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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字嗣宗，生于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是魏晋时期著名的诗人、文学家。他任性不羁的行为和至真至诚的本性深深影响着当时和后世的文人士子。阮籍的父亲阮瑀是当时文坛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是当时北方最大的割据者曹操的文掾，替曹操起草军国文书，下笔琳琅。阮籍三岁丧父，但是父亲的做人风格还是深深地影响了他。他自幼才华出众又勤奋好学，博览群书，长大之后，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喜怒不形于色。他年轻时学击剑，技艺颇为高超，又嗜酒能啸，善弹琴；这些都铸就了阮籍此生注定不会逐于流俗。阮籍从小就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具有很高的理想，但是身处魏晋易代的特殊历史时期，他的理想和抱负受到残酷黑暗现实无情的打击，他济世救民、安邦定国的雄心理想壮志也被消磨殆尽。他的仕途和人生表面上一路风光，实际上却是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最为无奈的选择，也正是这样无奈的经历铸就了他风流的一生。
当时和后世诸多记载都证明了他风流的一生。《晋书·阮籍传》说：“原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父子兄弟，通过一系列残酷的手段，篡夺曹氏集团的大权。在篡夺曹氏政权的过程中他们披着礼教的外衣做着严重违反礼教的事情，还大肆杀害政治上的反对者，阮籍为了保全自己不得不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饮酒作乐拼命伪装自己，以求保全性命。他旷达的外表下隐藏着孤寂哭泣的灵魂，是无奈的痛苦的呼声。《晋书·阮籍传》说他“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任诞》则记载他“风流”的诸多事迹。他的母亲去世，根据当时礼法规定居丧期间不能吃肉喝酒，他竟然在母亲去世时“蒸一肥豚，饮酒二斗”，以此向母亲告别。裴楷前往吊唁他的母亲，只见他醉酒之后竟然“散发坐，箕踞不哭”。他的这些做法从表面来看都是和礼教相违背的，但是这可以从侧面反映出阮籍至真至诚的本性。因为母亲去世长时间过为悲痛，所以吃肉喝酒。他的这种做法其实是他痛苦下无奈的选择，从外表上看似乎是很洒脱但是却难以掩饰他内心的极度痛苦。
《世说新语》记载：“邻家妇有美色，当垆沽酒。”他常跑去喝酒，喝醉了“便眠其妇侧”，然而却不做任何事。又“邻家女有才色，未嫁而卒”，他与其“无亲，生不相识”，却跑去悼念，还悲伤得流泪，然后“尽哀而去”。他的嫂子回娘家，他跑去送别，这在当时是有违礼法的，有人讥笑他，他却说：“礼岂为我辈设也。”这些都充分表现出他至真至性的作风，他随性生活，不为世俗所累，不为礼法所拘，直率而不失本性。《晋书·阮籍传》记载阮籍本来“不乐仕宦”，但他却向司马昭提司马昭听后，为了达到收拢士人之心的目的，也居然派他到东平做官。于是，他骑驴独自到东平上任，来到郡府后，他让人把府舍的屏障全部打开，使内外相望。但他在东平做官的时间却不长，“旬日而还”。真正是心之所至，任性而行。
阮籍为人任性而行，在当时是严重的违礼之事，可他处处小心谨慎，当权者司马昭说他是“天下至慎”的人，时时处处保护他，可谓是风光无限。但事实怎样呢，阮籍真正留恋这种生活吗？其实不然，他的這种任性不羁是表面的，他从内心来说是一个孝顺而且极为信守传统礼教的人。他任大将军从事中郎时，“有司言有子杀母者”，他大发其论：“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禽兽之不若……”阮籍十分孝顺，居母丧时吃肉饮酒，然而他内心却是极度悲伤。《世说新语·任诞》记载他在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时，“举声一号，吐血数升”，这种发自内心的悲痛，是当时的礼法之士们永远达不到的。
他的最真挚的情感都化作最旷达最洒脱的生活方式，这些旷达是他痛苦的外化，也是他真诚内心的表达。作为曹氏荫蔽下成长起来的社会名流阮籍，是司马氏重点拉拢的对象，自幼受儒家思想影响深刻的阮籍，他选择了逃避，选择了不合作，在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势单力薄的他只能是在酣饮作乐中消解自己的锋芒，以求自保。
司马昭想通过和阮籍结亲来借机拉拢他，阮籍得知后便一醉六十日，使前来说媒之人无法开口，司马昭只能无奈作罢。司马昭的心腹钟会，曾多次向阮籍询问起对时事的看法，想从他的言辞中寻找把柄借以网罗罪名，阮籍只能借醉酒得以免灾远祸。然而，该面对的终究还是会来。《晋书·阮籍传》记载：“魏朝封晋文王为公，备礼九锡，文王固让不受。公卿将校当诣府敦喻。司空郑冲驰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时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起，书札为之，无所点定，乃写付使。”对于这篇意义重大的劝进文，阮籍从心底是不愿写的，但是当时的政治形势不允许他在醉酒中逃脱，他只能在无奈中写下了这篇有违自己心意的文章，写好之后竟然“无所点定，辞甚清壮”。这件事在阮籍的心灵中造成严重的伤害，使他原本痛苦的内心更加备受煎熬，而且，事后不久，阮籍便郁郁而终。和当时“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相比，阮籍的死并不是那么悲壮慷慨，但是他用自己的方式演绎着自己的生命，使自己活得旷达、洒脱，得以善终。
阮籍的一生是无奈、痛苦的一生，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像他这样一位名士，在司马氏篡夺曹魏政权的过程中，他是不能不有所表示的。所以，他曾主动向司马昭提出要到东平去做太守去做步兵校尉，这些举动是他很无奈的选择，他必须向司马氏集团示以合作才能得以苟活，实际上他是很不愿在司马氏的统治下出仕为官的，这在他的诗文作品中很容易发现。他的任性不羁也是不得已的无奈之举，这一点，我们也可从他不让自己的儿子学他得到证明。《晋书·阮籍传》及《世说新语·任诞》记载：当他的儿子阮浑长大后，风韵气度都与他相似，也想学他任性放达，阮籍却对他说：“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耳。”阮籍不让自己的儿子学习自己，其中因由，《竹林七贤论》所说“籍之抑浑，盖浑未识己之所以为达也”是很有见地的。
作为新世纪的读者，我们无法对阮籍诸多被当时世人认为的“越礼任性”的行为做出跨世纪的评判，但我们从他的行为中依旧可以看出他的风流，来自深入他骨髓的风流和洒脱，他的风流是他痛苦一生故作旷达的表现，他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也是在痛苦无奈中苦苦挣扎的一生。他的痛苦演绎成生活却是一副风流倜傥、任性不羁的形象，随性而活，也是一种最为自然的生活方式，他身怀济世救民之志，却被淹没在险恶阴险的政治环境下，无奈地走上了消极避世的道路，然而他也在独善其身的逍遥中完成了人生的升华，潇洒地走完了他短暂的人生。正是“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很多的评论家大多会对阮籍冠以“生性懦弱”四字，但是在笔者看来，他的风流自内而外，至真至诚至性是他生活的颜色，他的人生是成功的。英雄的他，本来“风流”。
参考文献：
[1]陈伯君.阮籍集校注[M].中华书局，1987.
[2]高晨阳.阮籍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
[3]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中华书局，1999.
[4]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M].人民出版社，1988.
[5]徐公持.魏晋文学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6]房玄龄等.晋书[M].中华书局，1974.
[7]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作者简介：温怀伟（1987-）男，汉族，青海师范大学09级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魏晋文学。）
当时和后世诸多记载都证明了他风流的一生。《晋书·阮籍传》说：“原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父子兄弟，通过一系列残酷的手段，篡夺曹氏集团的大权。在篡夺曹氏政权的过程中他们披着礼教的外衣做着严重违反礼教的事情，还大肆杀害政治上的反对者，阮籍为了保全自己不得不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饮酒作乐拼命伪装自己，以求保全性命。他旷达的外表下隐藏着孤寂哭泣的灵魂，是无奈的痛苦的呼声。《晋书·阮籍传》说他“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任诞》则记载他“风流”的诸多事迹。他的母亲去世，根据当时礼法规定居丧期间不能吃肉喝酒，他竟然在母亲去世时“蒸一肥豚，饮酒二斗”，以此向母亲告别。裴楷前往吊唁他的母亲，只见他醉酒之后竟然“散发坐，箕踞不哭”。他的这些做法从表面来看都是和礼教相违背的，但是这可以从侧面反映出阮籍至真至诚的本性。因为母亲去世长时间过为悲痛，所以吃肉喝酒。他的这种做法其实是他痛苦下无奈的选择，从外表上看似乎是很洒脱但是却难以掩饰他内心的极度痛苦。
《世说新语》记载：“邻家妇有美色，当垆沽酒。”他常跑去喝酒，喝醉了“便眠其妇侧”，然而却不做任何事。又“邻家女有才色，未嫁而卒”，他与其“无亲，生不相识”，却跑去悼念，还悲伤得流泪，然后“尽哀而去”。他的嫂子回娘家，他跑去送别，这在当时是有违礼法的，有人讥笑他，他却说：“礼岂为我辈设也。”这些都充分表现出他至真至性的作风，他随性生活，不为世俗所累，不为礼法所拘，直率而不失本性。《晋书·阮籍传》记载阮籍本来“不乐仕宦”，但他却向司马昭提司马昭听后，为了达到收拢士人之心的目的，也居然派他到东平做官。于是，他骑驴独自到东平上任，来到郡府后，他让人把府舍的屏障全部打开，使内外相望。但他在东平做官的时间却不长，“旬日而还”。真正是心之所至，任性而行。
阮籍为人任性而行，在当时是严重的违礼之事，可他处处小心谨慎，当权者司马昭说他是“天下至慎”的人，时时处处保护他，可谓是风光无限。但事实怎样呢，阮籍真正留恋这种生活吗？其实不然，他的這种任性不羁是表面的，他从内心来说是一个孝顺而且极为信守传统礼教的人。他任大将军从事中郎时，“有司言有子杀母者”，他大发其论：“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禽兽之不若……”阮籍十分孝顺，居母丧时吃肉饮酒，然而他内心却是极度悲伤。《世说新语·任诞》记载他在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时，“举声一号，吐血数升”，这种发自内心的悲痛，是当时的礼法之士们永远达不到的。
他的最真挚的情感都化作最旷达最洒脱的生活方式，这些旷达是他痛苦的外化，也是他真诚内心的表达。作为曹氏荫蔽下成长起来的社会名流阮籍，是司马氏重点拉拢的对象，自幼受儒家思想影响深刻的阮籍，他选择了逃避，选择了不合作，在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势单力薄的他只能是在酣饮作乐中消解自己的锋芒，以求自保。
司马昭想通过和阮籍结亲来借机拉拢他，阮籍得知后便一醉六十日，使前来说媒之人无法开口，司马昭只能无奈作罢。司马昭的心腹钟会，曾多次向阮籍询问起对时事的看法，想从他的言辞中寻找把柄借以网罗罪名，阮籍只能借醉酒得以免灾远祸。然而，该面对的终究还是会来。《晋书·阮籍传》记载：“魏朝封晋文王为公，备礼九锡，文王固让不受。公卿将校当诣府敦喻。司空郑冲驰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时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起，书札为之，无所点定，乃写付使。”对于这篇意义重大的劝进文，阮籍从心底是不愿写的，但是当时的政治形势不允许他在醉酒中逃脱，他只能在无奈中写下了这篇有违自己心意的文章，写好之后竟然“无所点定，辞甚清壮”。这件事在阮籍的心灵中造成严重的伤害，使他原本痛苦的内心更加备受煎熬，而且，事后不久，阮籍便郁郁而终。和当时“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相比，阮籍的死并不是那么悲壮慷慨，但是他用自己的方式演绎着自己的生命，使自己活得旷达、洒脱，得以善终。
阮籍的一生是无奈、痛苦的一生，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像他这样一位名士，在司马氏篡夺曹魏政权的过程中，他是不能不有所表示的。所以，他曾主动向司马昭提出要到东平去做太守去做步兵校尉，这些举动是他很无奈的选择，他必须向司马氏集团示以合作才能得以苟活，实际上他是很不愿在司马氏的统治下出仕为官的，这在他的诗文作品中很容易发现。他的任性不羁也是不得已的无奈之举，这一点，我们也可从他不让自己的儿子学他得到证明。《晋书·阮籍传》及《世说新语·任诞》记载：当他的儿子阮浑长大后，风韵气度都与他相似，也想学他任性放达，阮籍却对他说：“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耳。”阮籍不让自己的儿子学习自己，其中因由，《竹林七贤论》所说“籍之抑浑，盖浑未识己之所以为达也”是很有见地的。
作为新世纪的读者，我们无法对阮籍诸多被当时世人认为的“越礼任性”的行为做出跨世纪的评判，但我们从他的行为中依旧可以看出他的风流，来自深入他骨髓的风流和洒脱，他的风流是他痛苦一生故作旷达的表现，他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也是在痛苦无奈中苦苦挣扎的一生。他的痛苦演绎成生活却是一副风流倜傥、任性不羁的形象，随性而活，也是一种最为自然的生活方式，他身怀济世救民之志，却被淹没在险恶阴险的政治环境下，无奈地走上了消极避世的道路，然而他也在独善其身的逍遥中完成了人生的升华，潇洒地走完了他短暂的人生。正是“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很多的评论家大多会对阮籍冠以“生性懦弱”四字，但是在笔者看来，他的风流自内而外，至真至诚至性是他生活的颜色，他的人生是成功的。英雄的他，本来“风流”。
参考文献：
[1]陈伯君.阮籍集校注[M].中华书局，1987.
[2]高晨阳.阮籍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
[3]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中华书局，1999.
[4]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M].人民出版社，1988.
[5]徐公持.魏晋文学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6]房玄龄等.晋书[M].中华书局，1974.
[7]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作者简介：温怀伟（1987-）男，汉族，青海师范大学09级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魏晋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