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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意境”在书法美学中是个重要概念。对书法“意境”在外延层面，诸如时代、地域、创作等意境的合与离进行思考与解读。当多种意境高度吻合，则能产生优秀书作，相反，某一意境的缺失或相对分离，书作便不能产生出神入化的效果。书法的理想状态，就是追求多种意境的契合，意境可遇不可求，刻意地追求某种意境，反而使作品走向媚俗与疏陋。
【关键词】书法意境；境遇吻合；抵牾；随缘任性
【中图分类号】J292.1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5-6009（2017）21-0075-04
【作者简介】嵇绍玉，江苏省盐城市教育局（江苏盐城，224000）办公室主任，江苏省教育学会书法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意境”解读虽众说纷纭、为轩为轾，但并不玄妙，“意境”就是指让人有所感觉、有所省悟、有所体验，但又难以明确言传和具体把握的那种状态，简单地说，就是指氛围格调、精神气韵，是生活与理想、形神与情理、虚无和充实的协调统一。南齐王僧虔在《笔意赞》称：“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唐张怀瓘在《文字论》称：“文则数言乃成其意，书则一字已见其心。”这里“妙道”“意”“心”就是后来在艺术领域中广为提及的所谓“意境”。本文论述的并不是书法意境纵深的本质内涵，而是在外延上意境的多种层面，包括时代之意境、地域之意境、书者之意境、书作之意境和观赏者之意境等等，而这几种意境的高度吻合，则是产生优秀书作的基本条件。从书法史来看，唐李嗣真在《书后品》首先提出“逸品”概念，张怀瓘在《书断》中则以“神品”“妙品”“能品”定格高下，明项穆在《书法雅言》中将书作分为“正宗”“大家”“名家”“正源”“傍流”五品。凡是被史上称之为“逸品”或“正宗”的书作，都是以上多种意境高度吻合的产物，而被称之为“神品”“妙品”“能品”以及普通作品，依次都是这多种意境中某一意境或几种意境的缺失或相对分离。意境之间吻合度愈高，作品愈出神入化，吻合度愈低，作品愈凋敝疏陋。
一、书法的理想，是多种意境的高度吻合
书法重形象，更重表情达意寄兴畅怀，书家要从社会现实、时代气象、自然环境以及自身文化底蕴中撷取各种要素，在对书写内容有着切身感受的基础上，吻合与融通各种意境，形诸笔墨，才能创作出具有高度美感价值的作品。
如果说晋王羲之《兰亭集序》作品意境是“天质自然，丰神踔厉”，倒不如说东晋时代之意境，也正是如此。魏晋南北朝社会动乱，政权更迭频仍，帝国统制松弛，儒学式微，人性得以张扬，外来佛教渗入社会意识形态，为对抗佛教，本土道教开始盛行。社会中低以下阶层受着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迫，惟望在佛教道教中求得慰藉，崇尚自然、自我尊崇一时成为社会招展的旗帜。士人突破约束，游逐竹林，文谈举止轻便流利、神韵卓荦，呈现出与上朝不一样的另类风姿。而在地域之意境上，山秀林茂，江深水碧，孕育出独特的平和含蓄、刚柔相济的吴文化风貌。王羲之出生琅琊，后迁会稽山阴，晚年隐居剡县金庭，地域文化虽比中原文化少许雄强，比楚文化少许瑰丽，但吴文化历史悠久，广博深厚，先前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糅合了南方人的细腻和北方人的豪爽。在東晋推崇山水的年代，此地深山幽谷，古庙亭榭，导致士人纷至沓来。士人从秀山丽水中不断感悟造化的天工和神奇，体察着生命的意趣和本真，在“相看两不厌”中，获得人与自然的深度交融，而王羲之本人的生活境界，也是追求明月入怀、随顺自然。在此社会背景下王羲之创作意境自然与时代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再从《兰亭集序》文本来分析其书法意境，可以说整个书作每一构件无不经过聪慧的过滤与浸渍，各字尽得其妙。横画纵画都有不测之变化，道法自然，神姿仙态，美不胜收。仅“点”画就约有十多种写法，各自摇曳生姿有形有态，意趣盎然，无一雷同。唐太宗赞其意境：“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现代书法家沈尹默曾说“当时逸少本天全”。天全者，即是各种意境之间的高度吻合也，可以说《兰亭集序》意境之横空问世，正是时、地、人、文多种意境融合而成。正缘由多种意境的叠加，使得《兰亭集序》荡漾着一股灵虚之气，氤氲着一种形而上的气息，使作品超越有限的形质，上升到一种无限圣洁的境界。
再看“天下第二行书”《祭侄文稿》，就其作品表达的意境，可谓天机勃露、哀思独出。而此时的政治气候也是血泪迸发、义愤填膺。唐朝天宝十四年，发生了安禄山叛乱，这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唐玄宗执政之初，尚励精图治，有开元盛世之说，但后来玄宗失去进取心，骄傲怠惰，沉溺享乐之中，给安禄山叛乱以可乘之机。此时面对大厦将倾，有识之臣如张九龄等，一直以国富民强、兵甲强盛为己任，纷纷壮怀激烈，同仇敌忾。颜真卿就在这样的气氛中，偕兄常山太守颜杲卿分别起兵讨贼。后常山被安禄山的部将史思明攻陷，杲卿及其子季明壮烈牺牲。就颜真卿本人的品质和秉性来分析，原本就属于端庄宽舒、刚健雄强、疾恶如仇的人，他处世通脱清逸，以精励尽职、克效忠守为信念。当后来颜真卿觅得亡侄季明的首骨时，悲愤填膺，才撰此祭文以悼念。传统书法理论总是集中赞美《祭侄文稿》因无心作书，为抒写胸中悲愤之情、抑郁之气而挥毫作书，进入心手两忘、真情充分流露的创作状态，其实这种无心创作状态，正是吻合了时代之意境、家族之意境和个人之操守，才使此稿成为震慑人心、感人肺腑的传世杰作。宋苏东坡谓：“公草书比他书尤为奇特，信手自然，动有姿态。”无疑明白道出颜真卿在《祭侄文稿》中处处流露出的时代风尚和个人的真情实感。清代书家王澍在他的《论书剩语》中也说：“古人稿书最佳，以其意不在书，天机自动，往往多入神解。如右军《兰亭》，鲁公‘三稿’天真灿然，莫可名貌，有意为之，多不能至。正如李将军射石没羽，次日试之，便不能及，未可以智力取已。”“意不在书”，正得之于天时、地貌、人品、书作意境间的协调与融合。
二、书法的现实，常是某种意境的相对分离 各种意境类型的吻合是一种理想状态，但是历史并不按照书家的预设来前行。在书法历史的星空中，常常出现某种意境的分离或缺失，特别是时代之意境和地域之意境更是可遇不可求。书家们追求在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中游刃有余地畅怀自己的情感，但社会往往给予他的是不尽人意的惆怅和矛盾。
以唐朝为例，总体上国家安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其时代意境就是泱泱大气，开明爽健，法度森严，雄壮厚重。这和汉以来蔡邕、卫铄“以意为书”“各象其形”的思想南辕北辙，和行书要求之意境背道而驰。这就使得此时行书难以蔚然成气，唐朝讲求严谨法度，恪守模板，极大挫伤了行书发展，是其主体因素。当然，从另一角度看，法度森严的社会规范，又吻合着楷书的意境，很自然地成就了楷书，成就了笔力险峻、结构独异之“欧体”，成就了丰腴雄浑、气势恢宏之“颜体”，成就了体势劲媚、骨力道健之“柳体”。
也许有人会说，意境间的融合，也是书法创作中的一种思维活动，从先贤字帖吸取其意境即可，不必取之于其他意境。诚然，先贤字帖中有意境。但要知道书法意境一旦形成，或以一种比较稳定而概括的面目出现，譬如儒雅与庸俗、雄健与妩媚、苍劲与秀润、老辣与稚拙、狂放与静穆、沉郁与飘逸、丰实与空灵等等，就会促使人们对其总结提炼形成“经验性”加以固化，形成用以指导书写用笔结体的“法度”，这种得之于“意境”的“法度”，又与新一轮更高级别的“意境”相背离。宋米芾在他的《海岳名言》评论欧阳询的楷书如“新瘥病人，颜色憔悴，举动辛苦”，指出了欧阳询意境过于严谨而缺少一种萧散自然的气息。明代王世贞在他的《艺苑卮言》中评论欧阳通的《道因法师碑》“沪如病维摩，高格贫士”，既褒其品高，又说出他规矩过严而使作品中有寒瘦之气。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讥评董其昌的行书靡弱如“休粮道士，神气寒俭”“局促如辕下驹，蹇怯如三日新妇”，尽管这种批评带有个人的好恶，但这种对书家刻板境界的批评还是十分中肯的。
三、书法的悖论，见之意境类型的互相抵牾
与上文书法意境缺失不同的是，书法中各种意境会产生互相冲突，这一方面走向了书法的反面，但另一方面也成就了书法艺术，在理论上进入一个不能圆说的悖论怪圈。这在少数民族统治时期表现得特别明显。清朝特别是雍正、乾隆年间文字狱大盛，既抑制了书家艺术的发展，又倒逼书家走出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从清初开始，文化思想领域的斗争异常激烈，在政治生活的变异中，清朝抵抗派产生了要求改革腐朽政治和批判腐朽理学的进步思想。在哲学战线，反对程朱陆王理学成为清代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主要内容。与反程朱陆王理学同步，进步的思想家、艺术家对艺术的本源本体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探索，提出了面向未来的许多美学思想。这一特殊的文化背景和意境，极易培养滋生“反中和”的书法思潮。傅山，就提出“宁拙勿巧，宁丑勿媚，宁支离勿轻滑，宁直率勿安排”的美学主张，其书法字字连绵，在一种“死蛇挂树”的丑境中尽情抒发对时代的愤懑不平，书法之意境直接与朝代之意境抵抗争衡；扬州八怪也别开生面，大胆突破前人法规，革新媚俗，不避丑怪，以“怪”为美，具有不趋时流、我行我素的个性风采；在清代尊碑思潮中，更萌动着反抗时代之意境，追求原本精神的自由意识，独异地在古代金石遗迹中追寻古朴遒健的艺术形象，引古篆、古隶入楷入行，把日常字体古拙化，力求表现出与众不同、与世有别的威慑人心之意境。清代以猖狂丑怪为美的思潮，在吻合意境与抗衡意境中，留下辨析不清的理论命题，但稍占上风的是，艺术的使命要吻合时代的意境，如其无法实现，则更重要的仍需吻合人的主观意志，哪怕与时代之旨意相违背。在书法艺术的本质构成中，只有那种发自人性本体的感情撩拨、冲动、兴奋、爆发，才能催发出人类文明光环照耀下绚丽无比的艺术花朵。这不奇怪，在宋书法理论中就曾产生过意境之争，甚或都源于禅宗这同一派别。
宋代书法步履维艰的主观原因，正是由社会风气和政策法令丕变所造成。禅宗，起源于唐代中期，但到宋代已成为士大夫的宗教，如大声疾呼改革宋百年书法积弊的欧阳修就是“居士”。禅宗教义中视人生如梦，生死无别，一切随缘任性，自我解脱等等，正与士大夫的心意切合。为此北宋的书法讲究逸笔草草，不求形似，以体现幽远虚静的“意境”，这正是禅宗“得诸象外”“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现实体现。而南宋则对此极不以为然，强力排斥，视为幽灵，直接导致南宋书法江河日下，难见天日。南宋以朱熹理学为主导思想体系，主张“存天理，去人欲”的艺术主张，在书法上退回到唐朝之前的“心正则笔正”的信念教条，其本人极力赞扬名气不大的韩琦、喻樗书法，连书法并未入门的曾巩，也说其字迹端正，有居敬之心，书法品评到南宋标准已完全颠倒。对文人来说，禅宗之意境是“适意”，这当然是生活的最大追求，北宋南宋本可一脉相承，但为何大相径庭，成犄角之势？究其原因，北宋苏、黄、米在书法理论上所掀起的思潮是“呵祖骂佛”式“狂放”意境，而至南宋，禅宗被理学所吸收，从禅宗入手开始探索人的内心世界，否定外在偶像，直到遵从“天理”的意境现世，这种“本心清净”的禅宗理学，要求人们在一切事物上去发现和钻研天理，以培养那种服从理学纲常的自觉意识，这与北宋并无瓜葛牵连。虽然南宋也有文人士大夫说禅，但这种禅积极的否定精神已丧失殆尽，反而逐步变成了一种求稳求妥的心理结构，最终导致禁欲的清规戒律的产生。所以虽同出禅宗，但南宋理学已断送其本因，并产生了与北宋书法意境上的冲突，也正是这一意境上的偏差，北宋的书法思想很難在南宋得以继续发扬。
四、书法的遗憾，往往是刻意追求某种意境
近代德国哲学家本雅明在他的《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中说：“原则上，艺术作品都能复制，凡是人做出来的，别人都可以重做。”从古到今，成批成批的书法家寒窗酷暑临帖追摹，总想达到前无古人、名震百代的旷世“意境”，可结果却总与主观愿望相反。原因仍然是本雅明在他上句观点后接着说的话：“最完美的艺术复制也总是少了一样东西：那就是艺术作品的‘此时此地’独一无二的现身所在之地，且有这独一的存在，决定了它的整个历史。”“此时此地的意境”是任何人都无法复制的。怀素的狂草龙蛇飞舞，千变万化，颇得天趣自然之美，苏东坡认为怀素草书这种自然之美，完全是在无意中获得，无法刻意得到它，有意为之反而不能完全真实地流露自己的天性。
我们知道，“意境”一去不复返，历史上很多艺术品就是以“失去”的形式存在的。“失去”，既有艺术作品必须承受物质方面的衰退变化，也有其世世代代拥有者传承的损失。物质性的衰变痕迹只有仰赖物理化学的分析才能显露出来，这种方式是不可能适用于复制品的，而作品经过转手易主传承的损失，则更需要从作品创作完成之地位起点，追溯其整个的传统，才有可能逼真地再现。元赵孟頫面对王羲之等前贤法书，就感觉到有一种永远找不回来的失去。如果只是拘泥于具体的笔道、字形，一味模仿这些表象，深入不到其精神里去，无法得其精华，而只能通过自我理解来丰富，求得魏晋之古意。后代人再学赵孟頫，则古意更失。真正的古，后世是不可能也没有条件再去完全复现的，也唯其如此，艺术才能发展，这正是师古而不会同古，摹古必然出新的根源所在。
基于此，我们现今学习先贤，不要在刻意追求“意境”上下功夫，对未来书法艺术的展望，仍然坚持创新与守成的辩证统一。创新是首要的，艺术贵在创新，书法的创新不单指形式技巧，还有艺术风格的推陈出新，创造新的书法形象、意境、风格是关键。在创新同时不忘守成，守成的本质在于道法自然。书法是一次性挥洒完成的艺术，看似简单，实则凝练，既要展示出书家随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技巧工夫，又要透露出书家的性情、修养、气质和审美观，而要达到这种意境，除了技法之外，更多的是靠学养从“自然”中吸取营养，使自己的身心与“自然”浑然一体。
【关键词】书法意境；境遇吻合；抵牾；随缘任性
【中图分类号】J292.1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5-6009（2017）21-0075-04
【作者简介】嵇绍玉，江苏省盐城市教育局（江苏盐城，224000）办公室主任，江苏省教育学会书法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意境”解读虽众说纷纭、为轩为轾，但并不玄妙，“意境”就是指让人有所感觉、有所省悟、有所体验，但又难以明确言传和具体把握的那种状态，简单地说，就是指氛围格调、精神气韵，是生活与理想、形神与情理、虚无和充实的协调统一。南齐王僧虔在《笔意赞》称：“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唐张怀瓘在《文字论》称：“文则数言乃成其意，书则一字已见其心。”这里“妙道”“意”“心”就是后来在艺术领域中广为提及的所谓“意境”。本文论述的并不是书法意境纵深的本质内涵，而是在外延上意境的多种层面，包括时代之意境、地域之意境、书者之意境、书作之意境和观赏者之意境等等，而这几种意境的高度吻合，则是产生优秀书作的基本条件。从书法史来看，唐李嗣真在《书后品》首先提出“逸品”概念，张怀瓘在《书断》中则以“神品”“妙品”“能品”定格高下，明项穆在《书法雅言》中将书作分为“正宗”“大家”“名家”“正源”“傍流”五品。凡是被史上称之为“逸品”或“正宗”的书作，都是以上多种意境高度吻合的产物，而被称之为“神品”“妙品”“能品”以及普通作品，依次都是这多种意境中某一意境或几种意境的缺失或相对分离。意境之间吻合度愈高，作品愈出神入化，吻合度愈低，作品愈凋敝疏陋。
一、书法的理想，是多种意境的高度吻合
书法重形象，更重表情达意寄兴畅怀，书家要从社会现实、时代气象、自然环境以及自身文化底蕴中撷取各种要素，在对书写内容有着切身感受的基础上，吻合与融通各种意境，形诸笔墨，才能创作出具有高度美感价值的作品。
如果说晋王羲之《兰亭集序》作品意境是“天质自然，丰神踔厉”，倒不如说东晋时代之意境，也正是如此。魏晋南北朝社会动乱，政权更迭频仍，帝国统制松弛，儒学式微，人性得以张扬，外来佛教渗入社会意识形态，为对抗佛教，本土道教开始盛行。社会中低以下阶层受着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迫，惟望在佛教道教中求得慰藉，崇尚自然、自我尊崇一时成为社会招展的旗帜。士人突破约束，游逐竹林，文谈举止轻便流利、神韵卓荦，呈现出与上朝不一样的另类风姿。而在地域之意境上，山秀林茂，江深水碧，孕育出独特的平和含蓄、刚柔相济的吴文化风貌。王羲之出生琅琊，后迁会稽山阴，晚年隐居剡县金庭，地域文化虽比中原文化少许雄强，比楚文化少许瑰丽，但吴文化历史悠久，广博深厚，先前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糅合了南方人的细腻和北方人的豪爽。在東晋推崇山水的年代，此地深山幽谷，古庙亭榭，导致士人纷至沓来。士人从秀山丽水中不断感悟造化的天工和神奇，体察着生命的意趣和本真，在“相看两不厌”中，获得人与自然的深度交融，而王羲之本人的生活境界，也是追求明月入怀、随顺自然。在此社会背景下王羲之创作意境自然与时代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再从《兰亭集序》文本来分析其书法意境，可以说整个书作每一构件无不经过聪慧的过滤与浸渍，各字尽得其妙。横画纵画都有不测之变化，道法自然，神姿仙态，美不胜收。仅“点”画就约有十多种写法，各自摇曳生姿有形有态，意趣盎然，无一雷同。唐太宗赞其意境：“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现代书法家沈尹默曾说“当时逸少本天全”。天全者，即是各种意境之间的高度吻合也，可以说《兰亭集序》意境之横空问世，正是时、地、人、文多种意境融合而成。正缘由多种意境的叠加，使得《兰亭集序》荡漾着一股灵虚之气，氤氲着一种形而上的气息，使作品超越有限的形质，上升到一种无限圣洁的境界。
再看“天下第二行书”《祭侄文稿》，就其作品表达的意境，可谓天机勃露、哀思独出。而此时的政治气候也是血泪迸发、义愤填膺。唐朝天宝十四年，发生了安禄山叛乱，这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唐玄宗执政之初，尚励精图治，有开元盛世之说，但后来玄宗失去进取心，骄傲怠惰，沉溺享乐之中，给安禄山叛乱以可乘之机。此时面对大厦将倾，有识之臣如张九龄等，一直以国富民强、兵甲强盛为己任，纷纷壮怀激烈，同仇敌忾。颜真卿就在这样的气氛中，偕兄常山太守颜杲卿分别起兵讨贼。后常山被安禄山的部将史思明攻陷，杲卿及其子季明壮烈牺牲。就颜真卿本人的品质和秉性来分析，原本就属于端庄宽舒、刚健雄强、疾恶如仇的人，他处世通脱清逸，以精励尽职、克效忠守为信念。当后来颜真卿觅得亡侄季明的首骨时，悲愤填膺，才撰此祭文以悼念。传统书法理论总是集中赞美《祭侄文稿》因无心作书，为抒写胸中悲愤之情、抑郁之气而挥毫作书，进入心手两忘、真情充分流露的创作状态，其实这种无心创作状态，正是吻合了时代之意境、家族之意境和个人之操守，才使此稿成为震慑人心、感人肺腑的传世杰作。宋苏东坡谓：“公草书比他书尤为奇特，信手自然，动有姿态。”无疑明白道出颜真卿在《祭侄文稿》中处处流露出的时代风尚和个人的真情实感。清代书家王澍在他的《论书剩语》中也说：“古人稿书最佳，以其意不在书，天机自动，往往多入神解。如右军《兰亭》，鲁公‘三稿’天真灿然，莫可名貌，有意为之，多不能至。正如李将军射石没羽，次日试之，便不能及，未可以智力取已。”“意不在书”，正得之于天时、地貌、人品、书作意境间的协调与融合。
二、书法的现实，常是某种意境的相对分离 各种意境类型的吻合是一种理想状态，但是历史并不按照书家的预设来前行。在书法历史的星空中，常常出现某种意境的分离或缺失，特别是时代之意境和地域之意境更是可遇不可求。书家们追求在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中游刃有余地畅怀自己的情感，但社会往往给予他的是不尽人意的惆怅和矛盾。
以唐朝为例，总体上国家安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其时代意境就是泱泱大气，开明爽健，法度森严，雄壮厚重。这和汉以来蔡邕、卫铄“以意为书”“各象其形”的思想南辕北辙，和行书要求之意境背道而驰。这就使得此时行书难以蔚然成气，唐朝讲求严谨法度，恪守模板，极大挫伤了行书发展，是其主体因素。当然，从另一角度看，法度森严的社会规范，又吻合着楷书的意境，很自然地成就了楷书，成就了笔力险峻、结构独异之“欧体”，成就了丰腴雄浑、气势恢宏之“颜体”，成就了体势劲媚、骨力道健之“柳体”。
也许有人会说，意境间的融合，也是书法创作中的一种思维活动，从先贤字帖吸取其意境即可，不必取之于其他意境。诚然，先贤字帖中有意境。但要知道书法意境一旦形成，或以一种比较稳定而概括的面目出现，譬如儒雅与庸俗、雄健与妩媚、苍劲与秀润、老辣与稚拙、狂放与静穆、沉郁与飘逸、丰实与空灵等等，就会促使人们对其总结提炼形成“经验性”加以固化，形成用以指导书写用笔结体的“法度”，这种得之于“意境”的“法度”，又与新一轮更高级别的“意境”相背离。宋米芾在他的《海岳名言》评论欧阳询的楷书如“新瘥病人，颜色憔悴，举动辛苦”，指出了欧阳询意境过于严谨而缺少一种萧散自然的气息。明代王世贞在他的《艺苑卮言》中评论欧阳通的《道因法师碑》“沪如病维摩，高格贫士”，既褒其品高，又说出他规矩过严而使作品中有寒瘦之气。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讥评董其昌的行书靡弱如“休粮道士，神气寒俭”“局促如辕下驹，蹇怯如三日新妇”，尽管这种批评带有个人的好恶，但这种对书家刻板境界的批评还是十分中肯的。
三、书法的悖论，见之意境类型的互相抵牾
与上文书法意境缺失不同的是，书法中各种意境会产生互相冲突，这一方面走向了书法的反面，但另一方面也成就了书法艺术，在理论上进入一个不能圆说的悖论怪圈。这在少数民族统治时期表现得特别明显。清朝特别是雍正、乾隆年间文字狱大盛，既抑制了书家艺术的发展，又倒逼书家走出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从清初开始，文化思想领域的斗争异常激烈，在政治生活的变异中，清朝抵抗派产生了要求改革腐朽政治和批判腐朽理学的进步思想。在哲学战线，反对程朱陆王理学成为清代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主要内容。与反程朱陆王理学同步，进步的思想家、艺术家对艺术的本源本体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探索，提出了面向未来的许多美学思想。这一特殊的文化背景和意境，极易培养滋生“反中和”的书法思潮。傅山，就提出“宁拙勿巧，宁丑勿媚，宁支离勿轻滑，宁直率勿安排”的美学主张，其书法字字连绵，在一种“死蛇挂树”的丑境中尽情抒发对时代的愤懑不平，书法之意境直接与朝代之意境抵抗争衡；扬州八怪也别开生面，大胆突破前人法规，革新媚俗，不避丑怪，以“怪”为美，具有不趋时流、我行我素的个性风采；在清代尊碑思潮中，更萌动着反抗时代之意境，追求原本精神的自由意识，独异地在古代金石遗迹中追寻古朴遒健的艺术形象，引古篆、古隶入楷入行，把日常字体古拙化，力求表现出与众不同、与世有别的威慑人心之意境。清代以猖狂丑怪为美的思潮，在吻合意境与抗衡意境中，留下辨析不清的理论命题，但稍占上风的是，艺术的使命要吻合时代的意境，如其无法实现，则更重要的仍需吻合人的主观意志，哪怕与时代之旨意相违背。在书法艺术的本质构成中，只有那种发自人性本体的感情撩拨、冲动、兴奋、爆发，才能催发出人类文明光环照耀下绚丽无比的艺术花朵。这不奇怪，在宋书法理论中就曾产生过意境之争，甚或都源于禅宗这同一派别。
宋代书法步履维艰的主观原因，正是由社会风气和政策法令丕变所造成。禅宗，起源于唐代中期，但到宋代已成为士大夫的宗教，如大声疾呼改革宋百年书法积弊的欧阳修就是“居士”。禅宗教义中视人生如梦，生死无别，一切随缘任性，自我解脱等等，正与士大夫的心意切合。为此北宋的书法讲究逸笔草草，不求形似，以体现幽远虚静的“意境”，这正是禅宗“得诸象外”“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现实体现。而南宋则对此极不以为然，强力排斥，视为幽灵，直接导致南宋书法江河日下，难见天日。南宋以朱熹理学为主导思想体系，主张“存天理，去人欲”的艺术主张，在书法上退回到唐朝之前的“心正则笔正”的信念教条，其本人极力赞扬名气不大的韩琦、喻樗书法，连书法并未入门的曾巩，也说其字迹端正，有居敬之心，书法品评到南宋标准已完全颠倒。对文人来说，禅宗之意境是“适意”，这当然是生活的最大追求，北宋南宋本可一脉相承，但为何大相径庭，成犄角之势？究其原因，北宋苏、黄、米在书法理论上所掀起的思潮是“呵祖骂佛”式“狂放”意境，而至南宋，禅宗被理学所吸收，从禅宗入手开始探索人的内心世界，否定外在偶像，直到遵从“天理”的意境现世，这种“本心清净”的禅宗理学，要求人们在一切事物上去发现和钻研天理，以培养那种服从理学纲常的自觉意识，这与北宋并无瓜葛牵连。虽然南宋也有文人士大夫说禅，但这种禅积极的否定精神已丧失殆尽，反而逐步变成了一种求稳求妥的心理结构，最终导致禁欲的清规戒律的产生。所以虽同出禅宗，但南宋理学已断送其本因，并产生了与北宋书法意境上的冲突，也正是这一意境上的偏差，北宋的书法思想很難在南宋得以继续发扬。
四、书法的遗憾，往往是刻意追求某种意境
近代德国哲学家本雅明在他的《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中说：“原则上，艺术作品都能复制，凡是人做出来的，别人都可以重做。”从古到今，成批成批的书法家寒窗酷暑临帖追摹，总想达到前无古人、名震百代的旷世“意境”，可结果却总与主观愿望相反。原因仍然是本雅明在他上句观点后接着说的话：“最完美的艺术复制也总是少了一样东西：那就是艺术作品的‘此时此地’独一无二的现身所在之地，且有这独一的存在，决定了它的整个历史。”“此时此地的意境”是任何人都无法复制的。怀素的狂草龙蛇飞舞，千变万化，颇得天趣自然之美，苏东坡认为怀素草书这种自然之美，完全是在无意中获得，无法刻意得到它，有意为之反而不能完全真实地流露自己的天性。
我们知道，“意境”一去不复返，历史上很多艺术品就是以“失去”的形式存在的。“失去”，既有艺术作品必须承受物质方面的衰退变化，也有其世世代代拥有者传承的损失。物质性的衰变痕迹只有仰赖物理化学的分析才能显露出来，这种方式是不可能适用于复制品的，而作品经过转手易主传承的损失，则更需要从作品创作完成之地位起点，追溯其整个的传统，才有可能逼真地再现。元赵孟頫面对王羲之等前贤法书，就感觉到有一种永远找不回来的失去。如果只是拘泥于具体的笔道、字形，一味模仿这些表象，深入不到其精神里去，无法得其精华，而只能通过自我理解来丰富，求得魏晋之古意。后代人再学赵孟頫，则古意更失。真正的古，后世是不可能也没有条件再去完全复现的，也唯其如此，艺术才能发展，这正是师古而不会同古，摹古必然出新的根源所在。
基于此，我们现今学习先贤，不要在刻意追求“意境”上下功夫，对未来书法艺术的展望，仍然坚持创新与守成的辩证统一。创新是首要的，艺术贵在创新，书法的创新不单指形式技巧，还有艺术风格的推陈出新，创造新的书法形象、意境、风格是关键。在创新同时不忘守成，守成的本质在于道法自然。书法是一次性挥洒完成的艺术，看似简单，实则凝练，既要展示出书家随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技巧工夫，又要透露出书家的性情、修养、气质和审美观，而要达到这种意境，除了技法之外，更多的是靠学养从“自然”中吸取营养，使自己的身心与“自然”浑然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