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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命运
1985年出生的路亮，向上数三代都是煤矿工人。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冻伤了脚的爷爷，复员后被分到了山东肥城煤矿做后勤工作，直到退休。父亲在采掘一线干了30多年，退休时带着矽肺病，现在每天在咳嗽喘息中度日。路亮最怕听父亲的咳嗽声，那比自己咳嗽还难受。不同于祖辈父辈，甚至不同于大多数山东男人高大魁梧的形象，路亮生得小巧匀称，像一个书生。
即便如此，2000年，路亮依旧选择去矿上的技校读书，毕业后下矿，干到退休，子承父业继续如此。“矿工家庭孩子都这样，像复制黏贴而出的，但也有例外，如果下一代是女孩的话。”
2003年12月15日，18岁的路亮第一次下矿，他清晰地记得，几个新工人夹在一群老工人中间，坐着大罐（类似电梯的设备）下井。不知道井有多深，开始时还能听见北风与井架撕扯发出的尖利叫声，慢慢地，什么也听不到了，只感觉罐笼在漆黑之中唰唰地下沉，仿佛要沉入无底深渊。路亮和其他新人都紧张无言，老工人们却有说有笑。
巷道幽深、曲折，经过几十年的开采，许多地方已成空场，虽已自然回填，但在巨大压力作用下，不时有石块陷落，偶尔发出吓人的挤压声。路亮所在班组的工作是掘进，是一线的一线，掘进煤道也掘进石巷。
“那时大多数矿山还没有综采机，掘进只能靠工人们用猫力钻和风钻来完成。一班下来，要掘进三节槽，也就是6米，相当于工人们用手挖出了6米的道。”
猫力钻很小，四五十斤重的电机上装置一个卡头，钻杆装接在上面，工人抱在怀里就可以作业了。作业时钻头形如两只竖起的猫耳，在煤体或石体上做功，石末或煤末通过高速旋转的钻杆转动带出，使得空气里永远弥漫着粉尘。
机器巨大的反作用力让小小的路亮站立不稳，又不得不稳，因为扭动的力随时会让钎杆折断。单薄的路亮只能靠身体向前顶着机身，增加推力，一排10多个炮孔打下来，人像散架了一样，身体不自觉地颤抖。
路亮之后，接着的是爆破工和掘煤工、出渣工，乌泱乌泱地拥入巷道，一场刀光剑影的大战开始了。工人以生产量定工资，炸松散的煤约30吨，工人左右开弓，手上的巨大煤锹像风轮一样转动，煤像水一样扑到溜槽上，传动的溜槽把它们运输到下一环节。路亮和其他新工人好奇地看着，觉得好玩，老工人却在抓紧时间维护手里的机器。
没多久，可怕淹没了好奇与好玩。接下来的掘进工作，因破坏力巨大，操作时头顶不时有石头掉落，两边墙体垮落不断，有时能把人埋住。
“后来用上了大型掘进机，情况变得好一些，但劳动时间一点儿不会减少。”矿上实行的是三八制，即8小时工作，3班倒，其实每天工作都是11至12个小时。所以工作时间并不是固定的，有时是白天，有时是晚上，有时连黑带白。工作太累了，路亮下了班就特想好好吃一顿，然后蒙头大睡。
子承父业后的路亮，工作之余很少有力气去摸琴（读技校时因兴趣而偷偷自学吉他）了。“最主要是觉得自己是井下工人，干活儿的，弹琴唱歌不是我这种身份的人做的事，人家会认为你不自量力，不知自己是谁。”
被迫走穴
2008年，年关渐近。肥城，这片据说因西周时肥族人散居而得名的土地，没有落下一场如期的雪，路上的落叶和远处田地里的枯草随风飞上天，想与太阳勾勾手。
冬日的萧瑟与苍黄，在路亮眼里却是一番美景。因为矿工的冬天，早上起来黑着天，井下是黑的，上井的时候又黑着天，24小时不见光。“难得能像今年这样，白天上工，白天下工。”
这是下矿后的路亮第一次“逃离”煤矿，安安静静地欣赏自己的家乡，因为他作为唯一的井下一线工人，被临时抽出在矿文工团排练节目，此时的路亮已是所在班组的组长。
路亮参演的节目是为春节下矿演出慰问准备的，这样的节目年年有，算是为一线工人枯燥的生活滴一点儿润滑剂。下午两点，沉浸在优美琴瑟声中的路亮突然接到通知，井下发生了事故，遇难者已被送往医院。
5年多的井下工作中，路亮第一次碰到事故，在那边已挂断电话后，他紧绷的双手仍握住电話，身体无力地下沉。出事的是他的技校同学，2000年同天入校，2003年同天入井，最好的朋友。
当路亮和其他3个班组长赶到医院时，好友早已没了生命迹象。看着好友身上沾着的厚厚煤灰，路亮开始用酒精为他擦拭身体，“在这个世界每天尘垢染身，在另一个世界得一尘不染，这是矿上对待遇难工友的规矩。”路亮默默念着。
好友的父母赶到医院，没进门就瘫倒了，老人看到阵势，就知道儿子没了。白发人哭黑发人，虽然书上和电视剧里常看到，但现实中还是第一回。年轻的路亮心跳加速，身上一阵阵冷，已经忘了恐惧。“他比我还小一岁。从那以后，我下矿就更加小心了，哪怕不拿工分，也不能做任何不安全的事。”
日子如行云流水，有时惊心动魄，有时无声无息。2014年，借上次参加演出的力，展现出音乐才华的路亮被借调到矿工会工作，结束了10年的井下生活。
可惜美好总是短暂，2015年起，煤价下跌，用行里话讲，就是煤炭矿业的寒冬来了。矿上人都说，从国外进口的煤比矿上生产的煤质优价廉，中小矿山压缩或关停成了工人们不得不面临的窘状。
此时路亮所在的矿，虽幸免于关停，但工资少了近一半，三五个月发不出工资也是家常便饭。矿上双职工夫妻，不得不一人守业一人寻找出路。路亮也开始背起吉他，到处走穴，一场演出收入100元、200元，解决了吃饭问题。
迟到的北漂
虽然路亮从未想过离开矿山，但他其实不知，从偷学吉他开始，另一种人生样本已在心中暗自发芽。
2015年的一天，开封有场活动请路亮去唱歌，活动内容是张海超的演讲，为了活跃现场气氛，在演讲间歇时安排表演。没想到活动结束后，路亮随大流去领盒饭时，张海超找到了他，表示很欣赏路亮演唱的原创歌曲，并推荐了孙恒的微信名片。 “说孙恒是北京皮村工友之家发起人之一，工友之家里有一个新工人艺术团，就是组织志同道合的打工者，为打工者做公益演出。这个组织曾被评为全国服务农民先进集体。”
聽起来太玄了，路亮有点儿不敢相信。于是，他婉拒了张海超的推荐，没有联系孙恒，而是在网络上默默关注起他及新工人艺术团。从各大媒体的报道中，路亮知道这个小团队几乎没有收入，与主流歌坛也没有交集，舞台更是设在了霓虹之外的乡野、工地，他们像一群独行侠，行走于苍茫底层。
他们的歌充满了力量，听得路亮血液沸腾，仿佛回到了那难以割舍的井下生活。
这次路亮坐不住了，得知孙恒将在济南大学举办唱谈会，他立马动身，提前4个小时到达现场，抢占了第一排的最佳观赏位置后，开始想象：孙恒是大腕级人物，现场人气爆棚……
漫天大雪的济南，在苦苦等待了4个小时后，孙恒终于进场了。“他中等偏瘦的个头儿，短发，衣着随便普通，像刚从工地下班的样子。那晚孙恒唱了《团结一心讨工钱》等5首歌，讲了个人的经历和工友之家的故事，把我的心一下子就抓住了。”
那是路亮与孙恒第一次相见，晚上还一块喝了酒，聊到深夜。第二天，孙恒走时没有告别，只在到达北京后给路亮发了一条微信，说：“兄弟，欢迎来北京！”
这条微信在路亮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2016年冬，路亮告诉家人想去北漂，结果遭到坚决反对，母亲说：“你好不容易从井下上来了，怎么说走就走。”“矿上太苦了，再不用下井我是解脱了，可其他人呢？虽然我没多大能耐，但我想为苦工人做点儿啥。”路亮的执念，终让家人松了口，就这样路亮来到北京，开始了一场迟到的北漂人生。
北京的冬天异常寒冷，鼻孔里仿佛结了冰茬，呼吸一下都扎得慌。下了火车，转了地铁，再换小巴，路亮终于到了位于朝阳区金盏乡的皮村街上。眼前的一切让他怀疑是视觉出了问题——低矮错乱的失修平房，腾空翻搅的树叶和塑料袋，匆匆忙忙面无表情的行人，每隔几分钟会有一架飞机低空划过，巨大的轰鸣像是给这儿盖上了一个罩子，有些压抑。
“没一分首都的模样，感觉还没有矿山好。”路亮不敢相信，又不得不相信，因为街道拐角处的牌子上，彩色的“皮村”两字格外耀眼。
路亮开始在工友之家工会帮忙，他发现，这是一个资本时代语境下的奇异群体，一群来自天南海北的热血新工人，成立了打工文化博物馆、农民工子弟学校、工人文学创作小组、维权工会、新工人乐团、公益商店，这里好似电视里说的乌托邦。
平日里，路亮除了与乐团排练演出，还组织附近的工友看电影，有时搞点儿文体活动，到公益商店帮忙卖衣服，兼职为工人提供咨询和维权服务。工作内容一直在变，但服务对象——背井离乡的打工群体，是不变的。“在皮村，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还能帮到更多人，这是矿上想都想不到的。”
“我很幸运，现在社会大环境好，对我们这个群体的定位在转变，主流媒体也开始宣扬快递小哥的艰辛，表扬建筑工的贡献。不像以前，打工者被看作边缘人，好像又苦又累的活儿只能这些人来干。”
如今路亮的工作地点在北京平谷一个叫张村的地方，同事们叫它同心公社，与皮村工会总部隔着近100公里路程。工作之余，路亮写了十几首歌，没受过专业训练，甚至并不懂五线谱的路亮，把生活和观察作为歌曲的主色调，手指只要碰触琴弦，心中的风雨与时光，下井与悲喜就会化作音符，潺潺流淌出来。路亮还跟着乐团去各地巡演，在工地、工厂、企业、社区义演，今年劳动节，他们还推出了乐团的第十二张专辑《新工人》，为自己发声，更为梦想与尊严歌唱。
“这些感悟不是只有皮村才能给出，皮村只是一个载体，一个象征意义的东西，代表着我们打工者这个群体，诉说着共同的经历和过往，是唱给我们自己的。所以即使皮村的冬天再冷，我们也觉得很温暖。”
1985年出生的路亮，向上数三代都是煤矿工人。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冻伤了脚的爷爷，复员后被分到了山东肥城煤矿做后勤工作，直到退休。父亲在采掘一线干了30多年，退休时带着矽肺病，现在每天在咳嗽喘息中度日。路亮最怕听父亲的咳嗽声，那比自己咳嗽还难受。不同于祖辈父辈，甚至不同于大多数山东男人高大魁梧的形象，路亮生得小巧匀称，像一个书生。
即便如此，2000年，路亮依旧选择去矿上的技校读书，毕业后下矿，干到退休，子承父业继续如此。“矿工家庭孩子都这样，像复制黏贴而出的，但也有例外，如果下一代是女孩的话。”
2003年12月15日，18岁的路亮第一次下矿，他清晰地记得，几个新工人夹在一群老工人中间，坐着大罐（类似电梯的设备）下井。不知道井有多深，开始时还能听见北风与井架撕扯发出的尖利叫声，慢慢地，什么也听不到了，只感觉罐笼在漆黑之中唰唰地下沉，仿佛要沉入无底深渊。路亮和其他新人都紧张无言，老工人们却有说有笑。
巷道幽深、曲折，经过几十年的开采，许多地方已成空场，虽已自然回填，但在巨大压力作用下，不时有石块陷落，偶尔发出吓人的挤压声。路亮所在班组的工作是掘进，是一线的一线，掘进煤道也掘进石巷。
“那时大多数矿山还没有综采机，掘进只能靠工人们用猫力钻和风钻来完成。一班下来，要掘进三节槽，也就是6米，相当于工人们用手挖出了6米的道。”
猫力钻很小，四五十斤重的电机上装置一个卡头，钻杆装接在上面，工人抱在怀里就可以作业了。作业时钻头形如两只竖起的猫耳，在煤体或石体上做功，石末或煤末通过高速旋转的钻杆转动带出，使得空气里永远弥漫着粉尘。
机器巨大的反作用力让小小的路亮站立不稳，又不得不稳，因为扭动的力随时会让钎杆折断。单薄的路亮只能靠身体向前顶着机身，增加推力，一排10多个炮孔打下来，人像散架了一样，身体不自觉地颤抖。
路亮之后，接着的是爆破工和掘煤工、出渣工，乌泱乌泱地拥入巷道，一场刀光剑影的大战开始了。工人以生产量定工资，炸松散的煤约30吨，工人左右开弓，手上的巨大煤锹像风轮一样转动，煤像水一样扑到溜槽上，传动的溜槽把它们运输到下一环节。路亮和其他新工人好奇地看着，觉得好玩，老工人却在抓紧时间维护手里的机器。
没多久，可怕淹没了好奇与好玩。接下来的掘进工作，因破坏力巨大，操作时头顶不时有石头掉落，两边墙体垮落不断，有时能把人埋住。
“后来用上了大型掘进机，情况变得好一些，但劳动时间一点儿不会减少。”矿上实行的是三八制，即8小时工作，3班倒，其实每天工作都是11至12个小时。所以工作时间并不是固定的，有时是白天，有时是晚上，有时连黑带白。工作太累了，路亮下了班就特想好好吃一顿，然后蒙头大睡。
子承父业后的路亮，工作之余很少有力气去摸琴（读技校时因兴趣而偷偷自学吉他）了。“最主要是觉得自己是井下工人，干活儿的，弹琴唱歌不是我这种身份的人做的事，人家会认为你不自量力，不知自己是谁。”
被迫走穴
2008年，年关渐近。肥城，这片据说因西周时肥族人散居而得名的土地，没有落下一场如期的雪，路上的落叶和远处田地里的枯草随风飞上天，想与太阳勾勾手。
冬日的萧瑟与苍黄，在路亮眼里却是一番美景。因为矿工的冬天，早上起来黑着天，井下是黑的，上井的时候又黑着天，24小时不见光。“难得能像今年这样，白天上工，白天下工。”
这是下矿后的路亮第一次“逃离”煤矿，安安静静地欣赏自己的家乡，因为他作为唯一的井下一线工人，被临时抽出在矿文工团排练节目，此时的路亮已是所在班组的组长。
路亮参演的节目是为春节下矿演出慰问准备的，这样的节目年年有，算是为一线工人枯燥的生活滴一点儿润滑剂。下午两点，沉浸在优美琴瑟声中的路亮突然接到通知，井下发生了事故，遇难者已被送往医院。
5年多的井下工作中，路亮第一次碰到事故，在那边已挂断电话后，他紧绷的双手仍握住电話，身体无力地下沉。出事的是他的技校同学，2000年同天入校，2003年同天入井，最好的朋友。
当路亮和其他3个班组长赶到医院时，好友早已没了生命迹象。看着好友身上沾着的厚厚煤灰，路亮开始用酒精为他擦拭身体，“在这个世界每天尘垢染身，在另一个世界得一尘不染，这是矿上对待遇难工友的规矩。”路亮默默念着。
好友的父母赶到医院，没进门就瘫倒了，老人看到阵势，就知道儿子没了。白发人哭黑发人，虽然书上和电视剧里常看到，但现实中还是第一回。年轻的路亮心跳加速，身上一阵阵冷，已经忘了恐惧。“他比我还小一岁。从那以后，我下矿就更加小心了，哪怕不拿工分，也不能做任何不安全的事。”
日子如行云流水，有时惊心动魄，有时无声无息。2014年，借上次参加演出的力，展现出音乐才华的路亮被借调到矿工会工作，结束了10年的井下生活。
可惜美好总是短暂，2015年起，煤价下跌，用行里话讲，就是煤炭矿业的寒冬来了。矿上人都说，从国外进口的煤比矿上生产的煤质优价廉，中小矿山压缩或关停成了工人们不得不面临的窘状。
此时路亮所在的矿，虽幸免于关停，但工资少了近一半，三五个月发不出工资也是家常便饭。矿上双职工夫妻，不得不一人守业一人寻找出路。路亮也开始背起吉他，到处走穴，一场演出收入100元、200元，解决了吃饭问题。
迟到的北漂
虽然路亮从未想过离开矿山，但他其实不知，从偷学吉他开始，另一种人生样本已在心中暗自发芽。
2015年的一天，开封有场活动请路亮去唱歌，活动内容是张海超的演讲，为了活跃现场气氛，在演讲间歇时安排表演。没想到活动结束后，路亮随大流去领盒饭时，张海超找到了他，表示很欣赏路亮演唱的原创歌曲，并推荐了孙恒的微信名片。 “说孙恒是北京皮村工友之家发起人之一，工友之家里有一个新工人艺术团，就是组织志同道合的打工者，为打工者做公益演出。这个组织曾被评为全国服务农民先进集体。”
聽起来太玄了，路亮有点儿不敢相信。于是，他婉拒了张海超的推荐，没有联系孙恒，而是在网络上默默关注起他及新工人艺术团。从各大媒体的报道中，路亮知道这个小团队几乎没有收入，与主流歌坛也没有交集，舞台更是设在了霓虹之外的乡野、工地，他们像一群独行侠，行走于苍茫底层。
他们的歌充满了力量，听得路亮血液沸腾，仿佛回到了那难以割舍的井下生活。
这次路亮坐不住了，得知孙恒将在济南大学举办唱谈会，他立马动身，提前4个小时到达现场，抢占了第一排的最佳观赏位置后，开始想象：孙恒是大腕级人物，现场人气爆棚……
漫天大雪的济南，在苦苦等待了4个小时后，孙恒终于进场了。“他中等偏瘦的个头儿，短发，衣着随便普通，像刚从工地下班的样子。那晚孙恒唱了《团结一心讨工钱》等5首歌，讲了个人的经历和工友之家的故事，把我的心一下子就抓住了。”
那是路亮与孙恒第一次相见，晚上还一块喝了酒，聊到深夜。第二天，孙恒走时没有告别，只在到达北京后给路亮发了一条微信，说：“兄弟，欢迎来北京！”
这条微信在路亮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2016年冬，路亮告诉家人想去北漂，结果遭到坚决反对，母亲说：“你好不容易从井下上来了，怎么说走就走。”“矿上太苦了，再不用下井我是解脱了，可其他人呢？虽然我没多大能耐，但我想为苦工人做点儿啥。”路亮的执念，终让家人松了口，就这样路亮来到北京，开始了一场迟到的北漂人生。
北京的冬天异常寒冷，鼻孔里仿佛结了冰茬，呼吸一下都扎得慌。下了火车，转了地铁，再换小巴，路亮终于到了位于朝阳区金盏乡的皮村街上。眼前的一切让他怀疑是视觉出了问题——低矮错乱的失修平房，腾空翻搅的树叶和塑料袋，匆匆忙忙面无表情的行人，每隔几分钟会有一架飞机低空划过，巨大的轰鸣像是给这儿盖上了一个罩子，有些压抑。
“没一分首都的模样，感觉还没有矿山好。”路亮不敢相信，又不得不相信，因为街道拐角处的牌子上，彩色的“皮村”两字格外耀眼。
路亮开始在工友之家工会帮忙，他发现，这是一个资本时代语境下的奇异群体，一群来自天南海北的热血新工人，成立了打工文化博物馆、农民工子弟学校、工人文学创作小组、维权工会、新工人乐团、公益商店，这里好似电视里说的乌托邦。
平日里，路亮除了与乐团排练演出，还组织附近的工友看电影，有时搞点儿文体活动，到公益商店帮忙卖衣服，兼职为工人提供咨询和维权服务。工作内容一直在变，但服务对象——背井离乡的打工群体，是不变的。“在皮村，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还能帮到更多人，这是矿上想都想不到的。”
“我很幸运，现在社会大环境好，对我们这个群体的定位在转变，主流媒体也开始宣扬快递小哥的艰辛，表扬建筑工的贡献。不像以前，打工者被看作边缘人，好像又苦又累的活儿只能这些人来干。”
如今路亮的工作地点在北京平谷一个叫张村的地方，同事们叫它同心公社，与皮村工会总部隔着近100公里路程。工作之余，路亮写了十几首歌，没受过专业训练，甚至并不懂五线谱的路亮，把生活和观察作为歌曲的主色调，手指只要碰触琴弦，心中的风雨与时光，下井与悲喜就会化作音符，潺潺流淌出来。路亮还跟着乐团去各地巡演，在工地、工厂、企业、社区义演，今年劳动节，他们还推出了乐团的第十二张专辑《新工人》，为自己发声，更为梦想与尊严歌唱。
“这些感悟不是只有皮村才能给出，皮村只是一个载体，一个象征意义的东西，代表着我们打工者这个群体，诉说着共同的经历和过往，是唱给我们自己的。所以即使皮村的冬天再冷，我们也觉得很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