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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一种生存方式和生活态度，共生理念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受到了许多国家不同学科和不同领域的关注。社会进步，就在于改善人的共生关系；而发展，就是要优化共生关系，力求和谐共生。日本企业经营中的共生理念及其具体实践，不仅为其赢得了良好的社会信誉，也为其拥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提供了雄厚的软实力。其中某些经验对于我国企业转变经营方式，协调各种利益关系，构建和谐的企业内外关系大有裨益。
关键词：共生理念；经营理念；企业经营
中图分类号：F2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09)01-0119-05
“共生”(symbiosis)原为生物学概念，最早由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Anton de Bary)于1879年提出，运用于生物学领域已逾百年。德贝里认为共生就是不同种属共同生活在一起，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生物现象。如今，“共生”一词已突破原有意义和范畴，不仅扩展至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而且在更为广泛的领域被用于阐释各种关系。本文即以日本企业经营为视角，对共生理念在日本的形成及其在企业经营活动中的实践做一剖析。
一、共生理念在日本的形成
共生理念在日本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由于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许多企业片面追求利润用以积累资本，而轻视废弃物的处理和对环境资源的保护，其后果是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前期，爆发了诸如河流污染、废气污染、噪音污染、光化学烟雾现象等产业公害问题。严重的公害问题促进了社区居民对环境问题的警醒，告发公害、追究相关企业作为加害者的责任、修复被破坏的环境、救济受害者等社区居民运动蜂拥而起。共生理念，正是在受到环境破坏的严酷现实及保护环境的居民运动之作用下产生的。但当时的论域视角还较为狭窄，大多局限于人与自然的共生问题。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建筑学家黑川纪章(1934-2007)。
黑川从20世纪60年代末就开始在建筑设计中坚持倡导“共生理论”，可以说是日本最早提倡“共生理论”的人。他强调城市建筑与人、城市建筑与自然、城市建筑与发展、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经济、人与自然的共生共存思想，并认为这一理念是即将到来的生命时代的基本理念，将成为21世纪的新秩序。其设计也融合传统建筑风格和人与自然的共生哲学，著名代表作有吉隆坡国际机场、东京国立新美术馆和荷兰梵高美术馆等。
黑川的“共生理念”不仅在国际建筑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对社会学界、经济学界等领域的影响也较为深远。但黑川共生理论的思想来源并非德贝里生物学意义上的“共生”，而是来源于佛教的“相生思想”。黑川曾师从大正时代“共生佛教会”的创始人椎尾弁匡。由此可看出，共生理念，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生存理论，无论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共生”，还是佛教的相生思想，抑或是基督教的相互救济思想等，都是共生理论得以形成的思想元素。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共生理念迅速由环境领域(人与自然的关系)扩展到社会领域(人与人的关系)，用以考察社会生活的各种缺陷和不公正现象。与此同时，在最早导入共生理念的环保领域，已被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所接受，并逐渐体现在政府的施政决策中。如日本政府在1993年版的《环境白皮书》中，即以“与环境共生的新的责任和协作”作为副标题，并在总论中阐述了“每个人都是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同时又是受其影响的被害者”的观点。
共生理念之所以在较短时间内能为日本民众所接受，甚至能反映在政府的施政理念中，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根源。
首先，共生理念的产生源自日本特定的物质生产方式。作为岛国的日本，除拥有少数人口的阿依努族外，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单一民族，这种共同的民族观念培养了日本人的集团意识。而作为农耕民族，古代日本人在共同的水稻生产中，很早就以村为中心形成了共同协作的生产组织。共同的劳作，也使日本人较易养成强烈的协作意识和群体意识。例如在农忙时节，全村人要举行全体成员一起吃饭的仪式(祭)，以表达全体成员齐心协力、共同作业、协调作战、完成生产的共同志向。
其次，共生理念的形成也与日本的自然观念有关。日本人自古就对自然怀有一种既崇拜又敬畏的情感。说其崇拜，是因为日本有着自然崇拜的传统，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皆为崇拜的对象，这同时也成为日本泛神崇拜的思想基础。加之自然资源匮乏，对有限资源的重视和依赖也易使日本人与自然之间产生一种共存观念。言其敬畏，则源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地震、火山、台风等自然灾害时有发生，在与自然抗争的同时，日本人感觉到，只有爱护自然，调整生活方式，顺应自然，才是其生存的唯一选择。
第三，“共生”的思想基础源于日本传统文化。日本向来重视吸收外来文化，而外来文化又往往能与日本的本土传统共同存在，相生相长。例如，神道是日本人最古老的信仰，在古代，各村各氏都要供奉自己的守护神。佛教传人后，在政治及伦理思想等方面对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因果报应、相生思想、轮回转世等说教，与日本固有的神道思想相糅合，共同构成了日本人的信仰观。这种神佛合一而共生的思想，对此后日本人尤其是庶民阶层的信仰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也是共生理念能在短时间内被各个阶层的人广泛接受的重要因素。
第四，共生理念的生成也与日本人的家族制度和家族观念有关。日本是一个具有家族主义传统的国家，中世纪时期的武家社会就将主从关系视作模拟的家族关系、亲子关系，进而形成了共同作战的“武士团”。近世的商家同族经营和近代财阀的家族式经营，更是将强调集团意识的家族关系融于商业经营和企业管理之中。在企业内部，模拟的血缘关系更被作为一种纽带，将职工与企业紧紧扭结在一起，使企业的所有人员形成一个相互依赖的“命运共同体”。传统家族观念的渗透和影响，也是共生理念较易被日本社会所接受的原因之一。
二、日本企业经营理念史中的共生思想
如上文所述，共生思想在日本已被广泛运用于各个领域，而企业经营即是其中之一。目前，共生思想已成为现代日本企业经营理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企业与职工、股东、供应商、消费者、社区、环境、同业竞争者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在多数企业的经营理念中被理解为一种共生关系，并成为指导企业经营活动的基本理念和行动准则。
在日本，共生作为一种比较成熟的经营理念虽形成于上世纪70年代，但在日本不同历史时期的企业(或商业)经营活动中，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共存、共生思想却早已存在。
日本企业经营活动中的共生思想最早可溯源至近世商家的经营理念。这一时期经营理念对“共生”问题的关注，其特点有二：其一是强调经营者与顾客的共生关系。如当时的白木屋在经营理念中提出顾客是“与我等生命息息相关之人”，即便购买少量物品的顾 客，“亦为养我等之命而来”的观点。可见，当时的经营者已充分认识到顾客乃经营者之生命所在，是其赖以维持家业的衣食父母。正因为有了这种视顾客为生命，二者乃命运共同体的意识，白木屋以其良好的企业信誉，历经艰难坎坷与时代变迁，至今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其二是强调与销售地区群体的共生关系。由于近代时期实行藩国制，各藩自行其政，故也称“分国”。行商肩挑货物，行走四处，区域的限制并未制约其经营理念对“他国”的关注。“行商于他国，不可仅思己事，应以他国之所有人为念，切勿贪图私利”。这一理念突破了地域观念的限制，在赢利的同时，主张要顾及销售地民众的利益，充分体现了经营行为与销售地民众的共生关系。
及至近代，日本企业渐由官办转为民营，资本家们片面追逐利润，许多工人不堪忍受苛酷的劳动条件，未等雇佣期满即纷纷逃跑。资本家们在感叹过去工厂主与职工间“亲睦协和恰如师徒的关系渐渐消失”，“雇主与被雇者的规律紊乱”的同时，不得不正视现实，转而将传统的家族制度与家族道德导入企业管理。这一时期的共生思想更多地体现为对员工福利问题的重视。
如钟渊纺织公司的武藤山治(1867-1934)，借鉴德国克虏伯钢铁公司的互助会制度，在公司内创立了由公司和员工共同出资的“钟纺共济组合”，其目的在于改善职工生活和工作条件，密切劳资关系。对于这一做法，武藤认为“把一家族内每个人之亲密关系推广于社会，任何人都能感到满足。……对双方都极其有益”。早年受基督教思想影响的大原孙三郎(1880-1943)在其领导仓敷纺织期间，贯彻人道主义精神，在企业内通过建立“分散式家族型宿舍”、创设期末奖金制度等以改善职工的福利待遇。此外，大原不仅开设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仓敷劳动科学研究所等，组织进步学者研究劳动问题和社会问题，还通过设立大原美术馆、冈山孤儿院、仓敷中央医院等，以达到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和改善福利待遇的目的。
可以说，共生理念以及类似的思想在日本经营理念史上始终都存在，但时代不同，所赋予的含义和关注的视角也有所侧重。即便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共生思想也被充分利用，成为使企业为国家效力的一种有力工具。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提倡传统的连续性，狂热地宣传国家主义，强调产业界与国家之间共存共荣关系的思想甚嚣尘上。有学者形容当时的日本，“国与家之关系犹如一身由细胞构成，国由家构成，家依靠国而存在，舍家则无从言国，舍国则无从言家”。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产业报国运动”的大力推行，更使日本统治阶级极力倡导的家族国家观在企业界得到彻底推广。许多企业的经营理念都集中体现了“产业报国”的思想。如制定于1935年的《丰田纲领》，第一条就是“上下一致，至诚服务于业务，举产业报国之实”，“松下七精神”的第一条也为“产业报国精神”。不仅如此，每个工厂、企业都成立了“产业报国会”，要求人们发扬事业一家、家族和睦的精神，尽职尽责，为国家和战争服务。国家利用日本的传统家族观念和曲解的共生思想，将产业界一同绑在战车上为国家的侵略战争服务。可见，共生也存在两义性，甚至有时可能被恶用。
三、共生理念与现代日本企业经营理念
时至现代，随着经营环境的巨变，现代企业经营理念中的共生思想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其一，倡导共存共荣思想。现代日本企业常以“共存共荣”理念强调企业与各相关利益群体之间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这一理念不仅体现在企业内部员工之间，也体现于企业与股东、消费者、销售商及所在地区之间的共生关系。如“员工的成长就是公司的成长”(爱知丰田汽车公司)；“我们不是为了太平制作所而存在，而是为了我们的太平制作所而存在”(太平制作所)；“以共存共荣为基础，一致协力，发展业务”(熊谷组)；“以股东满足为念”(RSC公司)；“必须为我们的销售商提供获得适当利益的机会”(AGRO KANCSHO公司)；“与企业所有有关人员协力，共同创造，共同生存”(蓝泽证券)；“我们希望做令交易方、股东、地区社会信赖的诚实企业”(伊藤洋华堂)，等等。强调企业与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共存共荣的经营理念，是日本人传统的集团意识在企业经营领域的进一步延伸和强化，也是日本企业拥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内在动力。
其二，强调企业人对环境的责任和意识。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是共生理念的一个重要方面。许多企业认识到环境的恶化不仅会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营，更会危及人类的生存和健康。作为企业人，自身有责任为改善环境做出应有的努力和贡献。如京瓷公司创始人稻盛和夫，针对环境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共生”理念。所谓“共生”，在稻盛看来，“指的是地球上所有有生命的物体在根本上相互尊重，共同生存，……一切生而活着之物，通过相互控制自己的欲望生存下去，谓之共生。”在这一理念之下，京瓷集团早在1991年就开始关注全球的环境问题。另外，日本诸多企业都注重在生产过程中贯彻环保的原则。如AIREX作为一家从事信息技术的企业，倡导“为了富足、宜居的地球，通过开发和生产，在计算机和通讯融合的高度信息化社会中做出贡献”；AGRO KANCSHO公司在企业信条中也强调“我们使用的设施及提供的商品，对社会的环境必须是安全的”，等等。
其三，树立良好的企业市民形象。社区是个共生系统，其内部各组成部分需相互依赖方可生存；另一方面，这个共生系统又存在竞争，这也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共生中的竞争和竞争中的共生，构成了城市社区的区位秩序。因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导致所在地区环境恶化，与当地民众关系紧张甚至引发争执或冲突的事件屡见报端，企业如何与所在地区民众相处，成为企业必须面对的一项课题。日本企业经营者较早地关注到了这一问题，并将其体现在企业的经营理念之中。如爱知钟表电机就将“通过与地域环境的协调发展和参加社会贡献活动，高扬企业市民意识”作为企业的行动理念。在欧姆龙公司的经营理念中，专门针对良好企业市民的实践活动做出“以世界的事业为基础，作为良好企业市民，积极为社会贡献的同时，致力于地区环境和资源保护”的规定。同样，Oriental酵母工业公司也将“我们要做良好的企业市民，为地区社会做贡献”作为公司的企业宪章之一。企业只有植根于所在社区，融入所在社区，并极力为社区做出应有的贡献，才能使企业赢得良好的社会信誉。
其四，逐渐关注共生理念的国际化。在全球化步伐日益加快的今天，日本有许多国际知名的跨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设厂。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在国际社会间各国互异文化的共生、日美欧经济摩擦、日本企业的海外投资激增等时代背景下，日本企业界也引发了所谓“日本企业的国际共生论”。目前，在从事海外经营的同时，关注当地社会、尊重当地文化习俗、为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日益成为日本许多跨国 企业的共识。如从事化学工业的旭硝子公司即以“尊重具有多样性文化、能力和个性的人才，不分国籍、性别和经历，展开国际化经营”作为公司的经营理念。美能达照相机公司在经营理念中也主张“提供受欢迎受信赖的商品与服务，以贡献国际社会”。而伊藤忠商事公司则将“连结世界的伊藤忠”作为公司的标语。作为海外投资战略的重要一环，日本企业将共生理念运用于海外投资事业，客观上为当地做出了有益的贡献，赢得了尊重，而且也为企业顺利开展当地业务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企业与投资地实现了双赢。
四、共生理念下企业的实践活动
日本的大多数企业都积极地将共生理念付诸实践。日本企业在共生理念指导下的实践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在处理企业内部员工人际关系方面。日本企业为员工进行专门的教育培训活动是日本式经营的一大特色，其内容不仅涉及思想品德教育和企业发展历史教育，同时也有专业技能的培训。这样的实践活动大大增强了员工对企业的归属观和责任感。劳资问题历来是企业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日本不少企业目前已经采用劳资协调会议以外的员工参与经营管理的方式来解决劳资关系。作为员工参加经营管理的实质性组织，松下电器公司甚至还成立由社长和工会一起组成的经营讨论会。类似举措，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调节与沟通的作用。此外，日本许多企业还在解决员工福利等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这样，员工自然能感受到企业对于自身价值的肯定，才可能全心全意专心于工作，与企业一道共同发展。
第二是在环境保护方面。目前，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开始关注环境问题，并且有一些企业开始定期向社会公布公司的环境报告。例如，欧姆龙公司从1998年起，每年都出版环境报告书，从2004年开始，欧姆龙公司将报告的内容从环境层面扩展到了社会层面及经济层面，作为可持续发展报告出版。此外，欧姆龙公司还于2002年制定了体现欧姆龙环境经营方向及环境行为规划的“21世纪绿色欧姆龙”环境管理目标。该计划以提高环保意识为基础，以环保管理、环保产品、环保工厂／实验室协公室、环保物流、环境交流等为活动的主要支柱，积极推动公司的环保工作。京瓷集团也早在1991年就制定了《京瓷环保宪章》，将其作为发展环保产业的行动指南。在该宪章指导下，京瓷公司不仅积极开发各种有益于环保的产品，而且还在公司内专门成立了绿色委员会，负责规划和推进环保工作。荏原制作所则将“零排放”的基本思想作为企业发展的远景目标，不仅规定了企业内部减少废弃物的排放量、提高废弃物的再资源化率，而且还提出了企业间相互合作共同抑制废弃物产生的构想。此外，“新日铁”也以“在企业生产的所有阶段保护环境”为指导思想，积极开展环境经营，并在回收排放的能源和削减吸尘器的电力消耗等方面取得了成效。
环保化经营活动提高了企业自身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促使企业从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发现和开拓新的事业领域，有效地规避了环境风险，同时也树立了企业的良好环保形象，博得了社会的积极评价。在环境问题日益受到世人关注的今天，日本企业的环保化经营实践活动充分体现了企业作为社会一员的强烈责任感，体现了企业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经营理念。
第三是在海外经营活动方面。以佳能公司为例，秉承“共生是我们的理念”的宗旨，佳能(中国)通过企业内刊《佳能时代》在员工中共享信息。该刊物除介绍公司业务外，其中也包括员工家庭信息，由此体现其“共生”的哲学。佳能非常注重海外企业人才本土化的问题，坚持让海外的佳能企业招聘本地员工。佳能还重视对所投资国家做出长期、有益的社会贡献。如佳能(中国)在大连开展日语演讲比赛、捐助希望工程、协助北京市加强绿化建设、捐助残疾儿童学校、为中国棒球协会提供赞助，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佳能“共生共享共创理想”的理念在行动中的具体体现。此外，其他许多日本海外企业也一方面积极致力于人才、原材料的当地化，为投资地解决就业、资源等问题，一方面则进行各种援助活动。如日本电子线路与配件生产商矢崎总业公司在海外投资地泰国开设了正规高中，让大部分女职工家中只能上初中的女孩就读，还时常向有需求的小学图书馆捐赠图书等，为海外投资地区尽企业的一份社会责任。除技术和资金因素外，与当地共生存，积极开展有益于当地的社会活动，也是日本许多跨国公司在国际上拥有强大竞争力的一个主要原因。
结语
谋求社会共生，其实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任何人都生活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共生系统之中。共生关系遍布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区、社群、家庭等所有领域，其表现更是多种多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社会和谐共生的基础，社会由各个层面的共生系统组成，和谐共生是在合理的度内分享资源，没有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就没有其他社会子系统之间的和谐，也就没有整个社会的和谐。而所谓的社会进步，就在于改善人的共生关系；所谓发展，就是优化共生关系，力求和谐共生。企业是社会子系统之一，日本企业的共生理念是其社会和谐共生的缩影。我国目前正在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目标就是要协调各种社会利益，平衡各种社会资源，努力实现社会整体的和谐共生。随着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的不断推进，作为一种生存方式和生活理念，运用共生现象普遍性的观点来看待和处理人类社会的各种关系，就会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把握这些关系存在的客观性，从而按照共生原理不断推进其向优化转变，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责任编辑：宋奇
关键词：共生理念；经营理念；企业经营
中图分类号：F2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09)01-0119-05
“共生”(symbiosis)原为生物学概念，最早由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Anton de Bary)于1879年提出，运用于生物学领域已逾百年。德贝里认为共生就是不同种属共同生活在一起，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生物现象。如今，“共生”一词已突破原有意义和范畴，不仅扩展至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而且在更为广泛的领域被用于阐释各种关系。本文即以日本企业经营为视角，对共生理念在日本的形成及其在企业经营活动中的实践做一剖析。
一、共生理念在日本的形成
共生理念在日本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由于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许多企业片面追求利润用以积累资本，而轻视废弃物的处理和对环境资源的保护，其后果是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前期，爆发了诸如河流污染、废气污染、噪音污染、光化学烟雾现象等产业公害问题。严重的公害问题促进了社区居民对环境问题的警醒，告发公害、追究相关企业作为加害者的责任、修复被破坏的环境、救济受害者等社区居民运动蜂拥而起。共生理念，正是在受到环境破坏的严酷现实及保护环境的居民运动之作用下产生的。但当时的论域视角还较为狭窄，大多局限于人与自然的共生问题。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建筑学家黑川纪章(1934-2007)。
黑川从20世纪60年代末就开始在建筑设计中坚持倡导“共生理论”，可以说是日本最早提倡“共生理论”的人。他强调城市建筑与人、城市建筑与自然、城市建筑与发展、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经济、人与自然的共生共存思想，并认为这一理念是即将到来的生命时代的基本理念，将成为21世纪的新秩序。其设计也融合传统建筑风格和人与自然的共生哲学，著名代表作有吉隆坡国际机场、东京国立新美术馆和荷兰梵高美术馆等。
黑川的“共生理念”不仅在国际建筑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对社会学界、经济学界等领域的影响也较为深远。但黑川共生理论的思想来源并非德贝里生物学意义上的“共生”，而是来源于佛教的“相生思想”。黑川曾师从大正时代“共生佛教会”的创始人椎尾弁匡。由此可看出，共生理念，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生存理论，无论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共生”，还是佛教的相生思想，抑或是基督教的相互救济思想等，都是共生理论得以形成的思想元素。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共生理念迅速由环境领域(人与自然的关系)扩展到社会领域(人与人的关系)，用以考察社会生活的各种缺陷和不公正现象。与此同时，在最早导入共生理念的环保领域，已被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所接受，并逐渐体现在政府的施政决策中。如日本政府在1993年版的《环境白皮书》中，即以“与环境共生的新的责任和协作”作为副标题，并在总论中阐述了“每个人都是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同时又是受其影响的被害者”的观点。
共生理念之所以在较短时间内能为日本民众所接受，甚至能反映在政府的施政理念中，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根源。
首先，共生理念的产生源自日本特定的物质生产方式。作为岛国的日本，除拥有少数人口的阿依努族外，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单一民族，这种共同的民族观念培养了日本人的集团意识。而作为农耕民族，古代日本人在共同的水稻生产中，很早就以村为中心形成了共同协作的生产组织。共同的劳作，也使日本人较易养成强烈的协作意识和群体意识。例如在农忙时节，全村人要举行全体成员一起吃饭的仪式(祭)，以表达全体成员齐心协力、共同作业、协调作战、完成生产的共同志向。
其次，共生理念的形成也与日本的自然观念有关。日本人自古就对自然怀有一种既崇拜又敬畏的情感。说其崇拜，是因为日本有着自然崇拜的传统，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皆为崇拜的对象，这同时也成为日本泛神崇拜的思想基础。加之自然资源匮乏，对有限资源的重视和依赖也易使日本人与自然之间产生一种共存观念。言其敬畏，则源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地震、火山、台风等自然灾害时有发生，在与自然抗争的同时，日本人感觉到，只有爱护自然，调整生活方式，顺应自然，才是其生存的唯一选择。
第三，“共生”的思想基础源于日本传统文化。日本向来重视吸收外来文化，而外来文化又往往能与日本的本土传统共同存在，相生相长。例如，神道是日本人最古老的信仰，在古代，各村各氏都要供奉自己的守护神。佛教传人后，在政治及伦理思想等方面对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因果报应、相生思想、轮回转世等说教，与日本固有的神道思想相糅合，共同构成了日本人的信仰观。这种神佛合一而共生的思想，对此后日本人尤其是庶民阶层的信仰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也是共生理念能在短时间内被各个阶层的人广泛接受的重要因素。
第四，共生理念的生成也与日本人的家族制度和家族观念有关。日本是一个具有家族主义传统的国家，中世纪时期的武家社会就将主从关系视作模拟的家族关系、亲子关系，进而形成了共同作战的“武士团”。近世的商家同族经营和近代财阀的家族式经营，更是将强调集团意识的家族关系融于商业经营和企业管理之中。在企业内部，模拟的血缘关系更被作为一种纽带，将职工与企业紧紧扭结在一起，使企业的所有人员形成一个相互依赖的“命运共同体”。传统家族观念的渗透和影响，也是共生理念较易被日本社会所接受的原因之一。
二、日本企业经营理念史中的共生思想
如上文所述，共生思想在日本已被广泛运用于各个领域，而企业经营即是其中之一。目前，共生思想已成为现代日本企业经营理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企业与职工、股东、供应商、消费者、社区、环境、同业竞争者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在多数企业的经营理念中被理解为一种共生关系，并成为指导企业经营活动的基本理念和行动准则。
在日本，共生作为一种比较成熟的经营理念虽形成于上世纪70年代，但在日本不同历史时期的企业(或商业)经营活动中，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共存、共生思想却早已存在。
日本企业经营活动中的共生思想最早可溯源至近世商家的经营理念。这一时期经营理念对“共生”问题的关注，其特点有二：其一是强调经营者与顾客的共生关系。如当时的白木屋在经营理念中提出顾客是“与我等生命息息相关之人”，即便购买少量物品的顾 客，“亦为养我等之命而来”的观点。可见，当时的经营者已充分认识到顾客乃经营者之生命所在，是其赖以维持家业的衣食父母。正因为有了这种视顾客为生命，二者乃命运共同体的意识，白木屋以其良好的企业信誉，历经艰难坎坷与时代变迁，至今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其二是强调与销售地区群体的共生关系。由于近代时期实行藩国制，各藩自行其政，故也称“分国”。行商肩挑货物，行走四处，区域的限制并未制约其经营理念对“他国”的关注。“行商于他国，不可仅思己事，应以他国之所有人为念，切勿贪图私利”。这一理念突破了地域观念的限制，在赢利的同时，主张要顾及销售地民众的利益，充分体现了经营行为与销售地民众的共生关系。
及至近代，日本企业渐由官办转为民营，资本家们片面追逐利润，许多工人不堪忍受苛酷的劳动条件，未等雇佣期满即纷纷逃跑。资本家们在感叹过去工厂主与职工间“亲睦协和恰如师徒的关系渐渐消失”，“雇主与被雇者的规律紊乱”的同时，不得不正视现实，转而将传统的家族制度与家族道德导入企业管理。这一时期的共生思想更多地体现为对员工福利问题的重视。
如钟渊纺织公司的武藤山治(1867-1934)，借鉴德国克虏伯钢铁公司的互助会制度，在公司内创立了由公司和员工共同出资的“钟纺共济组合”，其目的在于改善职工生活和工作条件，密切劳资关系。对于这一做法，武藤认为“把一家族内每个人之亲密关系推广于社会，任何人都能感到满足。……对双方都极其有益”。早年受基督教思想影响的大原孙三郎(1880-1943)在其领导仓敷纺织期间，贯彻人道主义精神，在企业内通过建立“分散式家族型宿舍”、创设期末奖金制度等以改善职工的福利待遇。此外，大原不仅开设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仓敷劳动科学研究所等，组织进步学者研究劳动问题和社会问题，还通过设立大原美术馆、冈山孤儿院、仓敷中央医院等，以达到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和改善福利待遇的目的。
可以说，共生理念以及类似的思想在日本经营理念史上始终都存在，但时代不同，所赋予的含义和关注的视角也有所侧重。即便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共生思想也被充分利用，成为使企业为国家效力的一种有力工具。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提倡传统的连续性，狂热地宣传国家主义，强调产业界与国家之间共存共荣关系的思想甚嚣尘上。有学者形容当时的日本，“国与家之关系犹如一身由细胞构成，国由家构成，家依靠国而存在，舍家则无从言国，舍国则无从言家”。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产业报国运动”的大力推行，更使日本统治阶级极力倡导的家族国家观在企业界得到彻底推广。许多企业的经营理念都集中体现了“产业报国”的思想。如制定于1935年的《丰田纲领》，第一条就是“上下一致，至诚服务于业务，举产业报国之实”，“松下七精神”的第一条也为“产业报国精神”。不仅如此，每个工厂、企业都成立了“产业报国会”，要求人们发扬事业一家、家族和睦的精神，尽职尽责，为国家和战争服务。国家利用日本的传统家族观念和曲解的共生思想，将产业界一同绑在战车上为国家的侵略战争服务。可见，共生也存在两义性，甚至有时可能被恶用。
三、共生理念与现代日本企业经营理念
时至现代，随着经营环境的巨变，现代企业经营理念中的共生思想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其一，倡导共存共荣思想。现代日本企业常以“共存共荣”理念强调企业与各相关利益群体之间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这一理念不仅体现在企业内部员工之间，也体现于企业与股东、消费者、销售商及所在地区之间的共生关系。如“员工的成长就是公司的成长”(爱知丰田汽车公司)；“我们不是为了太平制作所而存在，而是为了我们的太平制作所而存在”(太平制作所)；“以共存共荣为基础，一致协力，发展业务”(熊谷组)；“以股东满足为念”(RSC公司)；“必须为我们的销售商提供获得适当利益的机会”(AGRO KANCSHO公司)；“与企业所有有关人员协力，共同创造，共同生存”(蓝泽证券)；“我们希望做令交易方、股东、地区社会信赖的诚实企业”(伊藤洋华堂)，等等。强调企业与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共存共荣的经营理念，是日本人传统的集团意识在企业经营领域的进一步延伸和强化，也是日本企业拥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内在动力。
其二，强调企业人对环境的责任和意识。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是共生理念的一个重要方面。许多企业认识到环境的恶化不仅会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营，更会危及人类的生存和健康。作为企业人，自身有责任为改善环境做出应有的努力和贡献。如京瓷公司创始人稻盛和夫，针对环境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共生”理念。所谓“共生”，在稻盛看来，“指的是地球上所有有生命的物体在根本上相互尊重，共同生存，……一切生而活着之物，通过相互控制自己的欲望生存下去，谓之共生。”在这一理念之下，京瓷集团早在1991年就开始关注全球的环境问题。另外，日本诸多企业都注重在生产过程中贯彻环保的原则。如AIREX作为一家从事信息技术的企业，倡导“为了富足、宜居的地球，通过开发和生产，在计算机和通讯融合的高度信息化社会中做出贡献”；AGRO KANCSHO公司在企业信条中也强调“我们使用的设施及提供的商品，对社会的环境必须是安全的”，等等。
其三，树立良好的企业市民形象。社区是个共生系统，其内部各组成部分需相互依赖方可生存；另一方面，这个共生系统又存在竞争，这也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共生中的竞争和竞争中的共生，构成了城市社区的区位秩序。因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导致所在地区环境恶化，与当地民众关系紧张甚至引发争执或冲突的事件屡见报端，企业如何与所在地区民众相处，成为企业必须面对的一项课题。日本企业经营者较早地关注到了这一问题，并将其体现在企业的经营理念之中。如爱知钟表电机就将“通过与地域环境的协调发展和参加社会贡献活动，高扬企业市民意识”作为企业的行动理念。在欧姆龙公司的经营理念中，专门针对良好企业市民的实践活动做出“以世界的事业为基础，作为良好企业市民，积极为社会贡献的同时，致力于地区环境和资源保护”的规定。同样，Oriental酵母工业公司也将“我们要做良好的企业市民，为地区社会做贡献”作为公司的企业宪章之一。企业只有植根于所在社区，融入所在社区，并极力为社区做出应有的贡献，才能使企业赢得良好的社会信誉。
其四，逐渐关注共生理念的国际化。在全球化步伐日益加快的今天，日本有许多国际知名的跨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设厂。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在国际社会间各国互异文化的共生、日美欧经济摩擦、日本企业的海外投资激增等时代背景下，日本企业界也引发了所谓“日本企业的国际共生论”。目前，在从事海外经营的同时，关注当地社会、尊重当地文化习俗、为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日益成为日本许多跨国 企业的共识。如从事化学工业的旭硝子公司即以“尊重具有多样性文化、能力和个性的人才，不分国籍、性别和经历，展开国际化经营”作为公司的经营理念。美能达照相机公司在经营理念中也主张“提供受欢迎受信赖的商品与服务，以贡献国际社会”。而伊藤忠商事公司则将“连结世界的伊藤忠”作为公司的标语。作为海外投资战略的重要一环，日本企业将共生理念运用于海外投资事业，客观上为当地做出了有益的贡献，赢得了尊重，而且也为企业顺利开展当地业务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企业与投资地实现了双赢。
四、共生理念下企业的实践活动
日本的大多数企业都积极地将共生理念付诸实践。日本企业在共生理念指导下的实践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在处理企业内部员工人际关系方面。日本企业为员工进行专门的教育培训活动是日本式经营的一大特色，其内容不仅涉及思想品德教育和企业发展历史教育，同时也有专业技能的培训。这样的实践活动大大增强了员工对企业的归属观和责任感。劳资问题历来是企业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日本不少企业目前已经采用劳资协调会议以外的员工参与经营管理的方式来解决劳资关系。作为员工参加经营管理的实质性组织，松下电器公司甚至还成立由社长和工会一起组成的经营讨论会。类似举措，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调节与沟通的作用。此外，日本许多企业还在解决员工福利等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这样，员工自然能感受到企业对于自身价值的肯定，才可能全心全意专心于工作，与企业一道共同发展。
第二是在环境保护方面。目前，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开始关注环境问题，并且有一些企业开始定期向社会公布公司的环境报告。例如，欧姆龙公司从1998年起，每年都出版环境报告书，从2004年开始，欧姆龙公司将报告的内容从环境层面扩展到了社会层面及经济层面，作为可持续发展报告出版。此外，欧姆龙公司还于2002年制定了体现欧姆龙环境经营方向及环境行为规划的“21世纪绿色欧姆龙”环境管理目标。该计划以提高环保意识为基础，以环保管理、环保产品、环保工厂／实验室协公室、环保物流、环境交流等为活动的主要支柱，积极推动公司的环保工作。京瓷集团也早在1991年就制定了《京瓷环保宪章》，将其作为发展环保产业的行动指南。在该宪章指导下，京瓷公司不仅积极开发各种有益于环保的产品，而且还在公司内专门成立了绿色委员会，负责规划和推进环保工作。荏原制作所则将“零排放”的基本思想作为企业发展的远景目标，不仅规定了企业内部减少废弃物的排放量、提高废弃物的再资源化率，而且还提出了企业间相互合作共同抑制废弃物产生的构想。此外，“新日铁”也以“在企业生产的所有阶段保护环境”为指导思想，积极开展环境经营，并在回收排放的能源和削减吸尘器的电力消耗等方面取得了成效。
环保化经营活动提高了企业自身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促使企业从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发现和开拓新的事业领域，有效地规避了环境风险，同时也树立了企业的良好环保形象，博得了社会的积极评价。在环境问题日益受到世人关注的今天，日本企业的环保化经营实践活动充分体现了企业作为社会一员的强烈责任感，体现了企业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经营理念。
第三是在海外经营活动方面。以佳能公司为例，秉承“共生是我们的理念”的宗旨，佳能(中国)通过企业内刊《佳能时代》在员工中共享信息。该刊物除介绍公司业务外，其中也包括员工家庭信息，由此体现其“共生”的哲学。佳能非常注重海外企业人才本土化的问题，坚持让海外的佳能企业招聘本地员工。佳能还重视对所投资国家做出长期、有益的社会贡献。如佳能(中国)在大连开展日语演讲比赛、捐助希望工程、协助北京市加强绿化建设、捐助残疾儿童学校、为中国棒球协会提供赞助，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佳能“共生共享共创理想”的理念在行动中的具体体现。此外，其他许多日本海外企业也一方面积极致力于人才、原材料的当地化，为投资地解决就业、资源等问题，一方面则进行各种援助活动。如日本电子线路与配件生产商矢崎总业公司在海外投资地泰国开设了正规高中，让大部分女职工家中只能上初中的女孩就读，还时常向有需求的小学图书馆捐赠图书等，为海外投资地区尽企业的一份社会责任。除技术和资金因素外，与当地共生存，积极开展有益于当地的社会活动，也是日本许多跨国公司在国际上拥有强大竞争力的一个主要原因。
结语
谋求社会共生，其实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任何人都生活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共生系统之中。共生关系遍布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区、社群、家庭等所有领域，其表现更是多种多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社会和谐共生的基础，社会由各个层面的共生系统组成，和谐共生是在合理的度内分享资源，没有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就没有其他社会子系统之间的和谐，也就没有整个社会的和谐。而所谓的社会进步，就在于改善人的共生关系；所谓发展，就是优化共生关系，力求和谐共生。企业是社会子系统之一，日本企业的共生理念是其社会和谐共生的缩影。我国目前正在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目标就是要协调各种社会利益，平衡各种社会资源，努力实现社会整体的和谐共生。随着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的不断推进，作为一种生存方式和生活理念，运用共生现象普遍性的观点来看待和处理人类社会的各种关系，就会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把握这些关系存在的客观性，从而按照共生原理不断推进其向优化转变，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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