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反腐倡廉工作的一個大环境、大背景是换届，即新老班子工作交替的时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段，作为本届领导班子，在工作上主要是侧重于对过去工作的收尾与总结。但事实并未如此，原因主要还不是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而是我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已经到了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形势要求必须要有重大的突破。
　　这就是为什么在年初的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提出要“整体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各项长期性、基础性工作”，要“抓住热点、破解难点，集中力量解决反腐倡廉建设中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的主要原因。回顾2011年的反腐败工作，有两点值得关注的、不同于以往的地方。
　　
　　顶层设计寻求新突破
　　特点之一，即在反腐败顶层制度改革创新方面积极寻求突破。“十二五”规划提出了一个重大的主张，即：要重视加强“改革顶层设计”，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和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反腐败工作力度不断加大，但结果却不能令人满意，与人民群众的期待还有差距，甚至腐败还在一定程度上呈现蔓延之势。这就使得我们的领导机关必须要直面一个问题：造成这种被动局面的原因或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在笔者看来，问题不是出在微观层面，而是出在宏观层面，也就是反腐败顶层制度改革没有受到重视、没有得到实质推进。
　　反腐败的顶层制度到底是什么，问题又出在哪里？说笼统一点，就是我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发展滞后问题；说具体点，有两个：一是权力监督体制落后问题；二是民主发展，特别是党内民主发展滞后的问题。
　　2011年的反腐倡廉建设工作，一个很重要的举措就是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按照中纪委、中组部的文件要求，每个省（市、区）都要选一到两个县市进行试点，最终全国共安排了69个试点县市。试点的方向和内容是以下三点：第一，在县一级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第二，整合监督力量，畅通监督渠道，加强情况反馈，形成县委权力特别是县委书记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机制和反映问题处理工作机制，保证权力正确行使；第三，发展党内民主，明确县党代会的职责和权限。
　　中国自古有“郡县治则天下安”的说法，中国的县市在整个政权体系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在县市开展这样的顶层制度改革试点是十分重要的。个别试点县市也进行了一定的探索，但局限于换届之年的大环境和实际影响，绝大部分试点工作都局限在文件的标题，即县委权力的公开和透明上。但不管怎么说，课题是提出来了，工作也开始了，这就非常地有意义。
　　
　　足坛反腐的标本意义
　　特点之二，即在足球领域反腐败上开辟了一个标本性的试验。根据年初的中央纪委工作会议和国务院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部署，党和政府在不少具体工作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值得总结。在政府信息公开，特别是财政预决算公开以及“三公”经费公开上，都迈出了重要的步伐。但是，更具有标本性意义的，则是在足球领域反腐败上的试验。
　　足球领域虽然只是整个党、国家和社会上的一个领域，但是这个领域腐败的演变过程及其危害是非常直观的，是非常令人触目惊心的，最终导致的结果是“潜规则”盛行，假球黑哨甚嚣尘上，贿赂成风，几乎无人不贪，是系统性的失败——不仅中国足球水平一路下滑，也终被广大球迷所抛弃。足球领域反腐败大概在10年前，准确地说在2002前后就有过一轮行动，但却是一次“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表演秀。本轮行动展开后，不断有人惋惜、扼腕：假如那次就来真的，谁谁谁就不会犯罪了，中国足球也早可以凤凰涅槃了。
　　这说明一个道理：反腐败要不要下决心，决心是真是假，是早下还是晚下？足球领域腐败和反腐败试验表明，是否真下决心至关重要，早下绝对比晚下好！足球在中国社会并没有那么重要，作为一个微观领域，即使因腐败而死亡也可以因外部力量介入而得到救赎——基于本轮反腐行动，笔者相信这一点。但是，如果不是足球一个微观领域那么简单，是更多的领域，是整个党、国家和社会，那将是何结果？还有别的外部力量存在吗？还可以得到救赎吗？对于足球领域反腐标本试验的反思、总结、思考，无论多么重视都不为过。而深入的、系统的反思还没有开始。
　　
　　已经到来的2012年仍是换届之年，人们也很难苛求本届领导班子再有更多的突破，但是，对新一届领导班子，特别是主要领导人，不仅是中央的，还有地方的，人们理应有所期待。我国的反腐败已经到了决定生死存亡的关键期，反腐败顶层制度突破行动、试验也已经展开，人们理应有更多的期待，因为新一届领导班子和领导人将责无旁贷。（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管学院教授、北航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