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会犯错，只是犯错的后果各不相同。总体来看，人类之所以会犯错，不外乎两大原因：一个是人类认知的局限性，当事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当下所做的事会对未来造成怎样的后果，自己将会承担怎样的责任;另一个是，由于人类大脑进化的“有限精密性”。人类大脑是经过漫长的时间，逐步进化到今天这种形态，其功能主要是为了维持人类的生存与繁衍。因此，人类大脑在维持心跳、呼吸、排泄，以及母爱、恋爱和繁衍等方面，基本上不会犯错，但在从事理性和逻辑工作时，常常因为情绪和“认知带宽”不足的影响而出错。例如，人的短时记忆一般遵循“7±2”定律，也就是说，人类能够在短时间内记忆存储的信息为7个单元，最多9个，再多的话就会发生遗忘或者记忆错构。
　　为了生存，进化的力量还赋予人类能够通过错误和教训进行学习的能力，并通过深刻的情感体验记住错误，这种体验包括一系列的复杂情感，例如懊悔、内疚、自责、失望。因为这种负面的情感体验极为深刻，所以当人们再次面临犯错的场景时，会马上调取出当时的负面情感记忆，避免让人们再次掉进同一个“坑”里。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同样是为了减轻甚至避免这种消极情感带来的痛苦体验，人类又进化出了另一种心理机制，叫做“归因”。当人们得知自己犯错后，尤其是当看到因自己的行为而酿成严重后果，或者行为结果出乎自己的意料，并因为这种行为结果而遭受挫折时，每个人都会在内心给自己编织一套理由和说辞。
　　大量研究表明，人类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归因倾向：一种是外部归因。这种类型的人要么会将错误的结果归因为他人、环境等外部因素，认为自己没有一点责任;要么是进行消极自我归因，认为自己应该为错误负全责，并认为自己一无是处。相反，还有一种是内部归因。这种类型的人首先会主动承担责任，无论什么情况下都倾向于认为自己应该为错误负责。同时，他们相信自己一定能改善局面，并积极采取行动对错误进行弥补，从错误中汲取教训。
　　实际上，无论哪一类错误，必然含有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但如果对错误行为只进行外部归因，并对外部归因进行系统的解释，形成一套逻辑自洽的理由，这不但不会对错误行为的后果加以纠正，反而会因为外部归因，进一步强化了错误行为，让错误行为的后果继续积累，从而酿成更坏的后果。举个例子，在中国有个叫“全能神”的邪教组织，该组织宣称2012年12月21日是“世界末日”，并以此教唆信徒放弃财产和家庭，制造恐怖氛围。可到了2012年12月20日的午夜，什么都没有发生，邪教组织的谎言破产了，该怎么收场？其实，邪教组织的头目早就想好了说辞，他说：“正因为他和信徒们虔诚信神，世界才因此被救赎了。”奇怪的是，信徒们还真就信了，不仅信了，还更加疯狂地拉其他人“入伙”，并告诉这些人，是他们拯救了世界。其实，他们都只是在为自己的选择和信念辩护。上面的案例是典型的“自我辩护”心理，即为自己做错的事找一系列的理由和借口。这几乎是每个人的本能反应，只要犯了错，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进行外部归因，认为这不是我的错，都是别人的错。并且会在理性上对外部归因进行系统分析，形成一连串逻辑自洽的解释。

认知失调：自我辩护的底层逻辑

　　无论是外部归因，还是自我辩护，说到底，都是我们用来让自己免受犯错时自责羞愧的痛苦，以此维护自尊和价值观，避免自我否定出现的“自我保护机制”。当我们感受到自责、羞愧、懊恼等负面情感体验时，大脑就会开启这种“自我保护机制”，你会感觉突然又好了，但这个只是暂时的，大脑暂时让身体缓一缓，所以人们就进行外部归因，用一连串逻辑自洽的说辞来进行自我辩护，把责任统统推卸掉，就成了人类保护自己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这种推卸责任，想办法把自己做的事合理化的力量在心理学上叫做“认知失调”。
　　提到“认知失调”，一定要讲到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家利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正是他系统地创立了“认知失调理论”，提出认知失调的核心要素是不舒服和避免不舒服之间的冲突。同时，费斯廷格还做了一系列载入社会心理学史册的实验，实验是这样进行的：
　　费斯廷格和他的助手找来了71名心理学系的男生，告诉他们将要参加一项行为测量的实验，并让这些受试者做两项工作：一是将托盘里装有的12个线轴拿出放在桌上，随后再放回托盘，用一只手以自己的速度完成任务，如此循环往复30分钟;二是将一块板上钉有的48个方栓，按顺时针将每个方栓旋转90度，如此循环往复再做30分钟。这个阶段的工作，必然让所有受试者都感觉极为枯燥无趣，当无趣的实验结束后，每名受试者需要做个访谈，说一下对这些工作的看法。
　　实验开始，所有受试者被分为了A组和B组两组，实验流程完全一样，每一位受试者一个接着一个进入房间进行非常枯燥无聊的工作，然后再单独进入被访谈的房间。在接受访谈前，一位工作人员会告知受试者，“这个实验里，我们会安排一个工作人员假扮受试者，然后他去告诉下一位受试者，‘这个实验很有趣。’但现在有个问题，这个假装的受试者他今天因为生病，这会儿也找不到别的人，替代他的工作传话，你能帮我这个忙，给下一位受试者传句话吗？”当然这个请求，是事先设定好的，会对每一个受试者说。

　　与此同时，工作人员会提议：如果受试者同意帮忙，将会获得报酬。AB两组的实验流程的唯一区别在于，其中A组的受试者撒谎将会得到1美元酬劳，而B组的受试者撒谎将会得到20美元作为酬劳。紧接着，工作人员递上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这项实验任务非常有趣，很好玩，我很高兴参与，过程真令人激动。”工作人员要求这位受试者将纸条上写的内容说给新来的受试者听。 　　在确认受试者理解缘由之后，工作人员会告知新来的受试者进入房间，并让新来的受试者与之前的受试者两人单独在一起待2分钟，进行传话和交流。随后，工作人员再次进入房间，把“传话”的受试者带入访谈室，进行对实验任务真正看法的询问，即这些工作是否有趣？而新的受试者则开始下一轮的实验。
　　猜猜实验结果如何？实验结果非常诡异：获得20美元报酬的B组，认为任务很无聊，并明确表示不愿意再参加类似的实验;而获得1美元的A组则表示任务有趣，并明确表示还愿意再次参加类似的实验。AB两组虽然都撒谎对其他受试者说实验很有趣，但是事后访谈中，B组明确表达了无聊的态度，而只获得1美元的A组，虽然实验确实很无聊，但是他们不但改变了自己的态度，还愿意再次参加。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一个人的态度就此改变？
　　实际上，该实验中的AB两组态度之所以不同，完全是因为心理上的变化。获得20美元的B组之所以明确认为实验无聊，是因为他们有充足的理由为自己辩护，“我之所以会说实验有趣，是因为我就是为了这20美元而已。”既然已经获得报酬，捅破谎言也就无所谓了;而获得1美元的A组不但撒了谎，还改变了自己的态度认同了谎言，还相信谎言是真的，這是因为1美元的酬劳不足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啊？！这么无聊的实验而且只有1美元的酬劳，如果因为这个被别人看出来我撒谎，那我岂不是很蠢？”而已经做出的行为是无法改变的，因此只能改变自己的态度，以使和行为一致。
　　也就是说，实验组都经历了态度和行为不一致的“认知失调”状态，只是B组有充足的理由为自己辩护，从而坚持了原有的态度;而A组没有理由为自己辩护，只能改变自己原有的态度，认可自己的谎言，让自己言行一致。
　　费斯廷格指出，如果一个人被别人劝说做了某种和他原来的观点相反的事或说了某些与他真实观点相反的话，他会产生一种改变原有观点的倾向以使之与刚刚做过的事或说过的话一致。而解释该行为的理由越不充足，则认知失调越大，态度改变也就越大。当一个人经历认知失调时，会感觉非常不舒服，因此会做出努力去使之协调。

如何让香港年轻人坦然接受错误

　　心理学家认为，人们最不能接受认知失调，也就是事实和我们的信念不一致。于是，当事实和我们的信念不一致的时候，我们宁可相信自己的信念。那如果从“认知失调”的角度来看香港年轻人，原因就一目了然了。在暴乱开始前，香港年轻人受到外部势力，特别是教育和媒体的蛊惑，抱着所谓“自由香港”“光复香港”“要普选”等极为荒谬的信念参与暴乱活动。刚开始，香港年轻人还只是进行所谓的“和平示威”，这时，他们的信念和行为还是一致的。而接下来的暴力活动，就让一部分香港年轻人蒙圈了：这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啊？于是，有部分有觉悟的年轻人，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和自己行为的愚蠢，悄然退出了暴力活动。但是，有觉悟的香港年轻人毕竟是少数，大部分参与暴乱的香港年轻人正处于“认知失调”状态。明明自己是为了香港好，怎么现在弄得一团糟;明明应该有很多香港市民支持自己，怎么自己变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明明说好了要一起罢工的，怎么变成了自己胁迫别人罢工了？为什么跟当时的剧本不一样啊？难度是自己错了？
　　与此同时，参与暴乱的香港年轻人还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谴责，特别是舆论一致认为这些废青的行为极为愚蠢，这可让年轻人的自尊心“受伤了”，并且遭受着“认知失调”的煎熬，有人开始质疑自己：“难道自己真是个蠢人吗？”就在这时，那些在现场指挥的“洋指导”和“港独”头目们就发挥了极坏的作用。他们一方面像上文提到的邪教组织头目一样，“鼓励”参与暴动的香港年轻人继续坚持下去，给他们“自我辩护”的理由;另一方面，他们继续筹集大量资金，给参与暴乱的年轻人“发工钱”，给这些年轻人“创造”一个继续坚持下去的理由，这跟“认知失调实验”中拿20元组的效果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一批参与暴乱的香港年轻人不听劝的原因所在。
　　那么，该如何让这些香港年轻人尽快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尽快退出暴乱活动呢？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卡罗尔·塔夫里斯和艾略特·阿伦森在《错不在我》这本书中，提到了减轻认知失调痛苦，正确看待错误的方法，很有借鉴意义：一方面，要把错误和人格攻击分开。我们之所以害怕认错，主要是因为我们通常认为“犯错就意味着愚蠢，愚蠢的人才会犯错”，而且人们天生最怕被其他人说蠢，处于青春期的孩子和成年早期的年轻人会尤其在乎别人的评价。因此，在舆论宣传上，尽量回避对香港年轻人“贴标签”式的人格攻击，而应用理性的态度引导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行为。
　　另一方面，要尽量让真实信息触达年轻人，引导其接受事实。印度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在其《生命之书》中提到，接受可以理解为诚服，就像虔诚的佛教徒完全诚服在佛像面前一样。遇到任何事情首先需要接受犯错的事实，接受犯错带来的后果。实际上犯错的痛苦都是来自于对事实的不接受，是抱着回到过去的幻想，才会痛苦的。心理上的接受，可以减轻甚至消除这种痛苦。而让香港年轻人接受现实，最大的障碍来自于外部势力的干预，以及“港独”头目和不良媒体的错误教唆，因此，阻止外部干预势力，打击“港独”头目和不良媒体，及时传达真实信息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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