案，没有人民币，也没有工作思路，只有祖母毕生的收藏——一堆衣服。这些衣服，有姑姑們买的，有我们小时候穿过的，现在这些衣服基本上不动，落着陈年的灰尘，一股樟脑的味道。我打开，又关上，反复几次，也找不到一点童年的痕迹。我就意识到，那个一面木柜子就能满足我们的童年，一去不复返了。
想到一去不复返这个词，就想到大门上挂着的锁子。此处，不能免俗地引用下木心的《从前慢》：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乡下的锁好看，连上锁的地方也玲珑有威严。每扇门在打造的时候，把最坚硬的位置留给锁，这样才能匹配好看的锁。 那时候，我老不着家，在巷子里长大，饿了去谁家都可以吃，瞌睡了，谁家的土炕都能做梦，他们家就是我家，我家就是他们家，家里没人的时候，大门都不用锁，装着细软的柜子有锁子把守就行，这里才是一家人的底细，要保护好，敞开的院子和屋子，跟敞开的村庄差不多。
我们这条巷子里，第一个锁了大门的，是恒子哥，他十八岁跟师傅跑车，跑到自己成了师傅以后，带着全家搬迁到了离老家300多公里的红寺堡，门从此就锁上了。临走给亲弟弟叮嘱，逢年过节把锁子打开，除除草，扫扫地，该贴对子贴对子，该上香上香，告诉祖宗，还有人惦记着，让它不至于荒芜。没几年，恒子哥的弟弟也去了县城打工，第二个锁了门。随后的几年，锁门的人越来越多，剩下的人，只有三家不用锁门，一家是我祖母替我们守着，一家是赤脚医生三爷爷替孩子们守着，另一家，是堂叔一家子守着，他们成了巷子里人口最多的一家。
有一年端午节回去，整个巷子里冷清清的，父亲一大早折了杨柳，到每一家门上别几枝，几近生锈的锁子上插着新折的柳条，有一种很魔幻现实的感觉，你盯着它看，似乎它长出了柳枝一样。这些一年打不开几次的锁子，说不定哪一天一狠心，还真长出点啥，要不这么久的孤独，何处发泄？这些年，那些叫金锁、双锁、锁牢的，那些在脖子上挂锁的，一个个出远门给大门上锁的，能回来就回来吧，开开锁，要不然时间长了，最后锁还在，人找不见了，那么多生锈的锁子，等不到开它们的钥匙该咋办。
核桃
一说起核桃，父亲总会提起门前那棵和他年纪一样大的核桃树。
那棵树在我能记事的时候，已经粗得我无法双臂抱紧了，等我长到十岁的时候，它已经比村里所有的房檐都要高。
我經常做着爬上树去看看村庄的设想，可是一次也没有实现过，主要原因是，它过于高大，周身粗且滑溜，根本没办法抱住它，更不要说顺着树干爬上去。
核桃树的叶子宽大，我经常会拿它撕出我想要的样子，一会儿是蝴蝶，一会儿是扇子，有时候会把它们连在一起，做成个裙子。
夏天，我们在核桃树下铺上干净的麦草，躺在上面睡觉，核桃叶子挡住太阳，把不多的风也截留了，那时候我就想着，如果我家的房子变成高大的核桃树该多好，这样，睡醒了，就可以吃核桃。
核桃在莜麦睡醒后，就像花一样开了，分成四瓣的核桃皮花瓣，眼看着就要兜不住熟透的核桃，我们眼巴巴等着它掉下来，一个梦一般砸在地上。
我没办法爬到树上，我的父亲和叔伯也没办法爬到树上，只能等它们掉下来，或者用杆子打下来，我们采取中间办法，用短棍子提前让它们变成美味。村子里夏天是最解馋的，杏子吃了吃梨，梨吃了有核桃，大自然的馈赠让我们贫瘠的童年在味蕾上得到了弥补，以至于多年以后，饮食习惯和童年有了千丝万缕的关联。
核桃成了童年欢乐的意象所在，这棵和我的父亲同龄的大树，它的根能感知我们的脉动，它的枝叶盯着我们一家，我们的快乐，传染给它，它用无数的叶子将其放大。
就因为依附于叶子，这快乐也有凋谢的时候，第一次凋谢，是我们家的骡子伤了祖母。核桃树下就是我们家的牲口槽，骡子拴在树下，纳凉避暑不说，也方便干活。坏脾气的骡子自打拴在核桃树下就没消停过，不是啃树皮，就是用蹄子挖地，还时不时攻击靠近的人。只有祖父能降得住，它似乎只怕祖父，一旦发起脾气，还没等祖父的鞭子落下来，它就安静了。祖母是在一个下雨的午后被它所伤的，家里的壮劳力都去山上割麦子，祖母就在家里照看我们这些小仔子，兼顾给牲口添草料。我们在离骡子不远的地方玩，总之没有出核桃树的阴影，骡子在核桃树下站着，无所事事。雨落下来的时候，我们听见宽大的叶子拦住雨水的声音就往家里跑，不用祖母喊。骡子拴在原地，雨落下来的时候，就落在它身上，这让它焦躁不安，也让祖母内心不安。她怕骡子受凉，又不敢去解开缰绳，就站在屋檐下盯着骡子。它暴躁到了极点，高傲的骡子，毛发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塌在身上，它觉得自己受了奇耻大辱，使劲儿地在挣脱着缰绳的束缚。祖母也挣脱了内心的纠结，三寸金莲踩着泥，去帮骡子解围。
骡子看有人来解缰绳，消停了下来，这狡猾的倔强玩意儿，在缰绳解开的一瞬间，朝祖母的下巴就是一口，疼痛让祖母大惊失色，喷涌的血让我们大惊失色，骡子的叫声，祖母的叫声，我们的叫声，混在一起，合成雨的悲痛交响曲。
挣脱后的骡子，先从交响曲里消失，接着是祖母，她倒在地上，叫声变调成呻吟，只有我们一直在叫，叫祖母，叫老天爷。核桃树站在那里，一言不发，看着我们惊慌失措。
祖母的下巴上，留下一圈痕迹，看不出来是骡子咬的，那咬痕和骡子一起消失了，祖父将鞭子打断以后，牵着惊魂未定的骡子，去了镇上，回来的时候，牵着一头温顺的牛。那头骡子，被视为让我们家倒霉的不祥之物。它虽然消失了，我们家的坏运气却挥之不去。
母亲的丧事是在祖母被咬的那年秋天举行的，当时，核桃树上的叶子正在大面积脱落，母亲落草在地上，它们也落到地上，母亲被装进了棺材，它们也落在合起来的棺材上。大人们正在进行葬礼前的准备，我和妹妹以及叔伯家的孩子们一起，围着核桃树转圈圈，我们把核桃树宽大的叶子围在身上，像原始人围着火一样绕核桃树转，还唱着歌。
我几乎忘了自己是个没有了母亲的孩子，觉得核桃树像个有糖果的大个子，吸引着我，蛊惑着我，让我忘乎所以，以至于被大伯踢了几脚后，才发现我们的游戏多么不合时宜。
多年以后，想起我在母亲入棺前后的游戏，就觉得自己的无知是多么严重。
后来我知道，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再后来我才知道，这一生最痛苦的事，是在核桃树下经历的，虽然它现在被连根拔起，巨大的核桃树却没死，在我的血液里，恣肆生长着，连同母亲去世带给我的伤痛一起。
有好几年，我基本上想不起核桃树，也不怎么有机会吃核桃，妻子怀孕的时候，去干货市场买了核桃，每天陪她吃几颗，剥核桃的时候，童年的记忆也就被剥开了，那些伤痛，已经坚硬得像成熟的核桃。我使劲咬它们，牙齿明显感觉到疼痛，我用剥核桃的镊子夹它们，咔嚓那一声传来，核桃裂一次，内心的坚硬记忆就碎一次。
（选自2020年第2期《清明》）
原刊责编 刘鹏艳
我的外祖父，是个懂一些风水的老先生，所以，他的孩子们的名字，自然就多了些门道，比如，在测算过我的生辰八字后，他认定我此生不聚财，取名应该带把锁，五行缺金，还得加一个金字，于是，就给我取了金锁这个名字。
可是，这个名字似乎并没有因此让我变得富有，相反还给我带来很多困惑。
这个名字，在上初中的时候曾因为《还珠格格》而红极一时，全校的学生都知道，这所镇上的中学里，有一个男金锁，然后在别的孩子只有个名字的时候，我就成了名人。男孩子把我当女孩子叫，女孩子见面就打听第二天《还珠格格》要演啥，而老师提问想不起别人张口就喊起了我，我为此而感到烦恼，以至于一直想让祖父给我换个名字，可是没等我提出这个要求，他就仙逝了，我只能背着他给的名字，继续在烦恼中生活。
后来，慢慢就理解了外祖父的用心，他那辈人，从苦难中走过来，知道苦不好受，就希望我们做儿孙的能有远大的前程，他们不知道教育能改变命运，只能用这朴素而又唯心主义的方法，祝福我们。而用“锁”这个字做名字的，我们村就有四个男孩子，我除外，分别还有双锁、拴锁、锁牢，双锁是双保险，这孩子是生了两个女儿后生的，爹是个很能折腾的人，我小的时候，他是个文艺青年，背个相机到处照相，我们甘渭河一带的人家里，多多少少有几张他拍的照片，他算是帮我们锁住了过往，留住了记忆。后来，他成了包工头，如果再见面的时候，他一定不认识我，而我也应该快认不出来他了。不过他的儿子，据说也跟我一样，用着大名，在城里谋着一份有别于他爹的职业。不知道起双锁这个名字当时准备锁住啥，更不知道后来锁住没。叫拴锁和锁牢的，被父母牢牢锁在了大地上，拴锁忙时种地，农闲时周边村庄里打点临工，而锁牢，除了种地，啥也不会，一辈子彻底被锁牢在大地上。
乡下人给孩子起带锁的名字，不仅想生个男娃娃，还想把这男娃娃一辈子都留在身边。要留住男娃娃，就得先生个男娃娃，通常一胎是个女娃，就生二胎，二胎是个女娃，就生三胎，三胎还是女娃，人就慌了，想各种办法继续生。如果再生个女娃，便认命了，倘若运气好，生了男娃，就把他当个宝。我们那里的男孩子出生，到了喝满月酒就要给男娃娃挂锁，仪式很隆重，德高望重的人，要在孩子脖子上挂个长命项圈，项圈上一般有一把银锁，以求保命，一般戴到十二岁，还要举行一次仪式，拿掉项圈。
我远房堂弟取锁那年，父亲带着我去看热闹。是个腊月，我们围坐火炉旁，等着仪式开始。每个去参加仪式的人，都要给他包红包，我羡慕堂弟鼻涕快流进嘴里还顾不上擦，一个劲儿地收红包的样子，我真想替他收钱，让他擦一把鼻涕。眼看着鼻涕就要断了，他感觉到了，袖子一蹭，继续收钱。本来堂弟的样子就憨憨的，像极了墙上贴着的童男童女贴画，他收钱的样子，让大家觉得更加可爱，而擦鼻涕的动作，更是惹笑了一屋子人。收不到钱，我就把注意力转到他脖子上，那条项圈，黑乎乎地，已经看不清原来的颜色，只是银质的锁子贴身久了，有了光泽。长者把项圈剪掉，拿下银锁，转手就扔掉了那根黑乎乎的东西，动作利索。仪式结束，这意味着堂弟熬过了人生第一个坎，也意味着我们可以吃饭了。
多少年过去了，想起这个堂弟，脑子里先是一条黑乎乎的项圈，再就是一溜鼻涕，最后是墙画上那个白白胖胖的娃娃，他的形象却飘忽不定。这应该是我多年没见他的缘故。今年过年回家，大年初一出行，家门里的全部族亲们按旧礼要聚在一起的，站在人群里的时候，我刻意找了找堂弟，才发现人群里有很多张陌生面孔，同样也缺了好几张熟悉面孔。陌生面孔大多来自孩子，一个个穿得很洋气，但是脸上脏脏的，很明显是在城里出生后被送回乡下寄养。堂弟的父亲怀里就抱着一个，而堂弟并不在人群里，便打听起他的下落，得到的答复是小两口春节加班，回不来。过年不回家，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在我们这一门族亲里，不管混得咋样，在外面的人过年总要回来的，而堂弟这个生了三个姐姐之后才有的男娃，竟然过年不回来。
我看出堂叔的表情很不自然，他在人群里的时候，最想的应该是自己的儿子，生了四胎才有了这个儿子，生怕他有啥闪失，用一把长命锁锁到十二岁，倾尽全力供他上学，没想到毕业后又几乎掏空自己，在洛阳按揭了一套房。堂弟有了自己的孩子，堂叔夫妻俩就去带孙子，过年的时候一起回来，在老家团聚，今年堂叔两口子和老家这把无形的大锁，也没办法锁住他这个儿子。想起这些的时候，就想着和堂叔多聊聊，可我转身时，他已经抱着孙女离开了人群，我才想起来，准备好的红包，都没来得及掏给她。
没来得及掏的，还有祖母的柜子，那里装着我们的童年。每个有祖母的人，童年里大概都有一个这样的柜子吧，那个柜子挂一把锁，锁上就把我们的馋虫挡在了外面，打开就是另一个世界。我童年里装着这个世界的柜子，是父亲结婚那年祖父去镇上定做的，均匀的纹路和至今没有掉色的柜面，一看就出自老师傅之手。
柜子在那个时候，最大的意义是点缀。黄土泥屋里，有一面洋气的立柜，整个屋子也就洋气了。祖母的柜子里，装着我们过年才穿的衣服和几床绸缎被面，再就是过年时剩下的糖果。这是最吸引我们的东西。那时候，我觉得世界上所有的事，在柜子打开的一瞬间就会迎刃而解。比如母亲离世了，我和妹妹没命地哭，祖母打开柜子，给我们两颗糖，短暂的甜蜜就填补了我们巨大的悲伤;再比如，父亲打牌输了钱，我们的学费没着落，祖母打开柜子，拿出几张崭新的票子，我们就开开心心去了学校。这个功能再到后来就被我发现已经消失殆尽了，每年的节假日，我都会回到老家，面对考试的不如意，工作的不顺心，贷款的压力，我需要一个解脱的途径，我想起了柜子，急忙打开，可是里面并没有答案，没有人民币，也没有工作思路，只有祖母毕生的收藏——一堆衣服。这些衣服，有姑姑們买的，有我们小时候穿过的，现在这些衣服基本上不动，落着陈年的灰尘，一股樟脑的味道。我打开，又关上，反复几次，也找不到一点童年的痕迹。我就意识到，那个一面木柜子就能满足我们的童年，一去不复返了。
想到一去不复返这个词，就想到大门上挂着的锁子。此处，不能免俗地引用下木心的《从前慢》：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乡下的锁好看，连上锁的地方也玲珑有威严。每扇门在打造的时候，把最坚硬的位置留给锁，这样才能匹配好看的锁。 那时候，我老不着家，在巷子里长大，饿了去谁家都可以吃，瞌睡了，谁家的土炕都能做梦，他们家就是我家，我家就是他们家，家里没人的时候，大门都不用锁，装着细软的柜子有锁子把守就行，这里才是一家人的底细，要保护好，敞开的院子和屋子，跟敞开的村庄差不多。
我们这条巷子里，第一个锁了大门的，是恒子哥，他十八岁跟师傅跑车，跑到自己成了师傅以后，带着全家搬迁到了离老家300多公里的红寺堡，门从此就锁上了。临走给亲弟弟叮嘱，逢年过节把锁子打开，除除草，扫扫地，该贴对子贴对子，该上香上香，告诉祖宗，还有人惦记着，让它不至于荒芜。没几年，恒子哥的弟弟也去了县城打工，第二个锁了门。随后的几年，锁门的人越来越多，剩下的人，只有三家不用锁门，一家是我祖母替我们守着，一家是赤脚医生三爷爷替孩子们守着，另一家，是堂叔一家子守着，他们成了巷子里人口最多的一家。
有一年端午节回去，整个巷子里冷清清的，父亲一大早折了杨柳，到每一家门上别几枝，几近生锈的锁子上插着新折的柳条，有一种很魔幻现实的感觉，你盯着它看，似乎它长出了柳枝一样。这些一年打不开几次的锁子，说不定哪一天一狠心，还真长出点啥，要不这么久的孤独，何处发泄？这些年，那些叫金锁、双锁、锁牢的，那些在脖子上挂锁的，一个个出远门给大门上锁的，能回来就回来吧，开开锁，要不然时间长了，最后锁还在，人找不见了，那么多生锈的锁子，等不到开它们的钥匙该咋办。
核桃
一说起核桃，父亲总会提起门前那棵和他年纪一样大的核桃树。
那棵树在我能记事的时候，已经粗得我无法双臂抱紧了，等我长到十岁的时候，它已经比村里所有的房檐都要高。
我經常做着爬上树去看看村庄的设想，可是一次也没有实现过，主要原因是，它过于高大，周身粗且滑溜，根本没办法抱住它，更不要说顺着树干爬上去。
核桃树的叶子宽大，我经常会拿它撕出我想要的样子，一会儿是蝴蝶，一会儿是扇子，有时候会把它们连在一起，做成个裙子。
夏天，我们在核桃树下铺上干净的麦草，躺在上面睡觉，核桃叶子挡住太阳，把不多的风也截留了，那时候我就想着，如果我家的房子变成高大的核桃树该多好，这样，睡醒了，就可以吃核桃。
核桃在莜麦睡醒后，就像花一样开了，分成四瓣的核桃皮花瓣，眼看着就要兜不住熟透的核桃，我们眼巴巴等着它掉下来，一个梦一般砸在地上。
我没办法爬到树上，我的父亲和叔伯也没办法爬到树上，只能等它们掉下来，或者用杆子打下来，我们采取中间办法，用短棍子提前让它们变成美味。村子里夏天是最解馋的，杏子吃了吃梨，梨吃了有核桃，大自然的馈赠让我们贫瘠的童年在味蕾上得到了弥补，以至于多年以后，饮食习惯和童年有了千丝万缕的关联。
核桃成了童年欢乐的意象所在，这棵和我的父亲同龄的大树，它的根能感知我们的脉动，它的枝叶盯着我们一家，我们的快乐，传染给它，它用无数的叶子将其放大。
就因为依附于叶子，这快乐也有凋谢的时候，第一次凋谢，是我们家的骡子伤了祖母。核桃树下就是我们家的牲口槽，骡子拴在树下，纳凉避暑不说，也方便干活。坏脾气的骡子自打拴在核桃树下就没消停过，不是啃树皮，就是用蹄子挖地，还时不时攻击靠近的人。只有祖父能降得住，它似乎只怕祖父，一旦发起脾气，还没等祖父的鞭子落下来，它就安静了。祖母是在一个下雨的午后被它所伤的，家里的壮劳力都去山上割麦子，祖母就在家里照看我们这些小仔子，兼顾给牲口添草料。我们在离骡子不远的地方玩，总之没有出核桃树的阴影，骡子在核桃树下站着，无所事事。雨落下来的时候，我们听见宽大的叶子拦住雨水的声音就往家里跑，不用祖母喊。骡子拴在原地，雨落下来的时候，就落在它身上，这让它焦躁不安，也让祖母内心不安。她怕骡子受凉，又不敢去解开缰绳，就站在屋檐下盯着骡子。它暴躁到了极点，高傲的骡子，毛发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塌在身上，它觉得自己受了奇耻大辱，使劲儿地在挣脱着缰绳的束缚。祖母也挣脱了内心的纠结，三寸金莲踩着泥，去帮骡子解围。
骡子看有人来解缰绳，消停了下来，这狡猾的倔强玩意儿，在缰绳解开的一瞬间，朝祖母的下巴就是一口，疼痛让祖母大惊失色，喷涌的血让我们大惊失色，骡子的叫声，祖母的叫声，我们的叫声，混在一起，合成雨的悲痛交响曲。
挣脱后的骡子，先从交响曲里消失，接着是祖母，她倒在地上，叫声变调成呻吟，只有我们一直在叫，叫祖母，叫老天爷。核桃树站在那里，一言不发，看着我们惊慌失措。
祖母的下巴上，留下一圈痕迹，看不出来是骡子咬的，那咬痕和骡子一起消失了，祖父将鞭子打断以后，牵着惊魂未定的骡子，去了镇上，回来的时候，牵着一头温顺的牛。那头骡子，被视为让我们家倒霉的不祥之物。它虽然消失了，我们家的坏运气却挥之不去。
母亲的丧事是在祖母被咬的那年秋天举行的，当时，核桃树上的叶子正在大面积脱落，母亲落草在地上，它们也落到地上，母亲被装进了棺材，它们也落在合起来的棺材上。大人们正在进行葬礼前的准备，我和妹妹以及叔伯家的孩子们一起，围着核桃树转圈圈，我们把核桃树宽大的叶子围在身上，像原始人围着火一样绕核桃树转，还唱着歌。
我几乎忘了自己是个没有了母亲的孩子，觉得核桃树像个有糖果的大个子，吸引着我，蛊惑着我，让我忘乎所以，以至于被大伯踢了几脚后，才发现我们的游戏多么不合时宜。
多年以后，想起我在母亲入棺前后的游戏，就觉得自己的无知是多么严重。
后来我知道，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再后来我才知道，这一生最痛苦的事，是在核桃树下经历的，虽然它现在被连根拔起，巨大的核桃树却没死，在我的血液里，恣肆生长着，连同母亲去世带给我的伤痛一起。
有好几年，我基本上想不起核桃树，也不怎么有机会吃核桃，妻子怀孕的时候，去干货市场买了核桃，每天陪她吃几颗，剥核桃的时候，童年的记忆也就被剥开了，那些伤痛，已经坚硬得像成熟的核桃。我使劲咬它们，牙齿明显感觉到疼痛，我用剥核桃的镊子夹它们，咔嚓那一声传来，核桃裂一次，内心的坚硬记忆就碎一次。
（选自2020年第2期《清明》）
原刊责编 刘鹏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