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矛盾”的世纪，这期间既有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继承，又有对西方文化的接受与传播。“矛盾”的世纪造就了“矛盾”的文学精神，由此带来的是不同文学流派的不同文学观。从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到新月社、语丝社；从启蒙文学、革命文学到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都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舞台上演绎了一段不俗的历史，尤其是启蒙文学与反思文学，更是形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精神的一次浪漫回照。
　　
　　一.对国民生存状态的审视
　　
　　中国的文人墨客自古就有忧国忧民的传统，屈子、杜甫、顾炎武，无一不是忧国忧民的典型，中国文学也自此形成了一种终极关怀意识。作为终极而言，“‘终极’始终是人类感受的极限，然而又是一种无限的力量。这种力量使人们有可能超越有限的人生，使人们体验到一种最可信的和最深刻的终极实体。”①真是由于这样一种精神和力量，历代文人们才以关注民生为己任，而中国文学也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20世纪的启蒙文学和反思文学的创作者们当然也不例外。
　　启蒙文学萌芽于国破家亡的民族危机中，人们侧重的是反抗外敌的侵略压迫和清除自身的封建生产关系，渴望的是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反思文学产生于全球性综合国力的激烈竞争中，人们侧重于大规模的经济文化建设，渴望的是早日建成一个“民主、文明、富强”的现代化新中国。从文化心理层面来看，两者都有救亡图存求发展的民族危机感和急于摆脱愚昧、贫穷、落后的紧迫感，这就构成了二者在创造心理上的一致性。
　　启蒙文学产生于20世纪初期，当时的中国刚刚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但浓厚的封建思想残余依然在民众中蔓延，遭受了两千多年封建思想统治的人民并没有因此而获得解放。于是，以鲁迅、胡适为代表的“五四”启蒙文学家们率先起来反抗封建吃人的礼教，他们以反对封建的吃人文化为起点，着眼于“立人”，着力于“改造国民性”，他们以《新青年》为根据地，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劣根上切入，打破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的专制主义文化的束缚，重新批判儒家传统，抨击文化专制主义，倡导思想自由。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和鲁迅的《关于〈小说世界〉》等文提出了一系列启蒙文学的运动纲领和创作手法，他们“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在社会上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对国民灾难的审视和国民灵魂的彻悟，使启蒙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掀起了一股狂风巨浪。
　　虽然反思文学流行于改革开放的80年代，但那时的中国仍有不少封建残余思想，所以反对封建思想仍是必要和必须的。不同的是，此时对国民生存状态的审视并不仅仅停留在封建思想给国民造成的巨大灾难上，还有文革在国民精神上留下的阴影。继伤痕文学之后，社会上掀起了强劲的反思思潮，出现了大量以知青下放、知识分子为题材的反思小说，反思文革十年给人们精神上带来的巨大伤害。当时社会上普遍流行着这样一种声音：“没有这十年，我会是什么样子。”谌容的《人到中年》、张贤亮的《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戴厚英的《人啊人》等都是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反思小说，这不仅是对当代知识分子责任的一种反思，更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挑战；还有陆天明的《桑那高地的太阳》、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张炜的《古船》等更是深入到文化——国民性视角，在继启蒙文学之后，对国民灵魂进行又一次的深刻解读。在对国民生存状态的审视上，反思文学对启蒙文学可谓既有继承，又有所突破，体现了中国文学精神的一种责任。
　　
　　二.对人性复归的开掘
　　
　　启蒙文学和反思文学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影响，在宣扬人道主义，提倡人性复归方面也是不谋而合，二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唱响了一曲人道主义的赞歌。
　　在集民权、君权、国权于一体的封建社会，人民的灵魂被严重扭曲，在政策的高压下，已经丧失自我，失去了人性。虽然封建统治者一直沿用并鼓吹孔孟宣扬的“爱民”思想，但归根结底不过是缓和阶级统治矛盾的一种工具，人民并不可能从中得到丝毫的同情或怜悯，在阶级矛盾凸显的同时，人性问题也开始不断被关注。启蒙文学萌芽于封建社会末期，对封建专制统治对人民思想的戕害当然看得最清楚，所以他们宣扬人道主义，提倡人性复归，利用西方的异质文化来挽救人民早已千疮百孔的心灵。1918年12月，周作人发表了《人的文学》，提出以人道主义作为文学之本，希望将19世纪在欧洲发展中起过重大作用的人道主义接移中国，以此唤起中国人性的复归。冰心的《斯人独憔悴》、《一个忧郁的青年》、《去国》等也都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反响，《去国》的主人公在军阀混战、百业不兴、官场污浊的情况下，只能含恨离去。李大钊在《我与世界》（1919年7月1日）中写到：“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解放自由的我，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介在我与世界中坚的家园、阶级、族界都是进化的阻碍，生活的烦累，应该逐渐废除。”这些都体现了人的觉醒和人性的复归。
　　20世纪的中国并不止一次地丧失了自我，除了新旧社会交替的扭曲之外，60、70年代的文革也使整个中国人民生活在一种精神迷狂状态中。在失去法律的社会中，人民生活在一种精神崇拜的疯狂世界里，处于近乎于宗教迷狂的状态中。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再一次地丧失了人性。虽然它对国民心灵造成的伤害没有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那么深，但是人性的暂时丧失也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巨大灾难。文革结束后，反思文学再次倡导人道主义，呼唤人性复归，在启蒙文学之后再次把人性题材提上日程。《天云山传奇》、《灵与肉》等反思的是“反右”扩大化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命运；《李顺大造屋》、《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剪辑错了的故事》、《芙蓉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反思的是“大跃进”以后中国农民的命运；《假如我是真的》、《人生》等反思的是中国社会存在的等级制、特权制问题；《乔厂长上任记》、《沉重的翅膀》、《男人的风格》等反思的是改革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和《草原上的小鹿》、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抗抗的《隐形伴侣》、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等也都是在这一思潮下应运而生的，它们同样宣扬人道主义，呼唤人性复归，与启蒙文学的这一主张又一次形成了浪漫回照。
　　
　　三.对传统文化的批判
　　
　　启蒙文学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可以说是最猛烈的，他们从批判封建的礼教出发，矛头直指封建思想的最高权威——孔子，以一种救民于水火之中的姿态，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批判得体无完肤。易白沙、陈独秀、李大钊、吴虞等纷纷撰文，猛烈抨击封建帝制，攻击以儒家为正统的封建统治思想，但他们认为反孔并非抨击孔子思想本身，而是抨击专制统治之灵魂，希望作为反封建、反传统的突破口，打破专制主义的思想统治，争得普遍的思想解放。在这一点上，启蒙文学家们表现出了强烈的历史主动性和批判精神，与“国粹派”、“学衡派”、“甲寅派”进行了激烈的论争。不足的是启蒙文学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从一开始就和大量引进西方文化联系在了一起，对传统文化几乎是全盘否定，而对西方的文化却又是近乎囫囵吞枣似的全盘接受。
　　与启蒙文学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全盘否定相比，反思文学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则多了几分理智。他们对传统文化并不是全盘的否定，而是继承与批判兼而采之，也就是说，他们更多的是采取一种评判者的态度。如果说启蒙文学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从大处、整体着眼的话，那么反思文学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则深入到了细处，主要是对各种社会问题的批判，比如旧式婚姻、家庭模式在新时期遇到的种种问题。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作品都是针对这一问题而做的回应。当然，反思文学也没有固步自封，仅仅针对传统文化而批判传统文化，他们也像启蒙文学一样引进了大量西方思想，不同的是他们没有全盘接受，而是有针对性的选择，为己服务。如意识流小说样式的引进，女性视角小说的出现便形成了对传统小说样式的巨大冲击。王蒙的《活动的变人形》的出现可谓改变了中国意识流小说的真空状态，其《蝴蝶》更是被誉为“东方的意识流”；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绿化树》、《方舟》等都是女性视角小说的代表作，之后还涌现了像张辛欣、张抗抗、铁凝等众多优秀的女性视角的小说家。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反思文学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虽然细，却是在一定程度上全面解构了中国传统文化。
　　启蒙文学与反思文学除了在以上三点有相似之处，在对文学样式的突破方面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总之，两种文学思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都成就了划时代的意义，演义了非凡的角色，尤其是反思文学与启蒙文学之间那种惊人的精神同质性，更是形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精神的一次浪漫回照，成就了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参考文献：
　　[1]曲春景：《社会关怀、个体关怀与终极关怀》，《文艺理论研究》[J]，1997年第2期。
　　[2]卞敏：《哲学与终极关怀》，《江海学刊》[J]，1993年第3期，第80页。
　　[3]葛红兵：《中国现代文学精神》，《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J]，2002年第1期。
　　
　　孙可铖，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人文学部中文系07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