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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833 年12 月9 日，英国下议院通过《中印贸易管理法》，宣布取消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垄断权与对印度管辖权，改组英国东印度公司管理层。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几乎所有业务、特别是对华茶叶贸易都将在1834 年4 月21 日之前停止，它从此“不再是一家公司”，开始“清算其在亚洲的一切商业和工业资产”，公司债务“由印度属地的赋税来支付和负责偿还”。总而言之，英国东印度公司将在1834 年初春破产倒闭。
随即，英国国王威廉四世连续下发三道内容奇特的敕令，宣称应“中国政府的合理要求”，并“为维持前往广州的英王陛下臣民的良好秩序”之目的，设立驻华贸易监督一职，自1834 年4 月21 日起接管以往由英国东印度公司大班们行使的全部管理权和管辖权，同时在广州的英国船舶上设立一个具有刑事及海上法权的法庭，由驻华贸易监督兼任裁判长。
熟悉中国近代史的读者不难看出，此后的鸦片战争和因此导致的治外法权，都与威廉四世这三道敕令息息相关。
威廉四世所谓应“中国政府的合理要求”正是道光朝廷的一致要求，这样才能“符旧制”，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倒闭过程中最大程度地保证道光朝廷的利益
威廉四世所谓的“中国政府的合理要求”，确实有据可查。早在1833 年1月，风闻英国东印度公司可能将解散的两广总督卢坤就曾经让时任广东十三行总商的伍元华转告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会：“若果公司散局，仍酌派晓事大班来粤，总理贸易。”鸦片战争之后，魏源在《道光洋艘征抚记》和《夷艘寇海记》二书中痛批卢坤为鸦片战争的祸首，因为“凡与中国官吏抗衡桀骜，皆领事之所为”，英国东印度公司解散，“粤中已无领事”，乃是“洋务第一转机”，“而总督卢坤初至广东，未悉利害，听洋商言，反行文英吉利国，令仍派领事来粤。”这里说的“洋商”，指的主要无疑就是伍秉鉴、伍元华父子等十三行商人，魏源认为他们误导了卢坤总督。
其实，魏源怪错了对象。伍秉鉴、伍元华父子等十三行商人一听说英国东印度公司可能将解散，就首先报告了粤海关监督中祥，中祥不相信，他们只好又去报告两广总督卢坤，卢坤很重视，上奏道光皇帝说：
“洋商伍受昌（ 伍元华）、卢文锦、潘绍光禀称：‘向来各国夷船来粤贸易，皆系各备资本，自行买卖，惟英吉利国向设有公班衙（company 的音译） 发船来粤贸易，名为公司船，设立大、二、三班等，在粤管理贸易事务。该国来粤夷商、水梢均由大班管束，是以事有专责，日久相安。兹该大班等忽称，本国设立公班衙定有年期，计至道光十三年以后即以期满散局，嗣后无公司船来粤贸易。将来本国有船来粤，亦系散商，与港脚船（ 印度巴斯人的商船） 无异。’查该国专以贸易为务，公司既散，则事不相统摄，该夷梢等素性不驯，若无管束之人，万一有违犯功令之人，虽斥责究办，究于公事无裨。应请谕饬大班马治平及早寄信回国，转知该国王，倘若将来公班散局，仍否设立大班，至粤管理该国及港脚各夷商来粤贸易；船只既多，人数不少，倘有违犯天朝功令，究竟责令何人，转盼该公司即届散局之期，务令该国预为筹协等语。经（ 粤海关） 监督文祥批斥：‘该夷来粤贸易，自雍正十二年其该国设立公班衙及公司大班名目，已见于乾隆十五年该夷禀牍，距今八十年之久，中间并未闻公班衙散局之说，是否该夷商贸易居奇，故为耸听，殊难凭信！’……”
道光皇帝对这份奏折朱批指示：“惟所禀预为公事起见，现有准总督部堂咨谕令商等，传谕大班寄信回国，如果公司散局，仍应另派晓事大班来粤总理贸易。”卢坤、文祥接旨，“即饬洋商（ 十三行商人） 令该夷商（ 英国东印度公司大班马治平） 寄信回国，另派晓事大班来管理贸易事宜，以符旧制。”
从上述史料看来，要求英国政府在东印度公司解散后另派官员来广东管理英国商人贸易事务，是清朝统治集团的一致决定，在当时根本无人对此提出反对意见。得知英国东印度公司可能解散的消息时，清朝政府首先的反应是不相信，认为该公司在华贸易80 年之久，从未听说过“定有年期”、“期满散局”的规定；其次，清朝政府很不愿意接受英国东印度公司解散的事实，怀疑这是耸人听闻的谣言；第三，清朝政府立即发现，自己需要英国在广州有“大班来管理贸易事宜”，因为英国在华贸易份额大，贸易纠纷多，英国水手又桀骜不驯，近年来不断闹出人命案件，如果没有英方的管理和负责者，清朝官员便无从“斥责究办”，不知道“责令何人”。究其根本原因，清政府一直忠实执行着中国自秦朝以来的“保甲连坐”制度，在这个法律体系中，英国东印度公司大班就相当于古代的“三老”、“保长”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伯克”、“土司”，要对其下属的违纪犯法行为负责，从而协助中央政权进行高效的间接统治。外国商人对此也心知肚明，美国学者马士就指出：“（ 广东办理涉外事务的） 官员的工作向来比较轻松，因为整个英国贸易，包括英国和印度两方面的贸易在内，一向都处于一个有组织的公司管辖之下，而这公司又在一个头目主持之下在广州展开工作，因此他们可以对这个头目施加压力，直至停止贸易。但如果商馆里住满一群不受任何上司管辖的商人，那就不能再责成某一个人来对违法事件负责。”
总之，在广州维持一位英国商人领袖的存在，最符合“恪守祖训”的清朝政府的利益，在这个方案中，身为英国商人领袖的大班与广东十三行总商（ 当时就是伍元华） 平等交涉，他们两人对与中英贸易有关的一切事务负责，极大地减轻了清朝涉外官员的工作负担和责任。反过来看，这样的安排最不符合广东十三行商人（ 尤其是总商伍元华） 的利益，上百年来，十三行商人已经为强加在自己头上的“保商”制度付出了无数的白银、珍宝和血泪，很多商人都因为其实与自己没什么关系的涉外事件遭到清政府的问责，最终家破人亡，以至于发出“宁为一条狗，不为行商首”的感慨。
所以，魏源实在太不了解广东十三行了，伍秉鉴、伍元华等十三行商人绝不可能建议清政府，要求英国政府派遣一位官员来广东管理英国对华贸易。正如前文所述，伍秉鉴多年来一直在逐渐扶植美国商人，向他们发放优惠贷款，手把手教他们做国际贸易，多次减免他们的债务，同时逐步降低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额，因此惹得后者大怒。这样的商人断然不可能建议卢坤总督引狼入室。事实上，威廉四世所谓应“中国政府的合理要求”正是道光朝廷的一致要求，因为这样才能“符旧制”，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倒闭的过程中最大程度地保证道光朝廷的利益。当然，如果英国东印度公司不倒闭就更好了。 对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破产的原因，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已经提出了几十种理论解释，几乎与探讨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一样繁杂
按照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档案记载，伍元华临终前曾经带着其他十三行商人来拜访公司大班马治平，说他们非常不愿意看到东印度公司倒闭，如果公司经营上出现什么紧急的问题，他们很愿意解囊相助。出乎这些十三行商人意料的是，他们的慷慨建议遭到了拒绝。如果救助性注资都不能挽救一家企业的破产命运，那么这家企业破产的原因似乎就并非资不抵债那么简单。
事实上，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破产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也最为复杂的破产案，仅其清算过程就长达三十多年，最后还是一笔糊涂账。对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破产的原因，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已经提出了几十种理论解释，几乎与探讨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一样繁杂。其中最简明、也最滑稽（ 但并非没有市场） 的一种理论认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是在1831年被广东巡抚朱桂桢强拆而崩溃的。最正统、也最谨慎的一种理论认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是因为运营成本高，难以与美国等国散商竞争而被解散的，以利英国散商发展。按照该理论，英国东印度公司其实是被长期大力扶植美国散商的伍秉鉴父子挤垮的，因此如果真的是伍元华等十三行商人提出救助东印度公司，那简直就是猫哭耗子，黄鼠狼给鸡拜年。
事实胜于雄辩，英国东印度公司自身的经营历史，有力地驳斥了迄今为止所有的该公司破产原因的理论解说。
由于拿破仑战争和几次经济危机，公司在19 世纪初的经营确实不容乐观，内部贪腐横行，导致利润下降，负债增加。但是，在破产前的几年，公司经营有了很大改善，1825 年至1833 年间，公司对华年贸易额从3033 万美元增长到4011 万美元，扣除鸦片等走私货物后的合法商品年贸易额也从2548 万美元增长到2793 万美元，欠款却下降了约一半，例如欠伍秉鉴的钱从1824 年的857330两白银下降为1833 年的265536 两白银。
此外，公司在亚洲各地拥有天文数字的固定资产，仅在南亚和东南亚的领地就多达600 万平方公里，令当代全世界所有的房地产开发商加起来都望尘莫及，金银珠宝堆积如山，古玩字画数以吨计，更不用说遍布全球的各类种植园、债券、股票、船舶、工厂等产业。可以说，英国东印度公司1833 年的资产清单就足够堆满整座巨型图书馆。直到1834 年，公司还一如既往地为股东们发放红利。从财务报表上来看，英国东印度公司从1792 年到1837 年共有32 年盈利，14 年亏损，共计净盈利3200 万英镑，按照当时的汇率折合9600 万两白银，或1.33亿银元。显然，1833 年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绝没有陷入资不抵债的泥潭，而是运转良好，正在迎来伟大复兴。如果这样一家利润丰厚的企业都需要破产清算，资本主义早就灭亡了。
那么，英国东印度公司是因为运营成本高，难以与美国等国散商竞争而被解散的吗？从英国档案分析，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当时的确有不少人以此为借口，提出取缔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特许经营权的要求。由于英国东印度公司需要确保对印度的独占管理权和对华贸易特许经营权，运营成本必然比一般自由竞争市场上的企业高。可是别忘了，自公元1600 年至1833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其234 年的历史上一直把持着在亚洲的独占管理权和贸易特许经营权，所以其运营成本也一直都比较高，却从未因此出过问题。
二百多年来，英国社会上一直不乏要求取缔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特许经营权的声音，但这些努力全部付诸东流。也曾经有人想要以实际行动打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特许经营权，例如扶持库尔滕集团来华开展贸易的英国国王查理一世。结果，英国东印度公司暗中破坏库尔滕集团的对华贸易，随即资助克伦威尔等贵族发动武装叛乱，击败并杀死了查理一世，史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对于试图挑战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特许经营权这一根本核心利益的人来说，查理一世被公开砍下来的人头正是最好的警告。
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雇员不过千人，在亚洲只有4 座城堡，就敢为了维护其对华贸易特许经营权弑君；而在1833 年，公司仅在南亚和东南亚就有600 万平方公里的领地，仅在印度就有28 万军队，还有随时可以动员的60 万附庸国盟军，何以在即将被中止对华贸易特许经营权和被强制清算解散的生死存亡之际，反倒不敢诉诸武力，而是束手就擒，坐以待毙了呢？公司为何不像从前多次做过的那样，调起一支大军，杀进白金汉宫，将胆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威廉四世拉到特拉法尔加广场上去，一斧头砍掉脑袋，以儆效尤呢？
美国与英国散商的低成本竞争，同样难以证明英国东印度公司有必要在1834 年破产。1834 年之前，英国散商被禁止到广州购买任何中国商品，也不得出售任何外国商品给中国人，只能靠高风险的走私勉强度日，与财大气粗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相比，其占有的市场份额低得可以忽略不计。至于经常被当作英国东印度公司劲敌的美国散商，在1829年对华贸易额仅有779 万美元，1830 年对华贸易额仅有852 万美元，在1831 年对华贸易额仅有856 万美元，1832 年对华贸易额仅有905 万美元，1833 年对华贸易额仅有1296 万美元，远逊于同期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年贸易额（3000 万至4000 万美元左右），根本威胁不到后者的市场地位。显然，运营成本较高，垄断对华贸易特许经营权受到舆论批判，以及面临美国与英国散商的低成本竞争，全都不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破产解散的真相，至少不是其最根本的原因。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834 年的破产解散，显然是极不寻常的。
这家以往惯用阴谋、欺诈和暴力手段维护自身垄断地位的巨无霸企业，在自身经营状况良好的情况下，束手就擒，坐以待毙，唯一的抵抗是雇佣几名写手，在报刊上写了几篇自我辩护的文章。
几百年来，全世界上千万仁人志士为了推翻英国东印度公司，抛头颅，撒热血，前赴后继，其中包括最后一位拥有绝对权力的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太阳王”路易十四、战神拿破仑一世、英勇机智的提普苏丹、老练博学的美国总统麦迪逊等著名领袖，以及他们麾下的无数贤臣良将。可惜，他们全都不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对手：查理一世战败后被砍掉了脑袋；路易十四多次反抗，都没能威胁到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地位，却给法国留下了一个烂摊子；提普苏丹壮烈战死；麦迪逊总统被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哨偏师打得惨败，白宫被一把火烧成了小黑屋，只得单骑逃出华盛顿，至今美国白宫那洁白的墙皮后面还藏着被那场大火熏成灰黑色的砖石。最悲惨的是拿破仑一世，法国皇帝被长期囚禁在公司的领地圣赫勒拿岛，与一群中国苦力为伍，每天遭到公司职员的训斥和羞辱，直至生命的尽头。1821年去世时，拿破仑绝不会想到，自己和其他仁人志士倾尽半个地球的力量都未能战胜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会在13 年后平静地宣告破产解散！这简直是对二百多年来为反抗英国东印度公司献身的上千万先烈的莫大嘲弄！ 当所有其他选项都被排除之后，剩下的唯一一个选择无论看上去有多么不可能，都必须被视为正确答案。
英国东印度公司是自杀的。
既然19 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命脉是茶叶，那么这一关键性因素是否在1834 年之前不久发生过重大的革命性变化？
可是，究竟是什么力量，能够比查理一世、路易十四、拿破仑一世、提普苏丹、麦迪逊总统加起来还要强大，迫使英国东印度公司屈服于命运，平静地结束自己的生命？肯定不是朱桂桢，虽然他有权；也肯定不是伍秉鉴父子，虽然他们有钱。事实上，并没有什么大人物在1833 年之前要求解散英国东印度公司，英国散商们的主要诉求仅仅是和“尊贵的东印度公司”分一杯羹，获准参予利润丰厚的对华贸易而已，绝不敢要求解散英国东印度公司。迫使英国东印度公司自杀的，必定是一股长期被正统史书忽略、因而鲜为人知的神秘力量，能够在潜移默化中主导历史的进程。
要想解开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834 年破产散局之谜，就应当首先弄清楚，在19 世纪初，什么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命脉。
19 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起初的主要财富来源——印度已经江河日下。按照麦迪森教授的统计，1700 年印度的GDP 高居世界首位，比清帝国高10% ；而到了1820 年，印度的GDP 仅有中国的一半。将欧洲商人大批吸引到印度来的主要商品——香料，由于在世界各地广泛种植，价格大幅下降。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清朝初年的中国：一开始，西方商人从中国主要购买丝绸、陶瓷和茶叶这“三大件”，但是很快，随着欧洲丝绸工艺的改良，法国和意大利丝绸已经足以与上等的中国丝绸媲美（ 清末的著名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是因为他囤积的中国丝绸在市场上败给了意大利丝绸而破产的），欧洲陶瓷工艺也突飞猛进，就在马戛尔尼访华前夕，英国人已经发明出中国人不会生产的高档瓷器品种——骨瓷。结果，西方市场对中国丝绸和陶瓷的需求暴跌，导致广东十三行的一大批老行商破产。唯有茶叶、特别是高档的红茶和乌龙茶因为无法在国外生产，继续畅销不衰，使得以潘、伍等家族为代表的福建籍行商迅速崛起，借助其来自红茶和乌龙茶主产地的产业链优势，几乎完全把持了广东十三行。
19 世纪初，茶叶始终占中国对英国出口商品的60% 左右，个别年份甚至占到80% 至95%，可以说，当时的中英贸易几乎就是茶叶贸易，所以19 世纪初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倒卖中国茶叶的企业，这在北美殖民地破坏英国东印度公司运茶船的“波士顿倾茶事件”及它引发的美国独立战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既然19 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命脉是茶叶，那么茶叶市场是否在1834 年之前不久发生过重大的革命性变化呢？
让我们先从一部世界名著说起。
1848 年，长期笼罩在父亲大仲马盛名之下的法国都市青年小仲马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茶花女》，描写小贵族阿尔芒与妓女玛格丽特的爱情故事，借以讲述自己与已故的巴黎交际花玛丽·杜普莱西的罗曼史，受到文坛的广泛好评，从此名声鹊起。《茶花女》一书很快就被改变成话剧和歌剧（ 包括威尔第为此创作的不朽之作《饮酒歌》），并成为第一部全书被翻译成中文的西方小说，在中华大地上风行一时，严复为此作诗称：“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茶花女》的故事情节不必在此赘述，笔者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小仲马在书中称玛格丽特为“茶花女”？究其原因，玛格丽特曾经送给阿尔芒一朵自己身上佩戴的茶花作为他们爱情的信物，这取材于玛丽·杜普莱西和小仲马的真实故事。那是一朵刚刚从茶树上采下的新鲜茶花。这说明，在小仲马的时代，西欧人已经不仅熟悉从中国运来的炒干茶叶，也对活生生的茶树比较熟悉了。当时，欧洲人身上佩戴一朵新鲜的茶花，就像现代人身上装一部苹果手机一样时髦。小仲马与玛丽·杜普莱西初识于1843 年，正值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时，距英国东印度公司破产解散不过9 年。不难想象，在这短短的几年间，茶产业一定发生过翻天覆地的变化，欧洲列强不仅可以在自己的海外领地里大规模种植茶树了，而且已经能够在欧洲本土少量地引种茶树成功，因而巴黎出现了珍稀的新鲜茶花，玛丽·杜普莱西能够拿这种罕见之物给小仲马作为定情之物，以致引生出世界文学史和音乐史上的不朽篇章，而这一切都与英国东印度公司怪诞的破产解散事件息息相关。
如今，让中国茶农和所有与茶叶相关的中国人沮丧的境况是：在中国以外的国际茶叶市场上，与19 世纪初中国茶一家独大的兴旺情景相反，占据主导地位的不是中国茶，而是印度茶，包括阿萨姆茶、大吉岭茶、锡兰茶等多类，茶叶的祖国却退缩到市场的角落里。
早在1888 年，英国从印度进口的茶叶就已经超过了中国茶叶，此后印度茶叶就一直压得中国茶叶抬不起头来。1928至1932 年间，印度茶已占全球输出量的38.7%，锡兰茶占25.8%，两者合计占64.5%，荷属东印度（ 今印度尼西亚） 占19.6%，中国只占可怜的11%，而且中国茶已经被公认为低档货，只能低价抛售。可想而知，19 世纪末至20 世纪初的中国外贸，以至于整个中国经济必定极为疲弱。按照麦迪森教授的统计，1950 年的中国GDP 只比1820 年的中国GDP 增长了4.9%，等于连续130 年零增长，而人口却从1820 年的3.8 亿增长到了1950年的5.5 亿！这样以来，中国如何能不沦落到一穷二白、积贫积弱的窘境，如何能不忍受百年国耻的折磨呢？
为了发现这一切怪事的根源，我们就要前往中国边境一个鲜为人知的地区，那里是中国百年国耻开始的地方，也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葬身之所。
打开如今的印度地图，许多人都会注意到一个不同寻常的现象：在印度庞大的三角形国土之东，还有一块较小的三角形土地，位于孟加拉国的东北侧，仅由一条狭窄的大吉岭隧道与印度本土相连。一百多来，中国、英国和印度始终为了这块小三角形土地的归属和边界划分争吵不断，还引起过多次战争。究其原因，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征服印度之前，这块土地从未归属过印度，它的原住民大部分都是黄种人，来自早已湮灭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大理国。 许多读者都对大理国有所耳闻，因为在金庸的武侠小说里，这是一个经常被提到的国度，也是好几位大侠的故乡。现实中，这个位于云贵高原上的小国并没有出过什么大侠，它的主要特点是笃信佛教，并不是因为它毗邻佛教起源地印度，而是受唐宋中国、吐蕃、占婆等周边崇尚佛教的国家影响所致。正如汉唐时期繁荣的丝绸之路使许多中亚国家欣欣向荣一样，大理国的经济基础是唐宋时期繁荣的茶马古道，对茶叶的依赖使大理国在许多方面效法中原，佛教即是其中之一。在大理国历史上多次发生内战，佛教在平乱过程中起过很大作用，因此佛教在大理国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高，最终达到用举国财富供养佛寺的程度。然而，大理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并非所有居民都笃信佛教，政府对佛教的极力推崇令非佛教徒心生不满。在1220年左右，今云南西部的一批信仰印度教的傣族居民因为不愿意皈依佛门，离开大理国西迁。经过茶马古道上的几年跋涉，他们在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里找到了一块土地肥沃、却又人烟稀少的世外桃源，于是建国于此，国号“阿含”，近代华人称之为“阿三”、“阿山”、“阿萨密”等，如今统一称为“阿萨姆”。
阿萨姆夹在中国与印度两个人口大国之间，却自古人烟稀少，很少出现国家政权。这自有其原因：它的自然环境看似富饶，却和沙漠一样不适合人类居住。这条河谷夹在世界上最高的喜马拉雅山脉和蒸发量最高的印度洋之间，一年到头云雾笼罩，是地球上降雨最多的地方，终日大雨瓢泼（ 对于这些傣族居民而言，倒是一个好消息：在阿萨姆，天天都是泼水节！），导致山洪频繁爆发，水土流失严重，农牧业都难以发展。大理移民用中国的梯田技术解决了这个难题，在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里开垦出大片的稻田，进而建设起一个繁荣的国度。
事实证明，阿萨姆的建国者颇有先见之明，因为他们离开故乡不久，就传来蒙古帝国南征大理的消息。在吃羊肉、喝马奶的蒙古大军面前，终日吃斋念佛的大理军队不堪一击，蒙古亲王忽必烈只花了三个月时间，就如同旅游般地征服了整个云贵高原。慑于蒙古军队的淫威，众多大理居民逃离故土，向南方和西方流亡，其中不少人辗转抵达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加强了阿萨姆王国的实力。由于元朝军队从来没有找到进入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的道路，这个襁褓中的国家得以在安定的环境中稳定发展。到了明朝末期，阿萨姆王国已经颇具实力，国土面积也增加了数倍，这使它与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印度莫卧儿帝国接壤。阿萨姆王国的富庶令莫卧儿帝国垂涎三尺，先后17 次发动军事入侵，却全部被英勇的阿萨姆人击退。到了18 世纪中叶，当莫卧儿帝国已经分崩离析之际，阿萨姆王国却依旧巍然屹立。
在长达6 个世纪的漫长时间内，小小的阿萨姆王国能够避免被蒙古帝国和莫卧儿帝国等世界强权吞并的命运，靠的主要是自然环境优势。阿萨姆王国所在的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虽然极为平坦，但南北两侧都是高不可攀的山峦，而且森林覆盖率极高，沼泽密布，外人只能由西侧和东北侧的两个山口进入河谷，如果扼守住这两个山口，阿萨姆王国真的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不仅如此，阿萨姆气候极度潮湿，终日大雨连绵，这会摧毁所有弓箭和早期火器，因为它们普遍容易受潮而丧失功能。在这块土地上，猎人的柴刀、匕首、套索比正规军的火器、长矛、弓箭更为实用，大炮等重装备在湿滑狭窄的道路上寸步难行。在这里异常湿热的环境下，甚至连普通的金属盔甲都足以把军人闷晕。
作为莫卧儿帝国的征服者，英国东印度公司最早在1815 年开始关注阿萨姆。当年，公司派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领事莱特尔上校到当地贵族家中做客时，品尝到一种风味独特的茶叶。正开始对西藏事务感兴趣的他满以为，这些茶叶是尼泊尔人从西藏买来的，由此可以获知从尼泊尔去西藏的道路信息，但一问之下才知道，它们来自尼泊尔以东几百英里一个叫阿萨姆的王国，那里不属于清朝版图（ 事实上，阿萨姆王国曾经向清朝派遣过贡使，但清朝官员看他们长得像傣族，风俗像傣族，说话也像傣族，于是大笔一挥，把他们写成了泰国贡使）。莱特尔上校找来几个去过阿萨姆的尼泊尔人咨询，得知阿萨姆的新浦山中生长着野生茶树，当地人不仅像中国人那样用开水冲泡其叶片，也将叶片兑油，拌大蒜食用。
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所有优秀员工一样，莱特尔上校极为重视有关茶叶的各种信息。他立即委托尼泊尔人再去阿萨姆，帮他采集茶树的枝叶、种子和树苗。次年（1816 年），他终于如愿以偿，连忙把这些植物标本送到英国东印度公司设在加尔各答的皇家植物园鉴定。但令莱特尔上校失望的是，皇家植物园主管瓦利奇博士后来答复他说，经过他与伦敦皇家学会的专家讨论，鉴定标本为一种山茶科植物，但并不是能够出产高品质茶叶的中国茶树。同年，尼泊尔南部也发现了一棵疑似野生茶树的植物，瓦利奇博士鉴定后给出了同样的答复。
尽管专家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但阿萨姆出产茶树的消息依然在大英帝国境内盛传，雅鲁藏布江中游的新浦山于是成为英国探险家人人向往的黄金城。这些野心勃勃的英国探险家中，就有对植物学颇有研究的罗伯特·布鲁斯上校。可是，命运似乎和他开了个大玩笑。正当罗伯特·布鲁斯上校越过半个地球抵达印度，申请办理前往阿萨姆王国的手续时，却在报纸上看到一条令他瞠目结舌的新闻：
阿萨姆王国灭亡了！
【待续】
随即，英国国王威廉四世连续下发三道内容奇特的敕令，宣称应“中国政府的合理要求”，并“为维持前往广州的英王陛下臣民的良好秩序”之目的，设立驻华贸易监督一职，自1834 年4 月21 日起接管以往由英国东印度公司大班们行使的全部管理权和管辖权，同时在广州的英国船舶上设立一个具有刑事及海上法权的法庭，由驻华贸易监督兼任裁判长。
熟悉中国近代史的读者不难看出，此后的鸦片战争和因此导致的治外法权，都与威廉四世这三道敕令息息相关。
威廉四世所谓应“中国政府的合理要求”正是道光朝廷的一致要求，这样才能“符旧制”，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倒闭过程中最大程度地保证道光朝廷的利益
威廉四世所谓的“中国政府的合理要求”，确实有据可查。早在1833 年1月，风闻英国东印度公司可能将解散的两广总督卢坤就曾经让时任广东十三行总商的伍元华转告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会：“若果公司散局，仍酌派晓事大班来粤，总理贸易。”鸦片战争之后，魏源在《道光洋艘征抚记》和《夷艘寇海记》二书中痛批卢坤为鸦片战争的祸首，因为“凡与中国官吏抗衡桀骜，皆领事之所为”，英国东印度公司解散，“粤中已无领事”，乃是“洋务第一转机”，“而总督卢坤初至广东，未悉利害，听洋商言，反行文英吉利国，令仍派领事来粤。”这里说的“洋商”，指的主要无疑就是伍秉鉴、伍元华父子等十三行商人，魏源认为他们误导了卢坤总督。
其实，魏源怪错了对象。伍秉鉴、伍元华父子等十三行商人一听说英国东印度公司可能将解散，就首先报告了粤海关监督中祥，中祥不相信，他们只好又去报告两广总督卢坤，卢坤很重视，上奏道光皇帝说：
“洋商伍受昌（ 伍元华）、卢文锦、潘绍光禀称：‘向来各国夷船来粤贸易，皆系各备资本，自行买卖，惟英吉利国向设有公班衙（company 的音译） 发船来粤贸易，名为公司船，设立大、二、三班等，在粤管理贸易事务。该国来粤夷商、水梢均由大班管束，是以事有专责，日久相安。兹该大班等忽称，本国设立公班衙定有年期，计至道光十三年以后即以期满散局，嗣后无公司船来粤贸易。将来本国有船来粤，亦系散商，与港脚船（ 印度巴斯人的商船） 无异。’查该国专以贸易为务，公司既散，则事不相统摄，该夷梢等素性不驯，若无管束之人，万一有违犯功令之人，虽斥责究办，究于公事无裨。应请谕饬大班马治平及早寄信回国，转知该国王，倘若将来公班散局，仍否设立大班，至粤管理该国及港脚各夷商来粤贸易；船只既多，人数不少，倘有违犯天朝功令，究竟责令何人，转盼该公司即届散局之期，务令该国预为筹协等语。经（ 粤海关） 监督文祥批斥：‘该夷来粤贸易，自雍正十二年其该国设立公班衙及公司大班名目，已见于乾隆十五年该夷禀牍，距今八十年之久，中间并未闻公班衙散局之说，是否该夷商贸易居奇，故为耸听，殊难凭信！’……”
道光皇帝对这份奏折朱批指示：“惟所禀预为公事起见，现有准总督部堂咨谕令商等，传谕大班寄信回国，如果公司散局，仍应另派晓事大班来粤总理贸易。”卢坤、文祥接旨，“即饬洋商（ 十三行商人） 令该夷商（ 英国东印度公司大班马治平） 寄信回国，另派晓事大班来管理贸易事宜，以符旧制。”
从上述史料看来，要求英国政府在东印度公司解散后另派官员来广东管理英国商人贸易事务，是清朝统治集团的一致决定，在当时根本无人对此提出反对意见。得知英国东印度公司可能解散的消息时，清朝政府首先的反应是不相信，认为该公司在华贸易80 年之久，从未听说过“定有年期”、“期满散局”的规定；其次，清朝政府很不愿意接受英国东印度公司解散的事实，怀疑这是耸人听闻的谣言；第三，清朝政府立即发现，自己需要英国在广州有“大班来管理贸易事宜”，因为英国在华贸易份额大，贸易纠纷多，英国水手又桀骜不驯，近年来不断闹出人命案件，如果没有英方的管理和负责者，清朝官员便无从“斥责究办”，不知道“责令何人”。究其根本原因，清政府一直忠实执行着中国自秦朝以来的“保甲连坐”制度，在这个法律体系中，英国东印度公司大班就相当于古代的“三老”、“保长”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伯克”、“土司”，要对其下属的违纪犯法行为负责，从而协助中央政权进行高效的间接统治。外国商人对此也心知肚明，美国学者马士就指出：“（ 广东办理涉外事务的） 官员的工作向来比较轻松，因为整个英国贸易，包括英国和印度两方面的贸易在内，一向都处于一个有组织的公司管辖之下，而这公司又在一个头目主持之下在广州展开工作，因此他们可以对这个头目施加压力，直至停止贸易。但如果商馆里住满一群不受任何上司管辖的商人，那就不能再责成某一个人来对违法事件负责。”
总之，在广州维持一位英国商人领袖的存在，最符合“恪守祖训”的清朝政府的利益，在这个方案中，身为英国商人领袖的大班与广东十三行总商（ 当时就是伍元华） 平等交涉，他们两人对与中英贸易有关的一切事务负责，极大地减轻了清朝涉外官员的工作负担和责任。反过来看，这样的安排最不符合广东十三行商人（ 尤其是总商伍元华） 的利益，上百年来，十三行商人已经为强加在自己头上的“保商”制度付出了无数的白银、珍宝和血泪，很多商人都因为其实与自己没什么关系的涉外事件遭到清政府的问责，最终家破人亡，以至于发出“宁为一条狗，不为行商首”的感慨。
所以，魏源实在太不了解广东十三行了，伍秉鉴、伍元华等十三行商人绝不可能建议清政府，要求英国政府派遣一位官员来广东管理英国对华贸易。正如前文所述，伍秉鉴多年来一直在逐渐扶植美国商人，向他们发放优惠贷款，手把手教他们做国际贸易，多次减免他们的债务，同时逐步降低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额，因此惹得后者大怒。这样的商人断然不可能建议卢坤总督引狼入室。事实上，威廉四世所谓应“中国政府的合理要求”正是道光朝廷的一致要求，因为这样才能“符旧制”，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倒闭的过程中最大程度地保证道光朝廷的利益。当然，如果英国东印度公司不倒闭就更好了。 对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破产的原因，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已经提出了几十种理论解释，几乎与探讨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一样繁杂
按照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档案记载，伍元华临终前曾经带着其他十三行商人来拜访公司大班马治平，说他们非常不愿意看到东印度公司倒闭，如果公司经营上出现什么紧急的问题，他们很愿意解囊相助。出乎这些十三行商人意料的是，他们的慷慨建议遭到了拒绝。如果救助性注资都不能挽救一家企业的破产命运，那么这家企业破产的原因似乎就并非资不抵债那么简单。
事实上，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破产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也最为复杂的破产案，仅其清算过程就长达三十多年，最后还是一笔糊涂账。对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破产的原因，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已经提出了几十种理论解释，几乎与探讨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一样繁杂。其中最简明、也最滑稽（ 但并非没有市场） 的一种理论认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是在1831年被广东巡抚朱桂桢强拆而崩溃的。最正统、也最谨慎的一种理论认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是因为运营成本高，难以与美国等国散商竞争而被解散的，以利英国散商发展。按照该理论，英国东印度公司其实是被长期大力扶植美国散商的伍秉鉴父子挤垮的，因此如果真的是伍元华等十三行商人提出救助东印度公司，那简直就是猫哭耗子，黄鼠狼给鸡拜年。
事实胜于雄辩，英国东印度公司自身的经营历史，有力地驳斥了迄今为止所有的该公司破产原因的理论解说。
由于拿破仑战争和几次经济危机，公司在19 世纪初的经营确实不容乐观，内部贪腐横行，导致利润下降，负债增加。但是，在破产前的几年，公司经营有了很大改善，1825 年至1833 年间，公司对华年贸易额从3033 万美元增长到4011 万美元，扣除鸦片等走私货物后的合法商品年贸易额也从2548 万美元增长到2793 万美元，欠款却下降了约一半，例如欠伍秉鉴的钱从1824 年的857330两白银下降为1833 年的265536 两白银。
此外，公司在亚洲各地拥有天文数字的固定资产，仅在南亚和东南亚的领地就多达600 万平方公里，令当代全世界所有的房地产开发商加起来都望尘莫及，金银珠宝堆积如山，古玩字画数以吨计，更不用说遍布全球的各类种植园、债券、股票、船舶、工厂等产业。可以说，英国东印度公司1833 年的资产清单就足够堆满整座巨型图书馆。直到1834 年，公司还一如既往地为股东们发放红利。从财务报表上来看，英国东印度公司从1792 年到1837 年共有32 年盈利，14 年亏损，共计净盈利3200 万英镑，按照当时的汇率折合9600 万两白银，或1.33亿银元。显然，1833 年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绝没有陷入资不抵债的泥潭，而是运转良好，正在迎来伟大复兴。如果这样一家利润丰厚的企业都需要破产清算，资本主义早就灭亡了。
那么，英国东印度公司是因为运营成本高，难以与美国等国散商竞争而被解散的吗？从英国档案分析，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当时的确有不少人以此为借口，提出取缔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特许经营权的要求。由于英国东印度公司需要确保对印度的独占管理权和对华贸易特许经营权，运营成本必然比一般自由竞争市场上的企业高。可是别忘了，自公元1600 年至1833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其234 年的历史上一直把持着在亚洲的独占管理权和贸易特许经营权，所以其运营成本也一直都比较高，却从未因此出过问题。
二百多年来，英国社会上一直不乏要求取缔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特许经营权的声音，但这些努力全部付诸东流。也曾经有人想要以实际行动打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特许经营权，例如扶持库尔滕集团来华开展贸易的英国国王查理一世。结果，英国东印度公司暗中破坏库尔滕集团的对华贸易，随即资助克伦威尔等贵族发动武装叛乱，击败并杀死了查理一世，史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对于试图挑战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特许经营权这一根本核心利益的人来说，查理一世被公开砍下来的人头正是最好的警告。
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雇员不过千人，在亚洲只有4 座城堡，就敢为了维护其对华贸易特许经营权弑君；而在1833 年，公司仅在南亚和东南亚就有600 万平方公里的领地，仅在印度就有28 万军队，还有随时可以动员的60 万附庸国盟军，何以在即将被中止对华贸易特许经营权和被强制清算解散的生死存亡之际，反倒不敢诉诸武力，而是束手就擒，坐以待毙了呢？公司为何不像从前多次做过的那样，调起一支大军，杀进白金汉宫，将胆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威廉四世拉到特拉法尔加广场上去，一斧头砍掉脑袋，以儆效尤呢？
美国与英国散商的低成本竞争，同样难以证明英国东印度公司有必要在1834 年破产。1834 年之前，英国散商被禁止到广州购买任何中国商品，也不得出售任何外国商品给中国人，只能靠高风险的走私勉强度日，与财大气粗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相比，其占有的市场份额低得可以忽略不计。至于经常被当作英国东印度公司劲敌的美国散商，在1829年对华贸易额仅有779 万美元，1830 年对华贸易额仅有852 万美元，在1831 年对华贸易额仅有856 万美元，1832 年对华贸易额仅有905 万美元，1833 年对华贸易额仅有1296 万美元，远逊于同期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年贸易额（3000 万至4000 万美元左右），根本威胁不到后者的市场地位。显然，运营成本较高，垄断对华贸易特许经营权受到舆论批判，以及面临美国与英国散商的低成本竞争，全都不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破产解散的真相，至少不是其最根本的原因。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834 年的破产解散，显然是极不寻常的。
这家以往惯用阴谋、欺诈和暴力手段维护自身垄断地位的巨无霸企业，在自身经营状况良好的情况下，束手就擒，坐以待毙，唯一的抵抗是雇佣几名写手，在报刊上写了几篇自我辩护的文章。
几百年来，全世界上千万仁人志士为了推翻英国东印度公司，抛头颅，撒热血，前赴后继，其中包括最后一位拥有绝对权力的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太阳王”路易十四、战神拿破仑一世、英勇机智的提普苏丹、老练博学的美国总统麦迪逊等著名领袖，以及他们麾下的无数贤臣良将。可惜，他们全都不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对手：查理一世战败后被砍掉了脑袋；路易十四多次反抗，都没能威胁到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地位，却给法国留下了一个烂摊子；提普苏丹壮烈战死；麦迪逊总统被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哨偏师打得惨败，白宫被一把火烧成了小黑屋，只得单骑逃出华盛顿，至今美国白宫那洁白的墙皮后面还藏着被那场大火熏成灰黑色的砖石。最悲惨的是拿破仑一世，法国皇帝被长期囚禁在公司的领地圣赫勒拿岛，与一群中国苦力为伍，每天遭到公司职员的训斥和羞辱，直至生命的尽头。1821年去世时，拿破仑绝不会想到，自己和其他仁人志士倾尽半个地球的力量都未能战胜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会在13 年后平静地宣告破产解散！这简直是对二百多年来为反抗英国东印度公司献身的上千万先烈的莫大嘲弄！ 当所有其他选项都被排除之后，剩下的唯一一个选择无论看上去有多么不可能，都必须被视为正确答案。
英国东印度公司是自杀的。
既然19 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命脉是茶叶，那么这一关键性因素是否在1834 年之前不久发生过重大的革命性变化？
可是，究竟是什么力量，能够比查理一世、路易十四、拿破仑一世、提普苏丹、麦迪逊总统加起来还要强大，迫使英国东印度公司屈服于命运，平静地结束自己的生命？肯定不是朱桂桢，虽然他有权；也肯定不是伍秉鉴父子，虽然他们有钱。事实上，并没有什么大人物在1833 年之前要求解散英国东印度公司，英国散商们的主要诉求仅仅是和“尊贵的东印度公司”分一杯羹，获准参予利润丰厚的对华贸易而已，绝不敢要求解散英国东印度公司。迫使英国东印度公司自杀的，必定是一股长期被正统史书忽略、因而鲜为人知的神秘力量，能够在潜移默化中主导历史的进程。
要想解开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834 年破产散局之谜，就应当首先弄清楚，在19 世纪初，什么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命脉。
19 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起初的主要财富来源——印度已经江河日下。按照麦迪森教授的统计，1700 年印度的GDP 高居世界首位，比清帝国高10% ；而到了1820 年，印度的GDP 仅有中国的一半。将欧洲商人大批吸引到印度来的主要商品——香料，由于在世界各地广泛种植，价格大幅下降。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清朝初年的中国：一开始，西方商人从中国主要购买丝绸、陶瓷和茶叶这“三大件”，但是很快，随着欧洲丝绸工艺的改良，法国和意大利丝绸已经足以与上等的中国丝绸媲美（ 清末的著名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是因为他囤积的中国丝绸在市场上败给了意大利丝绸而破产的），欧洲陶瓷工艺也突飞猛进，就在马戛尔尼访华前夕，英国人已经发明出中国人不会生产的高档瓷器品种——骨瓷。结果，西方市场对中国丝绸和陶瓷的需求暴跌，导致广东十三行的一大批老行商破产。唯有茶叶、特别是高档的红茶和乌龙茶因为无法在国外生产，继续畅销不衰，使得以潘、伍等家族为代表的福建籍行商迅速崛起，借助其来自红茶和乌龙茶主产地的产业链优势，几乎完全把持了广东十三行。
19 世纪初，茶叶始终占中国对英国出口商品的60% 左右，个别年份甚至占到80% 至95%，可以说，当时的中英贸易几乎就是茶叶贸易，所以19 世纪初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倒卖中国茶叶的企业，这在北美殖民地破坏英国东印度公司运茶船的“波士顿倾茶事件”及它引发的美国独立战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既然19 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命脉是茶叶，那么茶叶市场是否在1834 年之前不久发生过重大的革命性变化呢？
让我们先从一部世界名著说起。
1848 年，长期笼罩在父亲大仲马盛名之下的法国都市青年小仲马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茶花女》，描写小贵族阿尔芒与妓女玛格丽特的爱情故事，借以讲述自己与已故的巴黎交际花玛丽·杜普莱西的罗曼史，受到文坛的广泛好评，从此名声鹊起。《茶花女》一书很快就被改变成话剧和歌剧（ 包括威尔第为此创作的不朽之作《饮酒歌》），并成为第一部全书被翻译成中文的西方小说，在中华大地上风行一时，严复为此作诗称：“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茶花女》的故事情节不必在此赘述，笔者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小仲马在书中称玛格丽特为“茶花女”？究其原因，玛格丽特曾经送给阿尔芒一朵自己身上佩戴的茶花作为他们爱情的信物，这取材于玛丽·杜普莱西和小仲马的真实故事。那是一朵刚刚从茶树上采下的新鲜茶花。这说明，在小仲马的时代，西欧人已经不仅熟悉从中国运来的炒干茶叶，也对活生生的茶树比较熟悉了。当时，欧洲人身上佩戴一朵新鲜的茶花，就像现代人身上装一部苹果手机一样时髦。小仲马与玛丽·杜普莱西初识于1843 年，正值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时，距英国东印度公司破产解散不过9 年。不难想象，在这短短的几年间，茶产业一定发生过翻天覆地的变化，欧洲列强不仅可以在自己的海外领地里大规模种植茶树了，而且已经能够在欧洲本土少量地引种茶树成功，因而巴黎出现了珍稀的新鲜茶花，玛丽·杜普莱西能够拿这种罕见之物给小仲马作为定情之物，以致引生出世界文学史和音乐史上的不朽篇章，而这一切都与英国东印度公司怪诞的破产解散事件息息相关。
如今，让中国茶农和所有与茶叶相关的中国人沮丧的境况是：在中国以外的国际茶叶市场上，与19 世纪初中国茶一家独大的兴旺情景相反，占据主导地位的不是中国茶，而是印度茶，包括阿萨姆茶、大吉岭茶、锡兰茶等多类，茶叶的祖国却退缩到市场的角落里。
早在1888 年，英国从印度进口的茶叶就已经超过了中国茶叶，此后印度茶叶就一直压得中国茶叶抬不起头来。1928至1932 年间，印度茶已占全球输出量的38.7%，锡兰茶占25.8%，两者合计占64.5%，荷属东印度（ 今印度尼西亚） 占19.6%，中国只占可怜的11%，而且中国茶已经被公认为低档货，只能低价抛售。可想而知，19 世纪末至20 世纪初的中国外贸，以至于整个中国经济必定极为疲弱。按照麦迪森教授的统计，1950 年的中国GDP 只比1820 年的中国GDP 增长了4.9%，等于连续130 年零增长，而人口却从1820 年的3.8 亿增长到了1950年的5.5 亿！这样以来，中国如何能不沦落到一穷二白、积贫积弱的窘境，如何能不忍受百年国耻的折磨呢？
为了发现这一切怪事的根源，我们就要前往中国边境一个鲜为人知的地区，那里是中国百年国耻开始的地方，也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葬身之所。
打开如今的印度地图，许多人都会注意到一个不同寻常的现象：在印度庞大的三角形国土之东，还有一块较小的三角形土地，位于孟加拉国的东北侧，仅由一条狭窄的大吉岭隧道与印度本土相连。一百多来，中国、英国和印度始终为了这块小三角形土地的归属和边界划分争吵不断，还引起过多次战争。究其原因，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征服印度之前，这块土地从未归属过印度，它的原住民大部分都是黄种人，来自早已湮灭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大理国。 许多读者都对大理国有所耳闻，因为在金庸的武侠小说里，这是一个经常被提到的国度，也是好几位大侠的故乡。现实中，这个位于云贵高原上的小国并没有出过什么大侠，它的主要特点是笃信佛教，并不是因为它毗邻佛教起源地印度，而是受唐宋中国、吐蕃、占婆等周边崇尚佛教的国家影响所致。正如汉唐时期繁荣的丝绸之路使许多中亚国家欣欣向荣一样，大理国的经济基础是唐宋时期繁荣的茶马古道，对茶叶的依赖使大理国在许多方面效法中原，佛教即是其中之一。在大理国历史上多次发生内战，佛教在平乱过程中起过很大作用，因此佛教在大理国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高，最终达到用举国财富供养佛寺的程度。然而，大理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并非所有居民都笃信佛教，政府对佛教的极力推崇令非佛教徒心生不满。在1220年左右，今云南西部的一批信仰印度教的傣族居民因为不愿意皈依佛门，离开大理国西迁。经过茶马古道上的几年跋涉，他们在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里找到了一块土地肥沃、却又人烟稀少的世外桃源，于是建国于此，国号“阿含”，近代华人称之为“阿三”、“阿山”、“阿萨密”等，如今统一称为“阿萨姆”。
阿萨姆夹在中国与印度两个人口大国之间，却自古人烟稀少，很少出现国家政权。这自有其原因：它的自然环境看似富饶，却和沙漠一样不适合人类居住。这条河谷夹在世界上最高的喜马拉雅山脉和蒸发量最高的印度洋之间，一年到头云雾笼罩，是地球上降雨最多的地方，终日大雨瓢泼（ 对于这些傣族居民而言，倒是一个好消息：在阿萨姆，天天都是泼水节！），导致山洪频繁爆发，水土流失严重，农牧业都难以发展。大理移民用中国的梯田技术解决了这个难题，在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里开垦出大片的稻田，进而建设起一个繁荣的国度。
事实证明，阿萨姆的建国者颇有先见之明，因为他们离开故乡不久，就传来蒙古帝国南征大理的消息。在吃羊肉、喝马奶的蒙古大军面前，终日吃斋念佛的大理军队不堪一击，蒙古亲王忽必烈只花了三个月时间，就如同旅游般地征服了整个云贵高原。慑于蒙古军队的淫威，众多大理居民逃离故土，向南方和西方流亡，其中不少人辗转抵达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加强了阿萨姆王国的实力。由于元朝军队从来没有找到进入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的道路，这个襁褓中的国家得以在安定的环境中稳定发展。到了明朝末期，阿萨姆王国已经颇具实力，国土面积也增加了数倍，这使它与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印度莫卧儿帝国接壤。阿萨姆王国的富庶令莫卧儿帝国垂涎三尺，先后17 次发动军事入侵，却全部被英勇的阿萨姆人击退。到了18 世纪中叶，当莫卧儿帝国已经分崩离析之际，阿萨姆王国却依旧巍然屹立。
在长达6 个世纪的漫长时间内，小小的阿萨姆王国能够避免被蒙古帝国和莫卧儿帝国等世界强权吞并的命运，靠的主要是自然环境优势。阿萨姆王国所在的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虽然极为平坦，但南北两侧都是高不可攀的山峦，而且森林覆盖率极高，沼泽密布，外人只能由西侧和东北侧的两个山口进入河谷，如果扼守住这两个山口，阿萨姆王国真的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不仅如此，阿萨姆气候极度潮湿，终日大雨连绵，这会摧毁所有弓箭和早期火器，因为它们普遍容易受潮而丧失功能。在这块土地上，猎人的柴刀、匕首、套索比正规军的火器、长矛、弓箭更为实用，大炮等重装备在湿滑狭窄的道路上寸步难行。在这里异常湿热的环境下，甚至连普通的金属盔甲都足以把军人闷晕。
作为莫卧儿帝国的征服者，英国东印度公司最早在1815 年开始关注阿萨姆。当年，公司派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领事莱特尔上校到当地贵族家中做客时，品尝到一种风味独特的茶叶。正开始对西藏事务感兴趣的他满以为，这些茶叶是尼泊尔人从西藏买来的，由此可以获知从尼泊尔去西藏的道路信息，但一问之下才知道，它们来自尼泊尔以东几百英里一个叫阿萨姆的王国，那里不属于清朝版图（ 事实上，阿萨姆王国曾经向清朝派遣过贡使，但清朝官员看他们长得像傣族，风俗像傣族，说话也像傣族，于是大笔一挥，把他们写成了泰国贡使）。莱特尔上校找来几个去过阿萨姆的尼泊尔人咨询，得知阿萨姆的新浦山中生长着野生茶树，当地人不仅像中国人那样用开水冲泡其叶片，也将叶片兑油，拌大蒜食用。
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所有优秀员工一样，莱特尔上校极为重视有关茶叶的各种信息。他立即委托尼泊尔人再去阿萨姆，帮他采集茶树的枝叶、种子和树苗。次年（1816 年），他终于如愿以偿，连忙把这些植物标本送到英国东印度公司设在加尔各答的皇家植物园鉴定。但令莱特尔上校失望的是，皇家植物园主管瓦利奇博士后来答复他说，经过他与伦敦皇家学会的专家讨论，鉴定标本为一种山茶科植物，但并不是能够出产高品质茶叶的中国茶树。同年，尼泊尔南部也发现了一棵疑似野生茶树的植物，瓦利奇博士鉴定后给出了同样的答复。
尽管专家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但阿萨姆出产茶树的消息依然在大英帝国境内盛传，雅鲁藏布江中游的新浦山于是成为英国探险家人人向往的黄金城。这些野心勃勃的英国探险家中，就有对植物学颇有研究的罗伯特·布鲁斯上校。可是，命运似乎和他开了个大玩笑。正当罗伯特·布鲁斯上校越过半个地球抵达印度，申请办理前往阿萨姆王国的手续时，却在报纸上看到一条令他瞠目结舌的新闻：
阿萨姆王国灭亡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