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往人气热络的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马路上，有个毫不起眼的指示牌标注着“钱穆故居”。在川流不息的车河中，似乎很少有人留意到它。我依据路线指示，前往外双溪边坐落有国学大师钱穆故居的东吴大学，期待一睹大师的生活轨迹，但寻寻觅觅而不得见，便顺势问一位学校里匆忙经过的年轻人。当听到钱穆的名字时，她摇摇头，露出一脸疑惑。
　　午后的校园里，紧邻着安素堂小教堂及爱徒楼的钱穆故居显得格外安详静谧。当我从入口处的红门拾级而上，只有几只寂寞的蝴蝶在路边小径的花草上翩然起舞。身材娇小的工作人员许小姐见到有来人，显出一丝少有的兴奋，在一旁不断地为我讲解。她强调自己是导览，而不是导游。“导游要带着很多人的哦。”她有点自嘲地说。
　　1990年6月，年迈体衰的钱穆在恍恍忽忽的病榻中，接连被指控侵占市府土地，性格刚烈的他不甘屈辱，挣扎着搬出已居住20多年的素书楼。同年8月，愤懑交加的钱穆黯然离世。
　　光阴流转，时过境迁。2002年，台北市为纪念钱穆之学术贡献，将“素书楼”改为纪念图书馆，委托东吴大学管理，“素书楼”从此也更名为“钱穆故居”。
　　2010年8月30日，82岁高龄、行动不便的钱穆遗孀钱胡美琦坐着轮椅，在看护的陪同下重归久违的素书楼故居，参加钱穆逝世20周年追思会。面对物是人非的一切，她的脸上已寻不到任何大悲大喜的表情。
　　当日，马英九在这场“向大师致敬”的聚会中，就20余年前台湾发生的指责钱穆“霸占公产”的“素书楼”风波向钱胡美琦郑重致歉，强调要重视文人故居，不再做“不公不义”之事。
　　俱往矣。此时的素书楼，历史的聒噪与现实的喧嚣，一切又都归于沉寂。
　　
　　被遗忘的文化巨人
　　
　　钱穆1895年生于无锡，被公认为是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代儒宗”。钱穆的治学范围包揽史学与史学史、哲学及思想史、文化学及文化史、政治学与制度史，以及文学、教育学、历史地理学等，他在各领域均有真知灼见，多有鸿篇巨制，其《国史大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学概论》等57部学术著作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传世瑰宝。
　　钱穆自幼聪慧过人，16岁时已成为一名游走乡间的小学教师。而他此后的人生轨迹也和其时的知识精英们多有不同。钱穆从没迈进过大学的门槛，更没有任何海外留洋的履历，但这并不妨碍他能消化吃透与国学有关的各类学科，直至一跃而起石破天惊。1927年，钱穆被推荐至北京燕京大学任教。此后，他游刃有余地在清华、北大、北师大和西南联大等高等学府任教，在这片学术的天空里纵横捭阖，所向披靡。
　　1919年，“五四”运动狂飙突进。夹在两代叱咤风云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间的钱穆，正面对着一个充满纷争的外部世界：民不聊生，国破家亡危在旦夕。而同时，他也没和大多数人一样去追寻任何盛极一时的新思想、新浪潮，他只是兀自沉浸在一个遍布古词雅集的士大夫仙风道骨的清丽世界。他避开了尘世的喧嚣，一任在古籍中寻觅。
　　其实，从孩童时代起，钱穆就已开始对司马迁情有独钟。他觉得，中国人的理智与情感只有在纷纭的历史中方可得以淋漓尽致地挥发和舒展。抗日战争爆发后，钱穆随国民党政府南迁。从1937年到1938年，即使是在炮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最为惨烈的阶段，钱穆也依然不可遏止地奋笔疾书，著名的《国史大纲》即在此期间一挥而就。在这部恢弘的著述里，钱穆拨开了几千年的历史烟雾，条分缕析，层层展现。同时，也为中国人在应对危机时的凛然气节高歌一曲。在这部《国史大纲》中，钱穆对中国历史鲜有犀利尖刻、全盘否定的批判，他希望人们从中可重拾自信。
　　究其一生，钱穆的视线似乎从未从古旧纸堆中逃遁开去，对于中国历史，他一直保持着诚惶诚恐的“温情与敬意”。当然，钱穆并未迂腐地把古代中国社会想象成一个桃花源般的理想国。在甚嚣尘上的中国文化虚无主义言辞的狂轰滥炸中，钱穆依然“冥顽不化”地固守着传统文化的堡垒。他认定，中国文化是绵长、博大、深邃而又独特的，他不希望它被扭曲、肢解，在顷刻间走向凋零和毁灭。
　　1948年，钱穆在香港创立新亚书院，育英才无数。1949年之后，钱穆当仁不让地成为流亡海外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捍卫者与引领者。
　　
　　說不尽的“素书”情缘
　　
　　1967年，年逾七旬的钱穆应蒋介石之邀从香港来到台北。他格外喜欢外双溪这里的格局和周遭环境——可远眺风光旖旎、翠林环绕的阳明山，而和明净的外双溪相伴，也能让人表里俱澄澈。择地而居后，钱穆夫妇便亲手绘制起自己心仪的楼房建筑图样，阳明山管理局应蒋经国要求代为办理施工。翌年，钱穆迁居至此。为感念当年母亲在“素书堂”对他的恩情，他遂将居室起名为素书楼，并决定在此地隐居终老。从此，他在素书楼一住就是绵绵23载。
　　素书楼的一楼客厅，长条几案上仍按钱穆生前原样摆放着朱熹的雕像，上面则郑重地张挂着朱熹的手书拓片“立修齐志，读圣贤书，静神养气”。而用餐的大圆桌处，当时临时兼做钱穆专为弟子们讲学之地，旁边的沙发上挤满了慕名而来的学生。对于他们，钱穆从来是“英雄不问出处”。并且，他的教学也不以升学荣达为目的，而是着重在普及中国传统的礼仪教化。在素书楼这里谈经论道时，钱穆的学生及再传弟子五代同堂，盛况空前。
　　通往素书楼二楼书房和卧室的狭长楼梯走廊上，密密匝匝地挂满了当年钱穆著书立说及四处游学的照片写真。那时，他曾是何等风光。
　　在钱穆三面环窗的书房里，有一整面墙从底到顶全是满满的藏书、手稿，期间不乏竖排的繁体文字、佶屈聱牙的文言辞句、密密麻麻的考证注释。另一处墙上悬挂着的已褪色的红色楹联是钱穆生前最为喜爱的一幅，书为：新春来旧雨，小坐话中兴。每年辞旧迎新时，钱穆总爱提笔亲写春联，但却破例将这幅墨迹留存下来。
　　晚年的钱穆依然笔耕不辍，但由于眼疾发作，他在写作时常是口述，小其33岁的夫人钱胡美琦笔录，二人琴瑟和谐，自得其乐。
　　如果细细品味就会发现，触及钱穆内心丝丝感念的，常常是他所研读的某书中的某段话。每每述及王维诗句“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时，钱穆就不由自主地有种“诵中国诗此十字，亦如读西方一部哲学书”之感，他将之释为“枯坐荒山草庐中，雨中果落，灯下虫鸣，声声入耳，乃使我心与天地大生命融凝合……此为音乐人生与数理人生、物质人生之境界不同，亦即双方文化不同之所在也。”而这种诠释天、人、史三者合一的感触，在钱穆的著述里比比皆是，不一而足。
　　于书写的洋洋洒洒之外，钱穆的生活却又是简简单单的，这一点可从临近钱穆书房的卧室中得到印证：它简朴之极，仅有必备的木板床、床头柜、夫人的梳妆台和一个放衣物的五斗柜。夏天，通常是一把扇子，冬天则是一顶毡帽和一个热水袋，足矣。如今，人去屋空，唯留下钱穆手书字迹，与它对望的还有钱夫人为祝贺他80大寿而特作的松鹤图。
　　午后的阳光正透过明晃晃的落地窗暖洋洋地照射进来，但也许是因为清冷的缘故，许小姐仍用厚厚的素色大披肩紧裹着身体。在钱穆钟爱的被称作“望月小台”的游廊上，夫妇二人曾小叙闲坐的两把藤椅扶手已有剥落的沧桑痕迹。窗外是满眼的葱绿，园中的很多树木植物都是钱夫人依照丈夫的喜好亲自栽培的，里面有伟岸的黑松和挺拔的金竹，可见大师是以此自勉。一草一木，似都有灵性。
　　
　　放不下的命里乾坤
　　
　　很少有人预料，上世纪九十年代，钱穆的命运会在中国大陆出现逆转。他的著作开始在大街小巷走俏，书店里到处是钱穆的著作。他对孔子的精辟理解与真知灼见、他批注的论语、他对中国历史的反思以及他在新亚书院时期随意写就的文章等，都被一一搜罗成册，然后再精美装帧出书。
　　而因钱穆而发的国学热在大陆备受推崇时，钱穆在台湾的际遇却呈现出冰火两重天。1990年6月，钱穆因莫须有的罪名被迫迁出素书楼，同年8月抱憾离世。
　　对于故乡——无锡的七房桥，钱穆一直是心驰神往。他生前曾立下遗嘱，如果活着时不能回去，那么死后也一定要归葬故里。遵其意愿，钱穆家人在1992年将他的骨灰撒人他朝思暮想的家乡太湖。
　　当我在钱穆故居里浮想联翩时，整个一下午直到五点闭馆，钱穆故居只有寥寥数人前来参观，当稀疏的脚步踩在楼梯地板上时，发出了一阵阵空洞的回声。许小姐说，这里有时也举办一些讲学活动，钱穆故居儿童读经写作班正在招生中。
　　走出沉寂落寞的钱穆故居，不远处操场上的学生们正兴高采烈地打球锻炼，欢声悦耳，与凝滞的钱穆故居形成了巨火反差。
　　再回首时，国学大师钱穆的背影已渐行渐远。但是我想，他那种穷尽一生维护中国文化的儒学精神应是不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