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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曾说：“人于生死念头，本从生身命根上带来，故不易去。若于此处见得破，透得过，此心全体方是流行无碍，方是尽性至命之学。”
生死观，是人的根本观念，也是生命伦理学的根本问题。面对死亡，你可能感到恐惧；但是无论怎样，生死是我们总要面对的东西。那么，我们应如何正确地看待生死？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当我们对于生和死的一系列固有看法受到挑战时，是否应有所改变？本期我刊就此采访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沈铭贤教授。
死亡是不可抗拒的
记者：沈教授您好。作为一个哲学家，您是否可以谈一谈，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应怎样面对死亡、理解死亡？
沈铭贤：具体到生死问题，这里我不想讲一些空话、大话。生死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我们总是要面对死亡：无论是我们自己的人生当中，或是亲戚、朋友当中。如果人类已存在5万年的话，我们有850亿的人口已经不存在了。随着现代医学科技的发展，我们可以治疗疾病，或是提高人口寿命，都是可以的，但我们永远都不可能消灭死亡、对抗死亡。这大概也是从哲学层面的一种思考。
记者：谈论死亡时，我们大多数人会觉得很害怕、很恐惧；我们国家的葬礼相较于西方，也要显得相对沉重、悲痛。为什么我们对于死亡会觉得难以接受？
沈铭贤：这是可以理解的，是很自然的。这是因为，首先，从自然的角度看，绝大多数死亡必定要经历一些很痛苦的、或是疾病的过程，这个过程确实很艰难。其次，从社会的角度看，人还是一种社会的存在。在社会当中，最重要的是亲情关系。我们身边的家族、亲人去世，必定会引起很多痛苦、悲伤、畏惧。清明节来了，大家要怀念故人、祖先，也是有意义的活动，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
传统生死观无需颠覆
记者：也就是说，对死亡感到恐惧是正常的，不必去刻意克服？
沈铭贤：对。不要以为科学发展了，经济发展了，对死亡的恐惧就应该消除掉了，这也是不太可能的。死亡教育的目的大概也不是批判或者是消除这个东西，而是怎么样比较合理、理性、正确地对待死亡，看到它的不可避免性，不要硬是去对抗死亡，不要通过各种手段去延长不可逆转的死亡过程。
记者：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我们传统的生死观应该做出妥协或让步吗？
沈铭贤：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关于死亡的教育意识相对淡薄。虽然我们都知道死亡是不可逆的，但总的来说，对于整个人类社会中的死亡，我们思考的东西相对薄弱一些。像苏格拉底那样的哲学家，他觉得死亡是很值得期待的，在死后的世界他可以和先贤对话，这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思想，也可能有助于我们坦然面对死亡。但总的来说，像苏格拉底、庄子那样的到底是少的，死亡教育也不可能成为一种大众文化。理性的看待生死，并不意味着要完全颠覆传统的生死观。
包括在我们国家传统里，大多数人还是对死亡感到恐惧、悲伤，包括对死亡的忌讳、害怕，都有它的合理性、必然性。我们不能从负面角度去看待，要用审慎和辩证的态度去对待。
记者：那么有哪些做法是可以有所变化的呢？
沈铭贤：我就非常提倡临终关怀、科学规范的安乐死，这些我都支持。但是从今天的现实基础上要看到，我们不可能去完全颠覆所有传统观念。因为死亡总归来说是一种生命的结束，或是亲人的离去，这样的东西对整个个人、家族来说，都是一件悲伤的事情，这个还是要肯定下来。至于当中有些问题要变更，比如现在大家都认识到了，有很多的疾病是不可治愈的，科学再发展，人总是要死的，衰老是不可逆的过程。我马上80岁了，我现在就面临衰老的问题，要想不衰老、不生病，那是不可能的。因此舒缓治疗也好，临终关怀、安乐死等的出现，都有它的合理性。
应多关注“健康寿命”
记者：刚才您也提到了临终关怀，那么对于临终病人来说，决定是否继续治疗的权利掌握在谁的手中？
沈铭贤：西方比较强调自主，对病人的病情怎么治疗，由病人自己来掌控。当然我们也承认这个自主性，但是我们还是强调家庭的参与。这是因为从亲情方面来说，亲人的离去对其他家庭的成员影响很大。因此，我们在尊重病人意愿基础上，还要从几方面来协调。比如我们要有医生的专业判断，看看病情是否真的不可逆转，要有医学指征。比如，主动的安乐死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要有两个科的主治医生的证明，证明他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有这种必要条件才能让他安乐死。当然，还要考虑亲人的感受。在综合这些情况之下，我们应尊重老人的选择，无谓的治疗只会浪费很多资源。死亡是不可抗拒的，不要不顾一切地盲目抢救，这是对于临终病人人道主义的关怀。
例如我们知道的例子，巴金老人晚年患病时那种不惜一切代价的治疗，是对他自己身体的一种惩罚，增加了很大的痛苦。我认为这样的代价是一种悲哀。像这样的一些观点和做法，是我们需要改变的。
记者：要做出这些改变，需要社会哪些层面的配合？
沈铭贤：比如，是不是我们也要建立一些制度，比如在适当的时候，合理地放弃治疗，是不是可以呢？又比如提倡临终关怀，即所谓不延长生命，也不提早结束他的生命，让他自然地面对死亡，是不是能够得到伦理的辩护和文化的认可？从整个有利于人类的角度来说，这其实是一件好事。从文化角度来看，有助于我们建立一种健康的全面的理念，逐步重视健康的价值。要认识到不光是要活得命长，而是要活得健康。现在活到70、80岁已经不稀奇了，但我们的“健康寿命”好像还差一点。我们中国人不光是要平均寿命达到世界水平，更是要“健康寿命”也达到世界水平。
“死亡教育”不宜操之过急
记者：我国古代的先贤对于生死观有着什么样的认识？
沈铭贤：中国古代对生命与死亡的基本观点概括为：尊重生命，人命至上；乐生恶死是人之常情；死亡的价值有时超过生命；生死俱善，存顺没宁。中国古代的生死智慧有一些至今仍闪耀着不灭的光辉，特别是荀子提出“生死俱善”的理想以及庄子对于死亡的达观态度，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独创性。中国古代的生死观有许多合理之处，与当今的时代潮流与发展趋势暗相契合，经过创造性的转换，必定能充分展现其现代意义。
记者：关于生死，可能每个人的看法都不尽相同。包括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对于生死观的认识也未必统一。那么对于生死观，您认为有没有统一标准？
沈铭贤：这是不大可能的。不过根据我的个人看法，有两点是必要的。第一，要看到，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不可抗拒的。但是要尽可能让这些临终病人走得安详、走得有尊严，不要采取过激的、不顾一切代价抢救的办法。
第二，就是要重视“生”，重视健康。离开了健康，我们谈生死好像也没有什么意义。不光是看生命长度，更要看生存质量，要把健康的价值提升上去。但是也不提倡过度养生，包括社会上一些以“养生”为名义骗钱的行为，这些又是另外一个极端。
记者：为了树立正确的生死观，是否有必要开展一些死亡教育呢？
沈铭贤：我们国家有忌讳死亡的传统，特别是跟老人讲死亡，他们会很反感。在其他一些国家，对死亡的认识可能比较开放一点，但是由于我们之前对于死亡的教育做得比较少，因此现在打着“死亡教育”的旗号，可能多数的老人都不能接受。我们还是讲生死观的辩证，怎么样让老人走得安详一点，有尊严一点，这样大家可能比较能够接受。我个人来说，从现实和国情出发，不是很主张马上拉起“死亡教育”的大旗。理性的面对死亡，不意味着要高调地搞死亡教育。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记者：对于年轻人或者中年人来说，学习、研究关于死亡的问题，对于他们有没有什么帮助？
沈铭贤：肯定是会有一些帮助的。思考这个问题，对生活、生命的理解可能会更透彻。以后面对自己的死亡，或面对亲人的死亡，可能会更健康、更理性。这个话题是永恒的话题，当然现在社会有它的一些新的内容、新的方面，但总的来说，思考这个问题，可能会帮助我们提高生存质量，帮助我们比较有价值、有尊严地走完人生的旅程。
沈铭贤，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曾任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人类基因主南方研究中心伦理学主任、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伦理学委员会主席、上海市科学学研究会理事长等职。
生死观，是人的根本观念，也是生命伦理学的根本问题。面对死亡，你可能感到恐惧；但是无论怎样，生死是我们总要面对的东西。那么，我们应如何正确地看待生死？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当我们对于生和死的一系列固有看法受到挑战时，是否应有所改变？本期我刊就此采访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沈铭贤教授。
死亡是不可抗拒的
记者：沈教授您好。作为一个哲学家，您是否可以谈一谈，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应怎样面对死亡、理解死亡？
沈铭贤：具体到生死问题，这里我不想讲一些空话、大话。生死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我们总是要面对死亡：无论是我们自己的人生当中，或是亲戚、朋友当中。如果人类已存在5万年的话，我们有850亿的人口已经不存在了。随着现代医学科技的发展，我们可以治疗疾病，或是提高人口寿命，都是可以的，但我们永远都不可能消灭死亡、对抗死亡。这大概也是从哲学层面的一种思考。
记者：谈论死亡时，我们大多数人会觉得很害怕、很恐惧；我们国家的葬礼相较于西方，也要显得相对沉重、悲痛。为什么我们对于死亡会觉得难以接受？
沈铭贤：这是可以理解的，是很自然的。这是因为，首先，从自然的角度看，绝大多数死亡必定要经历一些很痛苦的、或是疾病的过程，这个过程确实很艰难。其次，从社会的角度看，人还是一种社会的存在。在社会当中，最重要的是亲情关系。我们身边的家族、亲人去世，必定会引起很多痛苦、悲伤、畏惧。清明节来了，大家要怀念故人、祖先，也是有意义的活动，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
传统生死观无需颠覆
记者：也就是说，对死亡感到恐惧是正常的，不必去刻意克服？
沈铭贤：对。不要以为科学发展了，经济发展了，对死亡的恐惧就应该消除掉了，这也是不太可能的。死亡教育的目的大概也不是批判或者是消除这个东西，而是怎么样比较合理、理性、正确地对待死亡，看到它的不可避免性，不要硬是去对抗死亡，不要通过各种手段去延长不可逆转的死亡过程。
记者：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我们传统的生死观应该做出妥协或让步吗？
沈铭贤：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关于死亡的教育意识相对淡薄。虽然我们都知道死亡是不可逆的，但总的来说，对于整个人类社会中的死亡，我们思考的东西相对薄弱一些。像苏格拉底那样的哲学家，他觉得死亡是很值得期待的，在死后的世界他可以和先贤对话，这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思想，也可能有助于我们坦然面对死亡。但总的来说，像苏格拉底、庄子那样的到底是少的，死亡教育也不可能成为一种大众文化。理性的看待生死，并不意味着要完全颠覆传统的生死观。
包括在我们国家传统里，大多数人还是对死亡感到恐惧、悲伤，包括对死亡的忌讳、害怕，都有它的合理性、必然性。我们不能从负面角度去看待，要用审慎和辩证的态度去对待。
记者：那么有哪些做法是可以有所变化的呢？
沈铭贤：我就非常提倡临终关怀、科学规范的安乐死，这些我都支持。但是从今天的现实基础上要看到，我们不可能去完全颠覆所有传统观念。因为死亡总归来说是一种生命的结束，或是亲人的离去，这样的东西对整个个人、家族来说，都是一件悲伤的事情，这个还是要肯定下来。至于当中有些问题要变更，比如现在大家都认识到了，有很多的疾病是不可治愈的，科学再发展，人总是要死的，衰老是不可逆的过程。我马上80岁了，我现在就面临衰老的问题，要想不衰老、不生病，那是不可能的。因此舒缓治疗也好，临终关怀、安乐死等的出现，都有它的合理性。
应多关注“健康寿命”
记者：刚才您也提到了临终关怀，那么对于临终病人来说，决定是否继续治疗的权利掌握在谁的手中？
沈铭贤：西方比较强调自主，对病人的病情怎么治疗，由病人自己来掌控。当然我们也承认这个自主性，但是我们还是强调家庭的参与。这是因为从亲情方面来说，亲人的离去对其他家庭的成员影响很大。因此，我们在尊重病人意愿基础上，还要从几方面来协调。比如我们要有医生的专业判断，看看病情是否真的不可逆转，要有医学指征。比如，主动的安乐死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要有两个科的主治医生的证明，证明他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有这种必要条件才能让他安乐死。当然，还要考虑亲人的感受。在综合这些情况之下，我们应尊重老人的选择，无谓的治疗只会浪费很多资源。死亡是不可抗拒的，不要不顾一切地盲目抢救，这是对于临终病人人道主义的关怀。
例如我们知道的例子，巴金老人晚年患病时那种不惜一切代价的治疗，是对他自己身体的一种惩罚，增加了很大的痛苦。我认为这样的代价是一种悲哀。像这样的一些观点和做法，是我们需要改变的。
记者：要做出这些改变，需要社会哪些层面的配合？
沈铭贤：比如，是不是我们也要建立一些制度，比如在适当的时候，合理地放弃治疗，是不是可以呢？又比如提倡临终关怀，即所谓不延长生命，也不提早结束他的生命，让他自然地面对死亡，是不是能够得到伦理的辩护和文化的认可？从整个有利于人类的角度来说，这其实是一件好事。从文化角度来看，有助于我们建立一种健康的全面的理念，逐步重视健康的价值。要认识到不光是要活得命长，而是要活得健康。现在活到70、80岁已经不稀奇了，但我们的“健康寿命”好像还差一点。我们中国人不光是要平均寿命达到世界水平，更是要“健康寿命”也达到世界水平。
“死亡教育”不宜操之过急
记者：我国古代的先贤对于生死观有着什么样的认识？
沈铭贤：中国古代对生命与死亡的基本观点概括为：尊重生命，人命至上；乐生恶死是人之常情；死亡的价值有时超过生命；生死俱善，存顺没宁。中国古代的生死智慧有一些至今仍闪耀着不灭的光辉，特别是荀子提出“生死俱善”的理想以及庄子对于死亡的达观态度，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独创性。中国古代的生死观有许多合理之处，与当今的时代潮流与发展趋势暗相契合，经过创造性的转换，必定能充分展现其现代意义。
记者：关于生死，可能每个人的看法都不尽相同。包括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对于生死观的认识也未必统一。那么对于生死观，您认为有没有统一标准？
沈铭贤：这是不大可能的。不过根据我的个人看法，有两点是必要的。第一，要看到，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不可抗拒的。但是要尽可能让这些临终病人走得安详、走得有尊严，不要采取过激的、不顾一切代价抢救的办法。
第二，就是要重视“生”，重视健康。离开了健康，我们谈生死好像也没有什么意义。不光是看生命长度，更要看生存质量，要把健康的价值提升上去。但是也不提倡过度养生，包括社会上一些以“养生”为名义骗钱的行为，这些又是另外一个极端。
记者：为了树立正确的生死观，是否有必要开展一些死亡教育呢？
沈铭贤：我们国家有忌讳死亡的传统，特别是跟老人讲死亡，他们会很反感。在其他一些国家，对死亡的认识可能比较开放一点，但是由于我们之前对于死亡的教育做得比较少，因此现在打着“死亡教育”的旗号，可能多数的老人都不能接受。我们还是讲生死观的辩证，怎么样让老人走得安详一点，有尊严一点，这样大家可能比较能够接受。我个人来说，从现实和国情出发，不是很主张马上拉起“死亡教育”的大旗。理性的面对死亡，不意味着要高调地搞死亡教育。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记者：对于年轻人或者中年人来说，学习、研究关于死亡的问题，对于他们有没有什么帮助？
沈铭贤：肯定是会有一些帮助的。思考这个问题，对生活、生命的理解可能会更透彻。以后面对自己的死亡，或面对亲人的死亡，可能会更健康、更理性。这个话题是永恒的话题，当然现在社会有它的一些新的内容、新的方面，但总的来说，思考这个问题，可能会帮助我们提高生存质量，帮助我们比较有价值、有尊严地走完人生的旅程。
沈铭贤，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曾任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人类基因主南方研究中心伦理学主任、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伦理学委员会主席、上海市科学学研究会理事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