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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创办的香港新亚书院有一首传唱至今的校歌:“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乱离中,流浪里。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
这就是“新亚精神”,也是让后来许多国人一直憧憬的书院精神。可以说,新亚书院是当代许多人心中理想的书院典范。可惜的是,却很少有人肯再深思一下,真正的中国书院应该是怎样的?真正的中国学问应该是怎样的?
我们现在所谈的,多是“复古”,多是“四书”“五经”,多是“大师”“大楼”。但书院不是大学,现代社会毕竟也不再是重心落在乡村的宋元明清时代。所以,今天谈书院、谈私塾,乃至谈各种私学,我们需要重新梳理一些观念。
再看新亚书院,它当年也在强势的现代大学教育体系下陷入困境,失去了教学自主权,一度如同鸡肋,甚至沦为负责“一些诸如奖学金、车船津贴等行政事务”的机构。今天许多人谈新亚书院的美好,或者想象过去的书院在如何偏远、贫困的环境中开展教育,本质上更像是孔子想象周的礼乐文明。
新亚书院陷入困局之中,并不是因为某个人事、某个政策造成的,学院伊始的定位几乎就奠定了它的结局。新亚书院虽然称为“书院”,采用的却是西方的大学制度,秉承的理念根本上还是西方的教育思想,学生依然是要发表论文、寻找课题的。
准确地说,新亚书院是大学,不是书院。它所承担的教学责任与传统中国,与中国人的生命学问相距甚远。真正作为中国文脉根基的中国书院,其职能是汇通学养,而不是培养职业人才,更不会追求“产业化前景”。
今天这个时代,不乏一些致力复兴教育的人士在操办学堂、私塾、书院,努力探索中国当代教育多元化的可能性。但面对社会上愈来愈多的书院、私塾,笔者有时又会生出困惑:它们在培养怎样的学生?在传习怎样的学养?有时候,我看到的是披着“传统文化”外衣的机械式教育,书院、私塾只是外壳,在政策的模糊地带盈利,似乎才是它们真正关心的事情。
改变、进步从来是缓慢的。中国的教育之路毕竟有太多的不确定,书院、私塾及其他各种私学的探路者们只能且走且珍惜。
这就是“新亚精神”,也是让后来许多国人一直憧憬的书院精神。可以说,新亚书院是当代许多人心中理想的书院典范。可惜的是,却很少有人肯再深思一下,真正的中国书院应该是怎样的?真正的中国学问应该是怎样的?
我们现在所谈的,多是“复古”,多是“四书”“五经”,多是“大师”“大楼”。但书院不是大学,现代社会毕竟也不再是重心落在乡村的宋元明清时代。所以,今天谈书院、谈私塾,乃至谈各种私学,我们需要重新梳理一些观念。
再看新亚书院,它当年也在强势的现代大学教育体系下陷入困境,失去了教学自主权,一度如同鸡肋,甚至沦为负责“一些诸如奖学金、车船津贴等行政事务”的机构。今天许多人谈新亚书院的美好,或者想象过去的书院在如何偏远、贫困的环境中开展教育,本质上更像是孔子想象周的礼乐文明。
新亚书院陷入困局之中,并不是因为某个人事、某个政策造成的,学院伊始的定位几乎就奠定了它的结局。新亚书院虽然称为“书院”,采用的却是西方的大学制度,秉承的理念根本上还是西方的教育思想,学生依然是要发表论文、寻找课题的。
准确地说,新亚书院是大学,不是书院。它所承担的教学责任与传统中国,与中国人的生命学问相距甚远。真正作为中国文脉根基的中国书院,其职能是汇通学养,而不是培养职业人才,更不会追求“产业化前景”。
今天这个时代,不乏一些致力复兴教育的人士在操办学堂、私塾、书院,努力探索中国当代教育多元化的可能性。但面对社会上愈来愈多的书院、私塾,笔者有时又会生出困惑:它们在培养怎样的学生?在传习怎样的学养?有时候,我看到的是披着“传统文化”外衣的机械式教育,书院、私塾只是外壳,在政策的模糊地带盈利,似乎才是它们真正关心的事情。
改变、进步从来是缓慢的。中国的教育之路毕竟有太多的不确定,书院、私塾及其他各种私学的探路者们只能且走且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