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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春四月，五百里井冈山。绽放的杜鹃花，簇簇精彩，朵朵绚丽，漫山遍野，随风摇曳，像战旗飘动，似画卷铺展。
置身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不禁让人浮想联翩。当年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在井冈山与敌奋战，肩上担当的不就是中国革命的前途么？不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命运么？
崇高理想：勇于担当之魂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中华民族深重灾难的开端。继而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先后爆发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结果都以告终。之后的辛亥革命虽然成功，但在袁世凯攫夺革命果实后，中国陷入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局面……
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确定“党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毛泽东指出：“我们将来的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好的最高理想。”中国共产党坚定地将实现这一“美好的社会制度”化为“现实的运动”。
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不管是流血还是牺牲，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之力渡过激流险滩。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对工人运动和共产党痛下杀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一时间，国民党新军阀纷纷仿效，杀戒大开，血流成河。7月15日，汪精卫发出反共屠杀令，仅在武汉8000共产党人在3个月内只剩下600人。年仅6岁的共产党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毅然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表明共产党要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和担当精神。八七会议后，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毛泽东，不顾自己已被国民党在湖南重点通缉的危险，以中央特派员身份从武汉返回长沙部署起义。成千上万的先烈为了崇高理想前赴后继，“星火”相传。“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毛泽东的堂妹毛泽建，1905年出生，1923年入党，两次被捕，前后关押一年多。面对敌人酷刑，她大义凛然，绝不屈服，高声笑道：“就是碎尸万段，我也不会低头。”1929年8月20日，毛泽建被敌人杀害在衡山马王庙刑场，年仅24岁。她在就义前的遗书中写道：“革命轻易的成功，千万不要做这样的奢望。但是，人民总归要做主人，共產主义事业终究要胜利。只要革命成功了，就是万死也无恨。”这是滴血的红色家书，这是理想铸就的担当宣言。
远见卓识：勇于担当之智
革命走什么样的道路？这是个没有现成答案，也是不容易找到答案的问题。筚路蓝缕启山林，尤其需要远见卓识的担当。1927年9月9日，震惊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但立即遭到反革命军队的残酷镇压，部队遭受重大损失。9月14日黄昏，毛泽东在浏阳东乡上坪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
革命有太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列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秋收起义后部队到底往哪儿走，至关命运，意见很不一致。据当年的亲历者何长工回忆，9月19日晚，前敌委员会在文家市里仁学校一个大教室开了一整夜会，争论很激烈。师长余洒度等人坚持城市中心论，主张攻打长沙，认为不打长沙就没有出路。毛泽东坚决反对，主张将部队转向山区和农村。他分析形势后，指着地图上罗霄山脉中段说：“我们要到这眉毛画得最浓的地方去当山大王。”有些人很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觉得革命革命，革到山上做“大王”去了，这叫什么革命。毛泽东耐心地说，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农武装。中国政治不统一，经济发展不平衡，矛盾很多，我们要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去。
建立农村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毛泽东的伟大创造。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不同于“部落联盟”，毛泽东的“山大王”区别于“绿林好汉”，是大智慧对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深邃思辨，是高瞻远瞩对国共两党力量对比悬殊的洞若观火。有一种说法：鲁迅是坐在书房里的毛泽东，毛泽东是指挥千军万马的鲁迅。无须论及此说法如何，但从未见过毛泽东的鲁迅十分赞赏“山大王”。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各种大报小刊对毛泽东和红军事无巨细全盘报道，一些国民党的报刊称红军为“共匪”。有一天，鲁迅突然在报纸上看到毛泽东的几首词，对许广平说：“《清平乐》也好，《西江月》也罢，这些词牌名向来都是文人雅士茶余饭后涂抹的软绵绵的小情小调。也是怪事，到了毛泽东手里，就有一种山大王的气概。”许广平插问：“你是说，毛泽东是山大王？”鲁迅说：“他身上有山大王的气概，但是他比山大王有智慧，比山大王目光也远大多了。”当冯雪峰后来见到毛泽东说：“鲁迅先生在上海的报纸上读了您的几首词，认为您身上有山大王的气概。”毛泽东一听哈哈大笑：“鲁迅先生比喻得好，太好了，他这话说到我心里去了。其实，早在上井冈山之前，我在长沙演讲中就说过这样的话，我要做革命的山大王”。即要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创建新型人民军队。
9月20日清晨，工农革命军集合在里仁学校操场上。毛泽东宣布前敌委员会“不打长沙，转兵向南”的决定。随后，部队从文家市向萍乡进发。26日，毛泽东在莲花县城召开前委会议，作出一项重大决策：引兵井冈。10月7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安家井冈山。引兵井冈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是大革命失败后党积蓄革命力量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转折，是毛泽东远见卓识谱写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之作。
无所畏惧：勇于担当之胆
当革命力量还很弱小、屡遭失败的时候，革命前辈就用“一块小石头”去砸蒋介石那口“大水缸”。秋收起义失利后，毛泽东在文家市无所畏惧地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的武装斗争刚刚开始，万事开头难，干革命就不要怕困难……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要打破蒋介石那口大水缸。”伟大革命家的胆略气呑山河。
秋收起义的部队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3个团共计5000余人，但很快就仅剩1500余人。南下途中，工农革命军频遭国民党军和地主武装袭击，不断出现伤亡。特别是在芦溪与国民党军一个正规团发生遭遇战，部队损失惨重，总指挥卢德铭壮烈牺牲。严重伤亡加上疟疾流行，工农革命军经受着严峻考验。 挫折接着挫折，失败连着失败，何时才能出现转机？危难之秋，毛泽东信心坚定，大智大勇，化危机为转机，着力解决部队建设问题。秋收起义20天后的9月29日，工农革命军到达三湾村时，不足800人。当晚，在村里的协盛和杂货铺召开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毛泽东说出了他思谋已久的方略：改编工农革命军，最核心的就是健全党的组织，支部建在连上。“三湾改编”从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里程碑。
朱毛在井冈山会师后，兵力扩展到4个团近5000人。此时，距离八一南昌起义不到一年，共产党在全国组织发动了大大小小上百次武装起义。1928年4月，中央政治局把各根据地的革命武装定名为“红军”，井冈山的部队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1929年，红四军发展到近万人。此时，国民党军阀混战停止了，随即开展“围剿”，红四军自然成为敌人的重点目标，井冈山被“敌军围困万千重”。敌众我寡，井冈山根据地不久失守。红四军从井冈山转向赣南、闽西开展游击战争。革命处于低潮，毛泽东登高远眺，以磅礴的气势、诗一样的语言描绘了革命的光明前景：“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曙光在前，不管征程多艰，他们却愈挫愈奋，无所畏惧，一往无前。
服从真理：勇于担当之诚
“三湾改编”确立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真理，但红四军在撤离井冈山后，对前委和红四军军委存废的争论，衍变为对党指挥枪的质疑。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党的七大召开。毛泽东坚持原则，本想弄清是非，统一思想，然而真理没有被多数人接受。七大作出决议，“朱毛两同志都有同等的错误”，对“毛泽东同志予以严重警告，朱德同志予以书面警告”。大会撤销了毛泽东前委书记的职务，他被迫离开了红四军，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毛泽东一头连着理想，一头连着实际，一生坚持原则，一如既往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临行前，他陈述：“现在还是要根据我们历来实际斗争中的经验，加强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
8月初，陈毅作为红四军代表前往上海参加党的全国军事会议。他向党中央和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客观汇报了红四军的诸多问题。周恩来说：“毛泽东是一个好书记，好书记才把大家不同意见综合成建议，这是出色的书记，你们应该请他回来。”周恩来委托陈毅代中央起草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来信》，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建设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思想和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张，要求红四军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维护毛泽东的领导。信中特别指出，毛泽东“仍应为前委书记”。
10月，陈毅带着《九月来信》从上海辗转回到闽西，原原本本地向红四军前委传达了中央指示。陈毅代表红四军前委和朱德赶往上杭，请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四军的领导岗位。陈毅回忆起这段历史曾说：“我们都是游击队长，谁听谁的？实践证明，毛泽东比我们强，所以我就放弃了过去的看法，我很心服口服、心悦诚服支持毛泽东。”诚然，在通往真理的道路上探求真理是担当，维护真理也是担当，向真理弯腰又何尝不是担当。
勇于担当是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是共产党人精神家园的红色基因。习近平总书记在接受俄罗斯记者采访时说：“我的执政理念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应该担当的责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始终贯穿“勇于担当”的时代要求。在他看来，担当精神不只是为了“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奋斗”，也是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他强调：“我们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就是忧党、忧国、忧民意识，这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種担当。”在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安徽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强调：“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在2014年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他要求青年学生“关心国家、关心人民、关心世界，学会担当社会责任”。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时，他强调：“要强化改革责任担当，看准了的事情，就要拿出政治勇气来，坚定不移干。”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他希望中央委员会的每一位同志“找准政治站位，增强政治意识，强化政治担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时，习近平指出：“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总之，习近平总书记既勇于担当作榜样，又要求全党同志自觉把使命放在心上，把责任扛在肩上，努力为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不懈奋斗。
担当显忠诚。我们理应传承红色基因，树立担当精神、乐于担当，发扬担当传统、敢于担当，提高担当能力、善于担当，努力争做“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的共产党员。
责任编辑 / 彭月才
置身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不禁让人浮想联翩。当年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在井冈山与敌奋战，肩上担当的不就是中国革命的前途么？不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命运么？
崇高理想：勇于担当之魂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中华民族深重灾难的开端。继而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先后爆发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结果都以告终。之后的辛亥革命虽然成功，但在袁世凯攫夺革命果实后，中国陷入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局面……
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确定“党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毛泽东指出：“我们将来的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好的最高理想。”中国共产党坚定地将实现这一“美好的社会制度”化为“现实的运动”。
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不管是流血还是牺牲，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之力渡过激流险滩。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对工人运动和共产党痛下杀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一时间，国民党新军阀纷纷仿效，杀戒大开，血流成河。7月15日，汪精卫发出反共屠杀令，仅在武汉8000共产党人在3个月内只剩下600人。年仅6岁的共产党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毅然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表明共产党要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和担当精神。八七会议后，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毛泽东，不顾自己已被国民党在湖南重点通缉的危险，以中央特派员身份从武汉返回长沙部署起义。成千上万的先烈为了崇高理想前赴后继，“星火”相传。“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毛泽东的堂妹毛泽建，1905年出生，1923年入党，两次被捕，前后关押一年多。面对敌人酷刑，她大义凛然，绝不屈服，高声笑道：“就是碎尸万段，我也不会低头。”1929年8月20日，毛泽建被敌人杀害在衡山马王庙刑场，年仅24岁。她在就义前的遗书中写道：“革命轻易的成功，千万不要做这样的奢望。但是，人民总归要做主人，共產主义事业终究要胜利。只要革命成功了，就是万死也无恨。”这是滴血的红色家书，这是理想铸就的担当宣言。
远见卓识：勇于担当之智
革命走什么样的道路？这是个没有现成答案，也是不容易找到答案的问题。筚路蓝缕启山林，尤其需要远见卓识的担当。1927年9月9日，震惊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但立即遭到反革命军队的残酷镇压，部队遭受重大损失。9月14日黄昏，毛泽东在浏阳东乡上坪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
革命有太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列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秋收起义后部队到底往哪儿走，至关命运，意见很不一致。据当年的亲历者何长工回忆，9月19日晚，前敌委员会在文家市里仁学校一个大教室开了一整夜会，争论很激烈。师长余洒度等人坚持城市中心论，主张攻打长沙，认为不打长沙就没有出路。毛泽东坚决反对，主张将部队转向山区和农村。他分析形势后，指着地图上罗霄山脉中段说：“我们要到这眉毛画得最浓的地方去当山大王。”有些人很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觉得革命革命，革到山上做“大王”去了，这叫什么革命。毛泽东耐心地说，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农武装。中国政治不统一，经济发展不平衡，矛盾很多，我们要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去。
建立农村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毛泽东的伟大创造。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不同于“部落联盟”，毛泽东的“山大王”区别于“绿林好汉”，是大智慧对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深邃思辨，是高瞻远瞩对国共两党力量对比悬殊的洞若观火。有一种说法：鲁迅是坐在书房里的毛泽东，毛泽东是指挥千军万马的鲁迅。无须论及此说法如何，但从未见过毛泽东的鲁迅十分赞赏“山大王”。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各种大报小刊对毛泽东和红军事无巨细全盘报道，一些国民党的报刊称红军为“共匪”。有一天，鲁迅突然在报纸上看到毛泽东的几首词，对许广平说：“《清平乐》也好，《西江月》也罢，这些词牌名向来都是文人雅士茶余饭后涂抹的软绵绵的小情小调。也是怪事，到了毛泽东手里，就有一种山大王的气概。”许广平插问：“你是说，毛泽东是山大王？”鲁迅说：“他身上有山大王的气概，但是他比山大王有智慧，比山大王目光也远大多了。”当冯雪峰后来见到毛泽东说：“鲁迅先生在上海的报纸上读了您的几首词，认为您身上有山大王的气概。”毛泽东一听哈哈大笑：“鲁迅先生比喻得好，太好了，他这话说到我心里去了。其实，早在上井冈山之前，我在长沙演讲中就说过这样的话，我要做革命的山大王”。即要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创建新型人民军队。
9月20日清晨，工农革命军集合在里仁学校操场上。毛泽东宣布前敌委员会“不打长沙，转兵向南”的决定。随后，部队从文家市向萍乡进发。26日，毛泽东在莲花县城召开前委会议，作出一项重大决策：引兵井冈。10月7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安家井冈山。引兵井冈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是大革命失败后党积蓄革命力量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转折，是毛泽东远见卓识谱写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之作。
无所畏惧：勇于担当之胆
当革命力量还很弱小、屡遭失败的时候，革命前辈就用“一块小石头”去砸蒋介石那口“大水缸”。秋收起义失利后，毛泽东在文家市无所畏惧地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的武装斗争刚刚开始，万事开头难，干革命就不要怕困难……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要打破蒋介石那口大水缸。”伟大革命家的胆略气呑山河。
秋收起义的部队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3个团共计5000余人，但很快就仅剩1500余人。南下途中，工农革命军频遭国民党军和地主武装袭击，不断出现伤亡。特别是在芦溪与国民党军一个正规团发生遭遇战，部队损失惨重，总指挥卢德铭壮烈牺牲。严重伤亡加上疟疾流行，工农革命军经受着严峻考验。 挫折接着挫折，失败连着失败，何时才能出现转机？危难之秋，毛泽东信心坚定，大智大勇，化危机为转机，着力解决部队建设问题。秋收起义20天后的9月29日，工农革命军到达三湾村时，不足800人。当晚，在村里的协盛和杂货铺召开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毛泽东说出了他思谋已久的方略：改编工农革命军，最核心的就是健全党的组织，支部建在连上。“三湾改编”从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里程碑。
朱毛在井冈山会师后，兵力扩展到4个团近5000人。此时，距离八一南昌起义不到一年，共产党在全国组织发动了大大小小上百次武装起义。1928年4月，中央政治局把各根据地的革命武装定名为“红军”，井冈山的部队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1929年，红四军发展到近万人。此时，国民党军阀混战停止了，随即开展“围剿”，红四军自然成为敌人的重点目标，井冈山被“敌军围困万千重”。敌众我寡，井冈山根据地不久失守。红四军从井冈山转向赣南、闽西开展游击战争。革命处于低潮，毛泽东登高远眺，以磅礴的气势、诗一样的语言描绘了革命的光明前景：“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曙光在前，不管征程多艰，他们却愈挫愈奋，无所畏惧，一往无前。
服从真理：勇于担当之诚
“三湾改编”确立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真理，但红四军在撤离井冈山后，对前委和红四军军委存废的争论，衍变为对党指挥枪的质疑。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党的七大召开。毛泽东坚持原则，本想弄清是非，统一思想，然而真理没有被多数人接受。七大作出决议，“朱毛两同志都有同等的错误”，对“毛泽东同志予以严重警告，朱德同志予以书面警告”。大会撤销了毛泽东前委书记的职务，他被迫离开了红四军，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毛泽东一头连着理想，一头连着实际，一生坚持原则，一如既往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临行前，他陈述：“现在还是要根据我们历来实际斗争中的经验，加强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
8月初，陈毅作为红四军代表前往上海参加党的全国军事会议。他向党中央和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客观汇报了红四军的诸多问题。周恩来说：“毛泽东是一个好书记，好书记才把大家不同意见综合成建议，这是出色的书记，你们应该请他回来。”周恩来委托陈毅代中央起草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来信》，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建设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思想和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张，要求红四军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维护毛泽东的领导。信中特别指出，毛泽东“仍应为前委书记”。
10月，陈毅带着《九月来信》从上海辗转回到闽西，原原本本地向红四军前委传达了中央指示。陈毅代表红四军前委和朱德赶往上杭，请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四军的领导岗位。陈毅回忆起这段历史曾说：“我们都是游击队长，谁听谁的？实践证明，毛泽东比我们强，所以我就放弃了过去的看法，我很心服口服、心悦诚服支持毛泽东。”诚然，在通往真理的道路上探求真理是担当，维护真理也是担当，向真理弯腰又何尝不是担当。
勇于担当是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是共产党人精神家园的红色基因。习近平总书记在接受俄罗斯记者采访时说：“我的执政理念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应该担当的责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始终贯穿“勇于担当”的时代要求。在他看来，担当精神不只是为了“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奋斗”，也是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他强调：“我们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就是忧党、忧国、忧民意识，这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種担当。”在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安徽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强调：“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在2014年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他要求青年学生“关心国家、关心人民、关心世界，学会担当社会责任”。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时，他强调：“要强化改革责任担当，看准了的事情，就要拿出政治勇气来，坚定不移干。”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他希望中央委员会的每一位同志“找准政治站位，增强政治意识，强化政治担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时，习近平指出：“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总之，习近平总书记既勇于担当作榜样，又要求全党同志自觉把使命放在心上，把责任扛在肩上，努力为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不懈奋斗。
担当显忠诚。我们理应传承红色基因，树立担当精神、乐于担当，发扬担当传统、敢于担当，提高担当能力、善于担当，努力争做“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的共产党员。
责任编辑 / 彭月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