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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原副总理,2009年11月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谷牧,本名刘家语,1914年出生于山东省荣成市。与大多数1910年代出生、1930年代参加革命的那一辈中共党员相比,谷牧是一个书生。书生报国,大多数人开始不是戎马疆场,而是先敌后再根据地,先地下再地上。谷牧也是这样走过来的。所不同的是,“革命的大熔炉”里或“左”或右的运动,都与他擦肩而过,他的从政之路毫无悬念。
1949年9月济南解放,35岁的谷牧担任了中共济南市委书记、济南市市长的要职。
对于从农村走向城市的中共来说,接管大城市毫无经验。年轻的谷牧却以他读书人的智慧,使济南的局面很快稳定下来。他写给中央的关于接管济南的三个报告,毛泽东主席三次批示转发全党,开启了他将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担当一个重要角色的命运。
1955年1月,40岁的谷牧从上海市委副书记任上调往北京,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此后并相继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主任。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审查、“靠边站”的五年(1968—1973),谷牧一直在周恩来总理领导下工作。
谷牧的儿子、剧作家刘会远评价乃父说,“父亲曾深受周总理的影响,专业干部必须坚守原则是周总理的政治遗产之一。”他又说:“谷牧的一生坚守‘常识’和‘理性’,并在他身上体现了儒家的‘中庸之道’,最后在胜利完成改革开放的历史使命后被称为‘明白人’。”
在谷牧工作的环境中,要与之打交道的人,有像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甚至毛泽东这样的比他要年长一辈的中央高层,也有年长他许多、资历比他深的李富春、薄一波等人。从谷牧的回忆录及别人写谷牧的文章中,我们看不到他与哪个领导人有什么争执。
正因如此,谷牧自到中央工作以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即使在“文革”日子很艰难的时候,在报道中央领导人出席某重大场合时的一长串名单后,总会带上一句:“还有余秋里和谷牧同志。”熟悉当年中国政治的人都知道,这个“还有”的“名单学”,是一个人没有被打倒的象征。这,自然是谷牧“中庸之道”的体现。
1975年邓小平复出进行“整顿”时,谷牧的任职得到了提升,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这次升迁,不但使他在邓小平的整顿中担当重要角色,也使他以后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打前站,并担当特区建设的“前线指挥官”。
从1978年至1988年,分管对外开放工作的副总理谷牧穷十年之功,为中国经济由固步自封转向融入世界打下了基础。改革开放中的几个第一,都与谷牧联系在一起。
1978年5月,受中央委托,谷牧率第一个考察团到西欧;而受谷牧委托的港澳考察团和罗马尼亚与南斯拉夫考察团也在此前后成行。学西欧的科技,引港澳的資金,参考南斯拉夫计划与市场并行的经济体制。三路人马,三份报告,奠定了改革开放初期政策思路的雏形。1979年9月,谷牧赴日本,敲定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笔外国政府贷款,他成为日后大规模利用国外贷款的先行者。
随后,由谷牧主持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问世,这是中国第一部利用外资的法律,吸收外商资金从此有了法律保障。1979年5月,谷牧赴广东、福建两省调研,勾勒出了特区政策的轮廓。时至今日,“特区”政策虽经过多次调整,但谷牧所勾勒的框架内核却从未改变。
刘会远谈到谷牧在改革开放中的作用时,说过一段非常耐人思索的话:“让我们做一个设想,改革开放初期,如果不是谷牧负责对外开放的工作,历史的发展可能不是现在这样的进程和局面。比如谷牧陪袁庚向李先念同志汇报蛇口办工业区的事情,正是因为在长期工作中谷牧与李先念形成的共识和信任,先念同志痛快地支持了招商局办蛇口工业区的想法。再比如,当时向陈云同志汇报是很重要的一个关口,谷牧同志正是从常识和理性等与陈云同志有共同语言的地方说起,使汇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只要稍稍对改革开放30年历史有所了解,人们就明白为什么刘会远会专门提到这一点,而且专门提到谷牧与李先念和陈云这两位关键人物的共识与信任。
刘会远从谷牧身上“理出”的“常识与理性、中庸之道”“这样一条线”,可谓恰如其分。谷牧在对外开放和特区建设中的巨大作用,就在于他的“中庸之道”所结缘的良好人际关系;而“常识和理性”,则体现了他中庸之外的原则性。
谷牧走了,但他十年事功所面临的困扰依然存在。“身后是非谁管得”?显然非这位为中国革命和建设贡献毕生的老人所愿。
或许,悼念他的意义在于,记住这位慈祥老人的“常识和理性”,并勇于在争论中前行。■
谷牧,本名刘家语,1914年出生于山东省荣成市。与大多数1910年代出生、1930年代参加革命的那一辈中共党员相比,谷牧是一个书生。书生报国,大多数人开始不是戎马疆场,而是先敌后再根据地,先地下再地上。谷牧也是这样走过来的。所不同的是,“革命的大熔炉”里或“左”或右的运动,都与他擦肩而过,他的从政之路毫无悬念。
1949年9月济南解放,35岁的谷牧担任了中共济南市委书记、济南市市长的要职。
对于从农村走向城市的中共来说,接管大城市毫无经验。年轻的谷牧却以他读书人的智慧,使济南的局面很快稳定下来。他写给中央的关于接管济南的三个报告,毛泽东主席三次批示转发全党,开启了他将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担当一个重要角色的命运。
1955年1月,40岁的谷牧从上海市委副书记任上调往北京,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此后并相继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主任。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审查、“靠边站”的五年(1968—1973),谷牧一直在周恩来总理领导下工作。
谷牧的儿子、剧作家刘会远评价乃父说,“父亲曾深受周总理的影响,专业干部必须坚守原则是周总理的政治遗产之一。”他又说:“谷牧的一生坚守‘常识’和‘理性’,并在他身上体现了儒家的‘中庸之道’,最后在胜利完成改革开放的历史使命后被称为‘明白人’。”
在谷牧工作的环境中,要与之打交道的人,有像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甚至毛泽东这样的比他要年长一辈的中央高层,也有年长他许多、资历比他深的李富春、薄一波等人。从谷牧的回忆录及别人写谷牧的文章中,我们看不到他与哪个领导人有什么争执。
正因如此,谷牧自到中央工作以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即使在“文革”日子很艰难的时候,在报道中央领导人出席某重大场合时的一长串名单后,总会带上一句:“还有余秋里和谷牧同志。”熟悉当年中国政治的人都知道,这个“还有”的“名单学”,是一个人没有被打倒的象征。这,自然是谷牧“中庸之道”的体现。
1975年邓小平复出进行“整顿”时,谷牧的任职得到了提升,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这次升迁,不但使他在邓小平的整顿中担当重要角色,也使他以后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打前站,并担当特区建设的“前线指挥官”。
从1978年至1988年,分管对外开放工作的副总理谷牧穷十年之功,为中国经济由固步自封转向融入世界打下了基础。改革开放中的几个第一,都与谷牧联系在一起。
1978年5月,受中央委托,谷牧率第一个考察团到西欧;而受谷牧委托的港澳考察团和罗马尼亚与南斯拉夫考察团也在此前后成行。学西欧的科技,引港澳的資金,参考南斯拉夫计划与市场并行的经济体制。三路人马,三份报告,奠定了改革开放初期政策思路的雏形。1979年9月,谷牧赴日本,敲定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笔外国政府贷款,他成为日后大规模利用国外贷款的先行者。
随后,由谷牧主持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问世,这是中国第一部利用外资的法律,吸收外商资金从此有了法律保障。1979年5月,谷牧赴广东、福建两省调研,勾勒出了特区政策的轮廓。时至今日,“特区”政策虽经过多次调整,但谷牧所勾勒的框架内核却从未改变。
刘会远谈到谷牧在改革开放中的作用时,说过一段非常耐人思索的话:“让我们做一个设想,改革开放初期,如果不是谷牧负责对外开放的工作,历史的发展可能不是现在这样的进程和局面。比如谷牧陪袁庚向李先念同志汇报蛇口办工业区的事情,正是因为在长期工作中谷牧与李先念形成的共识和信任,先念同志痛快地支持了招商局办蛇口工业区的想法。再比如,当时向陈云同志汇报是很重要的一个关口,谷牧同志正是从常识和理性等与陈云同志有共同语言的地方说起,使汇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只要稍稍对改革开放30年历史有所了解,人们就明白为什么刘会远会专门提到这一点,而且专门提到谷牧与李先念和陈云这两位关键人物的共识与信任。
刘会远从谷牧身上“理出”的“常识与理性、中庸之道”“这样一条线”,可谓恰如其分。谷牧在对外开放和特区建设中的巨大作用,就在于他的“中庸之道”所结缘的良好人际关系;而“常识和理性”,则体现了他中庸之外的原则性。
谷牧走了,但他十年事功所面临的困扰依然存在。“身后是非谁管得”?显然非这位为中国革命和建设贡献毕生的老人所愿。
或许,悼念他的意义在于,记住这位慈祥老人的“常识和理性”,并勇于在争论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