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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前夕，纳粹德国曾对中国西藏开展了一次秘密考察。和出于政治妄想而展开探险的军人有别，这支队伍中的学者满怀探索未知世界的梦想，且收获颇丰。这趟非凡旅程取得的学术成就，不可避免地因为同纳粹政权的瓜葛而蒙尘。
柏林自然历史博物馆因丰富的藏品而闻名。比大厅里那具恐龙骨架名气更响的，是一排柜子里存放的3000余件动物标本——它们来自80年前的中国西藏地区。在那个年代，这些珍贵的标本是如何漂洋过海来到这里的？其背后的故事被赋予了浓厚的神秘感。
二战爆发前不久，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谢弗和一群纳粹党卫军成员远赴西藏。探险队员白天忙着研究当地的风土人情与飞禽走兽，晚上则把自己关在用牦牛毛编织的帐篷里，畅饮产自东普鲁士的杜松子酒。
这场现代科学史上备受争议的考察活动收获颇丰。谢弗和他的同事不仅得到了上万件标本，还获赠各种富有异域风情的工艺品，它们至今仍被保存在德国中部小城加特斯莱本。同等重要的还有总长17500米的胶卷，外加一封西藏地方政府领导人致“希特勒阁下”的信件。
至于这封现存于巴伐利亚州图书馆的信为什么从未被送到希特勒手上，答案如这次行动的真实目的一样模糊不清。有传言称，党卫队头目希姆莱命令谢弗等人搜寻有金色卷发的“始祖雅利安人”，德国军方还要求探险队寻找适于在寒冷地区使用的战马。
觊觎西藏的英国人以警惕的目光打量着这群不速之客。如后世的一些历史学家所言，纳粹德国想提前探索亚洲腹地，或许是觉得德国和日本的势力范围有可能在这里相撞。
德国学者皮特·迈耶·胡辛的新著《纳粹在西藏》给出了相对客观的见解。通过对原始档案的分析，他得出结论：这趟前往冰雪覆盖的喜马拉雅山的旅程具有两重属性：党卫军策划的秘密行动，以及学者对未知世界的求索。
年轻科学家面临危险诱惑
作为这场冒险的主角，恩斯特·谢弗年轻时就在自然科学界崭露头角。父亲是成功的商人，谢弗却很反感生意场上的勾心斗角，上中学时经常去山中狩猎。开始系统地学习生物学后不久，这位高材生和美国百万富翁布鲁克·多兰二世成了朋友。后者打算前往闭塞的中国西南地区考察，需要一位能干的伙伴同行。
1931年，两人首次进入中国川藏交界地带的原始森林。根据多兰的回忆，谢弗展现了优秀猎手的本色，很快，他们的行李里就塞满了动物毛皮，不仅有喜马拉雅斑羚、鬣羚和扭角羚的毛皮，还有大熊猫的毛皮。
美国费城自然科学院发现了谢弗的才干，将其招揽为特邀研究员。回国后，谢弗凭借在旅程中记录下的文字赚了一笔稿费。1933年，德国进入纳粹统治时代，这位学者依然醉心于荒野的呼唤，和“美国佬”多兰在长江源头又待了差不多两年时间。
当这位学术新星在多兰的豪华牧场庆祝26岁生日时，向他献殷勤的除了美国人，还有纳粹政权的宣传部门乃至军队。根据希特勒与希姆莱的授意，后者试图为第三帝国的西藏探险计划披上学术的外衣。
彼时，欧美人想象中的西藏隐藏着无限的秘密。虽然英国在20世纪初就派遣士兵用武力打开了西藏的大门，但此后30多年间，当地仍处于封闭状态，拒绝外国人游览。
西藏的封闭进一步激发了纳粹德国对它的兴趣。1936年春，希姆莱发了一封越洋电报给谢弗：“请返回德国，有要事相商。”后者同意了。
战争结束后，谢弗曾懊悔地表示，自己和后来成为大屠杀设计者的希姆莱结盟，是“这辈子最后悔的错误”，但迈耶·胡辛在新书指出，谢弗的举动完全是出于功利动机。
谢弗意识到，摆在自己和党卫军之间的是一笔“浮士德式的交易”。在希姆莱及其亲信那里，所谓“雅利安史前文明论”十分流行，这些人宣称，雅利安人的祖先很早就建立了现代化国家，后来毁于天灾。到20世纪，只有喜马拉雅山附近还有这个“超级人种”的残余。
探险队暗藏分歧
数十年来，公众舆论紧抓不放的正是纳粹德国西藏探险活动的政治意图。在文学家笔下和互联网上，以科学家身份卷入这场活动的谢弗，也被描绘成寻找圣杯的希特勒门徒。
这种观点随着一尊“来自太空的佛像”的曝光而登峰造極。这尊佛像据说是谢弗等人在考察中获得的战利品的一部分。材料学分析表明，佛像所用的材质来自1万年前在西伯利亚和蒙古之间坠落的一块陨石。
不过，《纳粹在西藏》一书提出了另一种观点：材料的确来自太空，但佛像本身是由现代人打造的。有人试图围绕这个物件的来源编造传说，目的只是为了让它身价倍增。
探险队从一开始就产生了“令人困惑的分裂”，迈耶·胡辛在书中如是说。他认为，希姆莱等人对雅利安文明起源的狂热追寻，对作为名誉队长的恩斯特·谢弗并无实质影响，相反，纳粹高层与谢弗观念不合，双方多次闹得不欢而散。最终，希姆莱决定全盘接手该计划，他大笔一挥，所有队员摇身一变，都获得了党卫军军官身份。
探险队员头盔上的“卐”字标志引起了英国方面的警觉。队伍于1938年4月踏上旅程时，谢弗发现，他们拿不到英属印度的入境许可，因为殖民当局认为他们有间谍嫌疑。
好在，这位出身上流社会的学者懂得如何运用个人魅力。队伍到达加尔各答后，他独自坐了36个小时的火车，穿过无数个土邦，觐见时任印度总督林利斯哥勋爵。殖民地当局的一份备忘录显示，谢弗表现得“精通谄媚”，让东道主无法请他吃闭门羹。
在伦敦，外交场内外的运作也在加紧进行。受在德国的亲朋好友之托，不少英国右翼分子争相游说时任首相张伯伦。最终，出于绥靖主义，张伯伦给谢弗等人开了绿灯。
带着绝密使命公费旅游
德国人重新上路时，日历已翻到夏天。这些不速之客赶着牛车和马匹，气喘吁吁地翻越一个又一个海拔5000米以上的山口，逐步接近青藏高原资源最丰富的地区。
考察开始前的1937年11月，恩斯特·谢弗的妻子意外身亡，这让他郁郁寡欢。每到夜晚，和周围的职业军人说不上话的他便钻进帐篷，朗诵歌德的《浮士德》。收音机里传来的舞曲不足以提高他的兴致，更不用说那一成不变的食物，“除了面条，还是面条”。 麻烦并未至此结束。因为不能“合法”进入西藏，探险队在边境无所事事地度过了几个月，才等到了“走后门”的机会。某日，边界对面过来一位西藏当局的行政人员，谢弗对其奉承有加，端茶倒酒不说，还故作慷慨地向前者赠送了大堆食物和生活用品。
他的贿赂战术成功了。几个星期后，西藏当局允许这群“外宾”访问戒备森严的拉萨，条件是不得携带技术设备。许可文件还注明，不许他们“捕杀禽类或哺乳动物”。
1938年12月22日，身着党卫军制服的一行人终于正式踏入此前被视为“禁区”的西藏核心地带。在冒着零下30摄氏度的低温徒步穿越积雪覆盖的草原期间，他们不忘用自制的金箔装饰了一棵圣诞树。到达拉萨时，这些被希特勒寄予厚望的精英看上去就像一群流浪汉——“金发碧眼，胡子拉碴”，队伍所到之处总能吸引大批当地人围观。
20世纪30年代末，拉萨这座城市約有2.5万居民，周边地区居住着数以万计的僧侣。《纳粹在西藏》一书称，游览布达拉宫等地时，德国人与那些派头十足且不苟言笑的英国外交官不同，始终衣着随意、神情放松。连续多日，他们邀请当地的达官显贵参加宴会，留声机里播放着充满欧洲风情的乐曲。他们的酒量也成了街头巷尾的谈资。
名义上是奉“元首”的命令，前去搜寻“被遗忘的雅利安人宗亲”，但迈耶·胡辛写道，那些党卫军成员似乎更乐意把这次行动看成公费旅游。事实上，在外界想象中充满未知数、本应秘而不宣的异域探险，绝大多数时候是在觥筹交错和声色犬马中度过的。
学术成就遭“政治”拖累
以恩斯特·谢弗为首的学者没有放弃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无视禁令，大肆捕杀飞禽走兽，完成地磁测量，开展人类学研究，还拍摄了宗教人士主持“天葬”的影片。有几次，这些带着相机的德国人在宗教仪式上过度活跃，差点被民众处以私刑。
在备忘录中，紧盯探险队一举一动的英国官员指责德国人举止粗鲁，把谢弗描绘成“法西斯主义的传教士”，但他们的言辞中也含有一丝嫉妒。作为迈耶·胡辛笔下的“社交高手”，谢弗甚至说服当局把探险队的停留期限延长了半年。1939年年底的一份文件显示，谢弗等人试图将军火送进西藏，但直到今天，这一举动的目的仍然是谜。
二战爆发3周前，这一混杂着“间谍活动、醉酒狂欢和资源劫掠”的奇特任务告一段落。除了3000多具动物标本，考察队还带回了矿物样本、地形图和数万张照片。
今天，这批珍宝依然保存在德国各地，搜集它们的人却已被遗忘。《纳粹在西藏》一书指出，如果恩斯特·谢弗当初留在美国，他可能早已跻身20世纪最伟大的自然科学家之列；但在战后的德国，由于卷入了一场由纳粹政权组织的探险，他只能“勉强”脱罪，以狩猎杂志撰稿人的身份度过余生。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
〔原载《青年参考》2017年4月12日〕
柏林自然历史博物馆因丰富的藏品而闻名。比大厅里那具恐龙骨架名气更响的，是一排柜子里存放的3000余件动物标本——它们来自80年前的中国西藏地区。在那个年代，这些珍贵的标本是如何漂洋过海来到这里的？其背后的故事被赋予了浓厚的神秘感。
二战爆发前不久，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谢弗和一群纳粹党卫军成员远赴西藏。探险队员白天忙着研究当地的风土人情与飞禽走兽，晚上则把自己关在用牦牛毛编织的帐篷里，畅饮产自东普鲁士的杜松子酒。
这场现代科学史上备受争议的考察活动收获颇丰。谢弗和他的同事不仅得到了上万件标本，还获赠各种富有异域风情的工艺品，它们至今仍被保存在德国中部小城加特斯莱本。同等重要的还有总长17500米的胶卷，外加一封西藏地方政府领导人致“希特勒阁下”的信件。
至于这封现存于巴伐利亚州图书馆的信为什么从未被送到希特勒手上，答案如这次行动的真实目的一样模糊不清。有传言称，党卫队头目希姆莱命令谢弗等人搜寻有金色卷发的“始祖雅利安人”，德国军方还要求探险队寻找适于在寒冷地区使用的战马。
觊觎西藏的英国人以警惕的目光打量着这群不速之客。如后世的一些历史学家所言，纳粹德国想提前探索亚洲腹地，或许是觉得德国和日本的势力范围有可能在这里相撞。
德国学者皮特·迈耶·胡辛的新著《纳粹在西藏》给出了相对客观的见解。通过对原始档案的分析，他得出结论：这趟前往冰雪覆盖的喜马拉雅山的旅程具有两重属性：党卫军策划的秘密行动，以及学者对未知世界的求索。
年轻科学家面临危险诱惑
作为这场冒险的主角，恩斯特·谢弗年轻时就在自然科学界崭露头角。父亲是成功的商人，谢弗却很反感生意场上的勾心斗角，上中学时经常去山中狩猎。开始系统地学习生物学后不久，这位高材生和美国百万富翁布鲁克·多兰二世成了朋友。后者打算前往闭塞的中国西南地区考察，需要一位能干的伙伴同行。
1931年，两人首次进入中国川藏交界地带的原始森林。根据多兰的回忆，谢弗展现了优秀猎手的本色，很快，他们的行李里就塞满了动物毛皮，不仅有喜马拉雅斑羚、鬣羚和扭角羚的毛皮，还有大熊猫的毛皮。
美国费城自然科学院发现了谢弗的才干，将其招揽为特邀研究员。回国后，谢弗凭借在旅程中记录下的文字赚了一笔稿费。1933年，德国进入纳粹统治时代，这位学者依然醉心于荒野的呼唤，和“美国佬”多兰在长江源头又待了差不多两年时间。
当这位学术新星在多兰的豪华牧场庆祝26岁生日时，向他献殷勤的除了美国人，还有纳粹政权的宣传部门乃至军队。根据希特勒与希姆莱的授意，后者试图为第三帝国的西藏探险计划披上学术的外衣。
彼时，欧美人想象中的西藏隐藏着无限的秘密。虽然英国在20世纪初就派遣士兵用武力打开了西藏的大门，但此后30多年间，当地仍处于封闭状态，拒绝外国人游览。
西藏的封闭进一步激发了纳粹德国对它的兴趣。1936年春，希姆莱发了一封越洋电报给谢弗：“请返回德国，有要事相商。”后者同意了。
战争结束后，谢弗曾懊悔地表示，自己和后来成为大屠杀设计者的希姆莱结盟，是“这辈子最后悔的错误”，但迈耶·胡辛在新书指出，谢弗的举动完全是出于功利动机。
谢弗意识到，摆在自己和党卫军之间的是一笔“浮士德式的交易”。在希姆莱及其亲信那里，所谓“雅利安史前文明论”十分流行，这些人宣称，雅利安人的祖先很早就建立了现代化国家，后来毁于天灾。到20世纪，只有喜马拉雅山附近还有这个“超级人种”的残余。
探险队暗藏分歧
数十年来，公众舆论紧抓不放的正是纳粹德国西藏探险活动的政治意图。在文学家笔下和互联网上，以科学家身份卷入这场活动的谢弗，也被描绘成寻找圣杯的希特勒门徒。
这种观点随着一尊“来自太空的佛像”的曝光而登峰造極。这尊佛像据说是谢弗等人在考察中获得的战利品的一部分。材料学分析表明，佛像所用的材质来自1万年前在西伯利亚和蒙古之间坠落的一块陨石。
不过，《纳粹在西藏》一书提出了另一种观点：材料的确来自太空，但佛像本身是由现代人打造的。有人试图围绕这个物件的来源编造传说，目的只是为了让它身价倍增。
探险队从一开始就产生了“令人困惑的分裂”，迈耶·胡辛在书中如是说。他认为，希姆莱等人对雅利安文明起源的狂热追寻，对作为名誉队长的恩斯特·谢弗并无实质影响，相反，纳粹高层与谢弗观念不合，双方多次闹得不欢而散。最终，希姆莱决定全盘接手该计划，他大笔一挥，所有队员摇身一变，都获得了党卫军军官身份。
探险队员头盔上的“卐”字标志引起了英国方面的警觉。队伍于1938年4月踏上旅程时，谢弗发现，他们拿不到英属印度的入境许可，因为殖民当局认为他们有间谍嫌疑。
好在，这位出身上流社会的学者懂得如何运用个人魅力。队伍到达加尔各答后，他独自坐了36个小时的火车，穿过无数个土邦，觐见时任印度总督林利斯哥勋爵。殖民地当局的一份备忘录显示，谢弗表现得“精通谄媚”，让东道主无法请他吃闭门羹。
在伦敦，外交场内外的运作也在加紧进行。受在德国的亲朋好友之托，不少英国右翼分子争相游说时任首相张伯伦。最终，出于绥靖主义，张伯伦给谢弗等人开了绿灯。
带着绝密使命公费旅游
德国人重新上路时，日历已翻到夏天。这些不速之客赶着牛车和马匹，气喘吁吁地翻越一个又一个海拔5000米以上的山口，逐步接近青藏高原资源最丰富的地区。
考察开始前的1937年11月，恩斯特·谢弗的妻子意外身亡，这让他郁郁寡欢。每到夜晚，和周围的职业军人说不上话的他便钻进帐篷，朗诵歌德的《浮士德》。收音机里传来的舞曲不足以提高他的兴致，更不用说那一成不变的食物，“除了面条，还是面条”。 麻烦并未至此结束。因为不能“合法”进入西藏，探险队在边境无所事事地度过了几个月，才等到了“走后门”的机会。某日，边界对面过来一位西藏当局的行政人员，谢弗对其奉承有加，端茶倒酒不说，还故作慷慨地向前者赠送了大堆食物和生活用品。
他的贿赂战术成功了。几个星期后，西藏当局允许这群“外宾”访问戒备森严的拉萨，条件是不得携带技术设备。许可文件还注明，不许他们“捕杀禽类或哺乳动物”。
1938年12月22日，身着党卫军制服的一行人终于正式踏入此前被视为“禁区”的西藏核心地带。在冒着零下30摄氏度的低温徒步穿越积雪覆盖的草原期间，他们不忘用自制的金箔装饰了一棵圣诞树。到达拉萨时，这些被希特勒寄予厚望的精英看上去就像一群流浪汉——“金发碧眼，胡子拉碴”，队伍所到之处总能吸引大批当地人围观。
20世纪30年代末，拉萨这座城市約有2.5万居民，周边地区居住着数以万计的僧侣。《纳粹在西藏》一书称，游览布达拉宫等地时，德国人与那些派头十足且不苟言笑的英国外交官不同，始终衣着随意、神情放松。连续多日，他们邀请当地的达官显贵参加宴会，留声机里播放着充满欧洲风情的乐曲。他们的酒量也成了街头巷尾的谈资。
名义上是奉“元首”的命令，前去搜寻“被遗忘的雅利安人宗亲”，但迈耶·胡辛写道，那些党卫军成员似乎更乐意把这次行动看成公费旅游。事实上，在外界想象中充满未知数、本应秘而不宣的异域探险，绝大多数时候是在觥筹交错和声色犬马中度过的。
学术成就遭“政治”拖累
以恩斯特·谢弗为首的学者没有放弃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无视禁令，大肆捕杀飞禽走兽，完成地磁测量，开展人类学研究，还拍摄了宗教人士主持“天葬”的影片。有几次，这些带着相机的德国人在宗教仪式上过度活跃，差点被民众处以私刑。
在备忘录中，紧盯探险队一举一动的英国官员指责德国人举止粗鲁，把谢弗描绘成“法西斯主义的传教士”，但他们的言辞中也含有一丝嫉妒。作为迈耶·胡辛笔下的“社交高手”，谢弗甚至说服当局把探险队的停留期限延长了半年。1939年年底的一份文件显示，谢弗等人试图将军火送进西藏，但直到今天，这一举动的目的仍然是谜。
二战爆发3周前，这一混杂着“间谍活动、醉酒狂欢和资源劫掠”的奇特任务告一段落。除了3000多具动物标本，考察队还带回了矿物样本、地形图和数万张照片。
今天，这批珍宝依然保存在德国各地，搜集它们的人却已被遗忘。《纳粹在西藏》一书指出，如果恩斯特·谢弗当初留在美国，他可能早已跻身20世纪最伟大的自然科学家之列；但在战后的德国，由于卷入了一场由纳粹政权组织的探险，他只能“勉强”脱罪，以狩猎杂志撰稿人的身份度过余生。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
〔原载《青年参考》2017年4月12日〕