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输”困局，如何解套？根本对策是防患于未然，而预防与治理的基本规律，则包括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决策过程透明化法治化等。
　　2012年是殊不平静的一年。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因环保问题引发的社会冲突，可谓接连不断、防不胜防。诸如什邡事件、启东事件、宁波PX事件，无一例外都将矛头指向地方政府，一旦地方政府被迫宣布项目停建，此类群体性事件均可较快得以平息。
　　吊诡的是，在整个博弈过程中，居然没有一方成为赢家：地方经济失去合法、合规的项目；审批机构公信力遭遇重创；企业前期巨额投入血本无归；公众的抗争也未带来更优的环保效果。如此“多输”局面，发人深省、启人深思。
　　以往的环保群体性事件，更多表现为一种“要糖就有糖吃”的“抗争—赔偿”模式。如今，民众明确拒绝救济性的物质赔偿，转而要求更高的环境权和健康权。以近年频发的反PX抗议为例，尽管科普专家、地方政府一再强调“风险可控、高度安全”，但普通民众则屡屡发问：“一旦爆炸了怎么辦？”双方在话语上形成了难以对接的逻辑断层。
　　更严峻的挑战在于，公众对政府在环保作为方面，长期以来积聚了太多不信任。比如《环境保护法》历经20余年修订，在明确公众环境权、环境公益诉讼主体等内容上几无突破。同时，地方政府一手主导企业项目，从环境信息到决策过程，公开透明度的欠缺，亦使公众疑虑重重。某些地方官员在环保群体性事件中的粗暴、傲慢，甚至封锁消息、动用警力，则无异于提醒公众，政府与企业间必有不可告人的交易与隐情。
　　如此情势之下，当地居民的行动目标，往往会由最初的“反技术因素”，升级到“反官商勾结”、“反专家政治”等多种情绪并存的抗争格局。而“环保维权”、“公民运动”的神圣光环，更使抗争感染上几分中国式悲情。尤其是在网络时代，意见领袖通过微博等自媒体，极大地拓展了事件的社会参与度。由此，地方政府退无可退，要么妥协，终止项目息事宁人；要么强硬，彻底压制环保运动。而从什邡、启东、宁波等地来看，政府最终都选择了前者。
　　由此带来的后遗症，却鲜有公众关注与探究。企业项目被迫取消，如何进行合理补偿？项目接下来会不会迁往别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到底有没有达致平衡？凡此种种，无人问津。比如启东事件，排海工程宣告烂尾，王子制纸生产废水今后将直接排放到长江下游区域，而这些区域正是多个城市水源地，如此，势必造成更严重的环境污染。
　　那么，“多输”困局，如何解套？根本对策是防患于未然，而预防与治理的基本规律，则包括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决策过程透明化法治化等。
　　从全球范围看，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的一些PX项目，距离商业区或者居民区不过一两公里，甚至仅隔一条高速公路。究其根本，在于其拥有一整套明确的、得到各方认可的公共议事规则。以美国“拱心石XL”石油管道项目为例，因为争议巨大，引发从政府、企业到科研机构、环保组织，再到议员、民众广泛参与的一场环境问题拉锯战。项目支持方、反对方在诸多问题上公开辩论，这种方式无疑值得效仿。不过，这几乎等于在地方政府身上“割肉”，阵痛、阻力可想而知。
　　而台湾地区30年的环保运动，对大陆则更具借鉴价值。早期，台湾地区的环保抗争对象以中小企业为主，受害民众经常与厂方发生激烈的冲突。而后，环保抗争形式越来越温和与理性，地点也已从街头转移到室内，发起者更愿意尝试透过对行政或者立法过程的干预，以求达到环保目的。比如宜兰白米小区，周边遍布矿石加工厂、水泥厂、油库，一度是全台湾落尘量最大的地方。在政府协调下，小区与水泥厂签订环保协议书，最终把环境搞好了、把湿地保护起来了，还发展了木屐产业。
　　相比之下，地方政府主导一切，人为阻断了企业与居民的博弈，最终势必引火烧身，成为社会情绪的“活靶子”。所以，维护宪法权威，强化善治理念，实现政府、企业、公民良性互动，是何等重要与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